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飞飞　常加

摘 要：《大唐北岳神庙之碑》位于河北保定曲阳北岳庙之内，由唐郑子春撰文，崔镮书丹，其内容记叙了北岳神灵对百姓的庇佑及唐朝政府对北岳祭祀的重视。碑文用隶书契刻而成，不乏端庄稳重、丰腴华丽的盛唐气象，为唐玄宗整饬楷隶杂糅，恢复隶书基本规范，由“石经旧法”转到“明皇新体”时期的一个典型隶书代表作。

关键词：北岳庙;《大唐北岳神庙之碑》;唐隶;“明皇新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hbu2019ss064）。

曲阳北岳庙建于南北朝的北魏宣武帝时期，是河北地区较早的道教宫殿之一。整座庙宇庄严肃穆，正如《大唐北岳神庙之碑》碑文所述：“未施敬而自敬，不有威而自威。”北岳庙是历代帝王祭祀北岳恒山神之地，最早的典籍记载始于《尚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①明确记载了舜帝十一月初一去祭祀北岳恒山，且仪式如其他三岳一样隆重。明代弘治年间始出现大臣请求改祀北岳于山西浑源，至万历期间多次请求，均遭驳斥。顾炎武为此写了篇《北岳辨》，其认为，“历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岳”，对改祀之说进行了批驳，并立碑于北岳庙之中。直至清顺治末期才改祀山西浑源。北岳庙内碑碣林立，内容多包括祭祀、人物传记、官员、重大历史事件、庙宇修建等，如《大明诏旨碑》、《大唐北岳恒山灵庙之碑》、《重修北岳庙碑记》、《大唐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并序》、《大唐北岳神庙之碑》（以下简称《北岳神庙碑》）等众多名碑，其中《北岳神庙碑》是最典型的代表之作，其碑文以隶书刊之，是唐代隶书之精品。本文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分析其书法风格及书史地位，作发覆之论，有助于发掘《北岳神庙碑》的书法价值，有助于促进燕赵书法的研究。

一、《北岳神庙碑》的行款及内容

《北岳神庙碑》（图1）现存于曲阳北岳庙西侧碑亭之中，立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闰十一月，原碑已断为三段，碑文文字略有风化，重新拼接完整后覆纸重拓，文字得以清晰显现。碑高394厘米，宽154厘米，厚45厘米，分为碑阴和碑阳。碑阳碑额为“大唐北岳神庙之碑”，篆书，4行8字，由安喜县尉李逖篆额。与汉隶中鲜有书丹者姓名不同的是，《北岳神庙碑》中碑文中关于撰文及书丹者在第一行有明确记载。陈州长史郑子春撰文，博陵崔镮书丹，碑文为隶书，共26行，分为碑阴和碑阳，碑阴也有篆额，样式与碑阳相同。碑阳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开篇描述了恒山的雄浑奇异之势，继而描述了北岳庙神灵庇佑、地理位置、物产丰富，以及使持节刺史段公扩建庙宇之事等，如碑文记载：“毕、夘②降其精，涞易疏其浸。设险以分中外，通气以出云雷。非阴阳不测之神，其孰能与于此也？”“我唐列圣重光，再造区宇，邦本胥悦，俊人用彰。天工所代，无非淑哲，惟良共此，技贤责成，彼美循吏，其犹踵武。”“公乃审面势，规曲直，延观宇，划垣墉。高闬闳，通巷术，周览弥望，列树丰碑，容卫森罗，藻绘彪驳，纳日月与扃牖，驻云雾与轩楹，光色焜煌，烂如贝锦。”碑文描述了一幅国家安定、人民生活富足的太平盛世图。

第二部分描述北岳庙的神威及太守张守珪出征奋战、屡立战功的事迹，如：“分阃董戎，假节专制，搞棱运策，凶渠丧元，屈人不战，种落夷谧。”这一段说明唐朝军队的强盛，声名远播，使敌人闻风丧胆。

碑阴内容记段公德政，隶书。段公讳愔，字从简，时任定州刺史。碑额为“碑阴颂德之文”，篆书。

二、早期学界对《北岳神庙碑》的记述及

相关问题探讨

《北岳神庙碑》是唐代碑刻隶书中所见不多的书作之一，无论是其书者水平，还是其所刊内容都受到书家学者的关注。

关于书丹者博陵崔镮，史无传记。博陵崔氏，中国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时至中晚唐，依然被视为天下士族之冠， 在唐代共出宰相15人，其他官员、文学家、书画家甚众。《北岳神庙碑》仅落籍贯、姓名，并无官衔，约略推想，崔镮系平民布衣出身，以擅书而受邀书碑文。同時期的陈怀志（书丹《大唐定州北岳恒山灵庙之碑》）、张嘉贞（书丹《大唐北岳祠碑》）均为官员出身，而崔镮以平民身份受邀书丹，可见其当时书名之盛。赵崡评此碑曰：“此碑分隶遒逸，真当韩蔡雁行。”③评价此碑的书法水准与当时“唐隶四家”中的韩择木、蔡有邻并驾而驰。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记：“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④朱长文《续书断》中把韩择木列入妙品，蔡有邻、史惟则为能品。《北岳神庙碑》的书者崔镮虽无书名，但能与“韩蔡雁行”，更是说明其艺术水准在唐隶中是不容忽视。

