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通讯作者及地址：王晓文，北京语言大学教四楼人文社会科学学部53号信箱;邮编：100083;Email：xiaowenruc@126.com. 本文系201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大国海上战略互动及对中国周边海洋安全的影响研究”（18CGJ030）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北京语言大学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YJ030004）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摘 要

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形式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成员国的数量多寡，而是小多边主义具有排他性、明确的问题导向和较强的功利性，因而在某些议题上更加有效。随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印太地区国家倾向于选择小多边主义形式进行战略互动。印太地区小多边主义形式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导性”，另一方面也源于更多印太地区行为体参与地区事务的“主动性”。美日印、美日澳、印日澳是印太地区发展迅速且关系牢固的三边关系，以此为支撑，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于2017年重启且不断升温。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印日澳四国开展的小多边合作中，遏制中国是它们的重要动力，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 特朗普政府 印太战略 小多边主义 美印日澳 战略互动

冷战之后，以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为导向的“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

Minilaternal一词常被译为小多边主义或少边主义，尚无统一译法。笔者认为，前者比后者更能准确描述此种外交形式的特征，故全文采用小多边主义的译法。合作形式在亚太地区不断发展。特朗普任职之后，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内的小多边主义合作发展势头更为强劲。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于2017年重启，美印日、美印澳和印日澳三边安全合作也在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之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印太地区的小多边主义合作的发展？这些小多边主义安全合作有哪些形式以及各自的发展程度如何？如何对其进行评价？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粗浅解答。

一、国际政治中的多边主义与小多边主义

学术界对多边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基于二战后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尤其在经济议题上。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将“多边主义”定义为，通过特别安排或者設置机构的方式，在三个或者更多的国家间协调国家政策的实践。

Robert O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90，45（4）：731.鉴于跨国关系范围很广，这里的多边主义限定在各国政府间的安排。基欧汉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将“制度”定义为一系列固定的和相互关联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行为体的角色、对其活动进行约束以及影响行为体的预期。多边制度则是通过一系列固定的规则进行的多边安排，可以与其他形式的多边主义进行区分，例如特别会议和解决特定问题的短期安排。

Ibid：732733.在多边制度中，合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国家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国家实现有效地协调。在合作的实践中，由于利益和权力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因此讨价还价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胁迫，甚至很难区分“谈判”（negotiated）与“强加”（imposed），有可能一个国家的合作对于另外一个国家来说就是强迫。但国家间的政策并非是对立或者冲突的，多边合作往往是众多国家政策选择的系统层面的结果，而不是某个行为体的倾向或者政策。

Ibid：740.总之，基欧汉认为多边主义是严肃的、极具约束力的，行为体要严格遵循一系列特定的规则。然而，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够按照最初的意愿与政策参与到多边机制中，达成最终结果需要某些国家进行让步或者妥协。但总体来说，多边主义遵循平等的原则。

约翰·鲁杰（John G.Ruggie）赞同基欧汉的界定，多边主义是限定“制度”的形容词，阐述了国际关系中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多边主义是一种在广义上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也就是说，这些原则是规定合适的行动的，它们并不考虑在任何特定事件下各方特殊的利益或者战略紧急情况。

John G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3）：571.鲁杰认为，有必要对多边主义进行词义上的（nominal）和性质上的（qualitative）区分，区分的关键不在于相关方简单的数目问题，而是使他们组织在一起的关系的类型。

Ibid：566.因此就产生了三个基本的原则：一是集团成员行动范围上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这里的不可分割性是基于一种在社会构建的基础上提供的公共产品，出于对多边主义规则的遵守和共同利益的追求，成员之间产生的紧密关联;二是“普遍的组织原则”（general organizing principles）必须以一种让所有成员都遵守的方式来定义和实现，实力更强的成员也不例外，否则他们可能不惜以牺牲制度规则为代价实现自己的利益;三是必须实现“扩散的互惠性”（diffuse reciprocity），成员总是预期它们达成的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量上给它们带来大致平等的受益，但是成员眼光长远而非功利主义取向，都不会期待立即获得回报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J]. The Pacific Review，2019，32（2）：235.。由此可见，多边主义是一种要求极高的制度形式

John G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3）：572.，它需要成员国克制自己对短期利益的追求，并且牺牲一定的自主性，共同去适应一些普遍的既定规则。多边主义制度具有非排他性、非歧视性，对其参与者一视同仁。

小多边主义不仅在数量上具有特殊性，在性质上与多边主义也有一定差异。威廉·道（William T.Tow）指出，小多边主义被认为是一种范围更加狭窄的、通常是非正式的倡议，旨在解决特定的威胁、意外事件或安全问题，只有较少的国家，通常是三、四个，在有限的时间内共享解决该问题带来的共同利益。维克多·查（Victor D. Cha）认为小多边主义合作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参与者数量较少的一种多边安全形式;这种组合往往是在没有任何明确制度的情况下形成和解散的;通常关注传统安全问题。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J]. The Pacific Review，2019，32（2）：235236.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认为，21世纪多边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集体行动的替代形式日益突出。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灵活网络，具体参加形态因这些成員的实际情况、共同价值观或相关能力而异。他们往往采用小多边主义的形式，遵循自愿原则而不是受法律约束;往往专注于特定领域，而不是全面合作;超越政府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政府间;地区性而不是全球性;追求多层次合作和多重利益，而不是以国家为中心;这种形式的合作往往是“自下而上”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

Stewart Patrik.The New “New Multilateralism”： Minilateral Cooperation， but at What Cost？[J]. Global Summitry，2015，1（2）：116.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认为，小多边主义可以被解释为一种集体谈判的方法，将尽可能少的国家拉到谈判桌前，以便对某个特定问题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明智、更有针对性的做法。

Yogesh Joshi.IndiaJapanAustralia Minilateral：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Balancing Locally[EB/OL].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indiajapanaustraliaminilateralthepromiseandperilsofbalancinglocally/，20170530/ 20200105.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小多边主义鲜明的特点在于，参与者数量较少，基于特定的问题集合在一起，且多与安全问题相关，并不一定通过制度的形式，因而效率更高。

