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力

《十三经》为儒家的核心经典，而《礼经》就占了其中的三个——《周礼》《仪礼》和《礼记》，可见礼学在儒学体系中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郑杰文、傅永年主编的《经学十二讲》中收录了丁鼎所撰《三礼概说》一文，此文开头即称：“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它不仅包含了我国古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和规范，而且还包容了与这些制度和规范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三礼’就是记载我国古‘礼’的三部极其重要的典籍。”

为什么礼学这么重要呢？丁鼎又在其文中做出了如下的阐述：“‘礼’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如果借用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mal Kuhn，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理论来审视的话，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自周朝初年直至明清时期的长时段中，一直处于‘礼乐文化’的范式之中。”

对于“礼”的起源以及“三礼”的来由，钱基博在《经学通志》中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三百，《周礼》是也；曲礼三千，《仪礼》是也。

而对于“三礼”一名的来由，李源澄在《经学通论》中说：

汉世所谓《礼经》，乃今世所谓《仪礼》，《大戴》《小戴》与《周官》，皆不与焉。郑玄兼注《礼经》《小戴》《周官》三书，始有“三礼”之名。《仪礼疏》引郑《序》“著《三礼》七十二篇”是也。其后阮谌之《三礼图》，王肃之《三礼音》，崔灵恩之《三礼义宗》，皆以“三礼”名。

本文所讲则专谈“三礼”之一的《礼记》，对于《礼记》一书的最早记载，则是《汉书·艺文志》中的所言：“《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班固的这句话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礼记》合计有131篇，二是该书所收录的内容为孔子的弟子所记录下来的文献。

关于《礼记》的篇数，后世产生了较大的争论，东汉郑玄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记》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郑玄在这里明确地称，戴德编纂的《礼记》总计有85篇，这部书被称之为《大戴礼记》；而戴圣所编纂的《礼记》有49篇，此就是后世流传的《礼记》，而今的《十三经》中所收的《礼记》，就是戴圣编纂的49篇《小戴礼记》。

但是，将《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的篇数相加，85篇加49篇等于134篇，这就比《汉书·艺文志》上所记载的131篇多出来了3篇。

关于《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间的关系，说法之一则是认为《小戴礼记》是根据《大戴礼记》删减而成者，这种观点最早是由近代的陈邵提出，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中引用了陈邵所撰《周礼论·序》，该序中称：“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

陈邵在这里提出，戴德收集了古代的礼书204篇，而后他经过删减，留存下来85篇，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大戴礼记》；此后戴圣又根据这85篇《大戴礼记》再次删减，成为了49卷本的《小戴礼记》；而后马融、卢植等又添加进了一些篇章，成为了后世所看到的《礼记》一书。

陈邵如何知道《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是如此衍变而来者，他未做出解释，但是《隋书·经籍志》却肯定了陈邵的所言，并且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

这段论述跟陈邵所谈基本相像，但他明确地点出《礼记》中的《月令》《明堂位》和《乐记》这三篇是汉末马融添加进去的，如果把这三篇去掉，那么《小戴礼记》就由49篇变成了46篇。这个变化很重要，因为这46篇《小戴礼记》再加上85篇的《大戴礼记》，恰好符合《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131篇。

这样的巧合当然受到了后世的质疑，这似乎是为了符合历史最早的记录而刻意凑出来的数字，但这种凑法也有其他的毛病在，刘松来、唐永芬所著《礼记开讲》中称：“这种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已经弥合了郑玄《六艺论》与班固《汉书·艺文志》关于大、小戴《礼记》篇目总数相互矛盾的漏洞，但实际上附会臆测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据《汉书·成帝纪》记载，刘向受诏校书是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此时《礼记》四十九篇早已由戴圣编辑定型，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删刘向所校定书的问题。”

前面提到，陈邵说《小戴礼记》是根据《大戴礼记》删减而来者，此后的一千多年，学界都本着这种说法，可是到了清乾隆之后，有些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戴震就认为《小戴》不是从《大戴》删减而来者，他的理由是：刘向的《别录》中已经提到了《礼记》就是49篇，另外《后汉书·桥玄传》中又称：“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为桥君学。”而这里提到的桥玄的七世祖桥仁，正是戴圣的弟子。可见，在戴圣弟子的时代，桥仁所撰的《礼记章句》也是49篇。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小戴》原本就是49篇，而非《隋书·经籍志》上所说的46篇，直到汉末马融加上3篇之后才成为了49篇。

