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视域下生态文明实现路径探索

2020-09-02孟芳赵婷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4期

孟芳赵婷

[摘要]大数据不仅带来一场席卷全球的数据革命，同时也重塑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工业文明以机械化大生产为标志，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环境破坏。由此，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共识和选择。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器物、制度、观念层面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大数据能够在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科技发展、制度保障、政府决策、观念变革等多个维度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实现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真正超越。

[关键词]大数据;生态文明;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6121（2020）04-0049-09

人类文明的演进总是与科技进步相伴相生，现代科技早已成为推动生产力提高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作为后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不应被忽视，更应成为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助力之一。由此，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大数据如何与生态文明建设联姻，也就是探索大数据技术如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到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从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到《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审议通过，彰显出党和国家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快数据强国建设的国家战略。

一、何为大数据

大数据不仅意味着数据的体量和规模超乎空前，而且还带来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大数据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数据资源和信息的采集、共享、分析、处理和整合，更取决于大数据指引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做出何种转变。大数据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还原论的全新思维方式，具体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数据提供了精准预测。小数据时代，人们对事物发展趋势的判断往往是经验性的、不够精确的，这主要源于缺乏准确的、充分的、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许子沛曾引用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一文来比喻人的思维方式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总是习惯于“大概”“差不多”云云。然而，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数据显示出惊人的开发、利用能力。如今，大数据的思维方式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依托海量的、整体的、及时的、有价值的数据资源，人们不仅提升了预知未来的准确性，而且如何实现对大数据资源的开发获取、整理分析及处理运用，对社会和个体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但同时，大数据预测能够更好地平衡可能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人们不仅能够更好地认识“已知”，也能更精确地预测“未知”。

第二，大数据背景下，可以更好的掌握规律。我们在预测未知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必然性因素与偶然性因素。小数据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社会的前进发展不可预测，因为社会领域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但在大数据背景下，处理非线性、非结构性数据成为可能。我们有能力在大量偶然的、可变的、随机的数据中捕捉必然的、不变的、确定的规律。

第三，大数据引发了思维变革，逐步从注重分析因果关系向探讨相关性的转变。大数据条件下，我们不需要过分执拗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应当重点分析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也就是说，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需要知道是什么。更何况有时揭示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容易，或者即使明确了因果关系意义作用也不大。但这并不是说因果关系不重要，在科学研究领域，因果关系的分析与探讨依然是我们打开未解之谜的钥匙，然而，相关性的分析有可能为因果关系的揭示提供前提。

第四，大数据技术的考察对象是全体的、整体的数据而非部分的随机样本。一直以来，人们处理信息数据的方式都依赖于管中窥豹的样本分析，通过样本分析获得有限条件下的结论与知识。然而，通过随机抽样得到的知识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信性。因为在不同时代人们记录、储存、分析、归纳、整合数据的手段、能力和精力有限，使分析得出的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大数据时代，确立起全体数据的分析模式，这种整体分析的方法更加能够保障结论的准确性、科学性和价值性。

第五，大数据能容纳局部误差从而获取全局精准。传统思维对数据和信息的精确度孜孜以求，数据信息搜集的局限性使任何微小的差别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的正确性，然而，对精确性的高度要求随着知识的爆炸式增长越来越不现实。随着数据信息的指数增长，错误率也会相应增长。由于以往过于执着于精确性，总是对错误和失误担惊受怕，但目前，大数据使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容纳错误，甚至以牺牲局部的精确性为代价，换来更大规模和更大范围的精确性。“只要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事物更完整的概念，我们就能接受模糊和不确定性的存在”[1]65，“相比依赖于小数据和精确性的时代，大数据因为更强调数据的完整性和混杂性，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事实的真相”[1]65。

由此，大数据突破了小数据的諸多局限和缺点，在小数据的背景下，我们力图通过随机抽样和精确分析的方法，循着因果关系追踪的思路来揭示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但在大数据时代，基于数据和信息的全体的、未来的、偶然的、变动的、模糊的相关性分析将取代因果关系成为新的认知世界的路径，这也可以理解为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价值观念的创新。

