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茹 戚迪明 郑晓云

摘要：将技能培训类型划分为返乡务农型、城市生存型和城市发展型，从城市融入角度考察其对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与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呈显著正相关，通过不同规模城市比较，发现存在同样的影响效应。进一步深入考察城市融入对技能培训类型选择的影响，发现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与农民工技能培训类型选择呈显著正相关，即愿意在城市定居或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农民工在培训类型选择上倾向于高级化，只有在中等城市，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培训类型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大城市和小城市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推进农民工技能培训中需要关注农民工城市融入，并着重从个体城市融入差异实现差别化和阶梯化的技能培训，进而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

关键词：培训意愿;培训类型;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规模

Abstract： The types of skill training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such as rural return type， urban survival type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type. View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s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about migrant workers skill training choice， it turns out that the urban settlement will and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will migrant workers skill training，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sized cities， it has the same influential effect. To give a further investigate ab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choices of migrant workers skill training related to merging into the urban community， the urban settlement will and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will of migrant workers skill training， which means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want to live in the cities or think they are urban prefer a higher-level in the training type choices. And it shows that only in medium-sized cities， merging into the urban communit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choices of migrant workers skill training， neither of the large citiesnor the small cities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ing. Therefore，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igrant workers of merging into the urban community during push the work of the migrant workers skill training. And it also require to put emphasis on individual citys integration difference to achieve a differential， ladder skill training ，which can promote the human capital of the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training will; training type; city integration; migrant worker; urban size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群体是农民工，虽然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普遍存在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专业技能缺乏的问题，既影响了自身的就业和收入，同时也不利于企业发展和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1]。农民工总量的持续增加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的“用工荒”彰显了增加农民工技能培训进而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农民工技能培训对于农民工本人、用工单位及政府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农民工自身而言，通过技能培训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持续增长的收入，有利于促进其在城市融入与定居;对企业而言，拥有高技能的农民工会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技术升级;對政府而言，通过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来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2]。农民工由于进城之前科学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技能培训将成为其进入城市后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因此，自2003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全国性的农民工培训规划文件，相关部门也开展了“阳光工程”“星火计划”等专门性的农民工培训项目。对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技能培训、愿意参加技能培训的类型有哪些、影响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因素有哪些等问题进行研究，对于促进农民工技能培训和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技能培训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主要从以下2个方面开展。首先是对农民工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影响农民工就业培训意愿的因素较多，但主要集中于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3-5]，家庭人口数等家庭特征[3，5]，行业与企业特征[6]，农民工信息能力等城市特征[3，6];其次是对农民工培训效果的研究，国外对培训效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结论却不一致，部分研究认为企业员工参与培训有较高的回报[7，8]，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培训的高回报率高估了培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9，10]，甚至有一些研究认为培训对参加者并没有顯著回报[11，12];国内目前对农民工培训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培训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13-16]，还包括对不同培训内容和培训效果的研究[17];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是针对农民工培训项目效果的研究[18，19]。

现有研究中，关于城市融入对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对技能培训的考察主要基于是否参加培训，进一步深入考察培训类型选择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的贡献在于：①以城市融入作为核心变量，验证不同融入意愿的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的差异，并基于不同融入程度提供差别化的技能培训政策;②在技能培训意愿的基础上，结合培训内容类型进行分类，考察不同融入程度对农民工不同培训类型选择的差异，同时比较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与技能培训选择的影响差异。

1 理论框架

1.1 农民工培训类型划分

经典的劳动经济学理论把技能培训分为一般性技能培训（也叫通用型技能培训）和特殊性技能培训（也叫专用型技能培训），前者主要指培训内容不仅适用于本企业和本行业，也适用于其他企业，后者仅具有本企业的专用性。除此之外，根据研究的需要有从培训提供者分类，分为企业提供培训与社会提供培训;从培训内容分类，分为与工作相关技能培训、与工作无关一般技能培训和一般性培训[1]。本研究结合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发展考量，根据具体的技能培训内容将培训类型划分为务农返乡型、城市生存型和城市发展型3种，并从农民工外出务工、城市就业与城市融入定居的市民化三阶段考察，发现上述培训类型存在着明显的高级化趋势，即城市生存型高于返乡务农型，城市发展型高于城市生存型。