除了这两条证据之外，戴震还通过文本的比较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隋志》以前，未有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者，则《隋志》不足据也。”（戴震撰《大戴礼记目录后语》）

如此说来，如何解释46篇和49篇的数字之差呢？钱大昕提出了一种解释方法，他认为《小戴礼记》确实是46篇，但是由于其中的《曲礼》《檀弓》和《杂记》三篇篇幅过长，因此有人将这三篇文章各分为了上、下。这样算起来，就多出了3篇，加在一起就正好符合了49篇之数，而后再加上85篇的《大戴礼记》，也就与《汉书·艺文志》上的131篇，完全相符合了，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中说：“《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因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卅一之数。《隋志》谓《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足，盖以《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二十三篇别见《艺文志》，故疑为东汉人附益，不知刘向《别录》已有四十九篇矣……”

而对于《大戴》和《小戴》之间的关系，钱大昕则认为这两部书并行于世，不存在《小戴》删《大戴》的问题。而后的陈寿祺也赞同钱大昕的观点，但他对钱的所言进行了修订，他经过一番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窃谓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说，各以意断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也。”（《左海经辨》卷一）

既然是这样，那班固为什么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合在一起著录篇数呢？后世学者又有着一大堆的争论。而到了当代，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则根据新出土的文献，做出了如下的结论：“实际上，大、小戴《礼记》互有重复之处……只能说是传本不同，不能用小戴删大戴解释……《汉志》的‘记百三十一篇’便包括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两个来源。清钱大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他指出‘《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因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卅一之数’。这很可能是对的。”（《郭店简与〈礼记〉》）

李先生通过出土的汉简印证了钱大昕的推论，他认为钱的说法是对的。而后，李学勤又做出了这样的综述：“大、小戴《礼记》是西汉前期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当时简帛流传不易，书籍常以单篇行世，不管是孔壁所出，还是河间献王所得，必有许多书的单篇，都被二戴分别编入《礼记》。”

篇数问题基本说清楚了，接下来再聊作者问题。关于这两部《礼记》的编辑者，两千多年来的学者大多认定是戴德和戴圣，但也有人不这么看，其理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一书，有几篇文章是马融和卢植编进去的。而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揖在《上〈广雅〉表》中说：“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张揖认为，《礼记》一书的作者是西汉初年的叔孙通。这种说法的依据在哪里，张揖未曾说明。所以，他的这个说法未被后世所采用。

其实从《礼记》一书的内容来看，该书中收有多人的作品，比如其中的《哀公问》等四篇，就被视之为孔子的作品，吕思勉在《经子解题》中说道：“此三篇文体相类，盖一家之书也。《哀公问》篇前问政，后问礼。《仲尼燕居》篇记孔子为子张、子贡、子游说礼乐。《孔子闲居》篇则为子夏说《诗》。皆反复推论，词旨极为详尽。”

余外，《礼运》一篇则被视之为孔子的弟子子游的作品，龚敏在《礼记·礼运篇的作者问题》中称：“《礼运》为周秦之际，子游氏之儒所作，其出约稍晚于《系辞》《中庸》，而略早于《孟》《荀》。”

如此说来，戴德和戴圣不是《礼记》一书的作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应该是编者。对于他们二人的生平，《汉书·儒林传》中称：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苍、鲁闾丘卿。苍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根据这段记载，戴德和戴圣的关系似乎是同学，然而《后汉书·儒林传》中又说：“《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

这句话说戴圣是戴德哥哥的儿子，如此说来，大、小戴是叔侄关系，而他二人共同拜了后苍为师学习礼经。

《隋书·经籍志》上，对他二人的关系又有如下的记载：“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苍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

这段记载比《后汉书》多了一个“从”字，大、小戴之间的关系由亲叔侄变为了表叔侄，而这种说法被后世所采用，比如孙显军在其所撰《两戴生平及关系考》一文中，做出了如下的结论：“戴德与戴圣为从叔侄关系，戴德年长于戴圣，早于戴圣师从后苍学《礼》，曾为兴都王傅，先后有弟子徐良、桥仁；但阳朔二年前后，先于戴圣而亡，后来弟子桥仁遂又师事戴圣学习，号为‘桥君学’。从后苍弟子间的年龄关系看，戴德、萧望之、冀丰差不多同年，而戴圣与匡衡差不多为同年人。从学术地位和影响来看，为‘大儒’、参加石渠阁会议、两为博士的戴圣，显然要比叔父戴德高出许多。”