关于立碑时间，由于原碑断裂，碑阴落款立碑时间处有几字损泐，为“大唐□□□弎年，岁次乙亥闰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建”， 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中记为“郑子春撰，崔镮八分书。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⑤，叶奕苞在《金石录补》对立碑时间进行了详细推论，记：“予按碑阴后云，大唐二年岁次己亥，闰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夘建，高宗上元二年已亥无闰月，志云，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朔，壬午，食斗南十一度，合朔，与此碑同，是年，明皇欲相张守珪，而张九龄曰，宰相非赏功之官，前碑极言守珪平定之功立碑应在此时，决非上元可知所谓二年者，为唐历第二次之已亥也，文人好作隐语，……”⑥其以“闰十一月”及“张守珪平定之功”推算，应为“大唐开元廿弎年”，此当为可信。

三、《北岳神庙碑》之书法风格

（一）森严规整、工稳持重

清代梁巘《评书帖》云：“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唐在“尚法”风气的推动下，隶书、楷书表现出大小均匀，上下齐平，章法齐整肃穆，用笔出规入矩的趋势，即使是比较自由浪漫的行草书，也逐渐抛弃了晋人兼用侧锋的笔法，而追求纯中锋的用笔。这种追求法度的精神是在唐初楷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特征尤为明显，如：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可谓法至完备的代表。与此同时，隶书亦是如此，如欧阳询《房彦谦碑》此碑在表现法度森严的同时，也表体现出当时楷隶杂糅的现象。朱枫《雍州金石记·附记余》卷二记：“信本楷书名高千古，其分书如《房彦谦碑》亦多传于世。今玩碑宇，时作篆体。乃唐隶之佳者，微露笔意，似信本楷书。”⑦

欧阳询的《大唐宗圣观记》与《北岳神庙碑》相比，两碑皆是森严规矩，工稳持重的代表。但是前者则掺杂有楷书笔意，隶书之波折较少;后者则将隶书的特点体现得非常明显，整体上工整匀致，单个字则稳健持重。到开元年间的隶书，虽然摆脱了初唐楷隶杂糅的局面，但“尚法”之风仍在影响着这一时期的隶书。万经《分隶偶存》中云：“汉多朴拙，唐则日趋光润;汉多错杂，唐则专取整齐;汉则简便如真书，唐则偏增笔画为变体，神情气韵之间，迥不相同耳。至其面貌体格，固优孟衣冠也。乃后人妄生议论，必欲分而为二。”⑧这指出了唐隶精致光润、森严整齐的特点。《北岳神庙碑》正是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其章法舒朗匀称，和谐统一，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距离均匀，法度森严，有着雄伟庄重的特点。字形匀称，结构精谨，姿态严正，整体表现出一种优美典雅、雍容华贵的盛唐气象。

（二）姿势横扁、点画丰腴

初唐的隶书基本延续了魏晋时期的隶书面貌，棱角显露，楷意浓厚，如欧阳询的《房彦谦碑》（图2），字形峭削，结体方正，笔画方扁，至“明皇新体”⑨时期这一面貌发生了变化，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中云：“明皇宸翰，变方正为宽博，当时八分书体一新。”⑩玄宗追寻隶书的基本样式，消除了楷隶夹杂的用笔，字形由方整变为宽博，整饬了自魏晋以来的流风遗俗。唐明皇崇尚丰腴，以肥为美，盛唐时期的侍女画中人物皆体态丰腴、华丽大方，恰也体现此时的审美时尚。如《宣和书谱》云：“盖唐自明皇御世，首以此道为士夫之习，于是上之所好，下必甚焉。”{11}又如梁巘《承晋斋积闻录》云：“初唐字尚瘦硬，如欧、虞、褚皆是，故工部（杜甫）云：‘书贵瘦硬方通神。至玄宗字肥，其后颜鲁公、徐浩、王缙、苏灵芝诸人字皆写肥。”{12}

下面对《北岳神庙碑》具体分析：

1.字形

《北岳神庙碑》（图3）字形扁横，收放有度，改变了初唐隶书方正的结体，运笔流畅，尤其是其的“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如“北”“必”“盖”“平”等字，尤其是“北”“必”字向左右的开张之势，最后收笔处的拨挑状，尽显此时期隶书之宽博开张的特征。

2.点画

此时期的隶书多以圆润的用笔来表达对丰腴和宽博的追求。《北岳神庙碑》（图4）用笔以圆笔为主，方笔为辅，点画丰腴，如“开”“天”“聚”“所”等字。这些字撇画收笔处出锋上挑且笔画厚重，圆润流畅中又带有力量感，装饰性强，方折的用笔已全然不见，转用圆润的接笔。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岳神庙碑》的无论是字形还是点画都突出表现了“明皇新体”的独特风格，直追汉隶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四、《北岳神庙碑》的书史地位

