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11日，20岁的少女刘梦莹在浙江杭州县石塔儿头莲花凉亭12号惨遭杀害。后经警方调查，凶手正是案发现场昏倒在她身旁的22岁少女陶思瑾。刘、陶二人同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在校学生，同窗四载，共处一室，同性恋爱三年有余，后因各自怀疑对方移情别恋而因爱生恨，酿成惨剧。此案在当年轰动全国，并由此展开了一场有关同性恋社会问题的大讨论。笔者拟通过案情始末和法院对该案的数次审理、几度改判，以及时人对同性恋的看法，管窥民国时期同性恋的概貌。

四年同窗 同性恋爱

刘梦莹，1912年生，江西萍乡人。14岁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初中部，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一年。1928年2月考取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后改艺术专科学校），初入绘画系，后改雕塑系，1932年冬即将毕业。其父系三湘名医，其姐刘庆荇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

当时媒体报道中的刘梦莹遗像（左）与陶思瑾被捕场景（右）

陶思瑾，1910年出生，浙江绍兴人。1928年9月进入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绘画系，擅长水彩画，案发时为本科二年级。陶之兄陶元庆为青年艺术家，1929年秋不慎感染风寒，高烧不退，终至不治而亡。陶思瑾悲痛欲绝，情绪低落。

就在此时，性格开朗、思想趋新的刘梦莹与陶思瑾分配到了一间寝室。酷爱文学、崇尚艺术的共同爱好，让她们相互吸引；独在异乡求学的孤独寂寞，让她们渴求倾诉的对象；学习、生活中的挫折，让她们寻求相互抚慰。于是，她们关系日渐密切，感情甚笃，同出同入，形影不离。案发后多家报刊公布了她们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到她们感情的发展轨迹。

刘梦莹在1929年3月11日写道：“爱是伟大的，同性爱尤其是神圣纯洁的，思瑾你是一个美妙天真的姑娘，你那热烈真挚的情感，使我是怎样感激！”同年12月16日：“在纪念周后，我勇敢地向她宣白了我的主见，我俩缔结了一种永久的盟约，为永久保持我们的情爱，决不同男性结婚了。假使任谁再向我们要求的时候，即以这种盟约拒绝。在目前，使思瑾就渡过那道难关。思瑾是十分满意的，她也感到快活，我好似已救了她般地胜利地扬眉舞眼着。”

陶思瑾也在日记中处处流露对刘梦莹的热切情感。她在1929年12月28日写道：“我们预备新年去买二个戒指，表示我们已经订婚的条约，是我们的纪念呀！我是多么高兴呀！”

因爱生恨 一死一伤

此案中还有一位关键人物许钦文。他是陶思瑾哥哥陶元庆的挚友，浙江绍兴人，年36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时任浙江省立高中国文教师，创作甚多，尚未娶室。为追忆旧交，许特意在西湖莲花凉亭购了一块地，建了一座房子，存放陶元庆的遗物。

陶思瑾在哥哥去世后，失去经济来源，多赖许钦文慷慨相助。时间一长，许钦文遂对陶思瑾萌生爱慕之情，大胆向其求婚。陶思瑾当即拒绝，但因其兄遗物尚存放在许宅，且经济来源还需依赖许钦文资助，故保持往来，并仍时常寄宿许宅。

刘梦莹因陶思瑾的关系而结识许钦文。酷爱写作的刘时常求教于许，并请许代为介绍报刊发表文章，撰文推介。1931年刘在民众俱乐部演出《史推拉》一剧，许冒着倾盆大雨前往观看，事后还在报刊上撰写吹捧文章，深得刘好感，所以刘在致许的信函中，昵称许为“许小姐”。同年，刘更是在许宅居住三星期之久。为此，陶、刘二人内心互生猜忌，时有龃龉，日渐疏远。

1931年下半学期，陶思瑾又与本校女教师刘文如往来密切。刘梦莹获悉后，怀疑她们发生了爱情关系，责令陶与刘绝交。陶坚决不允，彼此陷入僵持。

1932年1月11日，刘、陶两人同住许宅。下午2时，许钦文携家人外出，室内仅余刘梦莹与陶思瑾及女佣陈竹姑三人。刘想洗浴，便让陈竹姑烧水，因雪花膏用完，陶思瑾便让陈竹姑出外购买。刘洗完澡，与正在看报的陶重提刘文如之事，起了口角。刘声称，如果陶不与刘文如断绝往来，她便将自己与陶三年的私情公之于众。陶一时受到刺激，触动杀机，去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向刘猛砍。刘夺刀未果，遂取一根木棍抵抗。陶仍执刀乱砍，伤及刘之两肩、两膀等处。刘逃至大门想夺门而出，陶已追来，又向她脑后猛砍一刀，刘当即倒地。陶又横砍刘梦莹的颔颏、咽喉等处，切断喉管，刘当场死亡。陶见刘死了，也昏晕倒地，不省人事。

许钦文

数次审理 几度改判

事发之后，许钦文报警，警署将许、陶拘捕，移往杭州县地方法院看守所。翌日下午，该院派法医至许宅检验刘梦莹的尸体，刘共受刀伤40余处。15日，刘梦莹的姐姐刘庆荇到杭。她认为，许钦文身为30多岁未婚男人，独居一室，容留两名青年女子，有引诱之意，其妹被杀，肯定与他有关，因此，除起诉陶、许共同谋杀外，还附带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陶、许各赔偿损失3000元、1000元。

