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凯琳

[内容提要]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确定开展党内整风后，湖北红安凭借干部试验田建设于次年受到中央重视，从而连续被《湖北日报》、《人民日报》跟进宣传，1957-1958年间迅速成为全国闻名的“红安经验”典型，全国各地形成向红安学习的浪潮。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面发起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是大跃进在农村的重要一环，在此期间红安干部们大力运用各种方式将试验田推广开来，红安试验田在这两年多的建设中，终于放出花生“卫星”。这项措施从红安到中央层层上报后引起毛泽东极大重视并亲自接见相关干部，但与此同时出现试验田虚报亩产量，农民真实情况被隐瞒的现象，以致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宣传与实际相矛盾的结果。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开展党内整风后，湖北红安县干部积极响应，在工作之余亦进行农业劳动，开始小规模建设干部试验田并取得成效，因而受到中央重视以及报纸的跟进报道，成为各地学习的榜样。在干部将此种方式向农民推广的同时，1958年我国全面开始大跃进，试验田推广亦进入农业大跃进的范畴之中，放出花生“卫星”。当理性的农业经济建设与非理性强调产量相碰撞后，在农村地区造成一定矛盾与紧张局面。

学界关于大跃进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及研究述评，李庆刚指出对大跃进的研究主要从“2010年以来学者们更加重视从地方史的角度来深化‘大跃进’研究”。①农业大跃进是大跃进在农村的重要体现，相关研究方向则包括大跃进时期的民歌、农业大跃进运作机制、农村经济实况、宣传机制、大跃进的启示与教训②等。目前从地方史切入农业大跃进的专题式探究并不多见，涉及到红安试验田的则集中从毛泽东表扬红安试验田的角度进行叙述，例如孟晓慧描述“听完汇报，毛主席高兴地说：‘为革命科学种田，这个办法好得很。’”③尹达指出“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推动下，全国许多地方拿出实际行动，防范干部脱离群众。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探索，就是响应此次会议的号召。”④红安干部的做法令毛主席极为满意并多次称赞。

诚然，红安试验田的前期建设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但其推广过程中与农业大跃进的交叉以及后期发展也有纳入一体化加以探讨的必要。本文试图以湖北红安县这一区域为研究对象，搜集湖北省档案馆、红安县档案馆的一手史料，对经历者进行口述历史调研，运用相关书籍、报刊及研究论文，切入红安试验田在1956-1958年各个场域间的状态，补充大跃进期间对于红安试验田的探索，并对其在大跃进前后的节点进行梳理与分析。

一、干部试验田——“农业生产方面领导方法上的一个创举”

自195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于全国农业合作社建设的想法日益完善，对一些地方干部表示不满，认为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有快速行动的决心而不是一直犹豫不决，于是在7月31日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⑤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对于农业合作化构思更加详细，于10月11日发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认为合作化规划应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强调要分地区、分时间、分省、地、县、区、乡五级进行领导，并且强调“领导方法很重要，不要犯错误。”⑥此时干部领导问题逐渐突显，干部领导群众进行农业生产的状况受到极大重视。

1956年红安县农业增产后，干部们沉浸于发展的喜悦中，相对放松了对工作的积极态度，因而对于生产的态度懈怠不少。开始出现“人在乡里，心在城里；人在社里，心在机关”的情况。机关里更是出现“四多”，“三愿三不愿”，“骑自行车的多，打篮球打牌的多，穿大衣的多，吃食堂的多。”“愿到先进社，不愿到落后社；愿坐在屋里办公，不愿到田间生产；愿和乡、社干部打交道，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⑦许多农业社的干部们出现“四多一少”的情况，即“逛街的多，办私事的多，搞副业的多，晒太阳的多；参加农业生产的少”。⑧此时正是农业合作化推行的第一年，干部们一方面热情不高，一方面又缺乏实际经验，这都对红安的发展起到消极作用。因此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后，红安县委决定加大精简上层、下放干部的力度。1957年上半年该方针得到贯彻，3月初，县委办公室便搬到重点乡指挥生产，以调动干部们的积极性，并号召“一人一把锄”，“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然而干部只顾干活，领导作用得不到发挥仍是县委工作的难题。

