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梦

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焦糖》（2007）即引起世界影坛瞩目，之后的《吾等何处去》（2011）和《何以为家》（2018）又屡获国际A级电影节提名。甜中带苦的《焦糖》是典型的女性电影；不同宗教信仰的女性团结起来，努力化解宗教冲突的《吾等何处去》是女性反战电影；《何以为家》则是以儿童视角展现贫民窟难民的生活常态，触及贫困、犯罪、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等社会问题，警示战争、贫穷和愚昧所带来的阶层固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

《何以为家》的直译是《迦百农》，“迦百农”本是圣经里的地名，位于今天的以色列加利利海附近，现已成为一片废墟。在英语和法语中，“迦百农”Capernaum又有“乱和无规则”的含义。影片的故事就发生在物质匮乏、精神荒芜的混乱的贫民窟。

贫民窟是犯罪的温床

电影片头用于交待两位主人公：扎因·艾哈吉，一个连父母都不清楚他出生年月的小男孩正在接受医生鉴定，鉴定结果是大约十二三岁。泰格斯·艾洛，一群年轻女性难民中的埃塞俄比亚人。

接着，航拍贫民窟楼顶、街道。切入中景，扎因·艾哈吉与一群年龄相仿的男孩在街道上奔跑，在屋子里吸烟，拿着用木棍和塑料瓶做成的玩具枪在街上冲锋打斗。再切回航拍镜头，由街道、楼顶到贫民窟大全景。这是一组说明性的镜头，由航拍和运动镜头完成，通过延续性的运动交待主人公扎因·艾哈吉的生活环境。之后通过几个人物的活动场景过渡到正片，叙事开始使用小男孩扎因·艾哈吉的视角。

电影正片开始于法庭，扎因·艾哈吉控告他的父母，理由是他们给了他生命，而此时他正在未成年人监狱服刑，因伤人被判5年。何以至此？开始倒叙。扎因·艾哈吉通过各种谎言，从一家又一家的药店买来处方药曲马多，母亲把药片捣碎融入水中，浸湿衣服，然后把衣服晾干送入监狱。原来是扎因·艾哈吉的哥哥易卜拉欣·艾哈吉在监狱服刑，并做着贩卖曲马多水的生意，他与母亲的对话是这样的：

“我们把价格提高到一口15美元了。”

“我们的‘袜子汁’可比1公斤肉值钱，为你骄傲。”

而且讽刺的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先遇到了从楼上与母亲打招呼的表哥马苏德。看来只要贫民窟存在，监狱就会人满为患，而且几乎都是年轻人、妇女和儿童，所以当埃塞俄比亚难民泰格斯·艾洛因为没有居住许可证而被关进监狱就没什么奇怪的了。所以在扎因·艾哈吉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各种偷东西、制作曲马多水卖，还卖掉了泰格斯·艾洛的儿子尤纳斯，犯罪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了。当把父母告上法庭，扎因·艾哈吉以为找到的罪恶的根源，但父亲在法庭上这样为自己辩护：

“我也是这样出生，这样长大的，我做错了什么？如果我有选择，我可能比你们所有人都好。……我诅咒结婚的那天，我为什么要过得这么惨？”

影片告诉我们，监狱的大门是向贫民窟的难民敞开的，因为这里有各种犯罪，犯罪是生活常态。那么，是谁造就了这样的人生？监狱里大批的难民，他们来自黎巴嫩社会底层，还有来自叙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可以来自世界上任何生存不下去的地方，他们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像鼠类一样，在贫民窟里顽强地活着，不断地生育繁衍，使贫民窟向外蔓延扩大。

作为生育机器的女性

关注女性问题是娜丁·拉巴基电影的母题，《焦糖》关注的是一群自强自立的城市职业女性，《吾等何处去》是一群向往和平的乡村母亲和妻子，本片的女性人物是难民。生育是所有女性都要面对的命题，“母亲”是人类最温暖的称谓，但影片中女性只是生育机器，母亲主要承担施暴者和犯罪同谋的角色。

