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随着中国恢复高考，我的命运由此改变。

1977年10月21日，我读到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才第一次得知可以自由报名参加高考的消息，当时距离正式高考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距离上次开考已相隔11年。得知消息后，我起初半信半疑，过了几天才感觉是真的，开始全力以赴复习准备。

那年我23岁，是一名在广东山村插队的知识青年。自1969年初中毕业后来到山村，这八年时间里，我基本都在当地担任小学或初中民办老师，中间补念了两年高中。在同代人中，像我这样学历完整的不多，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读下来，一步也没落下，只是时间上被中断过几次。

民办老师的劳动强度没有当地农民大，还有津贴，相对其他人来说，我在生活上是很不错的。只不过当时最大的痛苦不是钱多钱少，而是看不到出路。在77、78级大学生中，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如果不是恢复高考，仅凭个人的力量是走不出山村的。

我是靠阅读父母收藏的書籍而成长的。我父母都是语文老师，当时在家里能读到的书大都是文史方面的，像中国古典小说和诗词、翻译的西方诗集、中学语文教材，以及后来我读书的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名教授的书，包括中国著名文学史家、我的博士生导师王瑶先生；中国古典文学著名学者黄海章等老师，这些书也决定了我日后选择文科的读书方向和人生走向。

我参加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极幸运的是，我的高考作文先在广东省电台广播，后来又发表在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一篇并不出色但影响很大，乃至改变了我整个命运的短文。多年后，我还珍藏着当初得悉作文发表时的那份惊喜，以及平静下来后的沉思，那是我治学生涯中迈出关键性的第一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那么多人坚信“知识就是力量”。对我们那代人来说，抓住读书的机会是最关键的，上大学就是获得继续读书的机会，至于毕业以后，哪个学科的知识更管用，不知道，也没想过。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把专科、本科、重点大学三类学校都填上了，因为我有迫切的愿望：只要有读书的机会，哪个学校要我，我都去。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正要走进教室给学生们上课。我一眼看到信封上“中山大学”字样，不用拆就明白了。我照常上完课，下课回家才仔细阅读这薄薄一纸通知书，一想到从今以后我的命运我做主，很激动。我想，凡参加高考的，绝大多数人都感觉到，那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

我们这一届大学生1978年2月份入学，紧接着1978年的高考就开始了。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整个中国的大转折来临了，我们与中国一起走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现在回头来看，我们无疑是幸运的一代，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潮，无论读书还是工作，都是踩着时代的“鼓点”，有很多人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可以说，我们这代人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恢复高考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今天的我们，已过了“天高任鸟飞”的时节，如可以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审视我们这一代走过来的道路，包括得失成败，将其作为思想资料留存下来，当是一种贡献，也是乐趣。

（撰文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