4月，在县委工作重点乡杏花乡中，县委第一书记程鹏看到技术干部祝翼鸿用试验田种各地送来的花生样本，有所启发，便邀请技术员祝翼鸿和农民秦老五在建苏农业社五峰岗生产队种植一亩二分本地花生试验田，准备在自己的领导下结合技术员的建议和农民的经验，采取干部、技术人员、老农“三结合”的方式来一次试验。程鹏他们改变“不下底肥的旧的耕作习惯，下了土粪和草木灰，用根瘤菌拌种”，并“摸索出‘头草刮，二草挖，三草培土围兜’的经验”。⑨如此精心培育下的花生地秋收时“亩产花生802斤”，比1956年单产534斤增产50%。县委对于这一做法极为肯定并迅速推广，提出“个个干部搞试验田，培植高额丰产典型”。5月的红安迎来干部种试验田的高潮，“全县十八个县委，有十四人培育了试验田；二百七十六个区干部当中，有一百九十五人培育了试验田；四百九十名乡干部中，有三百二十四人培育了试验田”。⑩县委采取驻社干部“包干年终分配”的方法以提升干部热情，并配备有技术干部和技术组织，促使行政干部、技术人员、老农三结合的方式更易实施。在试验过程中，干部们一边学习生产知识和农民经验，一边尝试突破进行创新，试验田大多比群众生产产量高，这为群众们树立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也增强了干部的领导威信。

《湖北日报》的记者在7、8月走访红安过程中看到程鹏试验田花生亩产势头很好，便与编辑部和黄冈地委共同讨论认可红安县这个办法，于是在省委的指示下，8月12日《湖北日报》率先报道《县委书记程鹏在杏花乡种试验田》。10月18日《湖北日报》再次报道红安县委书记程鹏种试验田，运用头版刊登《红安县千余干部培育试验田》。文中肯定干部试验田是干部学会生产、丰富领导的好方法。同时，以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的社论《干部培育试验田的好处》与报道相呼应，二者相结合以阐述“种试验田是坚持贯彻群众路线、革新技术、体力劳动制度化的根本方法。”在省委积极地联系县委、地委的作用下，对于红安试验田的重视在省内逐渐形成气候。

10月24日，共青团湖北省委指示应“更进一步地大力推广要求全省农业社的干部在今冬明春期间积极参加领导青年”，希望调动广大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试验，形成技术、生产学习高潮。11月省委通过党代会讨论后亦指示“要求各地委、县委也像红安县委一样”，通过领导下放负责到底进行试验田建设，并“更深入的推广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对红安试验田的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后，省委将报告送至中央请求指示。12月，中共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对干部试验田予以肯定并提出“干部种试验田的方法，是农业生产方面领导方法上的一个创举。”湖北省范围内向红安学习种试验田的指示纷纷下达。

早在1957年1月，《人民日报》曾对中共湖北省红安县委书记带头下田推动农业社冬季生产运动以贯彻八届二中全会进行报道，如今秋收成绩优秀。1957年9月3日，在省委、地委的要求下，县委将“红安县1957年获得全面增产的情况与领导经验的报告”上报。在红安县委、黄冈地委向省委详细汇报工作后，同月湖北省委向中央提交《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9至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其间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专门介绍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经过，引起毛泽东关注，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讲话，初次提到“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于是姜一将红安近年收获与远景规划形成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的记者古维进到红安采风并采访程鹏，此后红安的报道也日益增多。这意味着此时对于红安试验田的关注已不局限于湖北内部，而是走向中央层面，仅10-12月《人民日报》便刊登了9篇有关红安农业发展的社论。其中10月11日《人民日报》运用头版肯定红安领导干部长期驻社培植丰产试验田的做法，称赞红安在艰苦的环境下仍取得丰收，“今年虽然秋旱严重，但粮食产量将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预计平均亩产八百二十斤，比1952年增产116.5%，比1955年增产39.8%，比1956年增产19.9%。”11月19日第2版《参加和领导生产的好办法培育试验田记湖北红安县干部培育试验田的经过》更是以程鹏的详细介绍为主，呈现红安干部培育试验田的经过。当记者询问他当年丰收原因时，程鹏提出：“原因很多，从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培育了试验田”，且进一步解释“培育试验田就是每一个工作干部结合技术干部、老农等，种上一亩八分土地，搞出成绩，向群众示范，指导群众生产。”当时正值秋季粮食收获后的总结阶段，总结经验从而为次年春季播种做好动员的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至1958年1月25日，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到达红安参观采访干部种试验田的情况。《湖北日报》是中共湖北省委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两份报纸的接连报道大大提升红安试验田的知名度，从报道数量、密度上反映出此时相关部门干部的思考与政策动向。

