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蕴琦

摘 要：张爱玲用月亮、老宅、公馆、电车……创造了一个形形色色的意象世界，其中，社会空间意象是重要一隅。这些意象并非只是作为小说画面必不可少的组成而被刻画，它们还起着烘托气氛、反映人物心理、象征人物命运等作用。本文以社会空间意象为切入点，举例归纳、分析其内容及意义，仔细品味张爱玲小说意象的丰富性，能够更好地理解她的小说中独特的空间呈现。

关键词：张爱玲;意象;空间

张爱玲是一位独特的女子，有着谜一样的传奇人生，有着别具一格的人格魅力，更有着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风格。她继承中国诗学传统中“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和审美中心论的修辞性比喻，注重喻说的思维贯穿于作品中。丰富的意象及其功能成为张爱玲小说的特性之一，也赋予了其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在这个独特的世界里，有公馆、舞厅、电车、电影院……一个个社会空间意象伴随她小说的全程，成为她笔下万千的世态和悲喜交加的“人物”。在她笔下，一个个生动形象的社会空间意象，有着别具一格的意义与特定含义。

“意象”（Image）是中外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最早源头可以上溯到《周易·系辞》，最早作为一个概念出现于汉代王充的《论衡·乱龙》里。在我国汉代以前，意象说已名实具备，十分成熟，把意象理解为“表意之象”，理解为象征。在西方文论中，该词最早是作为心理学术语出现的。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有所提及，意象既是可以感觉得到的视觉形象，又含有“有关过去的感受或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它是“感觉的遗留”，“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一个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1]。可见，意象还是心理上的一种投射。综合看来，可以将张爱玲小说里的意象定义为：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题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这是融合作者和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与思想的复合物，也是一种具有表情达意功能的符号。

一、公馆：封建腐朽的遗骸

张爱玲小说中的公馆意象数量较多，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等。公馆是传统封建家族的住所，公馆金字塔形的结构也象征着封建家族的等级制度，公馆更是权力的象征。高秀川认为，张爱玲以“神仙的洞府”来形容“白公馆”，“显然有着讽刺的意味，除了暗示其间生命的停滞，更有对腐朽传统的警示。或许是因为有着此种悲观的预见，张爱玲小说中的家宅意象大都铺垫着荒凉的底色，很少有温暖的情致”[2]。在40年代的上海，公馆已成为近现代化进程中落后的居住模式，因此，我们可将此时期的公馆视为封建主义的遗留物。冷冰冰的公馆里，大家庭是毫无温情可言的，女性无法独立，没有自由，仅有争权夺利、封闭落后的保守主义和压迫。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活动空间是“姜公馆”。从“走下楼来”“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这几个关键词中，可以看出，在姜公馆层层叠加的构造中，七巧的公共生活空间是“楼下”，私人空间是“楼上”。然而，“楼上”才是七巧最主要的生存空间，她每天沿着楼梯而上，走进黑暗之中，那里阴森且凄凉，被鸦片迷雾所笼罩，好似一把枷锁。七巧爱而不能，无法成为光的使者，只能像疯子一样在等级观念深入人心的姜公馆度过30年，“作者塑造‘姜公馆这样一个封闭荒凉又死气沉沉的内室空间形象，把人物所在的空间背景和内心的意识流动巧妙结合”[3]，王伟彤如是说。

二、舞厅：社交捕猎场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认为，自30年代开始，“舞厅成了上海城市环境的另一个著名或说不名誉的标记……它开启了另一个女性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文学传统”[4]，三四十年代舞厅相继开放，歌舞活动愈演愈烈，使得女性的活动场所不再局限于住所，而是远离闺房，走进舞厅这样的公共场所。说起舞厅，大家习惯地联想到旋转的裙摆、闪光的珠宝、华丽的高跟鞋、馥郁的香水味、交错的酒杯……将舞厅定义为纵欲的场所。但在张爱玲笔下，舞厅却有别样的意味，它是一个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公共娱乐与社交场所，给了男男女女再正常不过的社交空间，人们在这里自然交流、自由沟通、表达心声，然后慢慢地发展感情、表达爱意，并且可以走向婚姻的殿堂。

