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倩影

杨涛回到日本料理店上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比起在超市每天走5万步配送1000件商品的工作，他还是更喜欢在日料店做“体面的厨师”。当疫情改变各大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时，对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普通人来说，吃苦从来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事，真正可怕的是没钱可挣。

4月末，全国各行业的共享员工开始分批、分次返回原企业。按照约定，杨涛提前3天向京东7FRESH的店长提出回岗申请。过去的80多天里，杨涛成为京东在北京地区的共享员工的代言人之一。“我强迫自己记住货品位置，这样可以更快地拣货，身心俱疲时，我也怀疑过这么辛苦是否值得。”

2月9日起，杨涛每天从南二环前往东六环的京东7FP.ESH店，当身体的酸痛感慢慢减轻，他和其他同事的相处也越来越融洽。回看80多天的工作经历，对他而言更像一种不同以往的生活体验。

国内疫情在5月初得到有效控制，北京市商务局5月5日称，北京餐饮行业复工率达79.5%，全市餐饮消费正逐步恢复正常。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走出危机，可以倚仗的群体之一，或许就是包括杨涛在内的这群共享员工。

共享员工是市场需求

共享员工正奔走于疫情期间的各大城市。

2月3日，盒马与云海肴宣布达成人员用工合作，超过400名云海肴员工前往盒马上班，开启了企业员工在疫情期间的“共享”大门。由于疫情期间的订单量暴增，不少企业在春节期间留守的员工无法应付突如其来的订单，于是，一个旨在推广“人才共享”、应对疫情危机的计划诞生了。

2月下旬，人社部就共享员工模式下的劳动法律关系问题作出回应：共享员工不会改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原用人单位应保障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社会保险等权益。

“很多企业清楚，订单增量不会长期维持。共享员工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满足疫情期间的市场需求。”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说。

没人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但大多数企业知道，持续暴增的订单量会在此后趋于正常，如果用日常方式招聘员工，订单恢复正常后势必造成员工过剩，企业负担过重。

摆在各大渠道零售企业面前的是一道用人难题。

面对特殊时期订单突然增长的情况，互联网企业展示了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以惊人的速度推出“共享”概念。2月，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司关闭了部分门店，仍在营业的門店，客流则大幅下降、收入减少。由于春节期间存货较多，造成积压现象，再加上员工的工资问题，餐饮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着实不少。

杨涛所在的京东7FRESH的相关工作人员则表示，疫情暴发后，他们第一时间联系了餐饮企业的合作伙伴，优先考虑建立合作关系。由于彼此间相互信任，加上餐饮与超市员工都持有健康证明，又都属于服务类工种，行业间壁垒不大，员工只需经过简单上岗培训便可在短期内适应职业转换。此后，不少企业调配干名共享员工，进行收银、理货、拣货、打包、骑手等基础类工作。通过企业与企业间的对接，共享员工可以在经过面试与健康调查后持证上岗。

杨涛来京东7FRESH做拣货员，需要按照订单将货架上的商品装进拣货袋，赶上有米、面、油的订单，会非常吃力。他平均每天的微信步数多达5万步，公司提供午餐，并购买“新冠肺炎”保险。

“过去的80多天对我和其他同事来说很辛苦，但总算都过去了。”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日料店恢复了正常经营，杨涛向京东7FRESH提交了返岗申请。5月，杨涛终于回到日料店，继续为客人卷寿司、切生鱼片。

代驾改做跑腿，弥补收入不足

大年初八，赵平从老家返回广州。“春节前刚辞了工作，本想继续做代驾，但受疫情影响，我待业快一个月了。”

疫情期间，代驾是滴滴出行平台受影响最大的项目之一。3月起，滴滴出行开通全国21个城市的跑腿业务，以缓解代驾司机的收入问题。

共享员工的概念其实并不新鲜。李勇坚认为，前些年的滴滴出行、美团、饿了么等互联网平台的司机、外卖员等，都属于共享员工的范畴。

白天，43岁的赵平接“跑腿”订单.开着电瓶车取货、送货。“老实讲。跑腿真不如代驾赚得多。”从车陂到黄埔的13公里，有一张30多元的订单，单子上显示的货品重量为3公斤以内，但实际重量超过15公斤。赵平没有经验，不知道该让客人重新下单还是加钱，但如果他取消订单，就意味着违反接单流程。最终他选择自己吃亏并接单。“对大多数快递员、外卖员、跑腿员来说，每一单都是辛苦钱。”

2016年，因为生意失败，加上家庭变故，赵平两手空空来到广州。他租了间几百元的农民房，找到一份月入3000元的小区保安工作。对他来说，想在广州生存其实并不难。

赵平是一位有21年驾龄的老司机，为了增加收入，他开始做代驾。四年来。无论是起初的兼职还是后来的全职，他一个月有好几千元的收入。利用第三方平台，他实现了对自己的时间与技术的共享。

“困难的时候，做代驾就真的变成了一种希望，至少这有钱赚啊。但我觉得年轻人无论是做代驾、外卖还是快递，都不算是有前途的职业。”在他看来，干这些职业可以帮助年轻人渡过难关，但却不足以让他们拥有更好的未来。

目前，共享员工从事的多为重复性高、可替代的工作。共享员工这种机制可以在特殊时期、特殊阶段提供一定岗位，是很好的过渡型就业方式。财经作家叶檀认为，从疫情中诞生的共享员工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且多针对国内蓝领工人。

赵平清楚，自己不可能一直做代驾。熬夜、晚睡、日夜颠倒很伤身体。他说，等经济形势好一点，还是得去找个主业。

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去尝试

共享员工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群人了。

如今，这个概念正从互联网企业浸入传统行业，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普及。从国内向国外发展。相比发轫于美国的零工经济，中国互联网企业将共享员工的概念升级到不同性质和层次的企业层面。

2月至5月，深圳、上海、成都等城市的相关部门完成了共享员工平台的搭建，通过提供共享员工的方式，帮助一部分企业渡过难关，也希望纾解当下就业难的现状。

叶檀认为，共享员工属于人力资源共享，是社会劳动力的重新调配，与针对个体的灵活就业性质不同。“现阶段，如果企业或者地方愿意共享，说明就业环境不错，毕竟人力资源共享比其他产品类共享难多了，需要管理及激励制度，还需要员工有一定的专业素质。”

共享员工的最大风险在于共享企业双方的不确定性，如果一方反悔，就会牵扯到企业信用。另外，部分企业的共享员工没有得到社会基础保障。

“看到风险是对的，但不能因为存在风险而不去尝试。在互联网时代，政府、企业都必须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共享员工继续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政策法规的约束以及相关法律的完善，还需要第三方平台的技术支持。”李勇坚说。

有一种声音认为，从职场的角度看，应该避免让自己成为共享员工。因为共享员工本质上并没有让人获得更多收益，这个群体更像经过老板同意的“合法兼职”。

但如果从长远角度考虑，真正的共享员工应该用头脑和能力让自身价值达到双倍甚至更多，就像黛安娜·马尔卡希在《零工经济》一书中所写：“我们能为自己创造的最强大的安全感不是工作保障，而是收入保障，对生活的安全感，来自自身的技能和获得工作、创造价值的能力。”

（杨洋荐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