曹建南

福州文人陈元辅的《枕山楼茶略》是散逸已久的清代茶书，朱自振教授从日本茶叶组合中央会议所获得1805年版复印本，其文本分别被收入郑培凯、朱自振编《中国历代茶书汇编》和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以下将此二书所收文本简称“今本《茶略》”），为茶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本文拟根据古代日本茶书的相关资料，探讨和陈元辅及其《枕山楼茶略》有关的几个问题，就教于大方。

1 陈元辅其人

陈元辅，字昌其，福建福州人，史志无传，生平不详。2002年出版的《中国茶文大辞典》对《枕山楼茶略》的解释是：“茶书。清代陈元辅撰。……作者未详。”[1]（P549）这里的“作者未详”，显然应该是“作者生平未详”的意思。章传政等人2007年的论文也表示：“陈元辅，生平事迹不详。”[2]（P123）可见，茶文化学界对陈元辅的生平事迹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陈元辅是个能诗善文，工于书画的民间文人，受到文学史、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参考的信息。例如有人根据林潭《枕山楼诗集·序》：“自余庚戌，得交昌其，时方束发”的记载，推算出陈元辅应该出生于顺治十三年（1656）。[3]（P47）陈元辅曾为程顺则儿子搏万的诗集《焚余稿》作序，落款为“康熙戊子蒲月既望闽中陈元辅昌其氏撰”。[4]（P1）“康熙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可见康熙年间（1662-1723）是陈元辅活动的主要时期。

陈元辅有《枕山楼诗集》、《枕山楼文集》、《枕山楼诗话》和《枕山楼课儿诗话》等在日本刊行。他的书画在日本也有较高的评价。1855年，盘谷井晖在林潭《晚香园梅诗》安政版的刊刻后记中说：“余藏陈昌其书幅多矣。磊落不羁，笔法如神，而未审其为人，常以为憾。”[5]1876年的《青湾茗䜩图志》所附《青湾茗䜩书画展观录》也有：“陈元辅淡彩山水[绢本立幅]”的记载，[6]（P290）可见，19世纪中期，陈元辅的书画作品在日本收藏家之间颇有人气，作为煎茶席茶挂还受到茶人的青睐。《妙蹟图传》（1909年）评陈元辅某草书作品曰：“此幅展之，只见雄豪之态，谛观之，则觉字与心应，腕与笔酬，纵横跌宕，有颠素之趣。”[7]（P253）认为陈元辅草书有唐代书法家怀素狂草的韵味，陈元辅书法在日本评价之高由此可见。作为书画家，陈元辅被收入日本思文阁出版的《美术人名辞典》。

陈元辅几乎一生未仕，年轻时颇有怀才不遇的郁愤。例如他评注林潭《晚香园梅诗》中诗句“一从知遇罗浮后，几度凄其鹤唳天”时说：“吾辈当牢骚极不平之际每借一笑以代痛苦，所以古今来无限颠颠倒倒之事，盖可付之一笑。……予当夜深时，半盏孤灯，一杯苦茗，回想此生，遭逢不遇几为痛。知遇之难如此，今读此，愈增太息矣。”[5]（P3）又评注“枝南枝北不改芳，吾将为赋续江郎”句说：“‘不改芳’三字，只见梅之节操，……予忆试后无聊，忽曾子、子浴自潜园来，留之斋头，命童子焚香煮茗，予与促膝谈心。或仰天浩叹，或搔首长吁，甚至两人互相泣下。”[5]（P9）怀才不遇的陈元辅大概就是这样在焚香煮茗、切磋诗文的岁月中度过了他的愤青时代的。

福州的不遇文人之所以能享誉日本，和他的学生程顺则有着密切的关系。琉球鸿儒程顺则（1663-1735），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字宠文，号雪堂，博学多才，官紫金上夫。曾五次到访中国，拜陈元辅为师，学习程朱理学和汉诗。他携回《六谕衍义》等多种汉文典籍，为琉球王国的文教、典制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被誉为“琉球五伟人”之一。

陈元辅比程顺则约年长8岁，两人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颇多宴饮酬唱。陈元辅的诗文集几乎都是程顺则资助刊刻的。例如《枕山楼诗集》，林潭在《序》中说：“程子宠文从余友昌其游，相得甚欢。一日袖昌其诗，问序于予曰：‘此师半生心血也，兹欲寿之梨枣。先生固知师之深者，愿乞一言弁其首。’”[8]（P1270）对程的要求，林慨然应允，并说：“世有如此之诗，藏之名山，以待传人可也；即悬之国门，与众共读，亦无不可也。此宠文所以捐赀授梓，欲为其师传不朽也。”[8]（P1275）明确交代了程顺则捐资刊刻陈元辅诗集的缘由。陈元辅《送程宠文归中山·其九》：“枕山诗草委沙泥，独检焚余授枣梨”，自注曰：“程子捐赀，为予刻诗”，[8]（P1358）可见程顺则捐资为恩师刊刻诗集是确有其事的事实。而《枕山楼课儿诗话》则是由程顺则发起，联合了另外5人共同“捐资授梓”的。[9]（P28）