《倾城之恋》中出现两次白流苏和范柳原在舞厅跳舞的场景，其中一次发生在初次见面的时候。范柳原请白家一行人去舞厅跳舞，然而众人里只有流苏学过舞蹈，在这个洋化的场所里，显然会跳舞的流苏会深得范柳原的喜爱，那个晚上，白流苏和范柳原跳了三支舞。柳原受洋文化的熏染，流苏无比期待外面繁华的世界，这次邂逅给了两人相互爱慕的契机，更重要的是，“舞厅”为他们带来了交际空间。可见，舞厅就是个交际场，人们在此互相成为猎奇的对象，如此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的空间设计，便是张爱玲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电车：永恒的瞬间

电车因被张爱玲敏锐地捕捉而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典型空间意象，在她的小说中，从故事开始、发展、高潮至结尾，会围绕电车进行文学想象。电车不再只是一个空荡荡或是纷乱无序的物理空间，而成为有着灵魂的心理空间，承载着人物的心理。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电车里的人相当镇静”[5]。电车作为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处于按部就班的状态，短暂停留，循环往复。但城市封锁之后，电车处于长时间的停滞状态，与外界隔绝而封闭起来，仿佛进入一个原始的交际“真”空。在这一特殊的“真”空中，男女主人公打破庸常，摘下面具，他们互诉衷肠，感情迅速升温，开始了一场没有伪装的恋爱;而封锁解除后，他们又是路人，各奔前程。短暂的电车故事，就像梦一场，人性的常态在封闭的电车里得到短暂释放;而逃脱只是一时，待电车重启，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人性的本来面目被隐藏起来。面对个性解放的希望落空，作家对于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和人心的麻木，无不感到无比失望。解封之后，电车驶向了张爱玲的精神世界。

四、电影院：梦碎的声音

20世纪30年代末，电影院成为繁华都市里的新兴娱乐场所，看电影成为一种时兴的休闲方式。张爱玲的一生更是与电影有着不解之缘，電影院作为一个梦想与现实碰撞、光与影交流的娱乐场所，热闹非凡本该是它的代名词。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作为一种社会空间意象的电影院却是晦暗的，是孤寂苍凉的，带给人距离感甚至是恐惧感。

《花凋》中，郑川嫦是一个肺病缠身的女子，是在家庭里被忽略的那一个，因为没有病愈的希望，父母不再拿钱为她治病，甚至在心里打着小算盘，想着如何在她的婚事上捞点好处。在川嫦短短21年的人生中，她没有被真正地爱过，始终在等待死亡。小说开篇、结尾都写到了电影院，故事在关于电影的想象中开始，也在电影院里告别。川嫦生命里的最后一次出行目的地就是电影院，在电影院的两个钟头，她在电影里逃避现实，一帧一帧的画面让她短暂忘记自己的痛苦，电影的人生仿佛就是她的人生。然而，热闹的表面全然掩盖不了人性的自私与冷漠，抹不去的凄凉与哀伤，花在凋零的时刻只能独自凋零。此外，在张爱玲的笔下，电影院是一切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梦最不可能实现的地方。《多少梦》是张爱玲根据电影剧本《不了情》改编的一部短篇小说，讲述年轻女教师虞家茵与富商夏宗豫在相处中产生情愫，却因现实羁绊、传统婚姻束缚而无法在一起的故事。两人身上本可以看到自由与独立的火花，无奈生不逢时，世俗的风起云涌依旧难以抵挡，美好最终也走向了悲伤与惋惜。在小说中，从对现代电影院富丽堂皇的外观描绘到穿堂里空荡荡的场景书写，总是伴随着男女主角的情感变化。借助电影院意象，张爱玲营造了苍白而又空虚的人生，压抑而又孤寂的现实环境。

公寓、舞厅、电车、电影院以及电梯、楼梯等空间意象在张爱玲小说中俯拾皆是，无不寄托着人物的心理和情感。通过对意象的描绘，张爱玲走进人物的内心，并建构起自我的体验空间，有物质的满足，也有精神的想象;有历史的记忆，也有未来的期盼。无一不是她对个人与时代的深刻思考。一个个意象的空间纵横交错在一起，犹如一束光，照亮张爱玲的才情，征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参考文献

[1]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11–212.

[2]高秀川.旷野中的时间、空间与声音：张爱玲小說的意象谱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9.

[3]王伟彤.张爱玲小说的空间意识——以《金锁记》为例[J].北方文学，2017（8）：243.

[4]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9.

[5]张爱玲.张爱玲全集01[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