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接连三次会议中，毛泽东连续提到红安试验田。杭州会议中毛泽东在关于经济建设和领导方法问题的部分提到“要在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区域，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普遍搞试验田。”几天后的南宁会议召开，此会议被认为是对“大跃进”极为关键的一次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再次称赞湖北省委领导干部搞试验田，要推广红安、麻城的试验田经验，普遍推行试验田。月底召开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继续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认真学习种试验田。随后将“普遍推广试验田”列为《工作方法60条》中的第18条。2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两次提及红安试验田的做法好，红安试验田此时得到来自中央层面空前的重视。

1958年2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湖北省委1957年11月的《关于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的情况和经验的报告》首次进行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提出“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政府任务的基本关键之一”。2月15日，《人民日报》对于红安试验田进行前所未有地大幅度报道，发表共一万余字的文章，此时可谓红安试验田最为巅峰的时期，“一是头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试验田的经验和通知》；二是头版二条《人民日报》社论《种试验田——又红又专的道路》；三是四版头条的《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四是四版二条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介绍红安干部种试验田的署名文章《大转变和大跃进》”。1958年立春的日子是2月4日，正所谓“立春雨水到，早起晚睡觉”，春耕之时中央指示与宣传高峰一同来临，红安试验田的推广蓄势待发。

其它地区干部见红安试验田成效显著，得到湖北省和中央的极大关注，心中既佩服又疑惑，纷纷去红安探个究竟。湖南平江县委副书记李少连一行11月便到达红安，发现“普遍是四寸四的禾，每蔸有十七八根，平均每亩下肥三百石以上，加上做到了‘五犁、四耙、一耖’”，即密植、深耕、大量下肥、精细培育，最后“折成一亩就得一千七百四十八斤”，握手时“他们的手也比我们粗些，皮也比我们厚些”。次年元月，曾总结出“等距离播，合理密植，间苗保苗，分期施肥”的黑龙江肇原县干部任国栋也前来参观，称赞道“红安的经营是一面镜子。对照我们的工作，我们还差得远。”随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江西十个省农业生产部门的代表到红安举行油料生产会议并学习丰产经验，尤其重视学习红安花生丰产经验。鉴于几个月来红安参观的各地干部源源不断，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曾惇为此撰文《向红安县学习什么》并刊在《人民日报》上。他认为参观学习的同志应学习红安的革命干劲、领导方式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试验田建设中应该针对问题展开试验，“在获得成效后总结经验、组织参观、评比，推广到面”。直至1958秋收，不少地方因借鉴红安试验田的做法亩产提高，例如湖北应城早稻大丰收，县委梁书记直言“这是红安的试验田，麻城的领导方法，孝感的水稻技术在应城的开花结果”，各地试验田在这一年中从块连成片，种植的面积快速扩大。

综合而言，红安干部试验田的整个发展过程如表1所示：

表1 1957-1958红安干部试验田发展历程

纵向而言，红安试验田成果自县委、黄冈地委、湖北省委走向中央仅历经从1957年9月至次年2月短短几个月时间。其中，9月至12月主要是省内重视与宣传，县委向地委、省委汇报成果，引起省委重视上报中央，同时指示《湖北日报》大篇幅报道配合宣传，并从政策上提出贯彻种试验田的方式。10月至次年2月，主要是中央的重视与宣传，《人民日报》继《湖北日报》对红安试验田进行跟踪报道，毛泽东愈发关注并在1月多次会议中密集提到领导干部应普遍种试验田的问题，2月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意味着红安试验田从地方走到中央层面的最终完成。横向而言，半年间红安试验田成为不折不扣的“红安经验”典型，为全国各地农业生产部门干部所关注，迅速被各地区当成优秀的榜样进行学习，自11月《人民日报》详细介绍红安试验田后，到红安参观的干部日益增多，整个1958年更是达到除了西藏各省都有代表到红安学习的盛状。

二、向群众推广试验田——提高亩产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首次发表社论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业大跃进在广大农村地区迅速开展。1957下半年中央看重、主席关注、省委指示、党报宣传、各地参观让红安名盛一时，红安县卯足干劲希望生产能来个“大跃进”，提出“人人种试验田，行行有试验田”，将试验田作为重要任务进行建设。准备覆盖“从农业到工业，从农村到城镇，从机关到学校，从干部到群众”各个领域。毛泽东强调干部是政治路线确定以后的决定因素，如何将试验田做法推广到群众中去，调动农民们的生产热情，从而达到全县增产之目的成为此时干部们的重要任务。为响应八届三中全会和省代会提出的“在10年内把粮棉增产一倍”的号召，红安县系统进行规划，领导带头，带着群众大干一场：组织生产大跃进，粮、油、棉、生猪、水利工程等均实现增产，分析八大生产潜力加以发掘；制定和修改生产规划与十年远景规划，两年内粮食、花生亩产达到“双千斤”，十年内收入增加两倍半，群众衣食住行等方面得以改善；建立长年试验田，一些作物如水稻、花生、棉花、红苕树立高产典型，发动干部进行有计划、有意义、有目的地试验；贯彻劳动教育方针，促使学校教师、学生也积极投入到种试验田之中，让教师“种田、工作两不误”，学生也“边劳动，边学习”。由此，红安试验田由干部向一般群众推广。

