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 肖耿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的新书《涉事之屋》自称是有关特朗普政府的“最全最实报告”。确实，它很快成了了解特朗普的一个重要资料。博尔顿在书中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多彩煽情的描述，而特朗普政府却未能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但是，该书并没有回答美国当前面临的真正挑战：美国外交政策陷入混乱是特朗普的错，还是由于更深层、更结构化的挑战？

毫无疑问，特朗普总统的领导风格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博尔顿是华盛顿的资深内部人，在他看来，国家安全顾问的职责是确保总统“在需要作任何决策时，了解其面临的各种可用的选择”，然后，让选定的决策“由特定的官僚机构来执行” 。

但特朗普对有序地策划及评估政策重点，并加以取舍这个政府职责并不感兴趣，也不关心政策的实施。驾驭美国复杂的官僚机构（包括国务院、五角大楼、财政部及各类情报机构）各自的不同议程、不同利益及各种自负，都不是他关注的重点。

博尔顿认为，特朗普真正关注的只是他的连任，以及与连任密不可分的自我形象，而且其自负的执着程度已经到了他愿意做出与其他国家进行不恰当的交易的程度，其目的往往只是可以宣称他获得了一个胜利。最终，博尔顿写道，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并提出辞呈。但特朗普仍然坚持是自己解雇了博尔顿。

特朗普对外交事务的任性脾气与无原则作交易的态度，包括称赞美国竞争对手的领导人、退出多边协议，以及在他感到陷入困境时随意发出威胁性的推特，在美国的盟友以及竞争对手两方面都造成相当大的混乱，更不用说导致美国的高官及其官僚部门无所适从。毫不奇怪，特朗普的这些出格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与地位。

然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美国的全球地位就在不断退步。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地位取决于其经济影响力、技术创新能力、金融优势和军事实力。但是，美国对全球领导力的兴趣和行为方式是建立在其自身作为全球道德权威这个自我感知基础之上的，并主观地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应该采纳美国拥有的普世价值观。

地缘学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指出，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美国的道德标准”。确实，对于中国来说，其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发展的优先次序。这种自我感知与主观认识上的分歧极大地推动两国之间的误解与误判，最后导致美国主要政治领袖与官僚得出结论：中国是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这个将中国定位为对手的思路在美国得到两党的广泛支持。实际上，特朗普的民主党前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也试图将美国的战略重点转移到应对中国崛起方面来，尽管远不如特朗普那么狠，但其政策最终受到中东持续动荡的影响而挫败。

美国要摆脱目前这种混乱并不容易。美国的全球地位取决于其强大的经济。然而，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约几千万美国人需要申请失业救济，而美联储预测许多人将长期失业。而长期积累的社会分裂正在加剧，例如在美国各地爆发的针对系统性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的抗议，这些当然无济于维持强大的美国经济。

显然，美国老百姓及其领导人现在越来越关注国内挑战。结果，正如哈斯指出的一样：“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美国的关注与贡献，而美国竟然缺席。”

另一方面，只要新冠病毒能够在世界任何地方继续生存，已经消灭新冠病毒的国家仍然会面对持续不断的病毒大流行浪潮的威胁。而美国，不要说领导全球抗疫，连在其国内有效应对这个危机都无法做到。

基于目前的混乱，美国无法夺回过去拥有的全球霸权领导地位，其实也不应尝试。世界正朝着多极秩序转变，正如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解释的那样，未来权力将分散在多个主权国家、跨国公司、非国家主体和多样化的社区中，包括由种族、性别、宗教和文化不同而形成的多样化社区。可是，在权力越来越分散化的同时，未来的挑战在本质上正變得越来越全球化，新冠病毒大流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对于美国而言，理性及合理的对策应该是去领导全球合作，以应对共同的挑战，包括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颠覆性技术对经济与社会的冲击，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美国需要意识到，为确保全球合作成功，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美国的竞争对手，都必须参与其中。

正如波尔顿的新书所言，特朗普至今仍然特别不适合领导美国，更不适合领导全球。随着美国即将举行下届总统大选，选民应该重温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名言：“只有美国人才能伤害美国”。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在经济、技术或军事上击败美国。但是，通过让特朗普连任，美国人民可能会继续伤害美国自己的利益，并将世界推向更黯淡的未来。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