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言虎

怀光荣使命，持正向价值，每一位教师，都是时代的参与者，也是平凡命运的改变者，历千年而不变。教师的立言立德，为后世留存一份珍贵的历史底本，也描摹出国家和民族更为远大的前程与美好未来。不吝赞美，不拒批评，是这个时代对教师最好的尊重。

教师角色的迁变

就像所有宏大的历史都是不断形成的，“教师”被赋予现代含义，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在上古时代，是没有专门的“教师”这一行业的，教育是一种全民事业，或者说是一种无意识的知识迭代过程。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发生在代际之间，长辈为师，后辈为学，教育的内容，以劳动生产为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师”的概念逐渐形成。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迎来历史上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四处云游、“开坛”办学的“师”，譬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他们既是思想家，也是学问宗师。在这个时候，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私学。

这一知识群体是中国最早的“师”的雏形。但中国传统的师，其角色功能上有一种浓重的道德教化色彩，老师们教给学生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孔夫子，他老人家说“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孟子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人的主要教育内容是以道德促进教化，最终目的是培养“士”。

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四书五经成为考试科目，教师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教授应试科目。他们首先以塾师的身份进入教学领域，帮助年幼小儿开始入门科举这一国家考试，在古代，这被称为发蒙。

到了中国近代，教师的职业化进程越来越快，现代性也越来越明显。民国时期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教育家，比如陶行知、蔡元培、胡适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被誉为“人之模范”，他甘愿放弃教授之位，放弃舒适安逸的城市生活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创办“乡村教育”，意图以这样的教育试验改变中国。甘愿深入基层，深入学生当中，这体现了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这种温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师群体中，也有突出表现。在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老师与学生的深厚情谊更进一步。那时候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学生家庭比较贫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我们经常听到教师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困难的事例，折射出那个时代师生关系的美好剪影。

彼时，师生关系中纯粹的道德主义色彩也比较浓厚，教师与学生，对彼此都有着深切的认同。同时，光耀门楣被视为一种使命，这是一种强烈的感召。为了帮助学生跨越阶层，大多数老师往往背负着道德使命感，在尽力教好学生的同时，也在精神上给予他们极大鼓励，凸显出一种具有超越功利的师生感情。

进入21世纪，教师身上的道德光环渐次减弱，其专业性和应用性开始慢慢凸显，更年轻一代的教师又有了诸多新变化，比如他们个性更鲜明，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更加精深，跟学生的关系也更加亲近，教师的形象少了神圣道德感加持的高大，变得更立体多元接地气。但另一方面，在教师内涵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教师形象、职业伦理、师生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与变异，由此衍生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教师遇到的新问题

任何一种职业，都会得到多元化的评价，教师作为与公共利益相关且社会属性较强的职业，更是集各种复杂状况于一身。繁重的教学任务不说，在强调因材施教、素质教育的当下，教学之外的社会评价压力更是相当之大。

在互联网的放大镜之下，关于教师的种种被一一打量。当80后、90后教师遇到00后學生，这是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的体验；当生活相对清贫的教师，置身这个声色犬马的社会，他们会如何抉择？新时代教师遭遇的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商业气息冲击职业伦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教育和教师的一大争议是：一些地方的教育、教学正在走向商业味浓郁的产业化。所谓产业，就是把教育当成一门生意，而教师正是这个产业的关键一环。在缺乏道德自制的情况下，一些教师可能会收受礼金，或者通过课外辅导班，变相从学生那里收取钱财。

在特定节日，学生、家长送点礼物向老师表达心意未尝不可，但如果我们抱着功利态度，就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取向。这不仅扭曲了教师的自我，也破坏了教育生态，与教育的真精神离题万里。

出现这个问题，我们也该反思：是不是因为教师收入太低？政府规定教师工资不得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这样的刚性要求，为教师过上体面生活，提供了一份基本保障。但实际情况是制度并未完全落地，仍有一些地方的教师工资低于公务员水平。这就导致一些教师仍处在比较清贫的经济状况之中，对工作和生活形成了较大压力。

其二，师德底线屡被突破。

近几年，本该是斯文之地的学校却时有斯文扫地之事发生，某种程度上在于教师道德出现滑坡。教师因为专业技能而被赋予某种特定的权力，这种权力对学生而言意味着一种敬畏感。一旦某些老师滥用这种敬畏，就可能发生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