为了推广试验田，干部们采取现场技术讲解课与实物展示现场会的方式介绍试验地深耕、密、肥方法，运用事实说服习惯于“土法子”种植的农民。并在干部试验田的周围建立大小622个，面积18200多亩的花生试验田，以最直观的方式让群众参观。下放干部在基层有组织地领导群众种植丰产畈，开展平衡增产运动。并要求农民抓住提高单产的几个栽培环节，要旱耕、深耕、多耕、大力改良土壤；精选良种，适时播种，严格贯彻密植；施足基肥，分层施肥，看苗追肥，根外施磷、钾肥；及时薅草松土，培土壅蔸；大力防治病虫害，抗拒自然灾害。从多个步骤，对作物自播种到收获进行严格地把握。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干部提出“一人两亩地，粮油三千斤，积肥四百担，带动五百分”，并以此为指标进行宣传。

干部们也积极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坚持“政治挂帅，加强领导”的“八字宪法”，对各种作物产量进行增产规划，定下具体指标。县委检查团积极树立典型，给积极办试验田的农民送喜报。组员若种高额丰产试验田，也到处张贴大字报以便推广。一时间，通俗易懂的民歌、诗句在各社传开。八里乡万兴社的妇女生产队队长万竹英劳动出众，县委检查团送她大字报“生产跃进再跃进，定能超过双千斤”以示鼓励。太平乡长江社刘家和种的棉花丰产，组员们写上“向保守思想开战，不怕困难把路挡”。但是，对于动辄亩产千斤、万斤的农作物指标，有些农民心生怀疑，杏花乡建苏社社员王泽金便直接贴出来“花生搞千斤，叫人难相信，我说不可能，说我保守的很”。面对怀疑，干部们迅速动员群众反对保守，另一社员张天荣立刻还一张“泽金泽金你真保守的狠，千斤你说不可能，去年王家畈8亩地，亩产花生1200斤，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你一言我一语，辩论后该社定出比县委规划还高的指标“全社亩产花生1200斤”。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押韵又易懂的大字报快速传播开来，极大鼓舞了农民们的生产热情。

此外，干部们还以民歌的方式鼓动工作，进行宣传，用“石灰水、红土或其他颜色在墙上、田岸上、塘埂上、肥堆上、石头上、山坡上写成斗大字的巨幅标语”。并且进行田间鼓动，树“啄木鸟”牌则“啄木鸟、啄木鸟，啄到头上莫烦恼，麦子长得不好，锄草追肥快点搞”，树“喜鹊”牌则“喜鹊到、送喜报，社员生产劲头高，这块田的麦子长得呱呱叫”，每个社员备些鼓动牌，进行比赛生产；运用喇叭在田间鼓动，县委书记、生产队长、宣传员、积极分子都自备喇叭，在劳动时为大家打气；送喜报和挂光荣灯；自编自唱根据群众喜好进行文艺宣传；深入发动群众创作酱油诗。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干部们用方言进行鼓动，社员间进行形式通俗的竞赛，为农业劳动增添起与以往不同的场面。

1958年3月初，县委发出花生增产十项措施，以乡为单位，训练12000名技术员，开展花生姑娘运动。考虑到红安因土地疏松、气候条件良好，颇适合花生种植，因而有“花生县”之美誉，以“花生”为切入口树立模范给予奖励。七八十岁的老人、妇女生产能手、十几岁的孩子都是重点宣传对象。台南乡高山社19岁的共产党员吴凤来种植花生因亩产1600斤而成为县里第一位“花生姑娘”，并被评为先进妇女，这一亩产量掺杂水分，并不符合当时技术下花生可达到亩产量，但其作为典型，被树立成为黄冈地委号召全专区学习的“技术革新带头人”之一。对农民而言，评先进、受表彰、得第一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能发挥精神奖励机制上的巨大吸引力。全县规模内的花生姑娘运动借此机会迅速开展，“学习吴凤来，赶吴凤来，越吴凤来”成为比拼的口号，并为男女、干群、老少竞赛的热潮造势。更有邻村赵河民主社妇女提出口号“花生恋我我恋它，要在全县当第一家，试验地里放‘卫星’，要把吴凤来压下。”妇女们的能量迅速释放，工分“由2634分增加到36100分”，以妇女作为号召对象，也呼应1955年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热潮。

