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骁鸣 邓瑞珺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8.005

“我们所熟悉的旅行已经结束。这并不意味着旅行已经结束，只是我们所熟悉的旅行已经结束，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Travel as we knew it is over. It doesnt mean travel is over， just the travel we knew is over， and its never coming back.）2020年6月26日，当Airbnb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Brian Chesky较早时候接受线上采访时做出的如上表态进入中国微博，立刻引发一片惊呼和哀叹，甚至有人猜测爱彼迎是否面临破产。幸而，Airbnb官方微博账号很快进行辟谣，指出这不过是对Chesky原话的断章取义。在完整的采访中，他紧跟着说，“替代那种全球人口只去几个城市旅行、只在大旅游区逗留的新情况是，人们的旅行目的地会重新分配;旅行又将开始，因为他们将走进附近成千上万的当地社区。”很明显，只是市场需求的空間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将远程如跨国或跨洲的旅行作为首要选择——甚至很长时间之内暂时无从选择，因此转而开始对邻近地区产生兴趣。

然而，从旅行或旅游的变化趋势来思考，Chesky只说出了问题的空间维度，即目的地的远近之分。在全球新冠疫情的最终走向依然并不明朗的当下，一个重要的判断是：即便最终疫情消失，很多事情也会变得不一样;而深深嵌入当代人类生活之中的旅行活动，当然也会随之变得不一样。在这里，可以借用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巨擘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界定的“社会史”概念，看看在空间维度之外还有哪些维度，或者哪些“深海暗流”一般的力量，“掀动了”人们的生活，从而也改变了人们的旅行。布罗代尔考虑的是经济、国家、社会、文明等力量，而在这篇笔谈中，我们主要从媒介环境学（mediaecology1）的视野出发，概略地打量旅行的过去和当下，并尝试打望其将来。

与空间维度相对，很容易想到的是时间维度。可以认为，在旅行语境中，即便有不断变得普及、便利、发达的现代交通体系的加持，旅行空间实质上依然受制于旅行时间。这里可以讨论两种时间概念。一种当然是旅行时间：因为空间距离缩短，时间距离也会相对缩短。以周末游和轻度假为代表的短途、短时旅行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另一种时间概念则更为重要：它就是包含了旅行时间在内的所有闲暇时间。显然，闲暇时间显然并不等同于旅行时间，它最多只是“可”旅行的时间。因此，旅行作为闲暇时间中的一类休闲活动选择，所面临的是生活领域中无数其他类型休闲活动的竞争。在此意义上，目的地竞争、旅游产品和服务竞争、旅游企业竞争都是发生在旅行时间之内的同业竞争，而与其他休闲活动的竞争则是发生在总闲暇时间之内并且倒过来对旅行时间的“份额”产生关键影响的基础竞争。

基础竞争的实质是对于总闲暇时间的分配。在这一竞技场中，旅行时间或国民旅游最近20来年所刚刚赢得的显著地位并不稳固。信息通讯技术（ICT）冲击之下，闲暇时间分配出现了新格局。这种新格局并非一夜之间如魔法般惊现，而是有其清晰可察的演变历程。围绕着媒介技术，回溯近40年来旅行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关系史，或可窥其一斑。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有事实上的每周单休假制度，但直到1991年才由国家印发《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明确了职工休假的权利。由于假期时间短，事实上包括单位休闲（如职工舞会）、邻里休闲（如棋牌）、家庭休闲（如养花伺鸟）、个人休闲（如赏乐读书）等等在内的各类本地日常休闲，是闲暇时间的主要活动内容。旅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件新鲜事，而少数的旅行计划则通常都与出差、探亲、中小学春游秋游等特殊活动相联系。寒暑假往往也只是学生返回老家的时节，少数有条件的地方会举办夏令营、冬令营，但绝不像近年这样，成为集中安排各类青少年旅行特别是研学旅行的时节。可以说，这是一个旅行时间极其稀少的时代。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介，在人们的闲暇时间中占据了很重要位置。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与旅游相关的山水自然、人文风情等信息，频繁成为这些媒介的内容主题，培育了一整代中国人朴素的自然人文审美观和旅行意识。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事情发生重大变化。199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法定工作时间确定为每周44小时，而各地实际上开始执行大周末（每周休息2天）和小周末（每周休息1天）的制度。紧接着，国务院在1995年再次对职工工作时间进行修改，规定每周40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制度宣告成形。而最大的影响可能来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它使得国庆、春节、“五一”等3个7天连续休假的“黄金周”正式诞生，极大地激发了国民的旅行热情。那些从古诗词中，从当代作家作品或通讯报道中，从中小学课本中，从报纸文艺副刊和生活类杂志中，从电视广播等专题节目或纪录片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旅行信息，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最原始而直接的旅行指南。那些曾经感觉遥不可及的“名山大川”或“名胜古迹”，从书本和影像中进入实地直面的现实。在总闲暇时间增长的同时，人们的旅行时间也显著增加，并且其事实上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或者至少是其社会舆论效果，在这一时期超过了暂时还没有太大变化的日常休闲时间。

