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混乱时代，但是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突出表现便是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并由此缔造了多元化的文化特征。其中魏晋玄学，经学，教育，三教关系等都表现出其突出色彩，而本文着重从儒学衰退、玄学兴起以及佛学传播三个角度，探析了魏晋南北朝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原因和过程。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儒家;礼教;玄学;寺庙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9-0048-02

中国历史自公元3世纪初至7世纪初的四百年之间，史学家称之为“魏晋南北朝”。由于该段时间处于历史中一个罕见的政治分裂，社会动荡的混乱时代，在20世纪初，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梁启超曾评价魏晋时期“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时期”。实则不然，后期章太炎发表了关于魏晋文化的研究论著《学变》《五朝学》，起到了开风气之功效，后续针对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研究盛行一时，蔚为大观。由此不言而喻，魏晋南北朝在我国文化史上实则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抑君申臣思潮和“时遇论”命运观的兴起，导致儒学凝聚社会地位的崩塌，打破了儒学独步天下的模式，开啟了魏晋文化多元化的局面。

一、礼崩乐坏，改头换面

对于魏晋儒学，学术界有两种观点长期共存，即“衰落论”和“强盛论”两种观点。认为魏晋儒学衰落的理由基于儒学独尊的地位被打破，名、法、道等家兴起。自从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百家争鸣彻底结束，并且形成了儒学一家独大的局面，虽然有利于封建帝王进行统治，但是却扼杀了思想的活力，截断了文化的脉搏，使得整个社会暮气沉沉，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从东汉末年开始，儒学开始陷入危机，正统理念逐渐失去人心，各地军阀割据使得儒学的地位一落千丈，到了魏国的建立，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四百年的祸乱。上到君主，下到群臣，都对儒学感到失望和愤慨，比如魏国君主曹髦，就公开质疑儒家思想的正确性，而名士孔融更是对儒家君臣父子的秩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从某种层面讲，以儒学为主导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已经分崩离析，礼崩乐坏的局面同时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开始敢于向权威提出挑战，敢于向礼法发起冲击。这一时期国君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乌托邦”思想首次被提出，人们对王权专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对黑暗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其中礼崩乐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们的“改头换面”，尤其是妇女的日常打扮和行为举止，与汉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妇德”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具备强大的约束力，这些妇女不再恪守封建的礼教，开始从事一些农活，比如纺织，并且出门拜访亲戚成为常态，与传统的居家守节大相径庭。这一时期的妇女游玩的记载也比较多，个性崇尚自由，而且男女之间的谈话不再避嫌，不止如此，一些皇族公主还要求实行一妻多夫制，以南朝的山阴公主为例，她就曾经向当时的宋废帝索要面首，而宋废帝竟然欣然允诺，由此可见当时的儒学规范作用已呈现衰退之势。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权意识开始苏醒，很多父母在女儿出嫁之前，向其传授御夫之术，而不是要求自己的女儿对夫君举案齐眉和相敬如宾，这种风俗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封建社会女性的地位。封建社会的传统礼教一贯有着打击人的个性，忽视人个人价值的一面，尤其是对妇女的压迫更为残酷，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荡恰好颠覆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解放。

同时值得探究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命论的衰败，因为无论是汉末之前还是曹魏之后，天命论都长期存在，它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自己所生活世界的一种认识。但魏晋南北朝，天命论尽管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但其地位却已经开始动摇。范滂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入狱后：“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这种对循善却不能得福的困惑，必然导向对天命公正的怀疑。以及随之而来的建安战乱，天命论的动摇更剧烈，所以有曹操“性不信天命之事”的公开宣称，更有仲长统呐喊出的时代最强音“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乃至对天命论的彻底否定。天命观的动摇同时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的君臣观和命运观。汉末时期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实力而非天命决定了最终胜负，所以曹操说自己“性不信天命之事”，仲长统讥讽的指出，所谓当天命的豪杰，起家之初并未有天下之分。既然君之所以为君并非来源于天命，那么绝对的君尊臣卑的关系就也遭受了质疑。除此之外，天命观的崩塌对命运观也产生了影响，曹操代汉的孔融和荀彧，两人不得善终的命运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以天命论为支撑点的命运观被怀疑。王充的《论衡》就提出了“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的观点，但直到汉魏之际，人们才开始理解了王充的命运观。魏晋当时的思想家在谈到命运问题时，已经抛弃所谓的天，而从时遇论的角度出发，重新给命运以合理的解释。