1932年5月20日，杭州县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陶思瑾，杀人，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无期；许钦文，意图奸淫和引诱未满20岁的女子脱离享有亲权之人，处有期徒刑一年。但原、被告均表示不服，上诉至浙江高等法院。经浙江高等法院刑一庭庭长金庭谔审讯，同年7月30日改判陶思瑾死刑，许钦文有期徒刑两年。陶、许仍不服判决，上诉至南京最高法院。

1933年4月14日，南京最高法院刑三庭作出判决：原判决撤销，发回浙江高等法院更为审判。其理由是，原审认为陶故意将女佣支出，把门闩上，系预谋杀人。而据陈竹姑述，其外出为陶、刘二人同意。陶称，关门加闩是因为许宅僻处西湖，向来如此。更强调刘梦莹与陶争执时，陶正在烧茶，刘持刀杀陶，陶持刀还砍，才将其杀死，主张正当防卫。而陶的律师在一审时即请求对陶进行精神病鉴定。因西湖医院院长杨郁生描述，陶进院时，面色发青，瞳孔缩小，脉搏120次。先不肯说话，后来说了，也是语无伦次。看守所看护俞步云述称，初来之时，人不清楚，还很晕的，没讲话，眼睛时常闭起，身上发抖。同监犯黄桂英等称，陶在看守所内，哭笑无常，饮食无定，时称冤枉。律师称，一个柔弱女子，若非在情感太过冲动，以致失常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对自己爱过的人连砍40余刀？更没有如此胆量和体力！为此，南京最高法院认为，原审在未经侦查的情况下，处以极刑，是否过重，亦需考虑。而对许钦文之妨害家庭罪也不成立，因为刘到许宅是她自己来的；刘年满20岁，意图奸淫未满20岁女子，许也没有；刘早年即已离乡在外，侵害享有亲权的人之监护权，许更是没有。

为此，1933年8月11日，浙江高等法院刑二庭更审后改判陶思瑾无期徒刑，许钦文无罪。而据1934年第2卷第4期 《法治周报》 载：“陶思瑾以死罪而改为无期，又以危害民国罪再判徒刑五年，于秋季送监执行。”另据1939年第1期《现实》载：“陶思瑾于杭州沦陷时被释出，旋任教员。1939年6月28日，在天台与县府秘书李在和结婚。”

社会关注 众说纷纭

此案发生时，虽正值淞沪战事即起，但在全国仍引起巨大轰动，并在新闻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同性恋社会问题的大讨论。

上海《玲珑》画报发表多篇文章，在1932年第2卷第53期中的《同性爱的血案》一文写道：“一女子和另一女子发生爱的关系，在摩登的女学生中间，原是普遍的现象，然以同性恋故，而惨杀自己所爱的女子，确实意外的结果。我们不必论其原因是出于情妒或别种动机，但同性爱在法律上道德上和生理上的地位，是种犯罪的行为。这丑恶的行为，一般叫作‘性的倒错’，是一种变态的色情，往往带有危险性的。刘陶案就是这危险的产物。所以正热于同性恋的姊妹们，看了上述的可怖的惨剧，应该立刻觉悟，赶紧解决了同性的关系，而树立起两性的爱，那不仅能免去无限烦恼而且是促进人生的光明的幸福的生活。”

1932年第1卷第8期《星期评论》中《从同性恋爱说到异性恋爱》一文，考察受“无妻之累”而牵连案中的许钦文的遭遇，旗帜鲜明地反对独身主义：“更须将具有宗教作用的‘独身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不任其一日之存在，才是灭火抽薪的办法……”

《良友》《玲珑》《斗报》《生活》等报刊则分析了同性恋产生的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新旧思想的混乱导致了男女青年婚恋观的混乱，遂出现了一些青年男女冒险家和牺牲者；二是因为男女分校制度，使两性隔离过严，在校学生的年龄和生理已至恋爱年龄，性的本能正在盛旺发育，而日常生活中又不能接触异性，只得在同性中寻找慰藉；三是随着西风东渐，一些摩登男女效仿西方世界，追求时髦、满足猎奇、寻求刺激。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一是改革教育制度，使男女混校学习；二是社会引导，让适龄男女认识到同性恋爱对身体和精神的伤害，走到异性恋爱的正轨上来。

上海更在青年界发起成立了“陶刘情杀案讨论会”，他们认为此案的发生引发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为对青年恋爱负责，对社会负责，他们还乘坐沪杭列车，亲往杭州监狱集体探监，试图寻找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正确方法。

此举也引发诸多批判之声。有一位青年便说过，“我不反对青年沉醉于恋爱，只要明朝有警（指国难），依旧有离开酥胸、执戈上沙场的勇气”，但“淞沪战事已经发生，不待明朝了。何以未见青年们执戈上沙场，唯见他们搭乘沪杭列车赴监狱谒见情杀案主角呢？”“即使没有上战场的勇气，也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看看胼手胝足的父老兄弟们的悲惨生活，这才是当今最大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