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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视角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探析

2020-10-13杨巧燕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0年5期
关键词:话语分析纽约时报国家形象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通讯作者及地址:杨巧燕,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学正街18号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310018;Email:yangqiaoyan666@163.com.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纽约时报》涉华政治形象的话语研究”(17NDJC240YB),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重点课题“美国涉华政治话语研究”(2016N24Z),浙江省教育厅课题“2008年以来《纽约时报》涉华政治话语研究”(Y2015348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摘 要 国家形象建设是当前中国“文化自信”战略实施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近几年国际政治的研究热点。本文试图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探讨国家形象研究的可行路径。在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两个假设:国家身份是理解国家形象的核心概念;话语是国家身份形成与变化的关键变量。通过建构主义的施动者—结构模型,国家形象可定义为一个关系型概念,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与他国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体现施动者(国家)间的相互身份关系。通过话语的载体功能、情境释义以及修复功能,国家身份得以形成与变化。进而,作者探索通过话语建构国家身份,进一步建构国家形象的研究思路。相关案例以国家身份为切入点,运用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方法,借助Wordsmith软件,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纽约时报》中的涉华话语从主题词、词簇以及索引行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探讨美国主流媒体话语所体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用于验证以上两个假设。

关键词 国家形象 身份 话语分析 纽约时报

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时代广场24小时滚动播放,这是中国第一次在西方世界“自信地”展示国家形象。2012年至今,中国外文局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已进行多次中国国家形象的全球调查,并发布了中英文报告

参见历年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EB/OL]. http://accws.org.cn/,持续关注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重视并开展有关国家形象的建设工作,提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9:156.,“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

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8013.htm,20131231.但是,究竟何为国家形象?在国际上,中国形象是怎样的?如何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形象”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他们主要从国家形象构成要素、判斷标准、变化动因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探讨。

从国家形象构成要素来看,相关研究可概括为两类:第一,国家形象要素论,即国家形象由客观要素构成,属于国家形象的特征描述。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形象可以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组成。

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3):1421.从微观层面来看,国家形象的要素分为政治诉求、社会诉求、文化吸引力、经济能力、投资适宜度、产品吸引力、竞争力、旅游吸引力。

Nicolas Papadopoulos and Louise A Heslop. ProductCountry Images: Impact and Rol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ess,1993:25. 国家形象甚至可以参照企业形象,把品牌和产品作为要素。

P Kotler and D Gertner. Country as brand,product,and beyond: A place marketing and brand management perspective[J]. The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2002(4): 24961.除了以上的定性研究,马丁(Martin)和艾罗哥鲁(Eroglu)尝试从政治、经济和科技三个维度,利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国家形象量表。

Ingrid M Martin and Sevgin Eroglu. Measur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country imag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3 (28):198200.第二,国家形象印象论,即认为国家形象是主观认知产生的印象,属于心理认知范畴,包括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这两种认知会产生关于国家形象的不同印象,在心理层面对国家形象构成影响

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4546.。根据对两种认知的侧重程度不同,印象论可以分为:坚持“自我”印象(自我论),坚持“他者”印象(他者论),以及坚持“自我”印象和“他者”印象统一(统一论)。“自我论”不仅解释“我是谁”,而且不断探讨“我的属性是什么”。

Keith L Shimko. Images and Arms Control: Percep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M].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14.与“自我论”相反,“他者论”是印象论中的现实主义,强调相对客观的“国家文化和价值观”与相对主观的“国家形象建设者,即政府、企业和个人具有的素质或品格”。

汪涛,邓劲.国家营销、国家形象与国家软实力[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249253.“统一论”认为,“自我”和“他者”两种印象共同构成了国家形象

Kenneth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9 (3):120131.,它是一个综合评价的概念。

管文虎.国家的国家形象浅析[J].当代世界,2006 (6):3638.从时间维度来看,国家形象不仅是当下印象,还包括过去和未来。

Graham Evans,Jeffrey Newnham.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London: Penguin Books Press,1998:8890.

从国家形象的判断标准看,学者们主要将国家和个人视作国家形象评估的依据。一部分学者将国家,包括国家的相对实力、机遇与文化优越性作为判断国家形象的标准。

Richard K Herrmann,James F Voss,Tonya Y E Schooler,Joseph Ciarrochi.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Cognitive Schemata[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7,41(3):423.由此他們把国家形象划分为敌人形象(enemy image)、没落形象(degenerate image)、殖民形象(colony image)、帝国主义形象(imperialist image)以及同盟形象(ally image)

R K Herrmann & M P Fischerkeller. Beyond the Enemy Image and Spiral Model: CognitiveStrategic Research after the Cold War[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5,49(3):418.。还有学者通过一国的商品、治理、文化、人民、旅游、移民与投资等指数,对其所反映的国家形象进行评估。

Simon Anholt,Beyond the Nation Brand: The Role of Image an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B/OL].Exchange: The Journal of Public Diplomacy,https://surface.syr.edu/exchange/vol2/iss1/1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个人特征及早期接触的环境是认识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准,例如一个人的知识、情感与动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早期接受的信息、从小接受的训练,以及所培养的习惯等,会影响其对国家形象的判断

R A Le Vine. Socialization,Social Structure,and Intersocietal Images[M]// H C Kelman ed.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 SocioPsych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Holt,Rinehart & Winston,1965.。锡尔弗斯顿(B. Silverstein) 的研究表明,“多数美国人从儿童时期就形成了讨厌俄国人的观点,他们有关苏联是敌人的形象,大多来自于家庭、传媒与学校”

B Silverstein. Enemy Images: The Psychology of US Attitudes and Cognitions Regarding the Soviet Union[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89,44(6):907.。當然,这里的“个人”,不仅包括本国的个人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23.,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公众

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5.。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政府、学者、公司以及民间组织对于国家形象的形成至关重要。

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4):6.