至于《枕山楼茶略》是否和程顺则有关，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无法给出判断。

2 版本和书名

据管见所知，《枕山楼茶略》在日本现存两个版本。一是文化2年（1805）9月的刊本，这是现在所知该书的最早版本，也就是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中提到的版本。万国鼎的根据《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930年），其中子部·谱录类载：“《枕山楼茶略》一卷，清·陈元辅撰，文化刊”[10]（P498），可见就是文化版。今本《茶略》就是根据这个版本排印的文本。另一版本是明治3年（1870）日本书肆布袋庵出版的田痴训点的插图本，书名也是《枕山楼茶略》。“训点”是日本人阅读古代汉文的辅助符号，除了标点断句，还标注汉字的日文读音和调整语序的符号，目的是帮助日本人正确理解中国的古代汉文。田痴，即田能村直入（1814-1907），日本著名的南画家，煎茶文化的推行者。他训点的明治版的发行，扩大了《枕山楼茶略》在日本的读者层。

但是，在文化版问世之前，凡是涉及此书的文献，其书名均为《茶略》。记载琉球风俗的户部良熙《大岛笔记》（1762年）提到：“有陈爷《茶略》之书，云乃委论茶事之书也。”[11]（P374）意思是说，有一部叫做“陈爷《茶略》”的书，据说是一部详细阐述了茶事的书。按照程顺则在琉球文教界的地位，以及陈元辅和程顺则的师生关系来说，18世纪中期琉球的读书人把陈元辅称为“陈爷”并非不可思议之事。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在琉球流传的这“陈爷《茶略》”究竟是刊本还是抄本。

大枝流芳《青湾茶话》（1756年）被称为日本第一部煎茶书，其中设《采摭诸书》一节，罗列了该书涉猎的和汉古籍共49部，《茶略》是其中之一，并标明著者为“陈昌其，字廷耀”。[12]（P77）虽然“字廷耀”有误，但并不妨碍陈元辅所著茶书名为《茶略》的事实。《青湾茶话》有7处引用了《茶略》，其第一条说：

陈昌其《茶略》曰，物之得器，犹人之得地也。何独于茶而疑之？盖烹茶之器，不过瓦、锡、铜而已。瓦器属土，能生万物，有长养之义焉。考之五行，土为火用生，母子想得自然有合，故煮水之器，唯此称良。然薄脆不堪耐久。其次则锡器为宜，盖锡软而润，软则能化红炉之焰，润则能杀烈焰之威，况登山临水，野店江桥，取携甚便，与瓦器动辄破坏者不同。至于铜礶煎熬之久，不无腥味，法宜于礶底洒锡，久则复洒，以杜铜腥。若用铁器以煮水，是犹用井水以烹茶，其悖谬似不待赘。[12]（P89-90）

日本代表性煎茶书是上田秋成的《清风琐言》（1794年），书中引用了《茶略》5条，其中第一条（图1）云：

陈元辅《茶略》云，茶之有性，犹人之有性。人性皆善，茶性皆清。[13]（P483）

同样是以《茶略》为书名的。文化2年6月，上田秋成在《答尾张人大馆高门》中提到了刊刻“陈昌其《茶略》”的计划[14]（P47），可见直到文化版刊刻的三个月之前，日本人都是以《茶略》来称呼陈元辅的这本茶书的。而且，陈元辅在《自序》也说：“兹特谱为二十则，曰《茶略》”，[15]（P821）明确说明其书名是《茶略》。

图1 《清风琐言》引陈元辅《茶略》书影

可见，陈元辅的茶书早先是以《茶略》之名在琉球、日本流传的，大概是刊刻文化版时，仿《枕山楼文集》《枕山楼诗集》《枕山楼诗话》之例，加上“枕山楼”三字，成为现在众所周知的《枕山楼茶略》。

最早以《枕山楼茶略》这一书名加以引用的日本煎茶书是江户后期的南画家田能村竹田的《竹田庄茶说》（1829年）。田能村竹田（1777-1835）是代表日本文人煎茶顶峰的人物，善画工诗，汉文造诣深厚，著述颇丰。所著茶书有《竹田庄泡茶诀》《竹田庄茶说》《石山斋茶具图谱》，合称《泡茶新书三种》，于天保2年（1831）刊行。作为文人画家，竹田和陈元辅在饮茶情趣和生活价值观方面是有某些共同之处的。