二、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超越

从原始文明的渔猎采集到农业文明的蓄力耕作，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干预力度极小，而且认为大自然主宰着人世间的万事万物，早期巫术、宗教和图腾崇拜就是最好的证明。弗雷泽曾这样分析巫术的起源，“在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的产生，人在努力通过祈祷、献祭等温和谄媚手段以求哄诱安抚顽固暴躁、变幻莫测的神灵之前，曾试图凭借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2]84。这是一个万物有灵，人类受自然限制甚或摆布，只能凭借神秘力量安身于世的时代，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也被统称为“前现代文明”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往往被各种不可打破的界限区隔开来，正如彼得·辛格指出，“在人类出现以来的漫长岁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相距很近的人们尽管也曾相当程度地影响过彼此的生活，但仍然可能自始至终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一条河、一道山脉、一片森林或沙漠、一片海水……所有这些都足以将不同人群隔离开来”[3]12。因为彼此隔绝开来，物质条件极为有限，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化自然”非常有限，“自在自然”依旧大量存在。

（一）工业文明的正负效应

以机械化大生产为重要标志的工业文明在短短300年的时间里，不仅创造了极其惊人的社会财富，也多方面“颠覆”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此极大地加速了“现代文明”的进展。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和科技的进步，前现代社会中的一切有形界限不攻自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这种孤立状态渐渐消失了。起初的变化比较缓慢，后来则日益加速。如今，生活在世界两端的人们之间都已被从前不敢想象的方式相互联系了起来”[3]12-13。

工业文明的历史功绩应予以充分肯定，否则人类可能还要在蒙昧状态中摸索更长时间。工业文明的典型特征是机械化大生产，机械作为人类主体力量的延伸不断印证主体性和理性的张扬。工业文明曾经创造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推动了技术的巨大进步。马克思“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4]596。

但另一方面，工业文明的发展导致了人、劳动、技术、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这些异化的后果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有两方面的集中表现：其一，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工业文明是高污染、高消耗、短视的、急功近利的。19世纪美国哲学家梭罗曾深刻地批判工业文明不仅不可持续，而且还加剧了社会阶层间的不公，从而提倡我们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却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所。在文明尤其普及的重镇和都市，拥有自己住所的人寥寥无几”[5]2，原因在于，“一套普通住房的价格差不多八百美金，即便一个劳力不受家庭拖累，要攒够这笔钱也得花上十到十五年时间——将一个男人一天劳动的经济价值估为一美金，因为考虑到如果有些人挣得多，其他人就会挣得少——因此，在他挣得自己的那间‘棚屋时，势必已经消耗掉了自己的大半生命”[5]2。由此，工业文明无论是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人类社会的公平公正的达成以及人与人之间、个体身心之间的和谐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

（二）工业文明对价值观念的影响

工业文明导致并且加剧了人类中心主义、消费主义等错误价值观念的流行。“主客二分”“事实与价值二分”是西方思想观念的基本预设，沿着这一逻辑前提推演，必然走向主客二元对立的结局。这种思想观念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它把人类视为宇宙的中心，主宰万物的生灵，除人之外的一切非人存在都是任由主体支配、操纵的客体。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以来，伴随人们思想的启蒙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事业上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人类的主体性与理性不断得到确证，大自然的被动客体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自由意志”，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明确了人类主体地位的优越性与独特性，如若发展至极端极有可能走向不可一世的狂妄与自负。

