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圆

“让手机成为新农具，让直播成为新农事。”今年以来，直播带货成为越来越多乡村带动农产品销售、助力脱贫攻坚的选择。数字乡村概念经过直播赋能，沉淀数据，构建起乡村在网上的数字孪生体。

不只是农村电商、直播带货，随着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字乡村在乡村治理、产业振兴、城乡融合等方面发力，融入乡村生活的众多场景，改变着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乡村兴则国家兴”。近日，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通知》指出，开展数字乡村试点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也是释放数字红利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46.2%，城乡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缩小5.9个百分点。随着我国“村村通”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两大工程的深入实施，广大农民逐步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同步享受信息社会的便利。

2019年10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江学者邱泽奇团队在数字乡村战略下的全国第二届“为村”大会上正式发布名为《为村：为乡村振兴搭建数字平台》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乡村振兴痛点可归结为“连通性”问题。互联网的连接优势如何帮助乡村摆脱“失连”困境，助力建设数字乡村？对此，《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对邱泽奇教授进行了专访。

地区、城乡、乡乡的数字鸿沟

《小康》·中国小康网：近年来您专注于数字化与数字乡村、数字化与智慧城市的研究。您也有相关文章研究“互联网红利差异”和“数字鸿沟”等问题。您认为，数字化时代，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吗？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在哪里？

邱泽奇：这取决于我们说的是怎样的乡村。曾经，我们的确存在普遍的城乡差距。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一般而言的城乡差距依然还在，不过，城乡之间的差距不如乡乡之间的差距大了。东部地区的乡村正在逐步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去处，可中西部的乡村还是人口争相离开的所在。

问题在哪里呢？大约20多年前，我和费孝通先生讨论时就提出过，东西部之间的人口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人口聚集策略。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提出的大城市战略适宜于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特别是东部和中东部地区;而人口密度较小、工业产业基础不牢的地区，农牧业依然是乡村人口重要的生计来源。因此，为了让乡村人口享受城市生活，同时又照顾到农牧业生产的需要，适宜的城市化策略是发展县城和地级市。如果说中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可以形成大城市网络，那么在中西部地区则需要形成中等城市网络。不同逻辑的背后，还是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平衡。

数字乡村建设要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格局。在城乡关系格局还在演化的阶段，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会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东部地区的城乡数字鸿沟会逐渐缩小，随着城市带的兴起可能会逐步消除，甚至出现城乡差距颠倒的格局。例如，随着乡村居住人口数字素养的提高，乡村或能把数据工具更好地运用到改善民生、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上来。在长三角的一些乡村，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苗头。可是，在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失带来的乡村整体数字素养不足将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难题。数字能人依然是带动数字乡村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红利的普惠还没有进入乡村人口依靠自己力量的阶段。因此，整体上，我们还会看到在数字红利普惠中因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交集带来的复杂格局。

因地制宜探索数字乡村方案

《小康》·中国小康网：数字乡村战略，鼓励以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分阶段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信息化建设。根据您的了解，目前阶段数字乡村建设较多的领域是哪方面？起到怎样的作用？

邱泽奇：数字乡村在各地的发展不大相同。一些地区从电商入手，推进数字治理、数字服务;一些地区从网格化治理入手，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安全的数字化;一些地区从数字治理入手，推进乡村组织、乡村治理、村务管理的数字化。不同地区的不同做法都有其不得已的理由，总体而言，有机会、有条件的地区，都在推进。当然，这与中央的统一部署分不开，与乡村社会的需求也分不开。

我举两类例子来说。第一，农村电商。一些年轻人把在城里打工学到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带回乡村，开网店，办工厂，做服务生态，带动了整个村庄数字经济的发展。如今乡村电商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仅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上，而且在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只要有数字连接的行动主体，都是潜在的电商店主。农村电商已经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

第二，数字治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乡村最大的变化是乡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就业。从乡村到城市，实现了城乡之间经济要素的流动，也让大量农村人口分享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料之中却没有及早预防的后果，譬如乡村生活的空心化、农牧业生产的荒疏化、乡村人口结构的脆弱化等等，乡村一家人分散在城乡多地的格局非常普遍。在整体上表现为乡村的组织涣散、能力弱化、整体凝聚力丧失。

乡村振兴、乡村发展，首先还是要聚人气。在没有新人补充进来的条件下，先把散落在各地的村民會集起来，办好村务，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一些地方想到了运用数字工具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在这些努力中，腾讯公司开发的“为村”平台充分发挥了作用，在一个平台上实现了党建引领、数字村务、数字事务、数字商务，提供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一种理想式样，非常值得认真探讨和推广。

