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初，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国民党残军李弥部队从滇入缅，企图以缅北为基地重新反攻大陆。滞缅国军的存在不仅威胁到缅甸的国家安全，也引发了一系列外交问题。在冷战的背景下，缅甸、大陆、台湾、美国、泰国等多方力量交汇于此，使这支部队的命运在短短几年内充满变数。从对待缅北国民党军政策走向上，可以观察到这一特殊时期国家间关系的互动。各涉事方对于滞缅国军的态度离合，既是冷战格局于东南亚的具体体现，又反映出事件的复杂性。在撤台行动中选择留下来逃往泰北的部分残军即便最后取得泰国国籍，但民族身份认同依旧成为困扰他们的最大问题。

关键词：冷战;缅甸;国民党残军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4-0022-03

一、中缅关系的“困局”与李弥部队

云南被解放之前，驻有国民党第74军、第93军、第26军和第8军，其中第74和93军为时任国民党政府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嫡系部队，第26军军长为余程万，第8军军长李弥。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起义投共，并软禁了余程万和李弥。台湾国民党随即电令26军、8军副军长升任军长，围攻昆明。卢汉迫于形势释放余程万和李弥，两人于1950年1月5日飞赴台北。第26军和第8军在撤退时遭到解放军进攻，其主力先后被击溃。

“后来第26军的93师（仅278团）和第8军237师的709团，在滇南经过千里转战之后，不敌解放军的优势兵力，分别于元月中下旬，由车里、佛海、南桥一带退入缅甸。他们于2月下旬，先后抵达缅泰边境大其力附近的猛捧附近地区，总数只剩下约1400余人，这便是滇缅边区游击部队的种子部队。另外，由在乡军人在滇南所组成的地方自卫团队七、八百人，也追随国军部队撤至缅北的三岛地区。”[1]也就是说，最初的2000余滞缅国军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李弥于1950年4月飞往曼谷，与滞缅国军取得联系，后成为这支部队的最高长官，在缅北地区不断招募兵员，扩充武装。

对于缅甸来说，安全的威胁不仅仅限于国民党残军本身，其所给中国大陆和缅甸关系所施加的影响才是最急需处理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缅关系面临着新的走向，而这支部队则为双方往来增添了不确定性。中缅在地理上毗邻，历史上也交往甚多，吴努政府内一部分人认为如果不与新中国建交，可能导致两国边界地区冲突，因此几乎从一开始便决定承认新中国，但行事上却小心翼翼，在与新中国正式建交前，多次探寻英国和印度的立场，在取得肯定答案后才加快与新中国谈判建交的进程。“缅甸承认新中国是对中共政权恐惧心理和英联邦国家态度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2]由此观之，尽管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建交目的却掺杂着对大陆新政权担忧的因素，所以建交初期两国在政治上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而国民党残军作为一个障碍性因素也在不断给两国关系制造麻烦，“当时，国民党军在缅甸聚集的地区正是两国边界有争议的地方，所以这进一步加深了缅甸的忧虑和担心。”[3]一方面，由于这支国民党军是新中国在西南大后方的心腹大患，大陆政府不断催促缅甸派兵清剿，“到6月8日，缅甸和中国互建大使馆，中共再对缅政府施压，謂缅政府若无法自行驱离，则愿为代劳。”[1]吴努政府担心中共军队会以此为借口进入缅甸境内，表示保证将尽全力迫使国民党残军缴械，并于6月16日发动大其力之战，结果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也许是想要弱化国民党军给中缅关系带来的阴影，独立后的缅甸便奉行中立主义政策，不希望介入两大阵营的冲突，但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对华贸易禁运后，缅甸顶住美国压力向中国出口大量橡胶战略物资。总的来看，大陆政府在获悉缅甸出兵后表示谅解，并未就国民党残部问题刻意为难缅甸，但滞缅国军的存在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缅关系带来隔阂。

二、一致与分歧：从“白纸方案”到“缅控案”

缅甸在军事进攻残留国军的同时，也采取外交手段，多次请求美国政府转告台湾国民党中央，要求其下令李部缴械投降，否则将向联合国进行控诉。“在国务院看来，缅北的国军残部军事价值不大，其存在反而有利于共产阵营的宣传。”[4]所以，美国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先是约见顾维钧，未得到正面回应后，美国国务院又以国务卿艾奇逊的名义再次向台湾重申要求。在美方压力下，缅北国军于8月23日撤离大其力，矛盾得到暂时缓解。同年6

