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烨 于欣平 毕烨 杨振宇 赖建强

摘 要：超重肥胖既是社会问题，也是世界难题。本文深入分析超重肥胖产生的能量失衡论，并对社会化复杂因素进行剖析。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对超重肥胖有关数据进行挖掘，提出超重肥胖社会防控的新战略。

关键词：大数据;超重肥胖;疾病负担;社会防控

人类体重变化受复杂的社会和生理因素影响，其超重肥胖率都呈快速上升趋势。体重过度增加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也是世界营养健康遭遇的共同难题，其本质是人类“储存能量”的生物本能与现代化食物供给能力间的矛盾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1-2]。如何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对超重肥胖进行有效防控，已是摆在社会相关各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1 促进超重肥胖发生的社会因素

虽然大量研究已经阐述了超重肥胖发生的生理生化机制和蔓延趋势，但社会决定因素同样是超重肥胖防控工作的关键。引起超重肥胖的直接原因是个体能量的摄入多于消耗，但导致“摄入过多的能量”这一情况发生的深层原因则是由于个人缺乏良好的食物环境[3]。超重肥胖是社会决定因素下人体生理代谢机制与外界食物环境相矛盾的结果，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食物领域未能协调发展的过程。因此，超重肥胖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更是个体与食物环境互动的后果。在这个体系里，国家应当构筑包括食物生产、加工、销售等领域的以健康为导向的粮食系统，通过政策引导健康食物环境的建设;社会包括了广泛意义上的食物相关企业，他们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通过市场手段为消费者建立起健康的食物环境;最终，消费者通过健康食物环境购买到合适的食物，达成促进和维护健康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全球范围内很少有国家完全践行了这一体系。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少有国家成功地扭转了其肥胖流行的趋势。问题发生之初，各国政府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肥胖问题的紧迫性，在限制向儿童和青年推销不健康的食品和饮料等相关政策领域的政策推进依然缓慢，加之不合时宜的农业/食物政策或补贴等因素，使得民众对控制超重肥胖的期望没有转化为有效的防控政策[1]。美国就是由于政策环境造成超重肥胖流行的典型案例。在美國，蔬菜和肉类的价格倒挂趋势非常明显，从而对价格敏感型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了影响[3]。美国对含糖饮料控制的政策推进也较为缓慢，自2015年起，才逐渐于伯克利、费城、旧金山等个别城市针对特定苏打饮料实施加糖饮料税试点[4-5]。

2 超重肥胖社会防控新举措

2.1 构筑健康食物环境

从社会学角度看，肥胖流行是由国家、市场和个人从政策、贸易和选择意愿3个不同维度导致的，会使国家、市场和个人都遭受损失，必须由国家、市场和个人共同构筑健康的食物环境。对中国而言，健康食物环境的构筑实际上就是食物分配的供给侧改革（图1）。中国人民“挨饿”的日子虽然早已过去，但“饥饿思维”和过往挨饿日子的记忆仍然存在，作为社会文化构成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目前，中国各类食物的产量总体相对充足，为我国食物环境由重量（产量）到质（营养）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供给侧方面，国家通过制定相关食物营养政策，引导市场加大对营养健康食物以及相关产品的供给;同时加强对需求方的营养健康知识宣传和政策制定，引导消费者选择健康的膳食模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市场在政策的引导下，也能自发为消费者提供买得到、买的起的营养产品和服务。由于消费者提升了对营养健康食物（服务）的选择意愿，降低了超重肥胖发生风险，也使得相关企业取得了更高的利益。同时，消费者健康水平的提升也进一步提升了国家的劳动力质量和水平，降低了国家的疾病负担，形成了健康食物环境的良性循环。因此，以人民的营养健康为根本出发点，在农业生产、食品加工、食物市场和贸易、消费者购买力促进等方面，运用现代化技术，促进农业、食物和营养健康产业优化，推进中国食物环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化营养服务产业，能够有效提高我国食物环境对新时期人民健康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国家通过制订政策（补贴、法律法规等）引导市场的生产销售行为，同时通过营养教育和相关政策引导消费者个人选择恰当的食物，在此影响之下，市场则根据向消费者提供足够且价格适当的食物，由此构成了食物分配的供给侧，也就是健康的食物环境。在此作用下，超重肥胖状况得以控制，从而使劳动者的劳动水平得到了保障，也减轻了疾病负担。同时，个人通过消费使市场获取了利润，形成了超重肥胖共同治理的良性循环。