1）返乡务农型。选择该培训类型的农民工可能是基于未来返乡的需要或者回到农村进行创业的需要而选择农业类技术的技能培训。在调研的问卷中，以农业技术类（新品种、新技术和病虫害防治等）作为选项，在“未来您希望参加什么类型的培训项目”中选择该选项则设定受访者对技能培训选择的类型为返乡务农型。一般认为，选择该类型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相对较低。

2）城市生存型。选择该类型的农民工尚未明确是否在城市定居，而是基于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获得更高的收入需要而参加培训。在调研问卷中，该类型包括技能类（烹饪、理发、电脑、开车等）和创业技能类（创业思路、励志等）2个选项，通过技能类培训可以使农民工成为高技能工，从而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与更高的收入，通过创业技能实现在务工城市创业，以便能更好地解决在城市的立足问题。

3）城市发展型。在获得城市稳定立足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在城市定居并且能够融入城市生活，使得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需求从生存型转为发展型。在本研究中城市发展型技能培训主要包括礼仪类（语言、行为、素养等）和基本知识类（经济、文笔写作、法律等），如果受访者选择未来技能培训的类型为上述之一者，即认为其技能培训类型为城市发展型。通过基本知识的积累与礼仪知识的获取，可以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1.2 城市融入对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的影响机理

城市融入对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2个方面。①已有研究表明，年收入、预期工作年限和房价是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主要因素[20]，而农民工能否在打工城市获得高质量和稳定的工作又是他们获得较高收入、解决住房的基础，同样有研究表明，农民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影响自身的就业能力进而影响其就业机会的获得与职业选择[21，22]。由于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的农民工占比较低，因此出于城市融入与定居的需要，技能培训成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提升其人力资本的重要选择。②从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立足再到融入城市、定居城市一系列阶梯性目标的实现，同样对技能培训内容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阶段性。在进入城市务工一段时间后有返乡意愿的农民工会选择农业技术类技能培训，以便返乡后能在农村和农业生产方面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为获得城市高质量就业与更高收入的农民工，会选择技能类或创业类培训，以便能在城市更好地立足;但到了城市定居甚至更进一步的融入阶段，除了生存发展技能外，开始产生礼仪类和基本知识类等更高层次技能的学习需求。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技能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具有城市融入和定居意愿的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的意愿更加强烈。

H2，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技能培训类型选择有显著影响，具有城市融入和定居意愿的农民工选择更高层次技能培训的意愿更加强烈。

2 数据与实证方法

2.1 数据与变量说明

2.1.1 样本来源与基本特征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劳动力转移学术团队2014年1—4月对辽宁省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调查组成员由该学院农业资源与经济系的部分老师和研究生组成，按照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数据公布的农民工就业行业比例进行城市样本的配额，在征得农民工同意的基础上采用“一对一”访谈方式进行调查，累计获得有效农民工样本1 225个，其中辽宁省沈阳市有效样本480个，锦州和阜新等中等城市样本407个，开原、昌图和台安等小城市样本338个。经检验问卷满足信度要求。

样本中男性所占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7.07岁，按照年龄划分，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42.4∶57.6，已婚者占比达67.67%，有部分农民工为丧偶和离异。全部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5年，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于初中水平，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城市务工人员的职业以低技能工、高技能工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为主，在外累计务工时间均值为9.85年。

