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谨

“欲速则不达”，出自《论语·子路》，是古训，是箴言，也是周恩来在和平时期反复申明的“忠告”。“欲速则不达”的本意是，主观愿望背离现实、超越可能，则事与愿违，最终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周恩来借此经常性地告诫人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躁冒进。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开出版的文献上，周恩来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关“欲速则不达”的明确表述就有八九处之多。这充分表明，周恩来对“欲速则不达”这一古训所蕴含的意义领悟透彻，对革命实践中的历史教训反思深刻，直面现实问题洞察敏锐，警醒自觉。

其实，在青年时期，“欲速则不达”这句古训就留在了周恩来的脑海里，见之笔端，写进日记，以此作为对自己的“忠告”。1917年9月，周恩来旅日求学。身在异国他乡，他从新年第一天开始写日记。1月11日，他就把“欲速则不达”作为哲言名句很醒目地写在日记开篇的“修学”之中，以备温习，以警示激励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最早提及“欲速则不达”针对的是有关教育上的思想改造问题。1950年6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点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在讲到肃清旧思想“这项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欲速则不达”。这里显然体现了周恩来对思想改造长期性的科学认识和一贯主张。他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论述突出地表明了这一观点。在1951年9月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在1962年3月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再次阐明“思想改造是长期的”，“需要一个过程”。而“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更是经典的表达。

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周恩来一生的愿望和追求。在推进过程中，他一再强调“要循序渐进，努力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谆谆告诫“欲速则不达”。在1962年12月中央专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情，总是靠短促突击是不行的，欲速不达。”科学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一步一个脚印。为此，在1963年1月召开的上海市科学技术会议上，周恩来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提出了高度概括的要求，即“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这四句话言简意赅，提供了行动指南。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步，突破封锁，“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而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订计划不好高骛远，上项目不盲目冲动，以极其审慎的态度面对发展问题。因此，经济领域也是周恩来重申“欲速则不达”最多的地方。1952年10月，他与部分资本家座谈，讲到中国工业化时明确指出：“（这）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則不达，必须稳步前进。”1960年5月，在副总理汇报计划工作会议上，他分析说：“不按比例发展，就会造成比例失调，丧失平衡，欲速不达。”1961年5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在总结教训时深有感触地说：“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1962年2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他主动承担经济工作失误的责任，坦诚地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的责任。”又说，“不切实际的规定跃进的进度……结果欲速则不达。”1966年4月，在邯郸听取省地负责人汇报工作时，他语重心长地叮嘱：“建设要一步一步走，欲速则不达。”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和长期坚持，我国经济建设少走了许多弯路，避免了不少曲折，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一直持续前行。

“欲速则不达”虽寥寥数字，但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复杂局面，多次申明、反复“忠告”，这充分表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和精神风范。

在实践中深刻认识“欲速则不达”体现了超凡的智慧。周恩来的这一智慧源于对党的历史教训的总结。他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亲历过无数的成功与失败，积累了很多经验与教训，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独到见解。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周恩来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动派发动血腥的反革命政变后，党内强烈地涌动着一股复仇、激进、盲动的思潮。周恩来冷静观察，看清低潮的局势，顶住多重压力，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较为稳妥地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积蓄了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这是付出血的代价换来的理智与清醒。新生的共和国诞生后，举国上下建设新中国的热情高涨，由于缺少经验，加之国际因素的影响，一度冒进情绪严重滋生，冒进的恶果初见端倪。周恩来身处一线，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入调查，认真研判形势，主动调整计划、压减关键性指标，采取了一系列反冒进措施，一定程度减缓了“大跃进”的负面影响。

在实践中反复重申“欲速则不达”体现了顽强的定力。周恩来的这一定力源于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秉持。周恩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工作，积极倡导“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并且身体力行，始终不渝。他在不同场合、不同领域多次强调“欲速则不达”，不厌其烦地阐述类似的观点与“忠告”，折射出他的执着与坚韧。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在向广大青年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时指出，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到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又明确指出：“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对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翌年，面对广大的科学家，他郑重地强调指出：“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又说，“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1956年2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醒与会同志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基于这样的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周恩来还经常教导领导干部要“戒慎恐惧”，要“如履薄冰”地工作，保持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恒心与定力。

在实践中大胆修正“欲速则不达”体现了勇敢的担当。周恩来的这一担当精神源于对党的根本宗旨的坚守。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宣言“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对“欲速则不达”可能或已经对人民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造成的伤害，他不仅及时提出善意的“忠告”，而且挺身而出，逆势而动，不遗余力地采取补救措施。1956年初，全国从南到北都在大张旗鼓地推广新型农具双轮双铧犁。当他了解到这种农具在南方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后，明确指示立即调减生产计划，并明确指出：“既然不行，何必提倡？”在同年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增加20亿基本建设投资的问题展开争论。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困难，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在会议上他“发言最多”，态度鲜明地表示不同意见。会后他坦率地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周恩来的担当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在实践中长期信守“欲速则不达”体现了深厚的修养。周恩来的这一修养源于对党的优良品质的传承。虚怀若谷、淡泊名利是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周恩来是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尽管长期身居高位，但官而不显、公而不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急功近利，胸襟坦荡，忍辱负重，勇于承担责任，善做、乐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为了祖国的繁荣和事业的发展不贪一人之功，不計一己之利，不为虚名遮望眼。1958年的南宁会议，反冒进受到了公开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作为反冒进的主角，面临巨大的压力。在之后不久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做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报告，依然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违心地迎合冒进潮流。因此，由他主导形成的意见方案，在当时还遭到非议，进而成为当时成都会议上通过的30几个文件中唯一具有“促退”色彩的“异类”。也正因为这一正确决策，避免了三峡工程的仓促上马。在后来总结“大跃进”教训时，周恩来尽管曾因有先见之明而背过反冒进的“黑锅”，蒙受过严厉批评，但他仍毫无怨言，没有推卸责任，还诚恳地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他高度的党性自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感佩！

周恩来发出的“忠告”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今天咀嚼回味，依然感觉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对于我们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实现新跨越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发表新年贺词中引用李大钊的名言“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名”，昭示了共产党人的求真务实精神。在多次重要场合告诫领导干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保持历史耐心，发扬钉钉子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引经据典、充满诗意和哲理的话语，掷地有声，催人奋进。抚今追昔，穿越时空，我们深感，这响彻云霄的呼声，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历史的回音，它彰显了传承的力量和开拓的气魄。

置身新时代，我们要铭记“忠告”，行稳致远，为担当使命砥砺前行。

（作者系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淮安市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