从国家形象的变化动因来看,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影响国家形象的各种不同因素及相互关系。例如,有学者尝试将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分成常量与变量两类,常量包括国家的地理、人口、历史等,变量包括政体、经济、军事、文化等,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形象的改善与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变量的变化”。

赵雪波.关于国家形象等概念的理解[J].现代传播,2006(5):6365.有学者认为,“国家形象与国家实际”、“国家形象与普世价值”这两组关系对理解国家形象尤为重要。

张法.国家形象概论[J].文艺争鸣,2008(7):2329.有学者从外交政策角度指出权力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博尔丁认为,“在独裁国家,政治精英可以操纵普通民众的国家形象。在民主国家,有权势者能够影响普通民众对目标国的印象,但是民众的印象对形成国内的公众舆论有重要作用,会影响领导人的决策”

Kenneth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9 (3):135.。特尔哈米(S. Telhami)强调公众舆论对国家形象的作用。他认为,“即使在独裁国家,公众舆论也会影响领导人决策,从而影响国家形象”

S Telhami. Arab Public Opinion and the Gulf War[M]// S Renshon ed.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the Gulf War: Leaders,Publics,and the Process of Conflict.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3.。杰维斯指出,决策者的观察对象能够对国家形象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7879.

从对国家形象的对策建议研究来看,学者们往往从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策略入手,对国家形象建设建言献策。例如,许多学者指出,国家形象塑造要加大议程设置的力度。通过具体“议题”来引导受众

Jarol B Manheim & Robert B Albritton. Changing National Image: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and Media Agenda Setting[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78 (3):655657.,对信息进行及时、准确地传播,形成可靠、权威的信息来源,以此来引导舆论,获得同情、理解与支持

程曼丽.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J].国际新闻界.2007(3):510; 姚小鸥,王克家.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平面媒体对四川地震报道之观察[J].现代传播,2011(9):147148.。国家形象传播应充分发挥和利用新媒体的力量,特别要善于发挥自媒体用户的力量,开展积极的自媒体公共外交,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相德宝.自媒体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策略[J].当代传播,2011(6):98101.此外,有学者建议建立对外传播旗舰网站,对对外传播进行深度分析、背景报道和客观报道,反映中国的真实形象

王晨燕.网络对外传播的策略:网上重塑中国国家形象[J].现代传播,2007(5):166168.。还有相当部分学者从研究的具体议题出发,跟踪国外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所反映的中国形象,特别是一些标志性事件,如奥运会、汶川地震、世博会、“一带一路”等,从而提出针对性建议与意见

这部分研究参见:甘险峰,彭利国.意义输出的成功与中国形象的再造:西方主流媒体北京奥运开幕式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J].新闻记者,2008(10); 薛可,余明阳.国家形象塑造中的媒体角色:以汶川地震報道为文本[J].国际新闻界,2008(11); 黄伟.法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从19世纪的巴黎世博会谈起[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0(2); 顾洁,赵晨.非英语国家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J].社会科学文摘,2019(2); 沈悦,孙宝国.“一带一路”视阈下中国梦的多维建构与全球想象——以纪录片跨文化传播为视角[J].云南社会科学,2019(2)。。

以上研究深化和拓宽了学术界对国家形象问题研究的理论认识与视角,从国家形象构成的要素、标准、动因、对策方面指出了重要的研究方向和路径,使国家形象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主题。然而,这些研究仍然存在有待提升之处。

首先,国家形象研究缺乏系统性理论。尽管以往研究基于不同角度的理论分析,对国家形象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缺乏系统性理论的缺陷显而易见。现有的研究对国家形象的概念与内涵的界定相对宽泛、模糊,对国家形象的理论渊源讨论较少。大多数研究的基本前提假设是国家形象具有客观性,因此可视为相关要素集合,或是国家实力的反映,其核心逻辑可以表述为国家形象是国家实力或权力的自然生成,或者说是一种镜像。实际上,国家形象远非“一种镜像”这么简单。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框架,导致其提出的对策缺乏科学的判断依据和理论指导,缺乏创新性。此外,部分研究方法,如历史分析和实证研究,对案例内容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然而该研究往往缺乏系统而全面的论证,研究深度只停留在对中国形象的特点进行总结评价上,研究的科学性无法得到保证。

第二,对国家形象的内在生成机制与作用机制认识不够。已有的研究大多对国家形象进行静态描述,对国家形象的生成及其过程分析相对较少。从近年来对有关国家形象研究的统计看,对国家形象的具体实践与相关策略的研究占比21%左右,对国家形象生成与作用机制进行的研究只有 1%左右。