相对于许多地区1958年方才农业大跃进，红安1957年便开始进行一系列领导，向前跃进。机关干部、农村干部、学校教师有八千多人参加培育试验田，小麦、油菜种植面积达6千余亩，农业社培育丰产畈350个。干部向群众推广试验田在播种面积、亩产量上均有大幅度提升。这其中，花生平均亩产600斤是一个重要的亩产值，从红安县委对于花生中心样板田要求“力争超过本县历史上最高量亩产600斤水平”便可见得。而花生产量按常理亩产大多四五百斤，若品种好又细心耕作也难突破600斤，可以确定该亩产量是贴合实际情况的最高数值。至1958年红安“水田播种面积达361600亩，平均亩产760斤”，与干部试验田粮食亩产800斤相差不远，根据1958年的技术情况，亩产量七八百斤已属峰值，红安此时所说亩产量偏高但偏差不大。

这一年红安农业工作被持续关注，1958年试验田无论在干部还是群众中成为常态，可谓“样样工作有‘试验田’，个个干部有‘试验田’后，一般都能做到‘干部农民化，生活群众化，劳动经常化’。”到年底，12月7日晚，毛泽东、邓小平、彭真在武昌洪山宾馆接见红安、麻城的干部，听与试验田相关的汇报，看了花生、棉花样品。红安县种试验田的干部代表和贫下中农代表极为喜悦，主席亲切和蔼，“亲手给每个人递上了一个桔子，自己也拿了一个，和大家一起边吃边交谈。”听了大家的汇报，毛泽东说“告诉全县干部、群众，要继续努力，保持红安永远红。”

三、红安试验田变异——“浮夸风”

在主席的鼓励与倡导下，红安人民的干劲被点燃到巅峰。到1959年1月，红安为响应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提出的十大倡议，提出继续跃进的口号与指标“粮食总产冲破十亿”，要在毛主席的鼓舞下乘胜前进。

1958年“大跃进”快速大规模地开展，各地“卫星”不断，临秋收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各类搞试验田的活动被推出，每个专区就具体情况可定标准评先进。当时湖北民主妇女联合会定了诸多常见作物评先进的标准，(一)“水稻亩产1500斤以上者，可评为水稻姑娘。(二)花生亩产1000斤以上者，可评为花生姑娘。(三)小麦亩产500斤以上者可评为小麦姑娘。(四)油菜亩产300斤以上者，可评为油菜姑娘。(五)花生亩产1000斤以上者，可评为花生姑娘。(六)红苕亩产10000斤以上者，可评为红苕姑娘。大致与各地所上报的产量值相差不大，但这个产量规定均高于正常值至少一倍至两倍，与各类卫星之间互动形成上升的态势。湖北省妇联作为“大跃进”期间发动妇女积极劳动的单位，由这个面向可见，通过激励人们评上先进以促使试验田发展的实际结果是为湖北各专区“卫星”虚假产量上报提供借鉴。

9月29日，红安偏离实际亩产量进行上报，放出花生“卫星”，登上《人民日报》，表彰红安超过晋江的纪录。“湖北省红安县永红人民公社安南大队的一点零五八亩花生，共收干花生三万七千四百七十八斤五两，亩产三万五千四百二十三斤十二两”。而在一年前，红安县亩产量为全国第一，所上报的亩产量是六百斤。对于这样的产量，安南农业社主任戴修理、副主任李德坤、共青团支部书记戴启仁、十七生产队长戴启长等人认为潜力还可以增加，于是种植花生高产干部试验田，计划亩产二万二千斤，这样的规划在1957-1958年推动整个安南农业社增产并“放卫星”的意识。农业大跃进期间，该大队亩产放卫星超过正常产量约六十倍，在上报全县花生产量时声称“实收面积41100亩，平均亩产1521斤，比1957年单产600斤，增加153%，总产6253万斤，比1957年总产2825万斤，增加121%”也高得离谱，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少则几倍，多则几十倍虚报愈发普遍。

在“大跃进”浪潮中的各省却基于避免“右倾”而下达更为离谱的指标。10月21日，省委在参加北方九省农业协作会议后认为湖北坚决不能落后于北方各省汇报的一般水平即“一级卫星田亩产1万斤，二级卫星田亩产5千斤；芝麻一级卫星田3千斤，二级卫星田1千斤”，因而给全省试验田工作下达工作指示——“要求全年各种作物有百分之十以上的面积达到高产卫星的标准”，推动“高产卫星试验田运动”，要求各地试验田成为高产典型，争相放“卫星”。