2.2 不同维度下超重肥胖的社会治理

超重肥胖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国家的连贯、稳定的政策环境。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超重肥胖的防控工作力度，推出了一系列超重肥胖防控举措。《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了超重、肥胖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的目标[6];《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中，将肥胖控制目标与食物消费量目标、营养素摄入量目标进行了有机结合，旨在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健康食物环境[7];《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中，提出了“三减三健”的概念，将减油、减糖和健康体重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活动进行了有机融合[8];而《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更是对超重肥胖提出了一整套综合性干预措施[9]。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提升，居民对超重肥胖管理的需求同样正在提升。有鉴于此，社会对体重管理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体重管理培训、营养代餐、减肥产品等行业受到了广泛关注，以微信“晒步数”为代表的运动软件、APP或线上服务的运用已经走进越来越多人的生活。

2.2.1 食物税 在超重肥胖控制领域，食物税已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墨西哥、美国等地都有通过收取加糖饮料税（糖税）控制含糖饮料摄入的实践[4，10]，有效降低了特定饮料的消费量。丹麦通过对饱和脂肪酸产品课税，在降低了全人群饱和脂肪酸摄入4%的同时增加了蔬菜摄入[11]。然而食物税的问题在于，不同收入水平、年龄、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对于不同类型或水平的税收，其敏感程度是有区别的[12]，也就是说，固定比例的税收实际上并不能对所有人群都产生明显效果[5]。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技术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根据消费者的个体购买习惯制定个性化销售策略，已是电商领域的常规做法。随着以微信、支付宝等电子货币的支付形式购买食物或外卖的行为在我国逐渐成为常态，客观上为食物消费大数据的采集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借助大数据技术，探索我国食物税形式的肥胖精准干预模式，是未来精准营养治理的尝试。

2.2.2 健康保险 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肥胖率的上升会间接导致保险的赔付额度的增加。无论是对国家医保基金、商业保险公司还是投保人个人，降低肥胖蔓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互联网+”技术能够促使医疗保险关注重点的关口迁移，由“保疾病”向健康促进方向发展。近年来，已有部分商业保险公司开始尝试通过经济手段促使投保人提升自我保健意识。对于保险方和投保人，智能可穿戴和物联网技术的运用产生了双赢的效果。随着自动化食物识别技术、物联网体重秤、营养云计算等一系列“互联网+”技术与经济商业经济手段的联合运用，既能为医保和保险公司节约保费支出，又能使得投保人在获得个性化营养服务的同时，对体重和相关慢性病进行有效管理。

2.2.3 营养标签 营养标签是我國食物营养政策的重要实践，是指导食品工业生产和消费者选择的重要科学依据，需要食物成分大数据的支持。随着现代食物种类的丰富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国家和社会对食物成分数据库的种类、更新速度和准确性都有了更新的要求，其检测量已不是仅靠个别实验室独立工作能够完成的。因此，国家应当加强全国性食物成分实验室网络的建设，在统一的操作和管理规程的要求下纳入社会检测力量。由于专业实验室电子化水平普遍较高，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各检测仪器与云平台连接并具备可追踪体系。实际上，我国已有基于LIMS系统的食品安全与营养检测云平台，如近年来贵州省创建的“食品安全云”就值得借鉴[13]。