王海洲.国家形象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其政治学转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3):1415.21%的研究思路大多是对国家形象的基本概念进行研究,或是基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在对国家形象概念进行初步探讨之后,就针对某一具体的议题或者事件,对中国国家形象及其具体表现进行归纳与总结,

这方面研究参见:程曼丽.美、俄、日、德主要报纸涉华报道分析[J].新闻与传播,2002(6); 张玉.日本报纸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1995-2005)——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4); 甘险峰.美国主流媒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变迁:基于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中中国题材的梳理[J].新闻大学,2010(2); 陈勇,张昆.美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形象”塑造:探析《时代》周刊(1949~2008年)的中国报道[J].当代亚太,2012(3); 刘坤喆.英国平面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以“气候变化”相关报道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9); 张丽君.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形象:西方媒体与公众的视角[J].欧洲研究,2010(6); 邱江宁.13—14世纪“丝绸之路”的拓通与“中国形象”的世界认知[J].江苏社会科学,2019(4); 王男.越南媒体"中越双边关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呈现[J].东南传播,2018(9)。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容、方式、主体、原因、目的等重要议题却被忽略掉了。论及研究国家形象建构,对策建议或措施成为老生常谈。因此,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时间不短,但有价值的研究相对较少。人们无法直接感知国家形象的具体状态,其内在生产机制和作用机理的基本问题,如建构的内容、建构的方式、建构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都缺乏解释。

第三,研究国家形象的“中国立场”明显,缺乏相对客观的动态综合分析。多数学者“自我中心”立场明显,导致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很难保证。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只关注中国的主体作用,忽视宣传对象的不同特征与不同宣传主体的作用。有些研究尝试对国家形象进行模式分析,但缺少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关注

季乃礼.国家形象理论研究评述[J].政治学研究,2016(1):124128.。从研究方法看,一部分研究采取大规模调查、访谈方法进行,或者基于内容分析的方法进行。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研究标准和理论分析框架,调查和访谈结果的信效度就存在较大疑问。例如,根据国外受众调查数据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认可度稳步提升的结果当然是我们乐意看到的。然而,调查指标的权重分配、被测群体结构以及测试的时间安排等因素极大地影响着结果的科学性。

基于此,本文拟对国家形象理论进行深入探析:其一,对国家形象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抽离其关键概念——国家身份。其二,从动态过程研究国家形象的形成逻辑,从微观层面挖掘国家形象形成过程的关键变量。其三,就西方主流媒体涉华国家形象过程进行历时分析,对结果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提出相应对策。

二、身份是理解国家形象的核心概念

建构主义理论为动态考察国家形象提供了重要视角。该理论认为,社会世界是由施动者在客观环境中建构而来。因为施动者的互动实践,客观事实的社会意义会产生变化,社会事实也会因为人际互动而建构出来。可以说,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可以理解为主体间性,即主体与客体同时彼此存在,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建构、转化并且相互依托。基于此,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建构主义指出国际社会的双重特性——物质性和观念性。该理论认为,物质世界和人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其中,人对物质世界的认知至关重要

Adler and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213.,那是“意义与知识的世界”

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2):2527.,是观念的来源,更是物质世界的意义源泉。基于此,国家形象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主观性。国家形象是一个涉及众多构成要素、自我和他者的认知共同建构的一种国家状态。

从建构主义理论来看,国家形象是在国际体系中施动者(国家行为体)与其对应的结构(国际体系)长期的、持续的互动结果。由于对客观现实社会意义的侧重,建构主义理解的国家形象并非先验存在和天然固有的,而是在互动中产生的。在温特的理论中,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施动者是国家,结构是国际体系。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国家具有主动性,国家形象由相关施动者(国家)之间的互动产生。根据互动类型,国际体系文化有如下三种类型: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与康德文化。

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3):4546.以上这三种无政府文化对施动者(国家)来说就是结构,因此也是国家形象互动的结构。三种文化能够创造不同的国家形象:霍布斯文化创造敌人形象,洛克文化创造竞争对手的形象,而康德文化创造朋友形象。同时,这三种文化所形成的国家形象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取决于三种形象中——敌人、竞争对手、朋友——哪一种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27.

首先,国家形象是一个关系型概念,体现施动者(国家)间的相互身份关系。无政府状态下的三种文化结构基于不同的身份关系,即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关系。温特认为,国家身份是有意图国家行为体的属性,能够产生动机和行为属性,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区分:(1)团体身份;(2)类属身份;(3)角色身份;(4)集体身份。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2286.国家的团体身份是以“差异”为先决条件,是其他身份的基點或平台。国家通过“政权类型”或“国家形式”获得其类属身份,比如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就属于这类类属身份。基于本国文化背景以及和“他者”互动的关系,国家获得角色身份。集体身份属于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结合,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认同。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87.除了团体身份,其他三个维度都可以在同一行为体上同时表现多种形式。国家身份的激活是有选择性的

Alexander C Norman,Mary Glenn,Wiley. Situated activity and identity formation[M]// M Rosenberg and R Turner,eds.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 Basic Books,1981: 274279.,有些身份对国家来说是根本的,而有些则是表层的。