几乎同一时间出现的问题是自8、9月起干群矛盾已十分尖锐，粮食紧张和干部作风问题愈发引起农民恐慌，与其它地区的问题并无两样，10月份地方问题严重已经为省委所知。10月30日，湖北省委转发给各地的文件中对红安出现的问题进行指示。原来自8月起，红安南边跑出四百多人，大悟靠近红安的地区也跑了一千多人，大多在附近城镇如武汉、黄石打短工、住亲戚。在农村“粮食紧张，没吃饭，光喝点稀饭；干部作风不好，强迫命令，总是骂人、打人。”而那些“跑出来的人，家都被封条封了；家属不准进屋，只能住在牛栏里，有几户干部进到屋里，把东西都给撵乱了”。大跃进中大搞试验田，强调深耕、多耕，树立的模范一直没太大变化，并且模范颇有造假嫌疑，“吴某某的吴姑娘当了好几年模范，今年四万多个花生。浇也没浇干净，就又耕第二道，地里埋着许多花生果子，损失太大……”此时的农村已经出现严重干群问题，缺粮、少粮的状况也初见端倪，群众对于劳模的典范性也指名道姓进行怀疑。可见此时干部们为了提高花生亩产量，放出“卫星”，跟上潮流，强调在小块试验田中不断深耕，并且多次耕种，以至于浪费粮食，农民又不敢当面声张，干群矛盾激化。

这年10月，毛泽东对湖北试验田有所思考，也有所怀疑，不大相信，听到一些地方的“卫星”开始泼冷水。当王任重汇报孝感朋兴乡亩产水稻上万斤且经过农村工作部长王良验收时，直言不可能。并称：“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收单打，才能算数。”关于毛泽东发现大饥荒的时间，杨奎松推论为“应该是在这一年的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因为从这时开始，他在讲这个问题时态度一下子改变了，开始反复强调要让农民吃饱睡好，不要太过劳累了。”在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也提到关于作假的问题，“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强调要老实、踏实地发展农业。五天后的11月28日，王任重上报材料给毛泽东，说明湖北随县金屯乡干部9月弄虚作假、强迫群众拔掉中稻栽在一亩田里谎报亩产六万斤。毛泽东于12月1日批示：“此件请小平同志印发。最近几期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载了许多件各地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材料。”对于农业状况，可见毛泽东此时已从各地材料里有初步认知，但总体而言还没有归为普遍现象。

1959年冬开始，大跃进引发的后果在全国范围内愈发显现。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及随后召开的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等多次会议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强调降温，但同时也让各地不要失去生产热情，总体而言不触及“大跃进”这一整体目标。4月，不少地区出现春荒并且极为严重，毛泽东专门就农业问题在党内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写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封“党内通信”》对于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方面都有涉及，提到“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对于包括红安而言的农村地区，这一“党内通信”基于事实，的确切中要害。

有关红安试验田的宣传逐渐平息之前的火热气氛，宣传力度和相关政策明显减少。原因有二，一方面是试验田已经具有普遍性，在各个地区、各个行业都大量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此时国家需要对农业大跃进降温——此时的试验田形式发生了变化，诸多现象例如“我做过两年农村工作，多少知道些‘大跃进’那年月种‘试验田’(或曰样板田)的奥妙。一声令下，人力物力财力一齐往上堆，‘高产’之后，便‘学先进，赶先进’，向‘落后’将一军：‘人家做得到，你为什么做不到？’”这样的试验田显然已经是红安试验田早期提高亩产的变异之作，也是1957年红安花生试验田亩产大跃进期间出现“卫星”亩产三万斤的原因所在。