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使事情发生了转机，“当美国派遣海军少将厄斯金率‘东南亚军援顾问团前往泰国，与泰方洽谈军援并请泰方参与韩战时，李弥趁机透过驻泰武官陈振熙与之联络，请求美国也给予援助，并向美方表示，可以进军云南，牵制中共军力于大陆西南，以减轻美军在韩战的压力。”[1]鉴于朝鲜战场的形势，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属的政策协调办公室炮制出“白纸方案”：即通过援助滞缅国军进攻云南，牵制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兵力。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这项计划，但美国国务院直到1951年底才通过英国外交官知晓此事。白纸方案实施后，美国多次以空投的形式向国民党军运送武器粮食，“从1951年9月开始，美国每月向缅北蒋军提供75000美元的援助。”[5]台湾方面，也采取拖延策略，表面上表现出撤军诚意，暗中继续提供援助，“1950年11月间，台湾以红十字会的名义运送便服2.2万套及由法方补给衣裤两万套给滞缅国军，而其他物资均暂缓提供”[6]。

泰国不仅是白纸方案中许多军援计划的中转站，也是滞缅国军与台、美取得联系的信息情报站。泰国不遗余力提供帮助，基于了许多历史和现实上的考量。泰国认为通过对美国政策的支持不仅可以消弭二战时期的“联日”名声，还能借此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滞缅国军控制下的这一地区

可以为泰国建立一道免费的防共屏障。而且，泰缅历史上曾有多次战争，是为世仇。从地缘意义上讲，在滞缅国军问题上泰国始终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滞缅国军在得到美国的援助物资后，开始对云南起攻击。1951年5月起，李弥部队的6000多人兵分4路进军云南，后被击退。7月中旬，李弥部队再次进入云南，曾一度占领孟连和澜沧县城，但在解放军的反击下，又被驱出境外。1952年2月，台湾方面派遣700多名军官和情报人员支援缅北，3月份李弥继续组织1000多人入侵云南，仍以失败告终。进攻失败的国军再次进入缅北地区，并且与当地少数民族克伦族、蒙族合作，缅甸与滞缅国军的冲突再起。缅甸收集到了美、台暗中提供援助的部分证据，再次向美施压，美劝说台湾无果后，缅甸于1953年3月25日正式向联合国提交《缅甸联邦所提关于台湾国民党政府侵略缅甸之控诉》（即“缅控案”），台湾企图拖延该审议案，但未能奏效。4月17日，第一委员会正式审议缅控案，在蒋廷黻给台湾的电报中，有对当天的记载，“开会前缅甸代表团于走廊分发李弥部队侵缅地图及缅方所获我政府与李弥部队联络文件影印本一集共十六件，其中重要者有：（甲）蒋经国主任四十一年元月二十六日致保一师第一团转致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春节慰劳电，（乙）总统四十一年一月五日致李主任电等。”[7]最终，第七届联大通过了墨西哥关于缅甸控诉提交的草案，美、泰、缅、台四方后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协商和监督滞缅国军撤离。至1954年5月为止，共有约

6570名国民党部队分批撤回台湾。但仍有4000多人不

愿撤离，转往泰缅边界的山区内驻扎。在1954年9月1日四国联合军事委员会解散后，台湾又立即授予这批部队“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的番号，由李弥旧部柳元麟领导，继续给予经费援助。直至1961年第二次撤台行动，国民党残军仍未完全撤离，留下来的部队逃往泰国北部山区，逐渐定居下来。

从冷战环境下看，美、台对滞缅国军的政策变化中体现着不同的目的考量。美国在朝鲜战争后曾计划培植脱离于国民党之外的“第三方势力”，取中共政权而代之。基于这种战略思维，李弥部队也就被纳入美国“第三方势力”中的一部分，而李弥不愿和台湾国民党脱离关系，其实力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期望，为了东南亚政策整体意义上的考虑，在缅甸政府压力下，美国只能被动放弃对这支部队的支持。而台湾以“反共输出”为构想，企图利用李部进一步强化与大陆乃至整个东南亚共产主义的对抗。蒋介石在退居台湾后积极向东南亚国家进行反共力量的输出，1958年“印尼革命军”武装反抗印尼政府就有来自台湾的援助，1959年老挝因北越和越共支持的“巴特寮”发生内战，“老挝内部政局的发展，也牵动着蒋介石如何处理滇缅地区的国民游击队，与台湾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反共输出。”[8]可以说，在滞缅国军问题上，美、台在反共方面具有利益一致性，但是美国“全球冷战”与台湾“局部热战”之间的矛盾，也造成了双方政策的愈加分歧。