国家身份涉及相对于别国“该国是谁”以及“应该做什么”,这是国家形象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身份往往通过与“他者”的关系互动而形成。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25.国家身份的形成主要涉及两方面:自我身份和相互身份。一方面,国家身份是一国的自我身份认知,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身份主要根植于国家行为体的自我认知。国家身份的自我认知集中反映了本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征。例如,一国对自身实力身份和国际地位的认识都隶属于身份的自我认知。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体的自我身份认知常常依赖于其他国家行为体对该国国家身份认知的一致,即一国的国家身份也是一国与他国之间的相互身份的反映。因为身份具有主体间性的属性,所以,这种身份只有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时,才可以称之为身份。因此,一个国家在身份建构时,必须要考虑其他国家的接受问题。

国家身份的形成与变化逻辑能够解释国家形象的动态进程。具体而言,初次相遇,国家自我和他者可能带着关于自我身份的预设观念,这种预设观念使他们具有暂时身份,并成为它们互动的起点。相遇之后,国家行为体将根据习得来的新信息修正自己对情境的定义,也会调整自我认识。这是国家行为体认同他者对自己的看法或“评价”的反映,是以他者为镜再现自我。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16.国家身份的形成过程通常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自我”向“他者”发出信号,有意识地向“他者”表明其想要在互动中扮演的角色。到了第二阶段,“他者”开始思考“自我”发出的信号,并对意义进行思考与理解。在下一阶段,“他者”对信号进行反馈,告知“自我”其想要在互动中充当的角色,同时为“自我”设定一定的角色。到最后一阶段,“自我”对“他者”的信号进行思考与理解。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3.因此,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建构了彼此的身份认知。良性的国家身份互动建构友善的国家形象认知(正向的朋友形象),敌意的国家身份互动建构不友善的国家形象认知(敌人形象),竞争的身份互动形成国家的对手形象。

国家身份的变化往往导致国家形象的相应变化。国家身份的状态决定了国家形象的认知,影响其利益和行为。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318324.在确定国家自我身份时,与他者相对应的国家身份同时确定,从而使国家自我形象具有意义。国家相互身份一旦形成,就变得相对独立,行为体对于相互之间关系的观念和行为就会因此发生改变。一旦意识到他国观念中的敌对身份,国家行为体可能会内化这种信念,将他国设定为相对负面的形象。所以,如果国家身份有明确界定,并保持稳定状态,国家行为体互动行为的“不确定性会降到最低程度”

Hannes Heer,Walter Manoschek,Alexander Pollak,Ruth Wodak.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The Wehrmacht's War of Annihilation [M]. Palgrave Macmillan,2008:1516.。此时,国家形象相对稳定。相反,如果国家身份模糊不清,国家行为体会陷入身份与形象的模糊与焦虑状态

Martin,Denis Constant. The Choices of Identity[J]. Social Identities,1995(1):1516. ,会让他国不知所措,可能会导致国家形象发生相应改变,国家身份成为国家形象认知基础和划分敌友亲属的重要参照依据。

因此,建构主义框架下的国家形象是由施动者(国家)之间及其与无政府状态下三种文化结构互动形成的,其中施动者(国家)间的互动形成了结构,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结构反过来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结构情境。同時,国家形象体现了施动者(国家)间的相互身份关系。国家身份的形成与变化逻辑反映国家形象的动态进程与状态。可以说,国家形象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通过与他国交往互动而形成的,反映该国与他国就本国身份的相互认知。

三、话语是国家身份形成与变化的关键变量

话语是在某种特定语境中所使用的语言,可以理解为是那些使用中的口头的语言或者是书面的语言。话语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符号,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其本身已经成为社会世界的一部分,构建一定的行为并受行为影响。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具有权力的属性,“是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79.。他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因为人与世界是一种话语关系”

古廷(Gary Gutting).福柯[M].王育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5.。“话语”的权力属性,让人们意识到,话语已经超越了语言文字本身,是一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高层次的建构。

在身份的形成与变化过程中,话语成为关键变量,具体表现在:

首先,话语本身是国家身份的重要载体。“任何国家行为都是通过话语加以叙述和表达,才能被理解”。

胡范铸,薛笙.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 (6):3740.同样,国家身份也是通过话语的叙述产生的。通过话语叙述,国家一方面阐释自己国家的历史,另一方面还能同时建构基于该国历史的国家集体身份。通过话语的叙述之后,国家身份经由符号系统的框定和设置进行建构。

Du Gay Paul.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M].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1996:102.因此,国家往往设计出有关一国国家身份的完整的话语故事情节,包括这个国家的起源、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等。这些能够体现和代表这个国家并为全体国民所集体记忆的国家身份话语,反映了一国国家身份的特殊性,能够将本国(“自我”)与别国(“他者”)区别开来。

刘永涛.语言、身份建构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话语中的话语中的“邪恶论”[J].国际观察,2005(5):33.所以,通过话语,国家身份总在被不断地阐述、协商、重新塑造、不断变化,存在于历史的叙述中。这种叙述话语本身,成为建构“社会事实”的一种重要机制。