红安农业试验田在中央与地方、干部与群众等互动关系间的表现令人深思。从干部领导层面而言，为了响应中央干部整风的号召，切实转变干部作风，红安行动极为迅速并且敢于大胆尝试。1957年当其开始大规模下放干部驻在各社、队，并在县委书记的带领下运用“三结合”转变工作作风、改善领导方式、加强干群联系而带来丰产时，它是各地学习的“干部试验田”榜样。此时，大量干部参与亲身试验，干部试验田颇成气候；从群众层面而言，在干部的大力推广与密切联系下，群众积极响应动员，县委通过诸多途径比如为群众劳动制定短期与长期规划、运用现场技术讲解、办实物展示现场会引导群众，群众响应并积极参与贴大字报、田间动员、宣传民歌、鼓励竞赛评先进等活动，因而“群众试验田”愈发规模化、普遍化；从红安试验田建设路径层面而言，走向“红安经验”历经了县委发动、地委汇报、省委批示、中央通知的上传阶段，也历经了中央指示、省委总结、县委号召的下达链条。“大跃进”的浪潮中，红安试验田在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对自身作为全国榜样的认同大幅提升，随后紧跟上“放卫星”潮流促使试验田建设达到顶峰。最终，处于不断上升态势的红安试验田在“大跃进”浪潮下卷入“浮夸风”之中，从而导致其产生变异，试验田干群矛盾日益激化。红安试验田的变异是“大跃进”在红安地区的一个明显体现，在农业大跃进之前，红安试验田是全国学习的优秀榜样，既得到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宣传与称赞，又吸引众多地区前来学习。在外部环境与自身动力的结合下，红安试验田走向变异。这是从1958年春播时显露出来的，此时正是干部向群众推广试验田的初步阶段，造势活动密集。为了动员群众，县委进行规划，所规划的数值已有夸大之势。之后展开的动员老人、妇女、老师、学生等活动有异于以往鼓动男性劳动力的惯例，因而产生的模范更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而对于模范的成果加以夸大这一行为与营造全县大生产的气氛相结合进一步偏离红安试验田提高实际亩产量的宗旨。当5月农业大跃进在政策支持下深化时，红安已经提前完成预热，因而更快速地进入狂热阶段。此时的红安试验田目标为尽可能发动一切群众力量，促使普遍田地亩产量赶上甚至超过试验田亩产量。而实际上，此时的动员忽略了大多田地并不能保证拥有和试验田一样的品种、密度、技术、人力等条件，揠苗助长的态势俨然成形。回顾红安试验田1957-1959年的发展历程，在1957年的确起到提高作物产量、改变干部作风的作用。1958农业大跃进时期，试验田则转变成为广大农村地区虚报亩产量“放卫星”的重要形式。

四、余论

红安试验田经验成为全国典型的过程经历了层层传达的途径。最初，县委第一书记程鹏与干部、技术人员在“三结合”的方式下取得亩产量大幅增长的成效。随后这一方式引起黄冈地委重视，在报告省委后，省委指示《湖北日报》加以宣传与报道。省委对这一措施予以重视并发挥推动作用，不久后湖北全省范围内开始向红安学种试验田。除此之外，省委还积极将红安这一举措上报中央，请中央进行指示。在中央的指示下，《人民日报》进行长期追踪报道。春播之前，中央号召全国学习红安种植试验田。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中提到试验田，将其列入农业发展的条目中，并在不久后亲自接见相关干部加以鼓励，反映出红安试验田对当时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显示出红安经验成为全国的典型学习对象。

那么红安试验田开始刮浮夸风，继而“放卫星”，是否引起当时人们的怀疑呢？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笔者在红安对多位七八十岁老人进行口述史调研的总结，有些老人反映“当时是干部带着技术人员还有农民去种畈(田地)，每个社划一点地当试验田。后来大跃进了，那年丰收要过秤时到处都敲锣打鼓，把别的田中的作物通通往一亩地里头放，不停地堆，再算这一亩的产量”。问及为何都不敢言，老人们表示在群众投入大生产的热情中，害怕被批判而默不作声，而且“社里领导在附近都是有权势的，不敢招惹，害怕日后被整，那日子怎么过。”宁左勿右成为社会普遍的心理取向，也正是几乎所有人都表现出认同的样子，促使红安地区浮夸风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红安更积极地进入不断提高目标产量的队伍之中。与“浮夸风”相关的问题存在于大跃进期间的诸多地区，例如河南和平社声称在镇、县领导参加下收割、打场、过秤，亩产小麦七千多斤，浏阳的亩产五十六万公斤大甘薯更是声称“从1.03亩石子黄泥土地发射出来的，90个人共挖了3天才挖完。”究其原因，有的地区是政府盲信、群众盲从，有的地区是宣传机制不健全，有的地区是农业发展经验不足。而红安地区所突出的问题是：在1958年面临多耕深耕造成浪费、地方民众灾情、干群矛盾、亩产虚报愈发严重等问题时，应有的渠道却发生转变——树立好的典型形成渠道很通畅，而灾情与问题的上达却十分阻隔。