为何在某些议题上小多边主义比多边主义更加有效，从而被许多国家采用？米尔斯·卡勒（Miles Kahler）在《小数目和大数目的多边主义》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小多边主义出现的原因。新自由主义往往将“多数”视为合作难以逾越的障碍。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集团的规模越大，提供最佳集体物品的可能就越小。

Miles Kahler.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3）：683.奥尔森给出了三个原因：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第二，集团越大，任何一个个体或集团中成员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第三，集团成员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3.新自由主义认为，为了弥补国际行动中集团规模增加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将多数国家间的集体行动问题分解成为一系列少数国家间的交流互动，并通过建立国际机制达到制度化来解决这个问题。

Miles Kahler.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3）：685.苏长和的《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一书对小多边主义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多边主义或小多边主义都是联盟的非正式表现形式。小多边主义可能是双边的，也可能是三边的，或者是四边五边的。“小多边的”与“多边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数目的多少，而在于合作实现的形式。简单地说，如果数目多寡不是合作实现的障碍的话，那么多边主义就是可取的制度安排形式;如果数目多寡成为决定集体行动实现的关键的话，那么小多边主义就可能占上风。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8239.也就是说，小多边主义的突出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减少行动者的数量来克服集体行动问题的障碍，但由于数量减少，性质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综上，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形式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成员国的数量多寡，而是小多边主义具有排他性、明确的问题导向和较强的功利性，这也是小多边主义在某些议题上更具优越性的重要原因。为了更加清晰呈现“小多边主义”的特征，笔者将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进行对比分析如下。

卡勒在梳理二战后国际社会实践中的小多边主义时分析认为，多边合作中的障碍除了可以通过霸权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解决之外，还可以通过小多边合作来化解。实际上，在多边制度兴盛的地方，总是受到由若干大国组成的小多边合作的支持。也就是说，小多边主义为多边秩序提供了框架。

Miles Kahler.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3）：686.大国等级制总是存在。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金字塔结构，往往是由大国现提出协议，其他国家加入到該协议的讨论中，从而使这个协议达到多边化。

Miles Kahler.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2，46（3）：688.这就导致了重要的环节往往是在多边主义的谈判之外进行的，主要借助双边或者小多边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较小的国家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出现了有的国家“搭便车”的现象，这在有的国家看来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给小多边主义带来了机会。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实力的不断壮大，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同时，许多问题的解决，不得不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参与。80年代多边主义复兴成为必要，小多边合作衰退。

冷战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在更多的议题上以更为丰富的形式进行合作，以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为导向的小多边主义合作形式在亚太地区不断发展。小多边经济合作以冷战后的东南亚地区为代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于1989年共同成立的“增长三角”（SIJORI），1994年扩展为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增长三角（IMSGT），这是东南亚第一个增长三角，旨在利用地缘毗邻的优势，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流动。

Chheang Vannarith. Minilateralism in Southeast A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 AVI PERSPECTIVE，2019，（4）：3.之后成立的小多边经济合作包括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起的由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成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1993年成立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IMTGT）、1994年成立的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BIMPEAGA）、2012年成立的东帝汶-印尼-澳大利亚增长三角区（TIAGT）等。这些小多边经济合作形式是对东南亚区域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的有益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小多边安全合作方面，法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三国于1992年签订了关于人道主义与灾害救援方面的《弗朗茨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在伙伴国家提出要求时，三个国家协调在太平洋地区的灾害侦察和救灾援助。

MFAT. The FRANZ Arrangement[EB/OL]. https：//www.mfat.govt.nz/assets/AidProgdocs/NZDRPdocs/FranzArrangementBrochure.pdf，20141020/20200701.2004年，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启动了马六甲海峡海上巡逻，以确保马六甲海峡作为关键和战略水道的安全，2008年泰国加入。该联合行动由马六甲海峡海上巡逻队、“空中注视”联合海上空中巡逻队以及情报交换小组组成。

MINDEF Singapore.Singapore Hosts the 14th Malacca Straits Patrol Joi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Meeting[EB/OL]. https：//www.mindef.gov.sg/web/portal/mindef/newsandevents/latestreleases/articledetail/2020/January/15jan20_nr2，20200115/20200701.再比如，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前身是四国针对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灾后人道主义救援展开的合作。小多边安全合作更多针对非传统安全和安全威胁，其优越性在于规避了多边主义缓慢的决策过程，更加有效、迅速、灵活地应对并解决问题。

二、安全语境下印太地区的小多边主义

伴随着“印太”从构想落实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行动，小多边主义成为印太域内国家进行互动的主要形式。其中，以美国、印度、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三国互动和四国互动最为典型。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印太地区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以美国为首的双边联盟网络让位于一套更加多样化的联盟和结盟，以应对一系列日益复杂的地区安全问题。

William T Tow.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J]. The Pacific Review，2019，32（2）：232.还有学者甚至认为，印太概念是小多边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结果。美印日澳四国之间利用海上小多边主义，通过三边安全对话补充了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可以说，印太是美印日澳四国为了解决海上安全缺陷和制度架构而采用的一种概念。

Troy LeeBrown. Asias Security Triangles： Maritime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J]. East Asia， 2018（35）：163.总之，小多边主义是印太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为何小多边主义与印太结伴而生？为了理解两者的相关性，我们有必要先考察印太概念的本质与属性。

当前学界对于印太范围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是亚太加上印度，有的则倾向于更广阔的区域，包括整个印度洋沿岸地区，即南亚、中东、东非等。从亚太到印太概念的转变，绝不仅仅是地理范围的扩大，而是功能和屬性的彻底颠覆。亚太概念主要由经济关切所驱动。冷战结束后，亚洲国家对安全的担忧下降，经济议题占据主导地位，该区域内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而印太概念则更加针对亚洲国家的新安全关系和安全方面的担忧：中国和印度海上军事实力的壮大导致亚洲海上力量平衡正在迅速改变，中国与美国、印度之间的地缘竞争导致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海上贸易的日益繁荣导致各个国家对海上运输通道安全的需求升高。印太概念更像是众多国家基于感知到的安全威胁和担忧而采取的一种防御措施;既是一个地缘政治术语，又是一个战略术语。