二、空谷传响，浑然天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定于一尊后，上文中有提及由于其自身之弊，日益衰落。儒家名教体系的动摇使得它无法再成为维系社会价值秩序的权威力量，改造儒学，挽救名教危机已经是时代的迫切要求，魏晋玄学在此时应运而生。魏晋玄学是糅合儒、道、名、法、佛等各家思想的综合体，“玄学者，所以宅心空虚，静观物化，融合佛老之说而成高尚之哲理者也” ，可见玄学是以佛老之说作为形而上学依据，探讨形而上的一门学问。

提到魏晋玄学，其中突出代表的就是士人精神。在魏晋时期，士人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一群体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根据儒学暴露出的问题和弊端，对世俗失去信心，放浪形骸，追逐理想。淡泊名利、洒脱豁达的精神和情怀，成了魏晋人的精神取向，当时的作品也能很好地体现这一主题，比如诗词名篇中经常出现：“淳朴”“玄虚”“恢弘”“遨游”等词语，这种对于无限的追求和向往，也可以说是出世的态度，与儒学积极入世的理念截然不同。从某种层面讲，儒家强调纲常伦理，注重人际关系，并且通过周围的人确定自身存在的价值，而魏晋时期的人更倾向于摆脱这种人际关系，从人际关系的藩篱中逃脱出来，不需要通过他人衡量自身的价值。与此同时，魏晋人更注重性情的流露和抒发，当时的人们爱憎分明，并且能够直抒己见，与儒学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完全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厌恶礼法制度的琐碎形式，他们更愿意透过表面观察本质，他们追求人性的自由，并且在领悟方面，强调道法自然，既不是恃才傲物，也不是故弄玄虚，他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率真，而且他们大多寄情于山水，在山林清泉之间放浪形骸，“清”“虚”“简”“静”“远”可以用来形容这一时期玄学发展的特征。

三、救苦救难，蔚为大观

佛教最早传入我国是在两汉时期，但是一直受到道教的遏制和打压，直到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开始独立发展，并且分化为各自不同的宗派。佛教以当时的社会黑暗为基础，向人们宣扬忍耐和得救的信念，并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人们的痛苦得到了缓解，而且心灵也得到了一定的安慰，比如人们普遍相信有来世，并且把今生的困难归咎于前世犯下的罪孽以及今世的修行，从而脱离苦海，立地成佛。佛教当时的规模十分巨大，有诗为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更为奇怪的是，当时的上流贵族也开始皈依佛门，甚至一国之君也笃信佛教，比如梁武帝，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直到唐代，佛教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忽视，当时的文学家韩愈就曾经向皇帝上书《谏迎佛骨表》，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广泛，影响深远。但同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处于魏晋特殊时期佛教传播与儒学之间互动互补的文化交流规律。

总结来说，佛教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学化。佛教儒化的突出表现是佛教学者每每以儒经诠释佛，并使主张出世的佛学日益世俗化;同时在其中学术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三教同源论，他们认为“永嘉之乱”给儒家经学造就了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经学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以玄学来改造和丰富自己，从而使儒家经学朝着玄学化发展。但同时在经学日益玄化的同时，受玄佛合流思潮的影响，经学也开始逐渐佛化。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统治时期前后长达四百年，在这期间儒学、玄学以及佛教之间产生了复杂微妙的联系，彼此枝蔓相连，互相排斥又互相影响，从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独特的多元性文化的生存土壤，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篇章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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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盈诺，女，汉族，吉林通化人，宁夏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