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侠 曹先玉 沈志雄 高杨予兮

2020年5月2日晚，湖北武汉长江二桥继续上演灯光秀。在不久前的4月26日，武汉市最后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惠者治愈出院。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暴发，“生物安全”概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作为生物安全问题的一个具体案例，此次疫情已经极大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的行为方式，波及政治、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给世界格局和各国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和冲击。

在疫情再次为人类敲响生物安全警钟的背景下，各国有必要在国家戰略层面上综合统筹，强化生物安全治理，在国际层面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切实有效的协调合作加以应对。

2月14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强调指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这个重要论断，为维护我国生物安全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是指由自然界生物、人类活动，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引发的问题领域，及针对相关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生物安全”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但其作为一类问题，与人类相伴相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过去，由于人类认知水平的局限性，相关记载少之又少，且主要限于瘟疫。但从有限的记录中，依然可以看出生物安全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深刻和重大影响。

公元前430～427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城暴发瘟疫，导致当时雅典城近一半人口死亡。这次瘟疫不仅直接削弱了雅典的军事能力、摧毁了战争信心，还导致雅典的公共秩序与道德大幅倒退，最终改变了战争进程。

1347～1351年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鼠疫），短短五年时间内导致欧洲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触发了欧洲社会的深刻变革与转型：削弱了民众对天主教教会的信任感，动摇了教会的权威;面对死亡，及时行乐的思潮兴起;劳动力大幅减少，倒逼先进技术和发明的出现;瘟疫还促进了当时欧洲医学的发展、卫生观念和法律的进步，也为随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备好了土壤，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转型。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提出，大规模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它们并不是历史的配角，而是决定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不仅可以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也能影响世界的格局。因此，生物安全一直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概念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

即便瘟疫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如此之深，但现代意义上生物安全的概念并非源于瘟疫，而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脱氧核糖核酸（DNA）重组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预示着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构建生物体，进而使得改造生物体甚至整个自然界成为可能。这标志着现代生物技术进入了全新的基因工程时代，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生物技术安全性的担忧，生物安全问题由此出现。

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法规规范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1994年起，联合国启动《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工作。议定书于2000年5月完成并开放签署，这标志着生物安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

回顾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生物安全概念指向的核心议题及其相关法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生物安全”概念的内涵是狭义上的，主要指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转基因生物的跨境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生物安全关注的重点也主要限于转基因生物安全、危险病源物泄漏、干细胞等研究引发的安全问题。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生物安全挑战日趋多样、复杂和严峻，狭义上的生物安全概念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其内涵和外延亟需拓展。

首先，大规模传染病从偶发事件向频发甚至经常性事件转变，影响急剧上升。近年来全球相继暴发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甲型H1N1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MEKS）、埃博拉、寨卡以及新冠肺炎等十余次重大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染疾病传播更快更广、影响更大。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其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其次，生物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近年来，生物科技领域逐渐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边疆、新高地。生物安全由原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向传统安全领域拓展。

再次，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明显加大。在全球生物治理严重缺失、管控体系和能力严重滞后的背景下，生物技术在给人类生命和健康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可能走向失控并给相关国家乃至全人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最后，外来生物入侵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中国生态系统就面临外来物种入侵的严重威胁，已确认544种外来入侵生物，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

形势的不断发展促使生物安全的现实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然而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于“生物安全”究竟涵盖哪些问题领域仍未形成基本共识。源自自然界生物、人类活动，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的相关问题，都被认为与生物安全有关。

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制服强大的美洲土著民族过程中，瘟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图为位于秘鲁的印加帝国马丘比丘遗迹。

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规划生物安全

俄罗斯生物学专家沙瓦耶夫将全球性危险源分为三类：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类创造的技术带来的威胁。

生物安全涵盖上述全部三个方面，对国家安全有着全方位、深层次和系统性的影响。同时需要看到，生物科技又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的大国竞争意义重大。为此，必须从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深入认识生物安全的重要意义。

生物安全是国家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不论是大规模传染病还是生物武器攻击，均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和政局稳定。

生物科技还是国家科技和经济竞争的新制高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际权威杂志每年评选的“年度科学进步”中，生命科学领域的成果几乎占一半以上。生物产业被公认为21世纪创新最为活跃、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兴产业之一。为此，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制定国家战略，加速抢占生物技术的制高点。美国早在2012年即出台《国家生物经济蓝图》，明确将“支持研究以奠定21世纪生物经济基础”作为科技预算的优先重点。德国2013年出台《生物经济战略》，提出通过大力发展生物经济，实现经济社会转型，提高德国在经济和科研领域的全球竞争力。俄罗斯、印度、韩国、日本等国也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我国也将生物科技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并取得了重大进步。

生物科技也已经成为战略和军事竞争的新高地。现代生物科技发展逐渐显现出很强的进攻性。谁在这方面占有技术优势，谁就能占有生物领域军事斗争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既具有战略影响又具有军事意义。同样，生物技术既可直接用作战场上的生物武器，也可与军事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相结合，根本性地改变战争形态。为此，各主要国家纷纷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从国防和军事角度积极抢占战略制高点。