工业文明以来，消费不再仅仅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是逐渐转型为挥霍性的消费方式。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不仅重新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塑造了现代人的欲望需求和行为取向，成为一种循环往复的刺激性冲动。其实，过度消费对生态环境已经造成灾难性的难以修复的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哲学家道维斯在《消费的阴影：对环境的影响》中，通过大量毋庸置疑的事实分析了汽车、含铅汽油、冰箱、牛肉和竖琴海豹五种司空见惯的消费品导致“生态阴影”不断扩展和加剧，甚至偏远和不发达地区也不得不为消费的增加付出巨大代价。“失衡的世界”中，生态系统中越来越多的成员包括人正“死于消费”。例如，“对牛肉消费的急剧而持续的增长，使得南美洲诸国养牛放牧业同时发生急剧而持续的扩张，由此造成了对原始森林的大规模破坏”[6]158，也许人们依据常识会认为吃牛肉与原始森林的灭顶之灾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事实却雄辩地证明生态系统正在遭遇的种种灾难却是由于不可持续的消费所致。如今，全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方面变得越来越趋于一体化，但我们无法否认的一个现实是这种既有的一体化仍然是建构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在器物、制度、观念层面依然无法摆脱工业文明“资本逻辑”（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的束缚。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是这种逻辑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人类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建设生态文明举步维艰。

（三）生态文明对既往文明的“超越性”

究竟应当如何审视和看待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也即是说生态文明与既往文明相比其“超越性”体现在何处？这不仅是意义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1.这种超越性体现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7]4。绿水青山是人类世代绵延和打造金山银山的基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8]450。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本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根本上抛弃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地开发资源、置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于不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坚持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不是要求人们回到原始朴素的田园生活，更不是延续工业文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展模式，而是要求我们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23，由此才能实现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成员（土壤、水、空气、阳光、植物、动物、人类）彼此休戚与共，和谐共生。

2.这种超越性体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转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这取决于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关系。[9]26人之所以能够生存于世，关键在于山水林田湖草所构成的生生不息的循环系统。这一循环系统内部时时刻刻都在交换与流动，在它们彼此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人类个体通过实践获取自身生存发展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而获得自我实现并与他者展开丰富的社会交往，彰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从根本上超越了近代工业文明以来的主客截然二分的自然观，规避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种极端。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我们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超越工业文明不可持续的线性增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价值观念的彻底转变，自然界并非免费的午餐，也不是机械僵死的被动客体，而是应当成为我们道德关怀的对象。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于世、繁衍生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大自然的恩赐与眷顾。由上可知，建设生态文明一方面需要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外部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另一方面也需要个体公民生态意识和生态良知的培养和塑造，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诗意的栖居。

三、大数据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等复杂现实，各国之间的依赖与交往日益加深，但也面临着诸多共同挑战。[10]虽然现代工业文明带给我们无止境的利益和福祉，但伴随其发展而产生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也层出不穷。贝克早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中就谈到，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步加快，风险也正在全球化，并发生着循环。全球变暖、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构成严峻挑战。而且这些问题都不是某个国家、某些地区的地方性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獨善其身，因此需要全人类的力量联合起来，积极承担各自责任，共同应对。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更是尤为迫切。

第一，从生产生活方式而言，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我们必须彻底跳出工业文明的基本逻辑。就生产方式而言，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方兴未艾，很多城市和地区都将其作为重点发展领域，并取得初步成效。就生活方式来说，人口在增长，需求在增长，而物质资源与能源总是有限的。如果一部分人甚至大多数人仍然沉浸于不断消费所带来的快乐和刺激当中，并把这些作为人生的全部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终将提早成为人类历史的“终结者”。由此，实现生态文明要求现代人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实现从追求物质欲望的无限向追求思想精神的无限的转变。

在物质方面我们维持个人的基本生存所需很少，梭罗曾坦言，“我认为打零工在所有工作中最为自由，尤其因为，一年只需三四十天的劳作便足以供养自己。劳动者的一天随日落而结束，然后便可以自如地致力于心仪的选择，而将劳作置诸脑后”[5]68。从某种意义而言，现代人认为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费欲望。如果全球70多亿消费者能够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重复使用或者循环利用瓶子、罐子和报纸等物品，将会减少个人因某些产品的消费而对全球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加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因此，人们应当适当地减少不合理、过度的物质欲求，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精神追求层面。因为唯有在精神层面保有超越性和无限性才使人真正成为人，使每个个体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虽然知识和信息只是通达精神超越的途径之一，除此之外还包括信仰的确立、德性的培养、品格的塑造等等，但至少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减少过度的物质欲望和需求，转而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无限追求和获取来展现人生的与众不同与魅力所在。