在中国书法史中，隶书出现过三次高峰期，分别是汉、唐、清。汉代经过400余年“隶变”的不断发展逐渐由萌芽走向成熟。汉隶至西汉后期已经趋于成熟，到东汉后期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期隶书更是到达了它的辉煌顶点，名碑纷呈，出现了许多代表隶书艺术典范的名碑。其风格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类：一是清秀典雅类，如《曹全碑》《孔宙碑》《礼器碑》;二是工整方正类，如《乙瑛碑》《史晨碑》;三是刚健雄强类，如《张迁碑》《鲜于璜碑》;四是摩崖刻石，如《石门颂》《西狭颂》。每个碑刻特征不尽相同，风格多样，争奇斗艳，“每碑一奇”，达到了后世书家无可企及的一个高峰。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以《熹平石经》为标志，到东汉末期由于过分追求严谨、装饰性和实用性的效果，用笔单一，结构呆板，隶书自此失去了“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的独特性。魏晋之后，由于楷书的发展，隶书逐渐被边缘化，偏处一隅，跌落“神坛”。

至唐开元年间，隶书发展又重新繁荣。唐代隶书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柯昌泗在《语石异同评》言：“唐人分书，明皇以前，石经旧法也，盖其体方而势峻。明皇以后，帝之新法也，其体博而势逸。韩蔡诸人，承用新法，各自名家。”{13}这说明了唐隶在玄宗前后的变化，玄宗以前的隶书并没有突破陈陈相因的惯性思维，还是承《熹平石经》及魏晋之余绪，隶书的用笔、结构及标志性的“蚕头燕尾”被楷书冲击得所剩无几，基本理法难以保持，汉隶意味几乎丧失殆尽。 至玄宗时期，迎来了隶书的第二次高峰。对于隶书，唐玄宗有着执着酷爱，临池多作隶书，他对不伦不类楷隶杂糅的现象进行追本溯源，致力于恢复隶书的基本规范，更是不遗余力推行隶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开元年间出现了一批以隶书见长的书家，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更是被称为“唐隶四家”。 唐隶有传统取法的单一和审美的狭隘性弊端，以蔡邕及钟繇为主要取法对象，蔡、钟的隶书已经出现了标准化和程式化的倾向。 唐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动荡和帝王推崇的消失，隶书逐渐归于沉寂。经过了宋、元、明的凋敝期，直到明末清初，隶书才迎来了第三次高峰期。

在清初的学界，由明入清的遗民学者眼见明朝复兴无望，于是将目光转移到学术研究上来，以期维护汉族文化的正统地位。清人多好古，以顾炎武、朱彝尊、傅山为代表的一批遗民学者开始了访碑活动，伴随着大量碑版石刻的出土，隶书又一次走进了人们研究的视野。清初的隶书的复兴是在唐隶的基础上进行的，傅山在《霜红龛集》中记载：“吾幼习唐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类。”{14}清初的另一位隸书名家王时敏的隶书点画丰腴，章法森严，字形方正，有明显的师唐的痕迹。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评价说：“王时敏的隶书，其圆润丰满与整齐方正的面目，的确十分接近唐玄宗、史惟则等唐代书家。这大概是清初以前汉碑发现不多，学隶书者眼界受到局限所造成的结果。”{15}其后伴随着大量汉隶碑刻的出土认识到唐隶的变化不足，于是开始上追汉隶。

《北岳神庙碑》刻于三次隶书高峰中的开元年间，是典型的“明皇新体”代表之作，虽然其上不及汉，下不比清，但也是唐前魏晋南北朝、唐后宋元明不可比拟的。对比汉、唐、清初三个时期的隶书可以发现，汉隶变化丰富，风格多样，唐代隶书在上追汉隶的同时又具有笔画丰腴、装饰性强的时代特点，清初隶书笔画厚重，字形沉稳，且有很明显师唐的痕迹。《北岳神庙碑》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承递地位，书界历来对于唐隶的评价褒贬不一，认为唐隶相较于汉隶只是徒具形貌，虽然唐隶具有取法和审美的弊端，但审视一个时期的书法成就应该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去看待。面对积弱的隶书，唐人能够追本溯源，摆脱旧习，恢复隶书的基本理法本身就有开创性的意义，且对后世隶书的发展尤其是清初隶书的复兴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李楠：《四书五经·珍藏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478页。

②顾炎武认为夘是“昴字省日”，毕昴指毕星与昴星。

③赵崡：《石墨镌华6卷附录2卷》，清乾隆道光间长塘鲍氏刊知不足斋丛书本，第90页。

④杜甫：《赠李潮八分小篆歌》，见（宋）朱长文撰《墨池编6卷》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0页。

⑤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卷三》，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65页。

⑥叶奕苞：《金石录补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7页。

⑦朱枫：《雍州金石记·附记余》，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页。

⑧万经：《分隶偶存》，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

⑨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云：“唐人分书，明皇以前，石经旧法也……。明皇以后，帝之新法也。”

⑩{13}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4页，第450页。

{11}《宣和书谱〈卷第二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12}梁巘：《承晋斋积闻录》，陈涵之编《中国历代书论类编》，河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

{14}尹协理：《傅山全书·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页。

{15}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