从亚太到印太概念的转变是政治地理学家所说的治理实践“重新调整”（‘rescaling of governance practices）的一个典型案例。“重新调整”是指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进行重构的过程。基廷（Keating）定义了两种类型的通过地区主义进行的“重新调整”：一个是制度调整，即政策制定和政治权力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以反映相互依存、成员和机构建设的新空间概念;二是功能调整，当治理实践在一个新的空间上运行时，其目的和形式也会发生变化。

Jeffrey D Wilson. Rescaling to the IndoPacific： From Economic to SecurityDriven Regionalism in Asia[J]. East Asia，2018（35）：180.印太的制度调整是地理范围的重新定义，有的国家主张采用极简的方式，将印度加入到亚太的版图内，有的国家则主张最大限度的定义，即包括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所有国家，从东部的美国到西部的非洲和海湾国家。这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地缘政治偏向。功能调整方面，亚太经济合作的职能基础较为完善，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主导下的区域经济合作等，但是安全合作功能较为薄弱。在印太语境中，更加强调海上相互依存与海洋安全，尤其是中国的海上力量日益强大，地区国家需要一套更广泛的安全关系来应对这一挑战。因此，印太的功能由经济转向了安全。

Ibid：181.

在明确了印太的安全属性之后，

联盟理论可以为印太地区小多边主义的兴起提供解释。国家在面临外部威胁挑战的时候，或者采取制衡行为，或者追随强者。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M].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那么，国家何时选择制衡？何时选择追随强者？一般而言，国家越弱，越有可能追随强者，而不是制衡，原因是弱国对防御性联盟力量贡献较小，但却能引起具有威胁性国家更强的愤怒，而实力较强的国家可以通过自身的贡献获得丰厚的收获;当盟友完全没有作用时，国家也会追随强者。盟友提供的帮助越大，才更有可能进行制衡;和平或战争的背景也将影响国家做出决定，在和平时期或战争的早期阶段，国家更有可能进行制衡，因为国家可能试图采用威慑的手段击败带来威胁的国家。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将增加联盟的可能性，比如，意识形态越是类似，联盟的可能性就越大;接受对外援助越多，以此为基础建立的联盟越紧密。

[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39.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美印日澳四国在印太地区的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出现。在印太的安全语境下，中国被众多域内国家视为安全的最大“威胁”。正如日本在2013年鼓动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时的初衷，意在推动那些对中国日益强大的海军力量感到恐惧的国家之间建立战略联盟。

王晓文.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以印太战略支点国家为重点[J].东南亚研究，2016（5）：53.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都是印太地区实力较为强大的国家，具有一致的意识形态，战略互信程度较高，再加上域外国家美国的援助，面对一致的“安全”需求，结成了紧密的小多边安全联盟。

那么，为何在应对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安全问题方面，小多边主义比多边主义更加有效？小多边主义在本质上仍属于多边主义，如果用身份、利益和权力来界定多边主义的基础，那么印太地区的小多边主义的基础也符合以上三个要素：共同的身份是安倍所定义的“民主安全菱形”，共同利益是对海上安全的关切，权力则是印日等国对中国崛起力量的遏制。在很多情况下，多边主义并不能解决各种问题，成员会因为各种矛盾而无法达成一致。小多边主义的有效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减少行动者的数量来克服集体行动问题的障碍，同时也可以通过缩小政治利益和身份来克服这一障碍。

Troy LeeBrown. Asias Security Triangles： Maritime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J]. East Asia， 2018（35）：168.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小多边主义的出现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应用到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地区架构中，弥补以上两种方式的缺陷。日本学者佐桥良（Ryo Sahashi）提出了一种“三层法”，第一层是双边安全关系，第三层是多边安全关系，第二层是基于需求和实际安全的安排。按照这一模式，美国的双边体系同盟将发展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由小多边方式组成的网络体系，可以有效地合作应对特定的问题领域，弥补区域合作安全的不足。

Ibid：169.

在特朗普任职之前，美日印澳之间以双边合作为主，呈现出网络化的状态，同时，小多边合作也初见端倪。美日澳、美日印以及印日澳三边对话分别于2002年、2011年和2015年启动，2007年还有昙花一现的四边安全对话。毫无疑问，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印太战略为小多边主义的发展重新注入了生机。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将小多边主义的方式作为重要战略手段。“地区网络化”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一大重要支柱。《印太战略报告》指出，印太地区的共同安全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及不断增长的联盟网络和促进互操作性和协调的密切伙伴关系。美国应进一步加强建立在双边基础上的多边安排，鼓励发展亚洲内部的安全关系，建立基于目标的伙伴关系。该报告强调了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的三边关系，指出这是美国优先考虑的机制;美国继续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美国的印太战略寻求进一步增强它的力量;美国支持美印日澳重新建立四边安全对话，这是讨论四国各自印太愿景的重要论坛，建立在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肯定和现有的三边关系的基础之上。

Troy LeeBrown. Asias Security Triangles： Maritime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J]. East Asia， 2018（35）：48.

