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未能解决的严峻形势，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因此，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与途径，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产业集聚;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此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睹目的成就，居民收入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均所导致贫富差距问题也日益凸显。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常用指标，一方面，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基尼系数在2009年后连续7年略微下降后又出现了反弹的迹象，201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虽然在本世纪以来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一直高于0.4的贫富差距警戒水平。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体现，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6比1，1983年下降至1.822，之后一直呈上涨趋势，2009年达到3.3比1，虽然之后总体呈下降趋势，但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51元和14617元，绝对差额为24634元，相比较2013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差额的17037元又有了大幅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加大“振兴乡村”战略的实施力度，确保城乡区域逐渐走上均衡发展、收入差距日益改善的正常发展轨道。可见收入分配与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促进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收入水平，另外，其产生的集聚效应有力的推动了要素和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从而促进了城市和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的土地、租金、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交通统计、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较发达地区的产业开始向农村扩散，促进了农村居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在产业集聚不断发展的同时，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入，导致城乡居民的劳动报酬逐渐趋同，从而缩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稳步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藩篱，加速了城乡之间劳动力和要素的自由流动，长三角城市群是全球第六大城市群，也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最高、产业集聚度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全方位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外，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最具综合实力的经济中心、全球重要的先进产业基地，其产业集聚的发展历程更为完整，产产业集聚的发展阶段也更为成熟，因此，研究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对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缩减贫富差距具有更好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1.文献综述

库兹列茨（Kuznets，1955）基于英国、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了经典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倒 U”型假说。之后，国内外学界围绕“倒U”型假说是否成立，展开了各种研究。Perlo（1964） 认为库兹涅茨对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过分低估，而对“倒 U”型假说的可靠性产生质疑。Mbaku（1997）将HDI指数和PQLI指数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证实了库兹涅茨假说。

国内学者对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与验证，则更多地是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角度出发，且所得结论尚未达成一致。晏艳阳和宋美喆（2011）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库兹涅茨“倒 U”型假说在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合理性，并且指出“倒 U”型曲线的拐点在人均GDP1.55万元处。张东辉和孙华臣（2011）通过 IV-2SGMM 方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二者表现为“正 U”型变化，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倒U”型变化不相一致，进而否定了库兹涅茨假说在我国的成立。

对于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等因素所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早在1954年刘易斯（Lewis，1954）通过刘易斯模型说明了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二元经济结构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高文轩（2019）本文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状，从我国政策的角度入手，发现当前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城市偏向的政府财政政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正相关。孙华晨和焦勇（2019）基于制度扭曲的关键性作用，尝试构建城乡收入差距演变机制的系统性解释框架并预了2020年和2030年的收入差距，认为户籍制度是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若户籍制度改革到位并能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城乡收入差距会进一步缩小。

林毅夫（2012）在其著作《解读中国经济》中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早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统购统销等制度政策违背了比较优势的发展规律，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陈斌開和林毅夫（2013）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发现，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造成城市部门就业需求的相对下降，进而延缓城市化进程，农村居民不能有效地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张杰（2020）基于2000-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城市偏向政策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并未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将持续并存;城市偏向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

在绝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几乎都认为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不公。Terry Sicular（2007）认为居住区域、居民教育程度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张伟、陶士贵（2014）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发现人力资本差异会导致收入水平不同，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同样，赵伟和李芬（2007）将劳动力分为高低技能，认为高技能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地区集聚力量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也有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朱云章（2010）利用山东省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和检验，发现进城的农民工工资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是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相比较城镇居民而言，如果他们的工资水平太低，那么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大规模流动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方面，相关研究并未得出统一的结论。刘军（2015）用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产业聚集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偏向等条件下，产业聚集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部分研究认为产业集聚加强了信息在城乡间的传播、推动了先进技术的扩散（谢乔昕，2012）、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俞彤晖，2018）、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陈旭，2019），可以帮助农村地区更好发展，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少数研究则持相反意见，如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认为现阶段产业集聚的极化效应处于主导地位（蔡武等，2013），农村各类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明显，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农村却陷入了生产的困境，城乡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李健旋等（2018）发现金融集聚是扩大城市内部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俞彤晖（2018）分析得出流通产业集聚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罗福周等（2019）基于门槛模型发现流通产业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2.机制研究

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规模报酬递增、产业前后向联系和运输成本对产业空间转移的重要作用。Färe 、Cooper 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过度集聚产生的拥挤效应会使产业向外转移（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是指随着某一产业在特定空间集聚程度的加深，区域内企业面临诸如土地空间和环境承载能力约束以及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过快上涨等问题，对该产业或该区域发展所产生的制约作用）。国内有学者认为，拥挤效应在现实经济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要素密度过度集中导致生产率下降，二是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导致要素价格上升。本文认为，拥挤效应最终都会以成本形式体现出来，要素价格的上升直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则是企业过度集聚引发的社会成本，是一种负的环境外部性。目前，核心边缘理论虽然没有专门研究城乡关系，但该理论揭示了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分布方面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并且二元发展空间结构的假设完全符合城乡结构。

根据以上产业集聚和收入分配理论，结合产业自身特点，本文明确了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产业集聚首先通过人口集聚影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吸纳力城乡劳动力就业，在此过程中，因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经济活动转向产业，工资大幅增加，因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产业集聚带来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在产业集聚达到环境、交通、成本、政策所允许的规模经济前，集聚效应对主导，要素大量流入城市，企业集聚在“中心”，促进了城市发展，规模经济使得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对城市更有利，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此之后，拥挤效应导致扩散效应主导，要素由“核心”向“边缘”流动，企业区位选择也偏向于“外围”，外部性对农村更有利，促进了农村生产率的提高，对农村更有利，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这个过程中，因市场的力量往往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小不平衡，所以在拥挤效应发生前，集聚效应的力量远大于其他，之后扩散效应占主导地位，最终，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型，既随着产业集聚的发展，其对城乡收入水平的作用是先扩大后缩小。

3.政策建议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途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文献关于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仍缺乏针对性，且其内在影响机理研究也不完善。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作为我国支柱产业的产业，在空间地理位置上呈现出了分布的区域化差异，这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会产生巨大影响，可能造成以牺牲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为代价，来成就少数集聚地区发展的问题。

为避免产业集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缩小成乡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要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产业集聚区产业同时辐射城镇和农村，促进地区要素流动尤其是劳动力流动，只有缩小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水平，才能保证二者在集聚区参与就业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更加平衡，使农村居民工资报酬提升水平大于城镇居民，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十要继续推进农村及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发掘农村优势资源禀赋，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促进农村产业水平提升，同时以城乡结合部为产业集聚新中心，加速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使之过度到集聚的拥挤效应，让产业集聚的辐射范围向农村倾斜，知识、技術等先进要素向农村流动，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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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袁升（1995.2-），男，汉族，安徽滁州人，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学历硕士，国民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运行与调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