2.1.2 变量选择

1）因变量。研究分析的因变量是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选择，主要包括2个层面的考察。一是对未来参加培训的选择，通过未来培训意愿进行考察，其结果为愿意参加培训和不愿意参加培训，在计量分析过程中作为二分类变量，分别赋值为1和0;二是在愿意培训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愿意参加的培训类型，结合理论框架部分对培训类型的划分，分为务农返乡型、城市生存型和城市发展型，并认为上述培训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等级次序关系，在计量分析过程中作为等级序列变量，分别赋值为1、2、3。

2）自變量。研究关注的核心变量为农民工城市融入。本研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考察主要从城市定居意愿和农民工身份认同2个方面展开，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问卷中的“你是否有可能永久定居在打工城市”和“你认为自己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2个问题来确定，在统计分析中处理为二分类变量，愿意定居和不愿意定居分别赋值为1和0;认为是城市人和认为是农村人同样赋值为1和0。将农民工个体特征与务工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考察，其中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务工特征主要包括累计外出务工时间、务工月收入和培训经历等。上述变量中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时间和务工月收入为连续变量，性别、婚姻状况和培训经历为类别变量，实证分析将性别赋值为1（男性）和0（女性），将婚姻状况赋值为1（已婚）和0（未婚），将培训经历赋值为1（接受过培训）和0（没有接受过培训）。

2.2 描述分析

2.2.1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 全部样本中在外出期间拥有技能培训经历的占比为45.71%，未来愿意参加技能培训的占比为71.67%，其中没有任何培训经历的农民工中有高达63.01%的愿意参加技能培训。表明即使部分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没有参与过任何技能培训，但其仍有较高的技能培训需求。从技能培训意愿的城市比较来看，由图1可知，大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高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高于小城市，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更加强烈，其原因可能是相较于中小城市而言，大城市就业竞争更激烈，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促使农民工产生技能培训的需求。

进一步考察城市规模与农民工技能培训类型选择，由表1可知，愿意参加培训的样本中培训类型选择占比最高的是技能类培训，达67.08%;其次是创业类培训，占比为14.58%;值得关注的是，选择礼仪类和基本知识类培训的占比分别为6.72%和4.44%，表明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除了生存以获得更高收入之外，还开始关注在城市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比较城市规模的差异如表1所示，相较于大城市而言，中小城市选择农业类培训的农民工占比明显更高，技能类培训随城市规模的变化差别不大，而小城市选择创业类培训的农民工占比高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礼仪类培训与城市规模存在变化的一致性，即大城市农民工愿意参加礼仪类培训的占比明显高于中小城市。

2.2.2 城市融入与培训选择 对城市定居意愿与农民工培训意愿进行交互分析，由图2可知，愿意在务工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中有技能培训意愿的占比为75.73%，高于没有定居意愿者（64.95%）;心理认同层面的比较同样如此，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农民工愿意参加培训的占比达到76.50%，比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农民工高6.07个百分点。上述结果表明，具有城市定居或融入意愿的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的意愿更高，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尚需通过计量分析来进行验证。

对城市融入与农民工培训类型选择进行交互分析，由表2可知，与没有城市定居意愿的农民工相比，愿意在城市定居者参加创业类和礼仪类培训的占比明显较高，而参加农业类培训的占比则正好相反，技能类和基本知识类培训的占比较为接近。心理认同与培训类型选择的比较分析呈现相关的趋势，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农民工选择创业类和礼仪类培训的占比明显高于农村人的认同者，而选择农业类培训的占比则相反。上述结果表明，有城市融入意愿的农民工在技能培训选择上逐渐倾向于创业和礼仪等发展型技能。