第二，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视角来看，大数据为解决当前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化学传感器、生物传感器、光学传感器、卫星遥感、人工监测等方法感知和采集海量生态环境数据，由此为大数据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前提和技术保障。生态文明并不是主张退回到人与自然天然融合的传统社会，也并非排斥、阻挠现代科技的进步，而是容纳、倡导值得保留继承和创新发展的科技。只是科技发展的方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而且这里的人不是个体的、少数人的、部分人的，而是全人类的福祉。

为了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我们肯定要消耗一定的资源，对生态环境肯定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生态文明发展的重点在于我们通过发展科技让我们重新回归到人与自然的和谐。”[11]15很显然，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科技是值得人类深刻反思的哲学问题，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发展的科技都应当盲目地发展和研究，而是必须遵循以人与自然的共存共生共荣的终极原则。

第三，从制度设计和科学决策的方面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将大数据的思维方式和核心技术应用到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的通力合作。对政府而言，大数据有助于实现环保信息和数据的共建共享，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对企业来说，大数据既有助于了解和掌握生产各环节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具体影响，同时通过数据的及时公开有助于媒体和公众对企业形成有效监督，推动企业积极承担对社会、公众、环境的责任。同时，大数据有利于提升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加强其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整合，使其借助互联网平台，通过真实信息和社会舆论正确引导公众，对企业的不法行为给予监督、施加压力。此外，大数据也可以帮助公众准确了解局部的和整体的环境状况，明确利益分享与风险承担，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践行环境正义。

第四，从世界观、价值观的层面观之，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周遭的自然界出了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人类的意识、心态、精神、思想、世界观和价值观出了问题。在价值观层面，一部分人已演化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投机取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部分人在世俗世界中浑浑噩噩，混吃等死，成为“装睡的人”;一部分人只盼“今朝有酒今朝醉”“今世潇洒走一回”……

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本质原因在于我们遗失了自知自己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智慧”。所谓“苏格拉底式的智慧”源于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中的一句神谕，苏格拉底也经常以此教导他的学生。它并非仅仅代表对个体所知所能的坦诚和谦逊，还体现出古希腊人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体认和对终极实在的敬畏。[12]1然而如今，现代人已经沉溺于一个彻底祛魅的世俗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不再对外在的或内在的终极实在心怀敬畏。“万物皆备于我”已然成为人人追崇的世界观，“人是万物的尺度”已然成为毋庸置疑的价值观，甚至达到类似上帝的“全知全能”“无所不能”已成为部分现代人的狂妄梦想。由此，我们不应当一味地赞扬现代科技的高歌猛进，而是应当多一分理性与谨慎，多一分谦卑与敬畏，多一分反思与审视，寻回“苏格拉底式的智慧”，认真反思人类文明到底需要发展什么样的科技，怎样使科技进步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造孽。大数据本质上属于绿色技术，全面发展和广泛应用绿色技术契合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大数据的价值总量保持守恒，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一经产生，就可以重复循环利用，在此期间一般不会产生大量损耗，不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大量负面影响，其本身能够为人们不断地开发、分析与整合，不断地创造新价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新兴科技的大数据描绘了人类文明的美好前景，而作为理性选择的生态文明则昭示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如何在信息时代充分利用大数据，使其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既是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重大的实践课题。大数据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生态文明建设呼唤绿色科技，二者之间具备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生态文明其实就是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支配和作用的全新文明形态。但我们必须承认，二者之间同时存在一定距离，例如大数据是否会加剧科学至上主义的流行，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完全寄托于科技进步之上是否可行？因此，要想更好地发挥大数据的优势，而规避其弊端与缺陷，重点在于价值观念的革新、制度体系的完善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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