尤其在高校，导师掌握着巨大权力，论文通不通过，考试打多少分，都由导师“一言堂”说了算。当导师提出各种过分要求，一些学生迫于前途和压力等因素，不得不做出某种妥协。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关系已经被扭曲，教师的神圣也遭到玷污。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这里的“道”就包含了为人师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品德。这种品德来自于良好的教育，来自于高尚的人格，来自于对职业的敬畏，是教师自我约束的重要力量。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对品德的坚守永远是教师尊严的底线。一旦踏破，则会德不配位，教师之名也就名存实亡。

其三，代际冲突不容忽视。

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90后、00后。他们成长于互联网大爆炸、大增长的时代，开放共享的互联网塑造了他们向往自由、追求独立的人格基因。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代际差，年龄稍长的老师与年轻的学生们，在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有时导致矛盾与冲突，给日常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教师惩戒权。在几千年的教育中，教师对学生的惩戒从来不曾受到怀疑，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信奉“严师出高徒”，在这种逻辑之下，“棍棒教育”少不了。

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始终不忘的是私塾先生的戒尺；沈从文回忆逃学的经历，对“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耿耿于怀……在传统教育模式之下，教师对学生的惩罚具有天然正义。但在现代社会的理念之下，这已经涉嫌人身伤害。

随着现代法治文明的不断成熟与个体权力边界的逐渐厘清，教师手中的惩戒权，开始受到重新审视。遇到调皮捣蛋的学生，到底该不该“打”？其中的尺度如何把握？这些都是教师面临的新挑战。2019年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不过，至今细则仍未制定。

在新时代，教师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种种新挑战，对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精准把脉，对症下药，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回归“人点亮人”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是激发禀赋，而教师的本质是“人点亮人”。“我们如何做教师”，归根结底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教师该如何立德树人。

要维护教师的职业伦理。一方面，要靠制度规范，划定行为红线，使教师不被物欲异化。比如，教育部门出台相关规定，要求教师诚实守信、廉洁自律，让一些信念不坚定的从业者，动心忍性，坚守底线。另一方面，要切实改善教师生存状况。抓紧落实相关规定，保证“教师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工资”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进一步提高教师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他们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

要强化教师的师德。要加强对教师人才队伍的品德考核。好的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该具备良好的品德，行为世范，才能言传身教。要在对教师的考核中增加道德品质条目，促进教师对品德的重视与修养。要制定明确的惩罚机制，对违背师德师风、造成不良影响的教师予以严惩，提高犯错成本。如革除教师资质，永不录用等。要树立道德典型，引领清正风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加强对模范教师事迹的宣传，在行业中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在教师群体中营造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人点亮人”，既是高贵的工作，也是艰巨的工作，需要教师既能守住自己育人的初心，又能与时俱进，不断求新求变。

每个人在选择职业时都抱着一个信念，相信每一个走上教师岗位的你都曾心怀理想：学以致用，授业解惑；教书育人，承前启后；普及文化，薪火相传。如果有一刻，你的信念动摇了，请重拾纯粹的初心；如果有一刻，你失去了坚持的勇气，请看看孩子们充满希望的面庞。坚定信念，坚持耕耘，坚守底线，是不负最初的自己，也是不负社会的期待。

每一种职业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教师行业也是如此。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手段，教师要与时俱进，加强学习，培养互联网思维，善于利用新平台、新方法，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同时，要加强对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引导工作，适时适度，避免沉迷依赖。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成长背景和价值认同，要缓解代际冲突，就要试图理解这一代学生的情感心理，站在他们的视角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说教，强制教育。能和学生做朋友，就不要和学生做“敌人”，融洽的师生关系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和教师同发展、共进步。

作家周轶君曾说：教育不仅是娃的事，它是关于“人”的定义，是生活的一切。什么是教育？教育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是一朵云晃动一朵云，是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而最好的教育，是老师和学生共同成长。

西方有句谚语：那些在前的必然在后，那些在后的必然在前。作为教师，每天都在成长，每天也在老去，世界是属于后浪的，但前浪永远都在后浪之前。所谓教育的真相，就是一代传承一代，无有止境。此亦是教师的伟大之处。

教师节，是教师的节日，這个节日中有教师的荣光与梦想，期许与使命。我们希望站在三尺讲台上的每一位老师，都能成为一盏耀眼明灯，指引祖国未来一代向远方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