第二，特朗普上任后秉持“美国优先”原则，国家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而行。特朗普上台后的一些表现都体现了这个原则：退出TPP、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全球移民契约》谈判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边舞台，2020年7月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将于明年7月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通知。种种行为表明了特朗普对多边主义的背弃和多边规则的蔑视。如此举动也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带来了不安全感，促使他们寻找多边主义以外的方式进行合作。

第三，特朗普政府更加关注安全议题，明确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首要的安全威胁与战略竞争者。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1月發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大国”，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长远来看将谋求全球主导地位。2020年5月，白宫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断言美国过去40多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美国决定改变对华战略，并扬言采取公开施压的办法，以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领域的扩张。美国对中国战略竞争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提高美国的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弹性，以战胜中国提出的挑战;二是迫使中国停止或减少所谓损害美国重要利益、国家利益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利益的行动。

The White House.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20200506/20200625.美国与印日澳等国的认知不谋而合，战略安全目标明确公开将使印太地区小多边安全合作更加牢固。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er）指出：“中国的地区霸权野心和不断增强的进攻性军事实力以及综合实力的威胁，又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地理邻近，通常会引发强烈的制衡行为。对中国在印太海上威胁行为进行约束的迫切要求，会在这些地区和美国之间呈现出一种意外的利益融合。”

Ameya Pratap Singh.What Shapes Indias View on the Quad？[EB/OL].https：//thediplomat.com/2019/11/whatshapesindiasviewonthequad/，20191128/20200206.

在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引导下，美印日澳更多采取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的小多边合作形式来应对印太地区复杂的安全形势，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挑战。同时，小多边合作形式也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国家提升自身实力、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形成互助性质的网络化合作机制以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规避风险。本文将对特朗普印太战略推出后美印日澳之间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三边合作形式的新发展进行分析，并对其制约因素以及影响进行评估。

三、QUAD2.0：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的重启

（一）四边安全对话的起源与重启

美印日澳四国的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印度洋海啸引发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在美国的号召下，四国对灾后人道主义救援以及后续情况处理展开了合作，并成立了“核心小组”（Core Group）。这本是一次针对特定事件的临时性合作，但为四国之后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2006年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后，推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并提出日本致力于推动“亚太民主G3+美国”（AsiaPacific Democratic G3 plus America）高层战略对话的建立，讨论四国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在亚洲其他地区推广他们的价值观。

FIIA.The USJapanIndiaAustralia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IndoPacific Alignment or Foam in the Ocean？[EB/OL].https：//www.fiia.fi/en/publication/theusjapanindiaaustralia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20180521/20200208.2007年5月，在菲律宾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四国进行了第一次非正式的会晤。一位澳大利亚与会者形容这是一次“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的非正式会议”，参与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合作”。这场四边会晤更像是探索性的，没有正式的议程，也没有对下次会议的约定。

Tanvi Madan.The Rise， Fall， and Rebirth of the ‘QUAD[EB/OL].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11/risefallrebirthquad/，20171116/20200208.这次会议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批评，有人称这是针对中国而建立的“亚洲版的北约”。澳大利亚时任总理陆克文担心因此影响与中国的关系，宣告退出四边安全对话。澳大利亚时任国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Brendan Nelson）强调：“向中国保证，与印度的所谓四边对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随后，他在印度重申，澳大利亚“不想做任何不必要的事情，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

Ibid.。再加上安倍2007年辞去首相一职，四边安全对话解散。

时隔十年，美印日澳重启了四边安全对话。2017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东亚峰会期间，四国进行了非正式磋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共同商讨措施，确保在印太地区法治基础上建立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会议核心问题包括：基于规则的亚洲秩序、海上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尊重国际法、互聯互通、海上安全、朝鲜的威胁及核不扩散和恐怖主义。会议召开后，美国国务院、印度外交部、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和日本外务省分别发表声明，对会议讨论内容进行了表述，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至此，四边安全对话已经召开了四次。最近一次是2019年11月在曼谷举行的高级官员磋商。美国国务院宣称，四国“就共同努力推进一个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进行了磋商”，会议重点是“推进在反恐、网络、发展资金、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方面的务实合作”。印度外交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四方“重申致力于在共同价值观和原则以及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包容的印太地区”。

Ankit Panda. US， India， Australia， Japan ‘Quad holds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in Bangkok[EB/OL].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1/usindiaaustraliajapanquadholdsseniorofficialsmeetinginbangkok/，2019115/20200208. 四边安全对话自复活以来，来势汹汹且富有成果。四边安全对话就实质而言并非美国印太战略的产物，因为最初是由日本推动而非美国。如表2所示，会议商议的主题与印太息息相关，印太语境为四边安全对话的重生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美印日澳都将四边安全对话作为参与印太事务和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平台。

（二）美印日澳重启四边安全对话的立场和动机

2007年首次四边安全对话召开后，印度的态度是低调且犹豫的，担心会引起中国的过激反应。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对胡锦涛主席说：“这个小组不是针对中国的，只是就我们作为民主国家的发展经验开会交换意见。”印度外长和其他官员重申，四方会谈的目的不是遏制或结盟，而是交换意见。

Tanvi Madan.The Rise， Fall， and Rebirth of the ‘QUAD[EB/OL].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11/risefallrebirthquad/，20171116/20200208.2017年四边安全对话重启，印度的战略考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印度的海上战略利益上升，地缘政治优先性凸显。印度的崛起靠经济和贸易驱动，对海洋安全航道的依赖和重视程度不断上升，正如2015年《海上安全战略》所强调的：“安全的海域和21世纪印度的复兴之间有无可争议的关联。”

Rahul RoyChaudhury and Kate Sullivan de Estrada.India，the IndoPacific and the

Quad， Survival[J/OL].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0396338.2018.1470773， 20180601/20200212.鉴于与东南亚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印度强烈要求维护“航行自由”，并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FIIA. The USJapanIndiaAustralia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IndoPacific Alignment or Foam in the Ocean？[EB/OL].https：//www.fiia.fi/en/publication/theusjapanindiaaustralia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20180521/20200212.第二，继续推进“东向行动政策”的战略需求。“东向行动政策”是莫迪政府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印度参与印太事务的重要基石。通过该政策的实施，印度与日本、美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系日益紧密，四边安全对话则是印度进一步实施该政策的重要平台。第三，对中国日益增长影响力的警惕。“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使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不断深入，印度担心中国与巴基斯坦日益深化的战略关系，以及在巴项目会对其造成包围态势，同时中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也对印度带来威胁。