2020年5月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一家慈善机构推出领取救济品的举措，吸引民众前往。

毋庸置疑，生物安全是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根本保证，人类必须密切关注有关动向，通过国内国际的法律手段严格管理这方面的研究。

而随着现代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生物安全问题越来越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和经济活动，给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高度关注生物安全威胁，纷纷发布生物安全战略文件，加强对生物安全的顶层筹划和整体布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应对生物安全问题。

2004年，美国布什政府颁布《21世纪生物防御》行政命令，建立了美国生物防御体系的总框架。2009年，奥巴马政府发布《应对生物威胁国家战略》，将應对生物威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在对生物威胁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从七个方面提出了美国应对未来生物威胁的战略举措。2012年，奥巴马政府又发布了《生物监测国家战略》，将生物监测作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的首要环节。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该战略由美国联邦政府20个部门共同参与起草审议，涵盖了自然发生的、偶然的和蓄意制造的等各类生物安全威胁形式，要求设立内阁级的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以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还提出了生物防御的五大战略目标。这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国家级生物安全战略文件，反映了美国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的新方向。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阐述了美国在国内外预防、发现和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具体措施。通过这些文件，美国逐渐确立了较为系统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规划和部署。

其他一些国家也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生物安全统筹。例如，2018年7月，英国发布首份国家《生物安全战略》，日本更是早在2008年就制定了生物领域的国家安全战略。2019年7月，日本政府再次制定生物领域国家战略，明确了九个生物技术和产业重点领域，将生物技术定位为与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同等重要的技术，并推进建设收集大量遗传信息和生物体样本的“生物库”。

突如其来并仍在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生物安全的警钟。为有效预防和应对生物安全威胁，我国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谋划和布局，把生物安全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部署;在把握生物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战略文件，综合评估生物领域安全风险和挑战，统筹协调各部门职责;将军队机构纳入国家生物安全体系，以发挥军地融合互补、平战衔接的优势。

同时，要推动生物领域法规制度建设，统筹构建我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加紧出台《生物安全法》，修订和完善《环境保护法》《食品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配套法律和地方生物安全法规。明确生物安全的相关责任和处罚，实现国家生物安全防控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

不断完善国家生物安全防御和治理体系

生物安全威胁是一种具有全谱性特征的安全威胁，可能突然发生于任何地域、任何时间和任何生物种类上，带来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和冲击，甚至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应对生物安全威胁，必须通盘考虑、整体联动、全面防护，构建全谱性生物安全防控和治理体系。

针对生物安全威胁特点和安全防护要求，世界各主要国家积极采取措施，着手建设覆盖整个国家，寓早期预警、情报监测、应急响应、救援实施、后果处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物安全防御和治理体系。如美国出台了《化生放核爆标准国家战略》，构建了联邦、州、地方政府部门等使用化生放核爆设备及相关卫生和安全方面的规定和法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全方位的应对体系。此外，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国防威胁降减局与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合作，进一步完善生物安全威胁的预报和评估系统。

据称，美军方生物监测网络体系已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4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欧洲国家瑞典也将化生放核爆防护与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融为一体，由政府、军队、卫生机构、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等18个部门共同参与协调行动，加强化生放核爆的防护，保障国家整体安全。

我国一直高度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建立起了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为主体的生物威胁防御体系，还成立了国家和省市各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在非典、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暴露出我国在生物威胁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为此，需要参照各国有益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生物安全防控和治理体系。

4月29日，工作人员正在打包运抵广州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抗疫物资，物资将被发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深化国际合作，携手维护全球生物安全

疫情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文化、宗教，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合作才能有效应对。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不能依靠封闭国门，而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體理念，走国际合作的路线。强化和升级生物安全国际公约，力所能及地承担国际义务，推动构建维护生物安全的地区和国际机制。

常态化的国际合作机制是地区和国际社会快速应对传染性疾病等生物威胁的重要保障。2014年，美国在西非埃博拉疫情肆虐的背景下正式启动了“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旨在通过集体能力建设，“预防和控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传染病疫情”。遗憾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展的情况下，美国特朗普政府却以所谓世卫组织履责不力而暂停资助。此举不仅不利于控制疫情，也损害了美国的影响力。

面对不断扩散的疫情，东亚国家选择了“抱团取暖”，推动建立抗击疫情的地区合作机制。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加强本地区针对大流行病及其他传染病早期预警机制建设，就疫情形势和各国应对举措定期、及时、透明地分享实时信息，交流经验和最佳实践，在疫情防控、临床治疗方面相互提供技术支持”“强化国家和地区能力建设，提高应对流行病的水平”。

此外，还决定加强流行病科研合作，相互支持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这是中、日、韩和东盟各国为共同抗击疫情而采取的强化地区生物安全合作的重要举措，不仅为东亚地区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还奠定了深化生物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必将成为推动东亚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区域合作机制。

（杜玉彬荐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