2.2.4 学校供餐 学校供餐项目对于超重肥胖控制具有重要意义，科学、规范的学校供餐项目为学生提供安全且营养均衡的膳食。证据表明，学校供餐能够提升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并降低能量的过量摄入[14-16]。美国学校营养餐项目SBP（早餐）、NSLP（午餐）的研究显示，SBP对于控制儿童肥胖具有积极作用，但NSLP却加剧了儿童肥胖的流行[17]。此外，由于集体供餐原材料多为本地采购，加之部分学校开展“校园农场”等活动[18-20]，对于发展本地营养敏感型农业和食物贸易也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起，中国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国699个国家级试点县（2017年增加至710个）按每人每天4元的补助标准开展学生营养餐项目。“计划”供餐内容以完整午餐为主，供餐模式以学校食堂供餐为主，企业供餐为辅。同时，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2025年）》，规定中小学校及托幼机构限制销售高糖饮料和零食，食堂减少含糖饮料和高糖食品供应，在维护儿童口腔健康的同时限制了含糖饮料的摄入[21]。

由于学校供餐具有场所单一、人员固定、食品加工流程集中管理等特点，“互联网+营养”技术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信息优势。监管方面，食堂人员、食品采购和出入库记录、食谱制定、食物留样等信息目前都可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电子化管理，将这些信息纳入统一的云平台，监管部门、学校和家长各方对学校供餐进行有效监管，增加食品安全和营养监管的可溯源性。营养配餐方面，在各种计算机辅助配餐软件的帮助下，学校食堂能够便利地搭配出不同的营养食谱。例如，为帮助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顺利实施，国家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发了“学生电子营养师”，对基层学校食堂起到了很好的指导意义。膳食营养监测方面，目前基于图像自动识别技术的膳食记录技术正在快速发展[22-24]，目前这一技术的算法已较为成熟，其推广最大的难点在于食物种类的自动化辨识，而集体供餐由于食品加工过程集中管理，能够有效解决和规避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基于射频技术、重量、光感等原理的物联网（IOT）设备同样可以在学校供餐这一特定环境下发挥最大的作用[25]。此外，计步器、智能手环、智能体重秤等设备同样可以对学生身体活动和体重状况进行实时记录。

2.3 “互联网+”为超重肥胖社会治理提供新理念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相关技术和产业及其跨界融合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26-28]，5G、物联网等“万物互联”的技术正在成为新时期“互联网+”技术的核心[29-31]。超重肥胖社会治理包含了大量市场和政策因素，单一的医学手段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干预。在数字时代，如同“健康中国2030”提出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肥胖的社会治理也应积极将“互联网+营养”引入所有关键环节和领域，发挥“互联网+”万物互联、数据相连、信息互通的技术优势，为超重肥胖社会治理的落地带来全新的工作理念。“互联网+营养”将信息化的工作方式和手段引入健康食物环境的构筑，提升营养工作各环节间信息交流效率，从量变到质变，紧密联系起政策、市场和个人[32]，推动工作成效的发展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数据基础上，与DRIs和食物成分数据共同构建健康大数据平台，形成个体化膳食摄入标准，指导食物消费的阶梯价格，形成以健康生物指标引导食物消费;促进医疗保险的转型升级，通过“互联网+”技术用经济手段促进医疗保险由“保疾病”向“促健康”转变（图2）。大数据是数据健康时代的关键生产资料，将健康纳入单位的绩效管理体系，发挥绩效工资机制，管理职工健康资源。

3 结论

随着超重肥胖流行趋势的日益严峻，社会共治已成为防控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健康的食物环境能够使超重肥胖的社会治理具有可持续性，形成国家、市场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而“互联网+营养”能极大提升政府、生产、服务、消费等各方间的信息交流速度，使健康食物环境的构筑能够落地，提升国家劳动力水平和整体竞争力。作为新一代ICT技术的代表，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在营养领域的应用更是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创新工作模式，探索培养健康信息化复合型人才。超重肥胖控制机构应该主动加大与信息和互联网行业间的合作，充分发挥物联网等先进技术的积极作用，做好顶层设计，使我国的营养健康更上一个台阶。

参考文献

[1]Swinburn B A，Kraak V I，Allender S.The global syndemic of obesity，undernutrition，and climate change：the lancet commission report[J].The Lancet，2019，393（10173）：741.

[2]Peters J C，Wyatt H R，Donahoo W T.From instinct to intellect：the challenge of maintaining healthy weight in the modern world[J].Obesity Reviews，2002，3（2）：69-74.