连接与参与：村民新体验

《小康》·中国小康网：“为村”以“连接信息，连接财富，连接情感”为宗旨，创造了各类行动主体真实或虚拟的“共同在场”，但前提是引导村民使用平台，并达到一定的活跃度。观察相关话题，今年疫情期间，“为村”里讨论度比较高，其后归于平静。根据您和团队在不同地方的调研，好的“为村”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邱泽奇：数字工具说到底还是工具。工具只有使用才会发挥效用。“为村”是数字乡村，不是一线城市的街道。疫情期间，“为村”能发挥作用，正是数字工具的意义所在，在平时“为村”的平淡也很正常。当然，村民们也可以把“为村”弄得非常热闹。与传统村庄不同的是，在“为村”上有数以万计的村庄，一天只要有一个村庄“有事儿”，整个“为村”可不就热热闹闹的吗？这就是连通性带来的影响。问题是，我们期待一个怎样的“为村”？

除此以外，对数字工具的应用，人才依然是关键。我们的观察是，一个村，不管它的人口结构如何，只要有一个热心的年轻人，就可以让“为村”实实在在为村民服务。现在的情况是，让“为村”真正用起来的，大多是驻村第一书记或返乡青年。我以为，以这两类人为抓手，以党务、村务、事务、商务为范围，“为村”真的是大有可为。

《小康》·中国小康网：您指出，参与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也是治理。在一个高度互联的社會，连接就是参与。让每一位参与者履行责任，参与治理，或许是构建新的、数字社会治理机制的选择之一、思路之一。您可以详细讲一下连接、参与和治理的关系吗？

邱泽奇：破解城乡之间、乡乡之间数字鸿沟的基础，在于把村民领进数字社会，其中，连接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有连接，就没有参与;没有参与，就没有伸张权利的机会;没有伸张权利的机会，就获得不了数字红利。因此，参与是基础。在为村民提供参与机会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指出，中国政府和企业做得非常出色。在西藏，只要是有人出没的地方，就有4G信号，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大城市，连接的机会都没有这么普遍。

可是，有了参与机会，还需要有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在引导村民参与上，企业和基层干部都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是他们教会了村民上网，教会了村民办事，教会了村民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正是有了积极的参与，村民才获得了运用自己权利的环境和氛围，才可以为乡村的建设建言献策、出谋划策，才可以对村干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提出批评，也对村干部的积极努力表达赞赏和支持。正是村民的参与，才让村干部们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也才让村民感受到自己的责任。连接、参与，是构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数字乡村建设中，让每一个村民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是传统乡村建设中不曾有过的新事。

数字化引擎：用好乡村能人

《小康》·中国小康网：数字乡村不是智慧城市的复制版，在“未开垦”的广袤乡村，数字化建设如何落地生根，在“已播种”的地区，数字化建设如何继续挖掘潜力？

邱泽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形态上讲，数字乡村的确不是智慧城市的翻版，可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城市的数字化和乡村的数字化都是希望通过数字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福祉，通过数字化让人民分享数字红利。有鉴于此，在技术和策略上，数字乡村还是要面对乡村的现实，即乡村人口的数字素养远低于城市。如果说城市的数字化可以采用数字赋能的策略，重点在于为每一位城市居民提供分享数字红利的机会，那么，乡村的数字化、数字乡村建设除了数字赋能以外，还需要能人引导和帮助，需要提炼每一个乡村在党务、村务、事务、商务等“四务”中的具体应用场景，把每一个可以享受数字红利的人都纳入其中，实现数字红利普惠。

第一，在尚未进入数字化行列的乡村，尽快通过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快捷方式，在乡村播撒数字化的种子;然后，通过政策吸引的方式，尽量吸引在外打工的乡村人才返回乡村参加建设;也可以运用政策工具譬如荣誉村民制度，让城市人进入乡村。总之，乡村的数字化需要一个引擎，没有这个引擎，就难以发动。围绕引擎做文章，才能破冰，才能为乡村人口打开数字红利的大门。

第二，在已经开始数字化的乡村，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开发，把乡村人口的生产和生活与数字红利的分享联系在一起，把乡村人口的生产与高度互联带来的市场联系在一起，把乡村人口的衣食住行与城市生活联系在一起，把乡村的绿水青山变成城里人向往的乐园，让城里人来乡里参与数字红利的创造，把乡村的土特产品变成改善中国人生活品质的资源。总之，让乡村与城市之间实现高度互联，便有利于开发数字乡村的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