然而，印度对于四边安全对话的态度是谨慎的。如表2所示，与其他三个国家不同的是，印度在2017年会后声明中对“航行和飞越自由”、“尊重国际法”、“海上安全”都没有提及。除了几个官方声明，印度也避免使用“四边”（Quadrilateral）一词，更倾向于正式命名为“印澳日美关于印太的磋商”（IndiaAustraliaJapanU.S. Consultations on IndoPacific）。

Jagannath Panda. Indias Continental Connect on IndoPacific and Quad 2.0[EB/OL].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publications/indiascontinentalconnectindopacificandquad20，20180926/20200212.其他三國在声明中强调，四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印度对此也没有提及。以上表现说明，一方面，战略自主性始终贯穿于印度的外交政策中，印度在历史上对联盟和集体安排就有一定的抵触。另一方面，印度担心会激怒中国。印度希望与中国成为海上合作伙伴，而不是引发对抗。印度更倾向于将四边安全对话定位为一个咨询论坛，印度前外交部长苏杰生（S.Jaishankar）2017年11月指出，该论坛反映了当今世界“外交性质的改变”，各个行为体参与其中以促进国家利益，四边安全对话也是印度参与的、四国外交接触的新的形式之一，以便就共同的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并进行可能的合作。

Ibid.

2008年澳大利亚的宣告退出使四边安全对话解散。中澳两国并没有领土争端，但澳大利亚有其独特的脆弱性。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三个国家。到2017年，中国几乎占了澳大利亚出口的30%，大部分是铁矿石和煤炭。

FIIA.The USJapanIndiaAustralia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IndoPacific Alignment or Foam in the Ocean？[EB/OL].https：//www.fiia.fi/en/publication/theusjapanindiaaustralia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20180521/20200215.陆克文担心对澳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决定退出。而现在的澳大利亚似乎放弃了当初的摇摆，对华态度日趋强硬。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内部始终为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种种利害关系争执不休，未达成一致意见，目前只有维多利亚州越过联邦政府加入。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将“海上丝绸之路”与澳大利亚北部基础设施联系起来的建议。澳大利亚负责发展援助的一位部长最近的评论表示，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屿上向澳大利亚北部附近地区增加项目援助的做法持谨慎态度，担心这可能会破坏治理，使脆弱的国家更容易受到胁迫。

Jesse Barker Gale and Andrew Shearer.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EB/OL].https：//www.csis.org/analysis/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andmaritimesilkroadinitiative，20180402/20200215.对于与美国的接触是否会影响中澳关系，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学者特洛伊·李·布朗（Troy LeeBrown）认为，澳大利亚的难题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前三位贸易伙伴，其中许多国家与中国价值观不同。澳大利亚应当在对华关系中保持一种更自信的姿态，完全有权利制定一套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外交政策。当战略自主性受到来自贸易伙伴国的压力的时候，澳大利亚应当质疑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贸易多元性。

Grant Wyeth.Why Has Australia Shifted Back to the Quad？[EB/OL].https：//thediplomat.com/2017/11/whyhasaustraliashiftedbacktothequad/，20171116/20200215.

澳大利亚对美印日澳之间的小多边对话明确表态支持。澳大利亚发布的《2017外交政策白皮书》强调，日本、印度等国是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头等重要的伙伴国家。澳大利亚坚定地致力于我们与美国和日本，以及与印度和日本的三边对话。澳大利亚对同我们的印太伙伴在其他多边安排方面进行合作持开放态度。

Australian Government. Opportunity， Security， Strength： The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EB/OL]. https：//www.dfat.gov.au/news/news/Pages/opportunitysecuritystrengththe2017foreignpolicywhitepaper，20171123/20200215.在与中国保持距离的同时，澳大利亚借助四边安全对话的平台，寻找不需要依赖中国而发展经济的措施。2018年2月，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访美之前，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透露，美印日澳的四国官员正在商议建立一个基础设施联合项目，该项目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替代方案。这也是此次特恩布尔将与特朗普商议的议程之一。

The Japan Times. Japan， US， Australia and India look to establish alternative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EB/OL].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8/02/19/business/australiausindiajapantalksestablishalternativechinasbeltroadinitiativereport/#.Xj96r3aFf_g，20180219/20200216.同时，澳大利亚也将弥补与印度相对欠缺的经济和安全关系。自2011年以来，印度和澳大利亚就双边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CA）进行的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印度一位高级官员称，由于印度最近退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很可能会回到正轨。2019年举行的印澳“2+2”部长级对话中，双方讨论了在印度达成的相互后勤支持协议以及两国之间更深入的军事关系。

Huma Siddiqui. India， Australia talks to focus on IndoPacific， Quad， and Maritime Security[EB/OL]. https：//www.financialexpress.com/defence/indiaaustraliatalkstofocusonindopacificquadandmaritimesecurity/1809728/，20200101/20200216.

日本是四边安全对话和印太秩序的推动者和坚定的拥护者，在安倍的观念里，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安倍设想了一个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将“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并对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

Kei Koga. Japans ‘IndoPacific question：countering China or shaping a new regional order？[J]International Affairs，2020，96（1）：59.安倍设想的美印日澳四国联盟便是這个秩序的核心。安倍在2006年出版的《走向美丽的国家》一书中讨论了日本开展以普世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的重要性。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提到了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安全合作——这一合作框架体现了他对民主联盟的愿景。同年，安倍政府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2007年安倍提出建立“大亚洲”计划;2013年安倍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安倍的构想尤其强调四个国家民主价值观的一致性，认为它是四个国家进行安全合作的粘合剂。正如澳大利亚前外长毕晓普所说，四个“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讨论地区稳定与安全是“自然的”。

Ameya Pratap Singh.What Shapes Indias View on the Quad？[EB/OL].https：//thediplomat.com/2019/11/whatshapesindiasviewonthequad/，20191128/20200216.