三、滞缅国军遗留的问题

首先是毒品问题。国民党残军进入缅北之初，暂时中断了与台湾的联系，失去经费支援。为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不得不同当地马帮进行合作，开展贩运鸦片活动。“游击队与鸦片、马帮之间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游击队需要鸦片以获得军需及日常生活的供给，而马帮提供搬运鸦片与补给游击队日常所需，游击队则给予马帮保护，使其顺利完成运补工作，三者实则互利共生，缺一不可。”[9]随着1952年缅甸向美国提出口头控诉，迫于压力，来自台湾和中情局的援助规模大不如从前，国民党残军为了自给经费，更是直接参与鸦片生产，通过与不同势力武装之间的交战，争夺地盘商路，凭借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逐渐垄断了缅泰边境的毒品交易。“由于有了国民党军队武装押运的保护，鸦片的贸易量一下子突飞猛进，该地区种毒产毒因此也进入一个高峰期，其鸦片年产量在50年代末已达千吨以上，占当时世界非法鸦片年生产总量的50%。”[10]同时，毒品的巨大利润刺激了“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生产，一批新兴贩毒势力先后逐渐崛起，造成武装割据、军阀混战，使缅北本来就已经尖锐的民族矛盾更加深化，深刻影响和改变着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

其次是华侨华人和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国军初入缅北之时的困难处境，激起了一部分周边地区华侨华人的同情，并对其施以援助。因此，缅甸在清剿国民党残军的过程中，许多华侨华人成为受害者。在大其力之战前，缅甸政府就命令景栋的驻军首先搜查华侨，污蔑其拥有武器，大肆进行逮捕，以断绝对国军的援济。1953年缅甸政府军与李弥部队的冲突中，“侨居鸡谷、木姐—带的华侨惨遭烧杀抢掠，从2月起，先后成批或零星回腾冲，至

6月达544人，随后，缅政府以‘无居留证为名，将部

分华侨驱逐出境。2至9月，回腾冲华侨共719人。”[11]

在1961年第二次撤台行动中，留下来逃往泰国北部的李文焕、段希文部队成为没有国籍的难民，失去合法身份。泰国政府于1970年将其改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总部设在美斯乐，并利用他们来消灭本国的反政府武装，这批孤军只能以身卖命。尽管如此，由于历史因素和语言不通，即便部分协助泰军清剿泰共的官兵及家属最后取得泰国国籍，成为泰北华人，但仍然受到泰国社会的偏见，无法享受正常的公民权，生活空间也局限于泰国北部。他们生于中国，有许多经历过北伐、抗日战争、国共

内战，在他们心中，一直是为祖国而战。但到最后，大陆、台湾都不接受他们，身处异国的他们唯有为现实生存而战。“美斯乐村寨的一些对联和标语反映了他们无奈的心境：‘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12]对于这批滞留人员来说，是华人还是国人永远是他们心中抹不去的一个问号。

四、结语

滞缅国军作为国共内战和冷战特殊背景交织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不仅影响着新中国和缅甸的关系，也随朝鲜战争的爆发牵扯到多国关系的互动。从入缅到撤离，不同援助方基于各自的利益在初期对其政策上曾展现出一致性，但最终走向分歧，缅甸在这一过程中的急切心理既是出于本国安全考虑，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美苏两大阵营争锋下爆发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在国民党残军与缅军交战过程中这一地区华侨华人所受的伤害以及逃往泰北的滞留部队民族心理落差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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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红民，傅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第三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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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腾冲县志编筹委员会.腾冲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12]黄昆章.宽容与融合：泰国华人争取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以泰北美斯乐“云南村”为例[J].八桂侨刊，2007（3）.

作者简介：刘兆辉（1994—），男，河北石家庄人，单位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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