其次,话语能够为国家身份的“情境”提供意义解释,使国家形象的范畴表现出多样化。通过名称定义、叙事挪用(appropriation)、框定事实等方式,国家形象成为公众认识、理解和判断国家身份的最初信息来源和认知模型。在初次相遇时,国家身份的意义是国家行为体根据对情境的定义而产生。因此,在初次相遇时,国家行为体和他国都在积极建构一种“对情境的定义”。双方都努力将自己的理解方式告知对方,希望获得认可,奖励那些支持自己对情境定义的行为和惩罚那些不支持自己对情境定义的行为。通过“情境定义”,话语能够对基于“客观现实”的国家身份转变为“主观真实”。 正如温特所言:“如果人们把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就结果而言,这些国家身份同样真实”。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15.在话语权力处于不平衡状态时,身份情境的意义更容易朝着权力较大一方发展。此时,掌握话语权力的国家可以诱使他国改变初衷,认可其身份情境定义。因此,话语能够对一国的国家身份按身份的“突出”(活跃)程度而进行等级排序,不同排序组合产生的国家身份使国家形象的范畴表现出多样化。

第三,通过话语策略的使用,能够对国家的身份进行修复,进而重塑国家形象。在国家身份的形成与变化过程中,国家通常会创造出一整套的集体符号系统和表达形式,谨慎地选择恰当的话语,并对话语的内容与结构进行精心安排,从而引导公众按其特定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国家身份,成为影响国家形象建构的最具体和直接的方式。当国家身份受损时,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话语策略减少其负面影响,进而修复受损的国家形象。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oit)指出,“当国家形象受到威胁时,有必要为一定行为做出解释、辩护、调整、道歉和寻找借口”

William L Benoit. Accounts. excuses and apologies: a theory of image restoration strategies[M].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63.。因此,國家形象建构过程包含了涉及国家身份的话语协商、抗争、解释、再造。

吴飞,陈艳.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述评[J].当代传播,2013 (1):811.他提出了修复国家身份的五种话语策略:进行否认、回避责任、减轻敌意、修正行为,以及自我责备。

William L Benoit. Image repair discourse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1997: 3.通过这五种策略对国家间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敌人、竞争对手、朋友三种身份进行修复。可见,通过特定的策略,话语不仅能够表征本国和他国的身份愿望,展现本国与他国的友好或敌意程度;同时表征国际社会对其身份喜好、不满、愤怒等信息,对国家而言具有认同或否定作用。所以,话语能够建构并改变一国的国家身份,进而建构与改变一国的国家形象。话语可以不断改变旧的国家形象定义,也可以对国家形象不断进行重新解读,赋予国家形象新的内容和意义。有关国家身份的话语有时还可以疏导政治情绪,达成权力的平衡,转换对过去和当前的认知,强调一定的特性、意义和逻辑,对文化进行调节。

Martin,Denis Constant. The Choices of Identity[J]. Social Identities, 1995: 520.

因此,话语成为一国国家身份的重要标志,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形式,在塑造国家身份以及身份表达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Ruth Wodak.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8: 29.。可见话语是建构国家身份的重要机制。通过话语叙述、对情境意义的解释,以及话语策略的使用,话语在国家身份形成与变化过程中成为关键变量。因此,话语可为研究国家形象提供更具体、更微观的动态视角。有关国家身份的话语,不仅传播信息,还可推动受众的认知的转变,作为意见领袖在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影响。

正因为话语对研究国家身份的重要意义,话语分析成为进行国家身份实证研究的可行方法。话语分析关注语言的意义,尤其是其微观实践意义的重要性。具体来说,话语分析研究微观的语篇获得意义的方式,及其如何通过表达意义而建构社会现实,

Nelson Phillips,John L Brown. Analyzing communication in and around organizations: A critical hermeneutic approa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3(6): 15471576.主要涉及语篇(text)、语境(context)和话语(discourse)三个因素。语篇是由一系列连续的语段或句子所构成的语言整体,是话语的基本单位。话语一方面与语篇相联系,体现文本的上下文内部环境,由语篇之间的逻辑关系组成。另一方面,话语与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一定的话语,总是与先前产生的相关其他话语、当下的以及随后的相关话语相联系。

Norman Fairclough,Ruth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 T A van Dijk.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Volume I. London: Sage,1997:277.因此,话语体现在各种语篇中,同时也体现在各种语境中,三者紧密相连。话语分析研究,不只是讨论社会世界的静态意义,而是积极探讨社会世界的动态意义或实践意义。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不仅关注语言特点、文本结构等语篇层面的研究,而且关注社会关系结构等语境层面的研究。整合文本、文本生产消费与分配过程,对话语实践进行动态分析。

Norma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 Routledge,2010:26.