日本推动并积极参与四边安全对话的动机较为清晰明朗。日本认为，中国不断壮大的海上力量以及在东海和南海维护主权的行为正在挑战地区秩序，这是日本推动与美日澳进行安全合作的主要动力。我们可以看出，安倍在各种设想和口号中一再重申“共同的价值观”，针对中国的意图不言而喻。同时，日本对能源的依赖导致其极具脆弱性和敏感性，担心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影响其能源供应链

Jesse Barker Gale and Andrew Shearer.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EB/OL].https：//www.csis.org/analysis/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andmaritimesilkroadinitiative，20180402/20200216.，因此，维护印太海上航道安全是日本重返四边安全对话的重要原因，安倍也在多个场地公开呼吁保持“印太的自由与开放”。

美国始终支持美印日澳之间的多边合作以及四边安全对话的重启。2017《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建立同盟关系和伙伴关系设定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治优先议程;2018《国防战略报告》也将扩大印太联盟和伙伴关系作为战略手段之一：“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所有人提供繁荣和安全。我们将加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建立一个能够威慑侵略、维护稳定和确保自由进入共同领域的网络安全架构。我们将与本地区主要国家一道，加强双边和多边安全关系，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体系。”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20180119/20200216.2019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更是强调了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美国推进与同盟和伙伴国之间合作的重要目的是对冲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正运用经济手段和军事威胁来实现政治和安全目的，美国需要借助同盟和伙伴国的力量来维持地区力量平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20171218/20200216.《国防战略报告》中大肆渲染中国的“威胁”，指责中国不断利用经济和军事优势争夺印太地区霸权，谋求取代美国实现全球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必须拓展其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和伙伴关系，建立一个能够抵御侵略、维护稳定以及自由出入公共领域的网络安全架构。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20180119/20200216.可以說，美国寄希望于通过四边安全对话来进一步对抗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政策讲话中说：“我们重新召开了‘四方会谈，也就是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之间搁置了九年的安全谈判。”“这对未来的努力将非常重要，确保中国在世界上只保留其应有的地位。”

Ankit Panda. US， India， Australia， Japan ‘Quad holds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in Bangkok[EB/OL].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1/usindiaaustraliajapanquadholdsseniorofficialsmeetinginbangkok/，2019115/20200217.

四、美印日澳之间的三边对话与合作

美国印太战略推出之后，美日印和美日澳两组三边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印日澳也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组重要的三边关系。接下来将重点考察这三组小多边安全合作的动力与发展情况。

（一）美日印三边对话与合作

美日印三边关系的发展是以美印和美日双边关系为基础的。美日同盟是两国参与印太事务的基石。2020年1月，在纪念《美日安保条约》签署60周年之际，两国政府发布的联合声明指出：“我们的同盟已经并将继续在确保两国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通过区域安全合作实现我们关于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今天，我们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广泛、更重要。”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Statement on Six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EB/OL].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Releases/Release/Article/2059722/jointstatementonsixtiethanniversaryofthesigningofthetreatyofmutual/，20200117/20200217.美印战略关系也在逐步加强。2019年7月特朗普与莫迪会晤的时候宣布，两国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中心”，并承诺在“未来几十年为应对全球挑战和本国公民实现繁荣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双方领导人承认双边关系具有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包括经济、贸易、能源、国防和安全、反恐和太空等。

Ians. Japan， America and India trilateral meeting was productive： Modi tweets[EB/OL]. https：//gulfnews.com/world/japanamericaandindiatrilateralmeetingwasproductivemoditweets1.1561692139406，20190628/20200217.日印关系也成为印太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双边关系之一，并在经济和安全层面都开展了密切合作。2017年日印两国提出了“亚非增长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重点发展互联互通和优质的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11月，日印两国在新德里举行首届“2+2”部长级对话，将为双方提供一个机会，以审查印度和日本关系现状，并就加强两国防务和安全合作进一步交换意见，从而为“印日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提供更大的深度。

India Today. India， Japan to hold first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today[EB/OL].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indiajapanholdfirstforeigndefenceministerialdialoguetodaynovember30162385520191130，20191130/20200217.莫迪总理会见日本外相茂木敏充（Toshimitsu Motegi）和防卫相河野太郎（Taro Kono）时强调：“印度与日本的关系是我们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印太愿景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印度‘東向行动政策的基石。”

Ties with Japan key to stability in IndoPacific， says Narendra Modi[EB/OL].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tieswithjapankeytostabilityinindopacificsaysnarendramodi/article30123938.ece，20191130/20200218.

美日印三边对话于2011年12月首次在东京举行，一开始是三国高官对话，2015年首次召开了美日印三边部长级对话。会议强调了三国在印太日趋一致的利益，强调了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航行自由以及不受阻碍的合法贸易的重要性。特朗普上任之后，更是将三国政治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9年7月三国领导人在大阪召开的G20峰会期间进行三边会晤。会后，白宫发布的会议声明称，三国领导人重申了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以加强共同的核心民主价值观，促进全球安全与繁荣。三国领导人同意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以确保在多个领域合作的成功，包括海上安全、优质的基础设施、促进印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繁荣等。印度总理莫迪在会后发推特表示：“今天的日美印三国会议是富有成效的，我们就印太地区事务进行了广泛讨论，提升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

Ians. Japan， America and India trilateral meeting was productive： Modi tweets[EB/OL]. https：//gulfnews.com/world/japanamericaandindiatrilateralmeetingwasproductivemoditweets1.1561692139406，20190628/20200218.