关于大、小戴的生平事迹，王锷在其论文《〈礼记〉成书考》中有着较为详细记载，对于戴德，王锷给出了这样的总结：“从年龄上推算，戴德侄戴圣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参加石渠阁会议，戴德为圣之叔，其为‘信都太傅’，应该是信都王刘兴的太傅，时间在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元月至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之间，故戴德治学、从政主要在汉元帝、成帝时期。”

相比较而言，戴圣的资料比戴德要多一些，该文中引用了《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中的记载：

太仆王音举武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大夫，迁扬州刺史。……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武为刺史，行部录囚徒，有所举以属郡。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后，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为刺史五岁，入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

戴圣虽然是研究“礼”的专家，但看来在实际行动中，他做得并不好。戴圣在任九江太守期间为非作歹，何武任扬州刺史期间查办此事，戴圣知道自己惹了麻烦，于是他赶快辞职。后来戴圣又在朝中任博士，于是他借这个机会打击报复何武，何武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予以还击。再后来，戴圣的儿子又跟着一帮人为非作歹，被有关部门抓了起来，戴圣觉得何武肯定会将其子置于死地，没想到这位何武依然能够禀公办事，没有将戴圣的儿子处死。显然，何武的做法让戴圣未曾想到，于是他很感激何武这个人。每当何武来京公干，戴圣都必定到其住处表示感谢。

这段记载虽然有损戴圣的光辉形象，然而通过对何武任职期间的确认，以此来推论出戴德、戴圣的大致生卒人，因为对于这两人的生卒年记载，找不到直接的材料，王锷在其文中写道：“据《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记载，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何武年十四、五岁，到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时，何武已经在五十岁左右。当时戴圣斥何武为‘后进生’，其年龄起码在六十岁以上，由此上推，戴圣约出生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或者更早。戴德、戴圣是叔侄关系，年龄差距也不会太大。按照规定，‘年十八以上补博士弟子’，则戴德、戴圣从后苍学习今文《礼》，当在汉宣帝时期。”

如果确认《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中的记载无误的话，那么这里又有了新的矛盾：因为汉宣帝甘露三年召开了著名的“石渠阁会议”，而当时戴圣也参加了此会，按照《汉书·儒林传》上的记载，戴圣是先当了博士，而后又任九江太守，可是《何武王嘉师丹传》中却说：“太守自免，后为博士。”

那么，戴圣究竟是先当博士之后才去做了九江太守？还是他辞去太守之后又去做了博士呢？对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记载，徐耀环在《戴德、戴圣生卒年代的推测》给出了如下的说法：

博士，汉时为官爵，非如现今之博士为终身名誉。《汉书》中记载戴圣曾做过两次博士，一在《儒林传》云：“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一在《何武传》云：“九江太守戴圣……。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一言其先做博士，后为九江太守；一言为九江太守，后为博士。今察诸《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知博士为一官职，领有薪俸。既为一种官职，则可随时辞职，或复职等。如《汉书·翟方进传》云：“河平（汉成帝年号）中，方进转为博士，数年，迁朔方刺史。”知翟方进曾由他职转任博士官，再由博士官迁为朔方刺史。故知博士为官职，非为终身名誉。是以，戴圣先以博士官论礼石渠阁经学会议，后迁为九江太守，再由九江太守，转为博士一职，有何不可？是以戴圣两度为博士，并非史书记载错误。

看来，此博士非彼博士也。今天的“博士”乃是学位，而古代的“博士”则是官职，既然是官职，那几起几落也没什么不正常。而王锷也有着同样的认定，他在《〈礼记〉成书考》中说道：“戴圣约生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或更早，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他已经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所以，戴圣治学、从政主要在汉宣帝甘露年间（公元前53-公元前50年）以后，即汉元帝、成帝时期。他先后两次为《礼》经学博士，官至九江太守。在传习今文《礼》的同时，编纂了《礼记》四十九篇，教授弟子，并有《石渠礼论》四卷、《群经疑义》十二卷等著作。”