从这个意义讲,通过话语分析,可以探讨国家的身份如何通过语言动态获得意义,及其获得一定意义背后的原因。话语分析关注语言的能动性,尤其是其建构社会事实、思想,以及身份。因为,这些事实、思想和身份已经含有语言成分。

John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act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5:60.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为研究国家身份提供大量文本数据和新方法。在语料库的支持下,研究者可以运用计算工具一次性处理大量文本数据,并能够准确而快速处理数据,解释大范围语料特征。通过语料库的话语分析方法,可以呈现出隐藏在语篇和语境中的特殊语言现象。不断重复的语言能帮助人们辨别隐含的意义,更清晰地识别和描述语篇。

Susan Hunston. Corpora in Applied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Applied Linguistics,2002:123. 從具体方法来看,通过对词频的考察,主题词、搭配、索引行、词丛、语法结构来识别话语的内在意义;研究词汇在大型语料库中的各种表现,如分布、频率、搭配等,用来说明相关话语的含义

Norman Fairclough. New Labour,New Language[M].London: Routledge,2000:3538.;或是分析语法结构选择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揭示隐含在单个词、语言形式、词汇和语法中的意识形态。

Michael Stubbs.Text and Corpus Analysis: Computer assisted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M]. Mass: WileyBlackwell,1996:156.例如,通过对媒介话语的研究,研究话语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各种关系如何影响具体事实,文本如何建构特殊身份,以及文本中各种关系如何形成特定结构

Norman Fairclough. Media Discourse[M].New York: Bloomsbury USA,1995:5.。因此,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能够对大规模的语篇,如报刊、杂志上登载的文章进行分析,研究人们如何利用语言的功能来建构社会身份,揭示语篇所体现的种种不平等,并进一步消解人们在头脑中已经形成并固化的观念,帮助他们建构世界观,从而建构新的社会现实。此外,语料库话语分析能保证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可信,大大降低研究者的政治或者认知偏见。

四、话语、身份与国家形象——以《纽约时报》涉华国家形象为例

中国国家形象是中国在与国际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了解美国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至关重要。限于篇幅,本文研究侧重中国国家形象互动过程中的他者形象。因为国家形象认知构成来源于自我和他国两个方面。他国认知与自我认知同样重要,会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部分。国家身份是国家形象的核心部分,本文研究中国国家身份的互动过程,尤其是国家身份习得过程中再造的部分。国家身份习得再造,即自我国家相对于他者国家的身份,取决于自我国家对他者国家怎样看待自己的认知,即国家必须掌握他者如何看待自己。因此,中国自我身份习得再造过程中,必须理解他者国家如何看待自己。

从语料选取来看,论文将美国《纽约时报》作为首选考察对象。他者对中国的认知是考察中国形象的重要方面。美国是当前国际社会西方大国的典型代表,而《纽约时报》是其主流报刊之一,号称美国“政治精英的内部刊物”,深受各界的重视,尤为高层人士所青睐。基于此,论文选取《纽约时报》涉华国际形象的话语作为研究语料。

从时间段来看,本文拟选取2008年金融危机至2019年进行历时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萎靡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跃升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地区大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凸显,国家形象也在不断改变。因此,本文试图从话语角度验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否与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的表现呈现正向相关。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对话语结果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探讨话语所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的意义。在具体操作层面,本文利用ProQuest Newsstand学术数据库,以China为检索词,搜索《纽约时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涉华报道。鉴于评论部分最能显示该报的意见倾向,故建立了5661条新闻的专用语料库(见图1)。

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框架,语料库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以下问题: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中的国家形象有哪些?其国家身份是否引起国家形象的变化?其特定话语如何动态建构出美国特有的中国形象?话语意义解释的功能与特点有哪些?美国涉华形象的话语策略有哪些?基于此,文章将提出相应建议。文章拟借助Wordsmith软件,对语料库中涉及中国形象的高频主题词、词簇、检索行进行分析。最后,笔者对话语结果进行定性讨论,试图回答案例设计的问题。

(一)主题词(Keyword)

主题词能够反映话语的大概内容与关注点,体现话语的主题特征。

钱毓芳.语料库与批判话语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3):198201.从话语主题词结果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呈现一定的密集性。

从表2主题词出现情况可知,2008年以来《纽约时报》有关中国形象的议题主要有:奥运会、运动员、外交政策、气候变化、核武器、人权、政党、贸易、政策、货币、合作、经济增长、环境保护、领土争端、国家安全、贸易协议、制裁等。从话语关注对象来看,《纽约时报》重点关注中国政府官员、政党、社交媒体以及美国总统。尤其是2016年以来,该报在涉华话语中多次提及中美领导人以及中国的社交媒体。从词频统计来看,中国政府领导人或官员的名字,以及公司的名字在其报道中大量涌出现。例如Xi、Huawei等。

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纽约时报》话语中的中国形象,涵盖政治(政党、领导人、政策、人权)、经济(贸易、货币、经济增长、贸易协议)、文化(奥运会、运动员)、外交(外交政策、合作、领土争端、国家安全、核武器)、社会(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社交媒体、公司)等方面。从国家形象建构的参与群体上看,《纽约时报》突出的是中国领导人、政府,以及普通民众。