美日印三国的务实合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美印两国自1992年起举行名为“马拉巴尔”（Malabar）的联合军事演习。该演习1998年因印度核试验暂停，2002年重启并成为年度常规演习。2007年美印曾邀请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加入军演。从2015年起日本海上自卫队永久加入“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至此实现了由美印双边到美日印三边的转变。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印期间提到：“美印马拉巴尔海军演习是与日本的联合演习，这是一个不断加深的共同信任和军事合作的例子。”与此同时，印度国防部长尼尔玛拉·希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强调：“‘马拉巴尔展示了我们两国海军在协同作战方面取得的进展”。

J Berkshire Miller. The USJapanIndia Relationship，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EB/OL]. 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backnumber/pdf/20171108.pdf，20171118/20200218.“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的内容不断升级，三国海军关系也不断加强。2018年6月美日印三国在关岛附近海域举行了第22次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包括在关岛港口基地举行的培训和菲律宾举行的海上演习。美国海军的一份声明说：“这次演习实现了三支海上力量的海上互操作性训练的既定目标，强调了高端作战技能、海上优势和力量投射。”

FranzStefan Gady.India， US， and Japan Conclude Malabar Military Exercise[EB/OL].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6/indiausandjapanconcludemalabarmilitaryexercise/，20180619/20200220.最近一次军演在2019年9月举行，印度制造的两艘前线舰艇“萨哈德里”号（INS Sahyadri） 和“基尔坦”号（INS Kiltan）已被部署用于演习。在海上演习阶段，三方开展了复杂的水面、次水面和空域的海上行动，包括反潜战、防空和反水面发射，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India Today. India， US， Japan begin trilateral maritime exercise[EB/OL].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indiausjapanmaritimeexercise160334320190926，20190926/20200220.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也热衷于加入“马拉巴尔”联合军演。2015年时任国防部长凯文·安德鲁斯（Kevin Andrews）访问印度期间在一次问答会上声称，陆克文领导的工党政府当时退出“四边防务对话”和海军训练是一个“错误”，本届政府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如果印度邀请我们在未来作为观察员或正式成员加入这样的演习，我和政府都会接受邀请。”

Prashanth Parameswaran. Australia Wants to Join India， US and Japan in Naval Exercises： Defense Minister[EB/OL].https：//thediplomat.com/2015/09/australiawantstojoinindiausandjapaninnavalexercisesdefenseminister/，20150925/20200220.印度一直拒絕澳大利亚的申请，有可能出于担心会引起中国的过激反应。但是，据印度媒体最新消息称，印度正在考虑邀请澳大利亚加入2020年“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如果这一消息成真，说明美印日澳四国正在严肃认真地将安全合作落实到实践上。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Will India Now Finally Invite Australia to the Malabar Exercise？[EB/OL].https：//thediplomat.com/2020/02/willindianowfinallyinviteaustraliatothemalabarexercise/，20200131/20200220.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ustralia， and Japan[EB/OL].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statementgovernmentsunitedstatesamericaaustraliajapan/，20181117/20200221.2019年4月，美日澳三国联合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考察可以投资的项目。据《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報道，作为此次访问的结果，三国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一个新的液化天然气项目，预计投资价值10亿美元。计划将在今后两到三年最终确定。

Grant Wyeth. Australia， Japan， US Start Down Their Own IndoPacific Road in PNG[EB/OL].https：//thediplomat.com/2019/06/australiajapanusstartdowntheirownindopacificroadinpng/，20190626/20200221..

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也在不断推进。2017年9月，澳大利亚皇家海军首次与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一同举行三边潜艇军事演习。这次演习代号为“潜艇竞赛”（SUBCOMP），在日本南部海域举行，检验每个国家的反潜战（ASW）能力。2019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美日澳三国国防部长举行三边对话，“同意采取更多行动来协调各自的地区防务接触活动，比如联合演习、培训和能力建设。”7月，日本加入两年一度的美澳“护身军刀”（Talisman Sabre）军事演习，派出“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Hyugaclass helicoptercarrier）和“大隅级”两栖运输舰（Osumiclasstransport dock ship）以及500名人员参与演习。这是日本第三次加入美澳军演，也是有史以来以最大规模的加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基地的指挥官杰拉尔德·萨夫瓦基斯（Gerald Savvakis）中校表示，日本参与演习给了参与者一个共同操作的机会，以提高互操作性。

Mike Yeo. Japan to dramatically scale up participation in Australian exercise[EB/OL].https：//www.defensenews.com/trainingsim/2019/06/17/japantodramaticallyscaleupparticipationinaustralianexercise/，20190617/20200221.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负责军事行动的助理参谋长约翰·梅德罗斯（John Medeiros）上校声称：“这场演习让我们有能力展示三个盟国联合登陆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改善和加强我们的作战能力”。

FranzStefan Gady. Japans Marines Storm Beach Alongside Australian，US Troops[EB/OL].https：//thediplomat.com/2019/08/japansmarinesstormbeachalongsideaustralianustroops/，20190801/20200222.

（三）印日澳三边对话与合作

印日澳也是印太地区一组重要的三边关系。2015年6月，印日澳首次在新德里举行高层三边对话，三国外长讨论了一系列问题，海上安全被提上议程，包括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三边海上合作，以及加强经济合作的前景。

Prashanth Parameswaran. India， Australia， Japan Hold First Ever Trilateral Dialogue[EB/OL].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6/indiaaustraliajapanholdfirstevertrilateraldialogue/，20150609/20200222.有媒体分析称，三边对话的启动是印日澳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棘手安全局势的一种可以理解的、适当的回应。这一行动反映了区域范围内加强以双边和三边安全为重点的关系的趋势，这意味着恢复四边或类似的小多边集团可能会在未来补充区域安全结构。实际上，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之间密集的三边接触，将为最终回归集体安全机制提供坚实的基础。

David Lang.The notquitequadrilateral： Australia， Japan and India[EB/OL].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thenotquitequadrilateralaustraliajapanandindia/，20150609/20200222.2015年12月，莫迪和安倍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印日澳三边对话机制可以“为建设开放、包容、稳定和透明的印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架构做出贡献”。

Yogesh Joshi. IndiaJapanAustralia Minilateral：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Balancing Locally[EB/OL].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indiajapanaustraliaminilateralthepromiseandperilsofbalancinglocally/，20170530/ 20200222.最近一次三边对话于2018年7月举行，三方强调了各自国家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日益趋同，并强调了他们对该地区和平、民主、经济增长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共同承诺。会后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弗朗西斯·亚当森（Frances Adamson）透露，三边会议讨论了朝鲜核扩散、来自恐怖组织的挑战、海上安全以及遵循透明程序和适当招标方式而进行的互联互通项目。

Dipanjan Roy Chaudhury. India， Japan & Australia firm up partnership for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EB/OL].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indiajapanaustraliafirmuppartnershipforfreeandopenindopacificregion/articleshow/62055943.cms，20180712/20200222.