2.3 模型和估计方法

2.3.1 城市融入对培训意愿影响分析 由于农民工的培训意愿是取值为0和1的二值数据，根据数据特点，选用Logistic模型来计量分析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培训意愿的影响，具体的农民工培训意愿决定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trainwill为培训意愿，取值为0和1，intergration为本研究关注的核心变量即农民工城市融入，分别用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来表示，同样为0和1的二分类变量，X是控制变量，表示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累计外出务工时间、务工月收入和培训经历等，[εi]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2.3.2 城市融入对培训类型选择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技能培训类型选择为有序分类变量，即务农返乡型、城市生存型和城市发展型，与之对应的数值分别为1、2、3。由于因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采用一般的线性模型会存在较大的缺陷，因此，本研究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被解释变量Y为每个农民工未来培训类型的选择，定义为1～3的分序变量，假设每个农民工有1个潜在真实的但不可被外界观察的培训类型选择Y*，假设潜在的真实培训类型选择Y*是关于解释变量的1个线性函数。

式中，integration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相关指标，X为其他控制变量，[α]、[β]为相应的待估参数，[ε]为服从逻辑分布的误差项，且与X相独立。

3 实证结果

3.1 城市融入对培训意愿影响的Logistic分析

因变量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是二分类变量，本研究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整体显著性较好。同时，为了考察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城市融入对培训意愿影响的差异，在全部样本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不同规模城市样本的分组回归分析。由于核心变量城市融入从城市定居意愿和自我身份认同2个层面表述，在回归过程中将定居意愿和身份认同分别纳入相应的回归模型中（表3）。

从全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来看，由表3可知，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均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对于其技能培训意愿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且两者的系数符号均为正，表明愿意在城市定居和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更强。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受教育程度、累计务工时间和培训经历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城市务工时间越长和以前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未来接受技能培训的概率更高。年龄和务工收入也分别在1%和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年龄越大、务工期间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愿意参加技能培训的概率越低。性别和婚姻状况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上述2个因素对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从城市融入对培训意愿影响的城市规模比较来看，无论是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均在10%和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所有系数符号均为正，表明不管是在何种城市规模，具有城市融入意愿的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的意愿更加强烈。

3.2 城市融入对培训类型选择的有序Logistic分析

由于培训类型为多分类变量，且各分类之间存在一定的次序关系，因此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样，为了考察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城市融入对培训类型选择影响的差异，在全部样本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不同规模城市样本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4。

从全部样本的回归分析来看，由表4可知，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愿意在城市定居或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农民工在培训类型选择上倾向于高级化，即城市融入感越强，农民工越倾向于选择创业、礼仪及基础知识等内容的技能培训。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累计务工时间和务工收入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上述因素对培训类型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累计务工时间越长和月收入越高的农民工越倾向于培训内容的高级化。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也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符号为负，说明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更倾向于选择高级化的培训内容，相较于已婚者而言，未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高级化的培训内容，年龄越小选择高级化培训内容的概率越高。而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工曾经的培训经历对其培训类型选择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该因素只对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培训有影响，而对培训类型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从不同城市规模的比较来看，只有在中等城市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对农民工培训类型选择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符号为正，而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两者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大城市和小城市，城市融入对于农民工培訓类型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3.3 稳健性讨论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变量进行以下处理。①把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联合起来考察，将既有城市定居意愿同时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代表城市融入，赋值为1，其余情况赋值为0;②借鉴戚迪明等[23]的研究，分别从经济融入、行为融入和心理融入3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得分函数计算出每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程度，并将上述2个处理过的城市融入变量分别纳入农民工培训技能选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表5可知，城市融入对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以及技能培训类型选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融入程度分别在10%和5%水平下对培训意愿和培训类型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即城市融入程度越高，参加技能培训的意愿越强，选择更高等级培训内容的概率越高。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利用辽宁省农民工2014年不同规模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城市融入对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将农民工技能培训类型划分为返乡务农型、城市生存型和城市发展型，基于所构建的技能培训选择模型考察城市融入对农民工技能培训选择的影响，并比较不同规模城市影响的差异，发现以下结论。

1）外出期间拥有技能培训经历的农民工占比为45.71%，而未来愿意参加技能培训的受访者占比为71.67%。从城市比较来看，大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高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高于小城市。愿意参加培训的样本中选择培训类型占比最高的是技能类培训和创业类培训，分别为67.08%和14.58%。