从话语的连续性来看,人权(human rights)、核武器(nuclear weapon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及对外关系(foreign relation)几乎年年成为《纽约时报》涉华话语的主要议题。从话语的间隔性看,每一年都有新的特点。例如2008年,该报主要关注的是奥运会以及地震相关的议题。从2009年开始,该报开始关注中国的国际贸易、气候变化、政党、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这些话语断断续续持续到2019年。2010年,该报对中国的外汇以及货币政策进行了讨论,并首次提及制裁(sanctions)。从2011年开始,《纽约时报》大量提及合作(cooperation)。2012年,美国的大选(presidential elections)与经济消退(recessions)成为该报新的高频词。2013年,政党(political parties)、武装部队(armed forces)、网站(web sites)与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成为该报高频评论的涉华话语。到了2014年,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和环境保护(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排放量(emissions)、领土争端(territorial issues)成为该报新的话语关注点。2015年,股票市场(stock exchanges)、协议(agreements)与合作(cooperation)是《纽约时报》大量报道的涉华话语。2016年,《纽约时报》涉华话语大量提及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美国的大选(political campaigns)、贸易协议(trade agreements)、自由贸易(free trade)以及社交媒体(social networks)。2017年,除继续上一年的核武器、气候变化、总统大选等常规议题外,第一次大量提及导弹(missiles)。2018年,關税(tariffs)一词大量涌现,其出现频率成为《纽约时报》涉华话语中国际贸易、制裁、核武器、国家安全、气候变化等词的第一位高频词汇。2019年,抗议(protests)成为了继关税、气候变化之后的第三大高频词,紧随其后的是国际贸易、政党、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中美领导人。

从以上话语轨迹看,美国对中国国家形象关注点存在不变与变化两个方面。“不变”方面包含了中国外交政策、国内生产总值、经济状况,以及核武器等。这些关注点在美国对中国国家形象认知中相对稳定,但是每隔2-3年,关注侧重点会略微调整,体现出变化的一面。如2008—2010年,美国持续关注中国经济情况(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国内生产总值、外汇、货币政策等)。2011—2012年,《纽约时报》开始提及中美合作和美国大选。2013年以后,涉及中国形象的关注点又多了气候变化议题。2013—2015年,武装力量与领土争端成为美国关注中国形象的重要方面。在2015年,《纽约时报》再次提及中美合作。2015—2016年,该报开始关注中美两国领导人。2016年,该报第一次提到了中国社交媒体。2017—2019年,导弹、关税和国际贸易成为新的高频词。

(二) 词簇(Cluster)

词簇反映的是话语修饰语的出现模式的聚集,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文本的话语信息。

钱毓芳,田海龙.社会变迁: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 (3):4043.Fowler和Kress多次申明,对“词汇‘过度聚集模式进行分析,可以揭示该话语生产群体本身的经验和价值取向”

Roger Fowler,B Hodge,G Kress,T Treweds. Language and Control[M]. London: Routledge,1979:212216.。话语的修饰语,不仅能够表达话语事件中的结构与观点,还具有夸张的修辞功能。例如,可以运用积极的词汇修饰我者,用较为消极词汇修饰他者。分析不同形容词的出现频率,能够理解话语使用者的交流和建构意图。《纽约时报》中的中国形象,不仅描述了美国如何看待中国,而且反映出中美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美之间相互身份关系。

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话语中,《纽约时报》突出的是经济、国内和全球三个层面。具体来看,有关中国经济的话语描述出现158次,突出经济的增长。其次是经济模式、经济奇迹、经济发展、经济政策和经济巨人。从出现频率看,“国内的”是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描述的第二大词汇,《纽约时报》反复强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内需求、国内市场和国内消费。国内问题、国内利益集团、国内经济、国内支出也是其关心的主题。位居《纽约时报》中国经济增长话语第三的是“全球的”一词,该报多次提及全球经济、全球衰退、全球增长和全球复苏,全球变暖、全球技术、全球市场、全球泡沫、全球安全和全球经济力量平衡也有所提及。由此可知,《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话语描述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模式,还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国内和全球经济形势之间的联系。

有关中国的对外关系的话语中,《纽约时报》突出的是中美的国际愿景和对所谓中国“军事野心”的猜忌。“国际的”一词出现频率最高(116次),突出的是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并强调国际秩序、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体制、国际社会和国际准则的作用。第二,中国的“武装部队”和“核武器”显然成为美国考虑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中,有关中国的“武装部队”、“军事战略”、“军事野心”多次被提及,此外中国军事升级、军事基地、军费增长、军用飞机等都在该报的关注范围内。

《纽约时报》对中国贸易的关注,从2016年开始骤增(131篇),到2019达到高峰(817篇)。《纽约时报》使用最多的形容词是“经济的”,出现147次,突出的是经济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出现频率居第二位的形容词是“国际的”,出现105次。从其具体使用情况来看,该报强调最多的是国际贸易法、国际贸易规则。因此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将中国的国际贸易置于全球经济关系之中来考量,突出的是国际贸易的政策、法律与规则。有关中国的对外投资中,使用最多的形容词是中国的(188次)。从其具体使用情况来看,该报中的中国对外投资往往与中国政府、中国政策、中国官员、中国特色、中国公司与中国公众相关,突出中国对外投资的政府投资特色。

在领土争端议题中,突出强调的是“军事的”一词,出现74次。其中,该报强调突出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的崛起(military rise)和军费开支的增长。此外,有关中国的军官、军事演习以及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是《纽约时报》经常谈论的话题。由此可知,美国在领土事件中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军事力量和军事开支的增长。