3 成书年代

《中国历代茶书汇编》和《中国古代茶书集成》都把《枕山楼茶略》排在朱濂《茶谱》（1820年）之后，章传政等人2006年的论文则将其成书年代定为“1908年前”[16]（P67），这显然是由于对陈元辅的生平一无所知而造成的错误。如上所述，陈元辅是活动于康熙时代的文士，因此，该书的撰写不会晚于康熙年间。

事实上，我们发现，有名为《茶略》的汉文茶书在刊刻于日本贞享3年（1686）的盘察《茶考》中被多次引用（图2）。盘察，不知何许人也。根据《茶考·序》：“余挂锡于平安巽山下之寓”，以及落款“苾蒭盘察记之”[17]可知，盘察是一名禅僧，书后记有“贞享三年中秋日，书林”[17]（P11）字样，没有标明刊刻者或发行者。书中分《辨始》《辨名》《辨 色》《辨 味》《辨 德》《辨地》《辨 水》《辨 沸》《辨制》《辨器》十则，摘引中国茶书的相关内容，掺杂一些日本的茶事和自己的意见，是一本内容简要的汉文体煎茶书。书中共有5处提到《茶略》，摘录如下：

1、《茶略》云，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自清。凡肉之在齿间者，得茶漱涤之，乃尽消缩，不觉而脱去，不烦刺挑也。而齿性便苦，缘此渐坚密，蠹毒自已矣。然率用中下茶云云[顾元庆《茶谱》亦引此语矣]。[17]（P6）

2、《茶略》云，凡水泉不甘能损茶味之严，故古人择水最为切矣。《茶谱》同之。[17]（P8）

3、《茶略》云，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有声，中则四边泉涌累连，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云云。[17]（P8）

4、《茶略》云，凡烹茶，先以热汤洗茶叶，去其尘垢矣。[17]（P9）

5、《茶略》所载凡有十六种：商象[古石鼎也]；……。[17]（P9-10）

上述5条引文均见于明代钱椿年撰、顾元庆删校的《茶谱》，只有2、3、4这3条亦见于今本《茶略》，不知是盘察引用资料的错误，还是后世刊刻《枕山楼茶略》时进行了删改。但根据第1条引文后“顾元庆《茶谱》亦引此语矣”、第2条引文末尾“《茶谱》同之”的夹注可知，在盘察撰写《茶考》时，《茶谱》和《茶略》是同时存在的。《茶考》中引用的中国茶书还有陆羽《茶经》、蔡襄《茶录》、毛文锡《茶谱》、审安老人《茶具图谱》、胡文焕《茶集》以及喻政《茶集》，都是确有其书的实在资料，没有虚妄杜撰。虽然明代还有顾元起的《茶略》，但内容和体例都相去甚远，与本文无关。因此，可以断定，盘察《茶考》所引用《茶略》，就是陈元辅的《茶略》。

图2 1686年刊行的《茶考》引《茶略》书影

前面说过，陈元辅大约生于1656年，那就是说，《茶略》是他30岁以前的著作。陈元辅的心路历程显示了这种可能性。和陈元辅有50多年交往经历的林潭在《枕山楼诗集·序》中说：“昌其癸丑以后诗，多感怆牢骚，犹之少陵在曲江夔府诸作，一字一泪者。无非以遇与心违，怀才莫展耳。”[18]（P1274）癸丑为康熙十二年（1673），陈元辅约18岁，林潭对陈昌其18岁以后诗作的“多感怆牢骚”的评价，和昌其戊午年（1678，23岁）评注《晚香园梅诗》诗句时表现出来的“愤青情绪”是完全一致的。而丙辰（1676）以后，“昌其或磨盾草檄，浪赋从戎；或匹马孤舟，远寻知己。阅历久而识胆深，识胆深而性情挚，向之怫悒无聊，忽啼忽笑者，今皆韬锋敛颖。坐春风中，读其近作，颢颢噩噩，欎而善愁，婉而多风。”[18]（P1275）可见，陈元辅在 20岁以后，随着阅历增长，思想性格逐渐发生了变化，以至“向之怫悒无聊，忽啼忽笑者，今皆韬锋敛颖”，愤青情绪大为收敛。大概就是这段思想性格发生转变的时期，感悟到饮茶具有“能逐倦鬼，驱睡魔，招心胸智慧之神，涤脏腑烦恼之祟”[15]（P821）的“才德”，陈元辅才参考前人茶书撰写了《茶略》一书。