印日澳三边对话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印太地区的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正有意识地排除中美的参与并结成紧密的联盟。中美之间的地缘竞争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而特朗普上任后更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些国家不想被动卷入中美两国的地缘竞争带来的不确定的未来，也不想对美国产生过度依赖。虽然他们结成的联盟并不能消除该地区的安全困境，但是可以在帮助参与国应对风险和变化的同时维护他们的利益，这实质上是地区国家寻求增强自身安全和能力而进行的谨慎互助。

Rory Medcalf and C Raja Mohan. Responding to IndoPacific rivalry： Australia， India and middle power coalitions[EB/OL].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respondingindopacificrivalryaustraliaindiaandmiddlepowercoalitions，20140808/20200223.印日澳三国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共同抵抗所谓“中国威胁”的战略目标，这是他们进行合作的有利因素。三个国家具有大致相当的能力，有着同样的对海上安全的战略需求，不会出现有效参与不足的问题，很好地避免了多边合作中的“搭便车”现象。

五、结语：对美印日澳小多边主义合作的评估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印太地区小多边主义形式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导性”，另一方面也源于更多印太地区行为体参与地区事务的“主动性”。就美印日澳小多边合作来讲，它们之间的三边关系是建立在美日、美澳、美印以及印日、印澳、日澳几组牢固的双边关系基础上的，并构成了四边安全对话的重要支撑。虽然美印日澳之间的小多边合作不断升温，但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首先，内部成员存在一定的分歧，无法达成完全一致。四国对印太的理解认知不一，战略实施的重点也不一致。比如，印度更加关注周边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再加上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导致印度在海上发展与其他成员存在分歧。印度不愿意建立一条让他国海军共享信息的卫星链路，担心信息泄露到巴基斯坦。另外，从表2中关于“朝鲜核不扩散”表述可以看出，印度更关心朝鲜核问题是否会引起巴基斯坦的连锁反应。其次，特朗普将“美国优先”原则应用到同盟关系中，淡化对盟友的“责任意识”，容易引发分歧。特朗普公开批评日本的“搭便车”行为，一再要求日本为支付美军在日本持续存在的军事力量付出更大的代价，并试图扭转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取消不合理的贸易壁垒，在经济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反映出美国国力的相对衰退，那么有可能出现将维持霸权的成本转嫁到盟友身上的现象，将会更加引起盟友的不满。第三，来自中国方面的因素。遏制中国的需求上升，但是激怒中国的风险和代价也在上升。三边合作是长期存在的，针对中国的意图不那么明显，不容易引起中国的顾忌，因此可操作性更强。相比之下，四边安全对话针对性较为明显，印度在诸多议题上有自己的考量，而且随着与中国战略互信的构建以及经济利益的深化，印度、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都有出现缓和的可能性。因此，四边安全对话能否发展成为印太地区的长期多边机制并对地区秩序产生深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那么，四边安全对话是否会对各国一直宣称的东盟中心性带来影响？这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吴·乔尔（Joel Ng）认为，东盟成员国坚信他们的中心地位对于维护印太地区安全至关重要，这种中心地位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而是意味着要经过东盟国家的磋商与同意，而且要通过東盟主导的区域论坛来处理印太事务以及协调印太国家相关利益。

Joel Ng. The Quadrilateral Conundrum：Can ASEAN Be Persuaded？[EB/OL]. https：//www.rsis.edu.sg/rsispublication/rsis/co18120thequadrilateralconundrumcanaseanbepersuaded/#.XxhUI2gzY2w，20180717/20200715.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一位学者就东盟成员国对四边安全对话的态度进行了调查。该调查结果显示，东盟受访者中的多数意见（57%）支持四边安全对话，认为它在地区安全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认为是对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框架的补充。

Huong Le Thu. How southeast Asians really perceive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EB/OL].https：//amti.csis.org/howsoutheastasiansreallyperceivequad/，20181112/20200715.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东盟国家对于四边安全对话基本持支持态度，他们认为四边安全对话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尤其是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地区均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四边安全对话表现出一定的反华倾向，但东盟国家认为这并无不妥，尤其是在与中国产生领土纠纷与主权争议的国家。相对于是否会与东盟产生冲突，他们更关心四边安全对话内部的利益分歧、目标不清晰等挑战，并希望四边安全对话为实现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做出贡献，特别是在领土和海上争端方面。

虽然目前四边安全对话的存在对东盟架构似乎不构成威胁，但是长远来看，基于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随着四边安全对话日益成为印太地区秩序构建的核心，逐渐稀释东盟在印太中的影响力，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会凸显。而且，东盟的立场是尽最大可能维持中美力量平衡，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甚至会导致地区冲突可能性上升，会迫使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届时东南亚国家从经济上依赖中国、从安全上投靠美国的做法就行不通了。

美日印澳之间的小多边合作方式能否成为长期机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不管前景如何，四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在有序稳步推进。同时，明显可以看出，四个国家姿态越发强硬：美国明确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安全的头号威胁和竞争者;澳大利亚一改以往在中美之间摇摆的态度，对华态度强硬并试图摆脱对华依赖;印度正在考虑邀请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军演，也是前所未有的表现;日本一如既往对华采取遏制策略，并积极推动四国间小多边合作。可以说，中国在印太海域面临较大的发展阻力和较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避免与四国集团形成对抗态势，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对话机制，本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姿态推动印太秩序的构建。尤其注意要谨慎处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所引发的各方反应。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所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凤凰网.习近平：“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EB/O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328/13590230_0.shtml，20150328/20200223.如何在确保“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各国经济发展和利益的同时，构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战略互信并避免战略性对抗，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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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清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