通过对词簇的分析,可以发现《纽约时报》对中国国家身份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定义。在各类议题中,《纽约时报》通过突出情境的某个方面,忽视情境的另一面,来表达其倾向性观点。例如,关于中国经济形象,《纽约时报》往往把中国放在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中定义,突出中国GDP总量大。同时,对中国人均GDP以及经济结构不平衡等问题视而不见。关于中国外交形象,该报将其放在中美关系与国际合作的背景下,突出所谓的“中国军事野心”,对中国多次对外宣称和平外交,而且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则只字不提。关于中国贸易形象,该报将中国国际贸易置于全球经济关系之中进行考量,突出国际贸易的政策、法律与规则,忽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与美国达成的协议,直接将中国定义为“操纵货币国”。该报同样忽视中国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做出的积极努力。在领土争端问题上,该报不关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的历史和争端缘由,更不关心中国的合法主权,简单粗暴地将中国定义为“欺凌别国”。总之,《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时,经常忽略事實,扭曲报道。

(三)索引行分析

索引行分析可以提供问询词在语料库中的词频信息,并展示该词的上下文信息。通过索引分析,可以让我们看到文本中许多重要的语言模式以及超出人们凭直觉能想象出的语言现象。

从检索行分析可以发现,《纽约时报》试图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意义进行解读。进而,该报通过话语表述的中国国家身份,表征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心(concern/fear)、不确定(feel/the message/sense)、怀疑(doubt/namely),甚至不满、期待、愤怒、警告、威胁等。

《纽约时报》的涉华话语大量使用“中国是(China is)”的话语模式,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征。根据图2对“中国是”部分检索行的分析,美国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寻求大国影响力、有着秘密意图与军事扩张野心的特殊利益的集合体。在《纽约时报》看来,尽管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角色,但中国缺乏“信誉”,为一些国家供应武器,离间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图2 “中国是(China is)”的部分检索行

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议题中,《纽约时报》承认中国在领土争端中有一定克制,但更多的是担心中国对地区安全形成威胁,将中国描述为“胁迫、屈从邻国的横行霸道者(bully)”的形象。同时,该报声称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将展开“重返亚太”、强化其亚太盟国关系、声张正义的形象

Getting Real About China[N].The New York Times,20141012: SR4.。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话语中,《纽约时报》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比重、中国的经济模式、中国的政策变化会危及影响全球经济。

Dangers of an Overheated China[N].The New York Times,20091129: BU5.在有关中国的对外关系议题中,《纽约时报》认定中国对美国安全、地区安全与稳定,以及对全球贸易构成威胁。相应的中国国家形象表现为对内“缺乏民主”,对外“操纵其货币”、“欺凌友邦”的“不正当外交国”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是他者和自我对中国认知的统一,话语领域已经成为中美之间另一个竞争场所。美国作为最有影响力的他者之一,值得中国关注和研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与中国自我评价存在的较大差异尤为值得关注。美国对中国不断诋毁打压、丑化甚至妖魔化。中国在国力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同时,急需突破美国的他者认知,从话语角度主动建构我国国家形象。中国必须做好准备,积极制定国家形象的话语战略。

国家形象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不可能接受美国化的中国国家形象,然而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其主流媒体的涉华话语,梳理其话语特点、规律及其逻辑,随时掌握其对中国的认知变化,为从话语视角建设中国国家形象提供参考。

首先,中国对国家形象的关键概念的定义要清晰。中国国家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中国与他国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的影响力,其内涵与外延需清楚表述。我们必须明确告诉国际社会,中国的国家身份是什么,中国国家身份的特点有哪些,由国家身份决定的国家利益有哪些,中国国家形象有哪些,中国的外交行为会怎样。概念不清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中西方固有的观念又加剧了这一误解。中国式的含蓄往往会令西方社会摸不着头脑,因此,要对中国形象的“我者”认知进行清晰的定义。

其次,中国应改变话语策略。围绕中国形象的内涵与外延,针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不同内容、不同主体、不同语境,采用灵活多样的话语策略。例如,着重对话语词汇与叙述的方式进行选择,把握话语生成与传播的密集度与连续度,对事件进行快速主动的准确定位。此外,推进中国国家形象话语载体的多样化,积极培养和引导民间话语的发出者,采取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相结合方式,力求呈现一个客观与公正的中国形象。

再次,中国应强调和尊重共同话语,着重从身份互动过程中习得的共同话语出发,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认同感。建构中美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切入点,培养中美共有的价值观念。比如,从双方都认可或熟悉的概念和语境出发,尊重对方的需求,并且保持在该领域以内运行。在此过程中,尤其加强危机事件中对事件的准确定位和定性,加强话语的回应性和执行力,提高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感。例如在2019-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的重大挑战,中国果断处理,与国际社会积极配合,体现对生命的尊重与大国责任,应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

话语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建设,需要重新审视话语的功能。话语成为构建中国“本国形象”与“他国形象”的纽带。中美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存在差异。两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争论不仅是辩论,而且是以对话为导向的沟通博弈,其主旨在于促进中美对中国形象与身份的观念共享与交流。当前,美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实践,大多处在对中美国家形象互动习得的争论阶段。从话语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中美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存在较大沟通空间,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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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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