根据23岁评注《晚香园梅诗》时的愤青情绪来推测，《茶略》应是他26岁前后的著作，也就是1680年至1685年之间。

4 对日本煎茶文化的影响

《枕山楼茶略》“除自序和一部分内容是属于陈元辅自己撰写者外，有部分内容和明清辑集类茶书一样，只是换换标题，基本上也是抄自他书。”[15]（P820）因此，从中国茶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枕山楼茶略》也许并不是价值很高的文献，但此书对日本煎茶文化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日本人所说的“煎茶”，就是“散茶”或“叶茶”的意思，是和“抹茶”相对的一个概念，因此，所谓“煎茶文化”就是围绕散茶的茶文化现象。日本的散茶文化发轫于17世纪中叶的隐元东渡，在此之前，抹茶是日本饮茶的主流。和抹茶点饮法相比，散茶的饮用方法和使用器具有所不同，故《茶考》、《青湾茶话》和《清风琐言》等阐述散茶饮用法的早期煎茶书都大量引用明清茶书的有关叙述，《枕山楼茶略》是被引用次数较多的一种。

以藏茶器具为例。抹茶和散茶的贮藏方法不同，抹茶的原料未碾成粉末时用陶罐贮藏，使用前碾成粉末，然后装入漆器小罐存放，因此，对于习惯于抹茶的日本茶人来说，如何选择散茶的藏茶器具是一个新的问题。《枕山楼茶略》说：“故贮茶之器，唯有瓦锡二者。予尝登石鼓游白云洞，其住僧为予云，瓦罐所贮之茶，经年则渐有湿，若用锡罐贮之，虽十年而气味不改。然则收贮佳茗，舍锡器之外，吾未见其可也。”[15]（P822）强调的是锡器的藏茶效果。

为了宣传锡罐优于陶罐的观点，《清风琐言》引用了陈元辅《茶略》中石鼓山白云洞住僧的说法，田能村竹田更是以《枕山楼茶略》为依据，围绕藏茶器具展开了他作为文人煎茶家的生活价值观论述。他在《竹田庄茶说》中说：

藏茶有高丽、三岛、熊川，或古备前、古萨摩等壶，为人所赏珍，然其实功终无及于锡壶。可求购锡壶大小二（只），大者贮年中所用之茶，小者贮日用之茶。若闻司马温公之语，斯亦稍奢者也，然梅雨间等（季节）终非此壶则难以堪（用）。是当从《枕山楼茶略》之说。茶一旦湿而焙之，则气味减一段，万不可令湿。[18]（P315）

在这段话里，竹田表达了完全赞同陈元辅对藏茶器具要求的见解。所谓“司马温公之语”，大概指的是司马光《家范》：“人情由俭入奢则易，由奢入俭则难”之类戒奢倡俭的论述。竹田认为锡壶藏茶虽难免奢侈之讥，但梅雨季节却非锡壶不可，应当遵照《枕山楼茶略》所说为宜。

竹田在司马光的“戒奢论”和陈元辅的“挺锡论”之间做出了态度鲜明的选择，表现了文人煎茶家的生活态度。节俭是美德，但不能一味强调节俭而损害了茶叶应有的色香味，以致丧失了饮茶的清兴雅趣。田能村竹田不避拾人牙慧之嫌，搬出《枕山楼茶略》作为自己观点的背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文人的饮茶情趣和生活价值观在日本文人煎茶界的权威性。

《枕山楼茶略》的《得趣》篇是《青湾茶话》和《清风琐言》共同摘引的内容，精要地阐述了文人的饮茶情趣。田能村竹田在《竹田庄泡茶诀》中说：“陈昌其所论《得趣》一条，我所欲言一一说尽，无复余蕴矣。余友阿缣洲喜之，录挂斋壁。”[18]（P313）认为陈元辅的《得趣》是言简意赅、“无复余蕴”的关于煎茶情趣的经典论述。阿缣洲，即阿部缣洲，约生于宽政6年（1794），精通诗书篆刻，有《良山堂印谱》、《良山堂茶话》传世，是煎茶道东阿部流的流祖。他抄录了陈元辅的《得趣》篇挂在自己的书斋里，可见陈元辅的“煎茶情趣论”在日本文人煎茶家圈内是很有影响力的。

从《青湾茶话》到《清风琐言》，再到《竹田庄泡茶诀》，日本的文人煎茶到达了巅峰期，但都把陈元辅的《得趣》作为“煎茶情趣论”的经典加以推崇，可见《枕山楼茶略》在日本煎茶界的影响力之大。这和陈元辅的诗文、书画在18-19世纪日本文人墨客之间的盛誉是相辅相成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陈元辅26岁前后撰写的《茶略》17世纪末期就在琉球和日本流传，被日本重要的煎茶书频繁引用，19世纪初改名为《枕山楼茶略》刊行，对日本煎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