扎因·艾哈吉的母亲不知道生了多少个孩子，自己和哥哥在监狱，死去的妹妹，低机位拍摄的刚刚学步用铁链子拴腿的，自己玩的，抱在怀里的，还有肚子里的，看画面大概是七八个。埃塞俄比亚难民泰格斯·艾洛因为生育而失去了原来的雇主，没有居住许可证，交不起房租，孩子的父亲不知所终，明明自身难保，生育却是顺乎自然的。所以当自己被抓进监狱，孩子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影片最后用纪录片的方式交待孩子被解救了，重回母亲怀抱，似乎给了人物巨大的安慰，但以后呢？这个孩子的人生其实早已被锁定了。而11岁的妹妹，竟然因流产而死。女性的这种生存模式，民族还有未来吗？母亲说自己生来就是奴隶，当母亲成为生育机器和奴隶，人类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呢？这是热爱和平，赞美女性自强自立的女导演所最为关注的问题。

没有童年的儿童

扎因·艾哈吉走向法庭的时候，影片使用旁白：“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或殴打，链子、管子、皮带，我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垃圾’。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我住在这里的地狱，我像一堆腐烂的肉。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要我们像地毯一样被踩在脚下。”

扎因·艾哈吉没有上过学，他父母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讨论，他母亲主张他上学，他父亲不同意。父亲不让他去上学，是让他在房东阿萨德的小卖店里打工挣钱，每天整理商品、送货，有时还要和妹妹一起做果汁卖。母亲希望他上学是因为学校会给孩子衣服和食物，还能把饭带给妹妹吃，根本与受教育无关。他的妹妹刚刚11岁，就嫁给了房东阿萨德，为了抵偿欠下的房租。而且当地童婚十分普遍，阿萨德在法庭上辩称：“周围很多女孩这个年龄都结婚了，我的继母也是年纪轻轻就结婚的，她就在这里，活的好好的。”泰格斯·艾洛的儿子尤纳斯最终也只能是被卖掉的命运，扎因·艾哈吉复制了他父母拿妹妹抵债的行径，恶性循环就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经过了一次轮回。

一个与儿童有关的故事拍得如此绝望，在电影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能让《四百下》和《雾中风景》作者赞叹后继有人。同为中东地区的伊朗，一向以儿童片享誉国际，有《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单纯，《白气球》的温暖，《小鞋子》的励志和《醉马时刻》的无助，却没有《何以为家》这样的惨烈和决绝，它显然与伊朗的温情故事无关。2012年沙特阿拉伯第一位女导演海法·曼苏尔拍了一部女性电影《瓦嘉达》，讲述一个想买自行车的阿拉伯女孩和她母亲的故事，让观众看到了阿拉伯妇女走向独立和解放的希望。有意思的是娜丁·拉巴基和海法·曼苏尔同龄，都是1974年出生的，但两位同龄女导演的同为儿童视角的电影，其主题和风格却大异其趣。《瓦嘉达》是叛逆和反抗的，并将最后赢得胜利；《何以为家》是愤怒和绝望的，人物最后还是没有出路，扎因·艾哈吉只是从没有身份的难民变成了有身份的难民而已，难民注定要与贫穷、疾病和愚昧为伍，这是世界性的难题。

现实主义的电影精神

以上三个话题都太沉重了，导演是如何表达的呢？影片主要继承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精神，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采用非职业演员。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核心是“还我普通人”，开始使用非专业演员，反映社会苦难。小男孩扎因·艾哈吉的扮演者本身就是难民，其他演员也把角色演绎的极为出色，尤其是他父母的扮演者。而让一个小baby该哭时哭，该闹时闹，而且不看镜头，真不知道导演是怎么做到的，一点不输德·西卡在《偷自行车的人》中的演员调度。

第二，实景拍摄。“把摄影机扛到街上去”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创新，本片明显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有大量的街拍、跟拍，像拍摄战后意大利的断壁残垣一样拍贫民窟的脏乱差。当拍摄屋内镜头时，多采用低机位，成年人或蹲或坐，拍摄地面和地面以上刚够孩子身高的高度，从不拍天花板，让人切实体验到了贫民窟的逼仄和压抑。

第三，纪实风格。《何以为家》有明显的纪录片风格，交待人物行动多用中景，人物陷入困境时用长镜头，如扎因·艾哈吉和尤纳斯在一起的几场戏。人物表达内心时用旁白，陈述自己的想法时用特写，如法庭上的戏。

总之，这是一部有着深沉的现实主义底蕴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影片，值得中国电影人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