2）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与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即愿意在城市定居或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农民工未来技能培训意愿更强。进一步比较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发现，无论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均在10%或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所有系数符号均为正。

3）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与农民工技能培训类型呈显著正相关，即愿意在城市定居或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农民工在培训类型选择上倾向于高级化，城市融入感越强，农民工越倾向于选择创业、礼仪及基础知识等内容的技能培训。从不同规模城市的比较来看，只有在中等城市，城市定居意愿和心理认同对农民工培训类型选择有显著性正向影响，而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两者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4.2 政策启示

在推进农民工技能培训、促进人力资本提升过程中，需要关注城市融入与农民工技能培训之间的关系，并着重从城市融入意愿与程度的差异实现阶梯化的技能培训，进而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具体建议如下。

1）进一步加大农民工技能培训投入，增加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政策宣传力度，降低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的成本，使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意愿能够充分转化为参加技能培训的实际行动，进而促进其人力资本的提升。

2）基于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和程度的差异，实施差别化的技能培训政策。①技能培训政策要侧重于具有城市融入能力和意愿的农民工，以便发挥更大效用;②进一步拓展技能培训的内容，增加农民工技能培训类型的可选择性，依照城市融入的差异实施阶梯化、追踪式的技能培训体系。

参考文献：

[1] 李 实，杨修娜. 我国农民工培训效果分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35-47.

[2] 李 强. 为什么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技术工人转向中间阶层社会结构的战略探索[J]. 江苏社会科学，2010（6）：8-18.

[3] 杨晓军，陈 浩. 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8（11）：46-53.

[4] 丁 煜，徐延辉，李金星. 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学刊，2011（3）：29-36.

[5] 黄德林，陈永杰.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及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武汉市、厦门市、沧州市的实证调查[J]. 中国软科学，2014（3）：68-75.

[6] 黄 乾. 农民工培训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财贸研究，2008（4）：23-29.

[7] BRUNELLO G，COMI S. Education and earnings growth： Evidence from 11 European countries[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004，23（1）：75-83.

[8] BLANCHFLOWER D， LYNCH L. Training at work： A comparison of U.S and British youths[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2：233-260.

[9] BASSANINI A， BRUNELLO G. Barriers to entry， deregulation and workplace training[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7，55（8）：1152-1176.

[10] HAELERMANS C，BORGHANS L. Wage effects of on-the-job training： A meta-analysis[J].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12，50（3）：502-528.

[11] LEUVEN E，OOSTERBEEK H.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estimate the wage returns to  private-sector training[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08，23（4）：423-434.

[12] SCHWERDT G，WUPPERMANN A C. Is traditional teaching really all that bad？A within-student between subject approach[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11，30（2）：365-379.

[13] 王 建. 正規教育与技能培训：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J]. 中国农村观察，2017（1）：113-126，143-144.

[14] 张 敏. 工作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2017（5）：85-90.

[15] 张晓恒，朱战国，刘 余，等. 职业技能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7，32（3）：114-120.

[16] 王德文，蔡 昉，张国庆. 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 经济学（季刊），2008（4）：1131-1148.

[17] 党 曦. 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收入效应研究——基于珠三角与长三角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5，30（6）：105-110.

[18] 王海港，黄少安，李 琴，等. 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9，44（9）：128-139，151.

[19] 李 静，谢丽君，李 红. 农民培训工程的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宁夏农户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检验[J]. 农业技术经济，2013（3）：26-35.

[20] 章 铮.  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6（7）：21-29.

[21] 赵耀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J]. 经济研究，1997（2）：37-42，73.

[22] 姚先国. 人力资本与劳动者地位[J]. 学术月刊，2006（2）：93-97.

[23] 戚迪明，张广胜. 空间隔离与农民工城市融入[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2）：8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