然而，也就是在世纪交替的当口，在书籍、报刊、电视、广播依然重要的这个时期，以互联网技术为起点，信息通讯技术也进入了它一发不可收拾的创新和扩张的年代。短短20年，这一技术体系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的深刻变化，绝不仅仅像它字面上的“信息”和“通讯”那样简单无害。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的重要性开始迅速减退。这种减退并不体现在其内容形式上，即文字、影像、声音依然是承载内容本身的主要形式;它体现在内容渠道上，即出版发行、频道节目、频率波段不再能对内容本身的装载和传播构成限制或垄断。一个可以自发生产内容、全渠道传播内容的时代，迅速到来。

媒介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有个著名论断：“媒介即信息”。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媒介转而以移动终端设备及其应用软件为核心，上述论断的解释性力量更加彰显无遗。我们暂时还不需要去蠡测未来，不需要去假想基于各种虚拟技术的融媒体环境、浸入式体验所制造的五彩斑驳的图景，只需要揣摩一下在旅行时间与闲暇时间的语境下已然发生的事情之实质。这里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新现象。

其一，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甚至与生理时间之间的界限正在开始消解，人们无时不刻都可以携带以手机和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设备，游刃有余地铺开新的生活节奏。日常休闲的可移动化、界面化，特别是其时刻相伴的、彻底意义上的“日常化”，成为我们时代的统治性现象。此外，可以预料的是，如果国家政策层面未来推出新的休假制度改革——事实上很可能是继续增加休假日，那么闲暇时间的所有增量也几乎都会以日常休闲的方式完成，这就直接威胁到了旅行时间的根本：旅行时间的独立。这种独立性原本是以空间转移为基础的，而既然界面化的日常休闲本身也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那么，旅行时间本身的独立性，或者不妨说旅行活动本身的独立性，还能坚持多久？

其二，即便我们坚持将旅行时间考虑为独立的闲暇时间，那么它的地位是否还能与此前国民旅游发展的“黄金时代”所获得的地位相仿？在这一点上，我们持不太乐观的态度。旅行总体上是属于传统媒介时代的事物。这里所说的“传统媒介时代”，其典型特征是利用和使用这些媒介的人们缺乏广泛的人际互动。在书籍、报刊、电视和广播的时代，虽然也有类似读者来信、观众热线、听众接入的简单互动，但信息总体上是单向传递的，有关旅行信息的官方发布和意见领袖的实际权威都更加能够得到保障。迥然不同地，在信息通讯技术全面渗透后的“新媒介时代”，多向的、不受时空局限的（时间维度上既可以实时也可能延时，空间维度则几乎完全消失）人际互动成为典型特征。意见领袖更替频仍，有关旅行信息的权威性风光不再。遍及个人生活的所有公开的场合或隐秘的角落的，正是无往不在、无孔不入的人际互动。举例来说，去往“网红景点”的“打卡”行为，似乎是旅行与信息通讯技术全面融合的典型形态。然而，与其说是“融合”，不如说是“投靠”。这是因为：在打卡背后所凸显的，并不是与旅行直接相關的个体化的生活旨趣，而是人们越来越被动地要让自己适应新媒介时代那裹挟一切的人际互动漩涡。它是“漩涡”，是因为它的动态演进之快，令人频频感觉“信息过载”，因而即便能够转化为某种旅行活动，也不再有充分的机会让人细心品味传统媒介时代的“慢”体验与“深”意义。部分西方国家正在浮现的“去数字化旅行” （digital-free tourism）产品，也许是一种朝向未来的积极创新，但也不妨看作是一种怀念过往的消极反抗。总结来看，新媒介不但衍生了直接挤占总闲暇时间的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各类在线休闲娱乐，从而压缩了旅行时间的份额，还通过对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互动模式的深刻改造，规制了旅行时间之内的休闲活动内容，稀释了旅行体验本身的独特品质。

新媒介时代以来，中国旅游很可能已经经历了好几个阶段，而目前进入了以遍在的人际互动为支配性特征的时期。这一时期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媒介时代与旅行相关的意识观念之遗产。例如，可以想见，当疫情结束之后，部分人群会有一个旅行热情肆意宣泄的所谓“报复性出游期”。然而，更深刻的变化其实早就已经发生，甚至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生。旅行时间向闲暇时间或者更直白地说向其他闲暇时间的投靠或者说“溶解”的趋势，是整个新媒介时代人类生活方式总体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此番又被疫情所强化。旅行与旅游产业的响应，旅游学术界的响应，恐怕已经滞后。疫情的发生，事实上成为一次契机，以无情的方式迫使人们直面大势、做出改变，并且努力寻求新的主动权。其中当然会有个人和机构的命运跌宕，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但是再次引述布罗代尔的话，任何个人时间尺度上“引起轰动的事件”，“往往只是”社会时间尺度上“那些宽阔的命运的瞬间和表象”。同为“局中人”的旅游共同体，是时候展开真诚的思考和彻底的讨论了。

（第一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作者系该院硕士研究生;收稿日期：2020-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