当地方希望自身政绩为上级重视，便会通过详实工作汇报、运用宣传机制大幅报道等方式加快上传进程，县委、地委、省委皆是这样的准则。而在向上传达过程中，每一层级的政府都视工作的显著成果至中央层面为重要指标。建国后到1958大跃进期间，正常的上下互动通道是以层级递进的方式加强各部门联系，即“由乡、区、县、行政公署汇总灾情，经省、市、区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灾情报告；政务院、农业部、内务部、粮食部、水利部等相关部门提出抗灾救灾措施报告，经中央人民政府会议讨论研究决定，责成前述部门执行。”但随着1957、1958年反右派、反‘反冒进’、中央层面的分歧增多，工作失误或工作错误在“左”的氛围下便演变成忌讳的事情，汇报内容掺杂误判与想象的部分不断增多。对于灾情的处理也从层级传达转变为由毛泽东“通过批转中央文件，直接向地方和部门党委发布指示，指导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务”，这样的形式类似于“清朝皇帝与各省总督、巡抚的朱批奏折制度”。红安试验田在这两三年中，成果与错误都出现过，然而在两种情况下其展现的渠道却存在巨大差异。这正是在特定背景下，传达途径由“顺畅”走向“堵塞”的典型表现。在渠道顺畅的阶段，地方与中央互动良好，联系密切，无论是各级政府报告还是宣传机制都高速运转；而在渠道堵塞的阶段，地方难以确定究竟应该向上传达什么，向其他地区交流什么，甚至会为了保证经验的持久性与自身的榜样作用而扬成果抑错误。渠道从“顺畅”到“堵塞”的红安试验田几年来所展现的事实正是由地方层面切入表现出的一个真实、完整的例证。

在1959末及之后几年中，随着大跃进火热气氛的降温，红安试验田恢复本有样貌。县委第一书记程鹏不久后调任为邻县书记，相关干部都没有被提拔也没有被惩罚。之后红安试验田仍受当地重视，至1960年红安县乡、社、队各级干部六千余人皆有试验田。此时的红安试验田脱离“放卫星”的载体，回归其应有的轨道，仍是锻炼干部领导能力，提高亩产量的重要方式。可见，红安试验田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洪水猛兽，而只是在一时的氛围中发生扭曲，出现一段时间的变异。至1964年，省委扩大会议上总结时“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有许多事情主席事先都打了招呼，有些问题还提得很尖锐”。对于“大跃进”“没有真正理解，做起来还是走了样”。或许正是经历了这样的狂想，人们才真正深刻认识到发展经济的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性。

红安试验田自1957年始直至20世纪70、80年代依然存在，本文探究的1956-1958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期，所反映的是“大跃进”前后其状态的演变过程。自1959年之后，有关红安试验田的报道再也不见于《人民日报》的宣传之中，但红安县政府对于试验田的建设一直延续几十年，以至于在该县范围内，红安试验田建设是红安特色的一个表现。例如1972年一年之内，红安县发出《中共红安县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几点意见》、《红安县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进一步推广干部种试验田的办法》等十余篇批示及工作汇报，敦促各级干部种好试验田，强调要“认真学习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各级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的情况和经验的报告》的批示，对照检查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情况”。因而从长时段来看，红安试验田是具有持续性探讨意义的一个专题，也是从地方史角度看待农业发展历程的一个切面，对其探究还具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与时段拓展的可能。

注 释：

①李庆刚：《2010年以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期，2017年，第108页。

②具体可参见：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1995年，第25-34页；李锐：《"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1997年，第4-15页；张继久：《略论农业"大跃进"对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2006年，第20-26页；丁银高、李伟：《农业"大跃进"运动的政治运作》，《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2008年，第126-129页；夏杏珍：《新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群众诗歌运动--"大跃进民歌"和"天安门诗歌"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第2期，2012年，第56-62+126页；李国强：《政绩竞争与地方政府的跟风--以"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为切入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辑刊)，2013年，第212-228页；尹韵公：《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思--兼论毛泽东的十次"自我检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2014年，第23-32+159页；陈晋：《毛泽东是怎样汲取"大跃进"教训的》，《党的文献》第3期，2016年，第38-45页。李庆刚：《2010年以来"大跃进"研究若干问题综述》，《当代国史研究》第1期，2017年，第106-119页。

③孟晓慧：《毛泽东首肯的"红安县干部试验田"》，《党史天地》第4期，1999年，第43页。

④尹达、刘文彦、刘中华：《红安干部种植试验田被毛主席连连称赞》，《湖北档案》第5期，2014年，第17页。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8页。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03页。

⑦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编，《样样丰收 社社增产的红安县：介绍中共红安县委的领导方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页。

⑧《红安县委书记带领干部深入田间》，《人民日报》，1957年1月5日，第2版。

⑨《毛主席在湖北的伟大革命实践》编写组编：《毛主席在湖北的伟大革命实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