[3]United Nations System Standing Committee On Nutrition（UNSCN）.Impact Assessment of Policies to support Healthy Food Environments and Healthy Diets[R].United Nations System Standing Committee on Nutrition，2016.

[4]Cawley J，Frisvold D.The incidence of taxes on sugar-sweetened beverages：the case of berkeley，california[R].21465，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5.

[5]Cawley J，Frisvold D，Hill A，et al.The impact of the philadelphia beverage tax on purchases and consumption by adults and children[R].25052，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8.

[6]國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Z].2016.

[7]国务院.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2014—2020年）[Z].2014.

[8]国务院办公厅.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Z].2014.

[9]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的通知[Z].2017.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13/content_5210134.htm.

[10]Grogger J.Soda taxes and the prices of sodas and other drinks：evidence from mexico[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7，99（2）：481-498.

[11]Smed S，Scarborough P，Rayner M.The effects of the Danish saturated fat tax on food and nutrient intake and modelled health outcomes：an econometric and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evalu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2016，70（6）：681-686.

[12]Sassi F，Belloni A，Mirelman A J.Equity impacts of price policies to promote healthy behaviours[J].The Lancet，2018，391（10134）：2059-2070.

[13]刘彤，谭红，张经华.基于大数据的食品安全与营养云平台服务模式研究[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15（1）：366-371.

[14]Reinaerts E，Crutzen R，Candel M.Increasing fruit and vegetable intake among children：comparing long-term effects of a free distribution and a multicomponent program[J].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2008，23（6）：987-996.

[15]Chriqui J F，Pickel M，Story M.Influence of school competitive food and beverage policies on obesity，consumption，and availability：a systematic review[J].JAMA Pediatrics，2014，168（3）：279-286.

[16]Driessen C E，Cameron A J，Thornton L E.Effect of changes to the school food environment on eating behaviours and/or body weight in children：a systematic review[J].Obesity Reviews：A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Obesity，2014，15（12）：968-982.

[17]Millimet D L，Tchernis R，Husain M.School nutrition programs and the Incidence of Childhood Obesity[R].14297，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8.

[18]United NaTION SYStem Standing Committee On Nutrition.Schools as a System to Improve Nutrition[R].United Nations System Standing Committee on Nutrition，2017.

[19]张帆，胡小琪，张倩，等.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学校食堂食物供应状况分析[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5，21（3）：74-77.

[20]张帆，胡小琪，张倩，等.国内外学生营养餐的膳食模式与供餐方式[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6，22（3）：76-79.

[21]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2025年）[Z].2019.

[22]Hassannejad H，Matrella G，Ciampolini P.Automatic diet monitoring：a review of computer vision and wearable sensor-based method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s and Nutrition，2017，68（6）：656-670.

[23]Liu C，Cao Y，Luo Y.A new deep learning-based food recognition system for dietary assessment on an edge computing service infrastructure[J].IEEE Transactions on Services Computing，2018，11（2）：249-261.

[24]Jia W，Li Y，Qu R.Automatic food detection in egocentric images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J].Public Health Nutrition，2019，22（7）：1168-1179.

[25]王烨，于欣平，赖建强.物联网助力营养工作发展[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7，23（8）：9-12.

[26]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Z].2015.

[27]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无线医疗白皮书[R].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

[28]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中美移动医疗健康研究报告（2014年）[R].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4.

[29]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物联网白皮书（2018年）[R].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

[30]IMT—2020（5G）推进组.5G概念白皮书[R].2015.

[31]IMT—2020（5G）推进组.5G网络架构设计白皮书[R].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6.

[32]王烨，于欣平，曹薇，等.“互联网+营养健康”的设想与应用[J].营养学报，2016（4）：322-325.

Abstract：Overweight and obesity is both a social problem and a world problem.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nergy imbalance theory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and analyzed the complex factors of socialization.Based on the Internet，Internet of Things （IOT）and big data era，the data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were mined，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strategic theory of soci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n overweight and obesity was proposed.

Keywords：big data;overweight and obesity;disease burden;soci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責任编辑 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