经学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别，那《礼记》属于哪一派呢？王国维对此有着如下的论述：

《汉志》及《说文叙》皆云孔壁中有《礼记》，乃谓《礼古经》五十六卷。此（指《景十三王传》）既言《礼》，复言《礼记》，《礼》盖谓《礼经》，《礼记》盖谓《汉志》“礼家《记》百三十篇”之属。《隋书·经籍志》云：“刘向考校经籍，得《记》百三十篇、《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二百十四篇。”《经典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十四篇。”数正相合。则献王所得《礼记》，盖即《别录》之古文《记》。是大、小戴《记》本出古文。（《观堂集林》上册）

王国维经过一番分析认为，无论《大戴礼记》还是《小戴礼记》，都属于古文经学，然而从二戴的师承来看，他们又属于今文经学的正传。如何来解释这之间的矛盾呢？廖平认为，《礼记》一书中既收录了属于古文经学家的著作，同样也收录属于今文经学家的著作。廖从中选择了如下九篇今文经学著作：“《王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祭统》《丧服四制》”。

除此之外，他又选出了23篇属于古文经学的篇章。那剩余的部分属于什么呢？廖平又将其分为了两类，他认为其中有4篇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混杂在一起的篇章，余下的10篇廖平则认为，这10篇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完全相同的篇章。廖平的这种分法可谓是一种创见，他的这个观点到了业界的大多数赞同，但也有人认为廖平的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比如皮锡瑞就说“未必尽可据”。

《礼记》一书虽然是《十三经》之一，然而后世的评价却有褒有贬，比如陈澔则认为《礼记》一书：“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中载有朱子对《礼记》的评价：“《仪礼》，体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仪礼》旧与六经三传并行，至王介甫始罢去。其后虽复《春秋》，而《仪礼》卒废。今士人读《礼记》，而不读《仪礼》，故不能见其本末。”

看来，朱熹认为《仪礼》要比《礼记》重要得多。可是，理学家们最看重的“四书”，其中有两书——“大学”“中庸”却是从《礼记》中摘录出来的。既然其中有这么重要的篇章在，那为什么对它却不重视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朱子《乞修三礼札子》所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即是书也。”

看来，朱熹真的不喜欢《礼记》，他甚至提出把《礼记》的篇章拆散后重新编入《仪礼》中。宋代的郑樵也对《礼记》颇为不满，他在《六经奥论》卷五中说：

《礼记》一书，《曲礼》论撰于曲台，而不及五礼之大本；《王制》著述于博士，而尽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于《吕览》，而录秦世之官；《缁衣》本乎尼子，而改《鲁论》之文；《礼运》载夫子之说，有亏于名教；《经解》引《易》之纬书，而尝褅之说多牵夫子之绪论；《明堂位》论周公践阼，世世祀以天子礼乐；《檀弓》载舜葬苍梧，夫子墓马鬣封之类，皆流俗之妄语；《儒行》全无义理，如后世游说之士所夸太者；《玉藻》一篇颠倒错乱，且不可以句读。

虽然如此，《礼记》在后世还是受到了重视，比如南宋的卫湜用了20年的时间写出了160卷本的《礼记集说》，此书摘引了144家前人的经说，可谓是《礼记》文献集大成之作。而陈澔也作过一部《礼记集说》，此书也称《礼记集注》或者《礼记集传》。但是陈的该书主要是本着朱熹的观点，其追求的是通俗易懂。

对于陈澔的这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予以了如下公允的评价：

盖说《礼记》者，汉唐莫善于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赡，皆不似澔注之浅显；宋代莫善于卫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注之简便。又南宋宝庆以后，朱子之学大行，而澔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干，干为朱子之婿，遂藉考亭之余荫，得独列学官……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诋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特礼文奥赜，骤读为难，因其疏解，得知门径，以渐进而求于古。于初学之士，固亦不为无益。

清代乾隆年间，礼学大受重视，在乾隆元年就开办了“三礼馆”，并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为此也带动了民间的研究，《〈礼记〉开讲》一书统计出了清代的研究专著有250多部之多。

对于戴德、戴圣的故里，《后汉书·桥玄传》中说：“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桥玄是梁国人，而戴德跟他同郡，以此推论出戴德也是梁国人，《初学记》中也有这样的明确记载：“后仓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子圣。”

然而戴德究竟居住在梁国的哪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则称：“至汉信都太傅戴德，世居魏郡斥丘。裔孙景珍。景珍，后魏司州从事。仲孙胄。胄字玄胤，相太宗。孙至德，相高宗。戴氏宰相二人，胄、至德。”看来，戴德居住在斥丘。

对于斥丘，马晓玲在《大小戴姓氏谱系及故里考述》一文中说：“斥丘县，王莽时改为利丘，东汉复名斥丘，仍属魏郡；北齐天保年间更名成安属清都尹；隋朝仍名成安属相州，唐初属磁州，贞观初，改属相州，天佑二年（905）复名斥丘，三年改属魏州；五代后唐复改为成安县，仍属魏州。斥丘故址在今河北省成安县。大、小戴故里位于成安县北乡义村。”

这段话明确地说，大、小戴的故里在今天的成安县，而民国年间所修《成安县志·金石》中则载：“城东北二十里北乡义村有汉大儒二戴碑，代远年湮，风霜剥蚀，字迹模糊，莫可辨识，惟中间云：汉大儒大、小戴故里。”

《县志》中所载的这块碑是哪里来的呢？马晓玲又在文中说：“北乡义《刘氏家谱》记载着二戴碑的来历：明朝礼部尚书刘公遭祸变被满门抄斩，其孙刘士元逃至北乡义村，被二戴后裔收留，因感叹民风醇厚遂定居于此。清代中期刘姓成为大姓，而戴氏家族已经无人，刘氏追思戴氏救祖之恩，便于村南官道北侧立‘汉大儒大小戴故里’碑一通以资纪年。至今当地仍流传着‘戴家碑，刘家修’之说。”

对于这块碑的今况，马晓玲在该文的末尾说道：“文革期间，二戴碑不知所向。1992年成安县政府重新建立‘汉大儒大小戴故里碑’，并于碑阴刻写了大小戴辑注《礼记》的功绩：‘礼记二人辑，载入成安，百姓从来钦大圣；宋朝三字经，述评戴著，九州总是仰高贤。’成安县北乡义村作为大小戴故里受到世人的追寻和景仰。”看来，大、小戴故里碑又刻了一块竖立在了本村。那么，这里也就成为了我景仰戴德、戴圣的朝拜之地了。

2012年3月16日星期五，这一天我在河南安阳包下了一辆出租车，驶向河北成安县北乡义村前往寻找“汉大儒大小戴故里碑”。穿过大名县城，在入县城路口的转盘上，立有汉白玉雕的麒麟。看来，县里的确把卢俊义看成大名县的大名人。只可惜雕造得有些比例失调，手法也较为粗糙。不过话又说回来，麒麟究竟长得什么模样？谁也不知道。孔夫子的代表作《春秋》，该部宏作的最后一个字就是“麟”，按史书记载，他老人家确实见过麒麟，然此后还有谁见过这种瑞祥之物，我就不了解了。

驶到魏县，离县城还有二、三公里时，遇到大堵车，马上让司机停下，我跑上前找警察打听。一警察告诉我，因为村民打群架把路堵死了，不知何时能解决，建议我从南边绕行。我看了一下地图，感觉从北面绕行应该更近，结果上了地图的当，几公里的路走了近一小时，除了路面大坑连连的原因外，还因为车前有一辆拉玉米芯的蹦蹦车，其装车的技术十分高超：车厢上的玉米芯装在巨大蛇皮袋里，蛇皮袋码在车厢上，高和宽至少是车厢的三倍。

此路极窄，被其将整条路占满，自行车都错不过去，他可能是担心货物颠落，竟把车开得比乌龟还慢，时速绝对不会超过两公里，司机拼命鸣笛，其实我知道一点儿用都没有，你总不能把他的车掀到地里去吧？！

终于到达北乡义村，没想到这也是失望的一程。在村中唯一的大道上，终于找到了戴德、戴圣的这块碑，此碑既无碑亭也无碑座，孤零零地处在人行便道上，那个惨样像个拴马桩，车来人往，经过的人没有一个会瞥它一眼。我站在路边静静地看着这块蒙尘的碑，心下黯然。碑的背面是一排门脸房，听其中一位店主介绍，原碑早被县里收走了，听说是为了保护起来，现在立的这块儿是十几年前重刻的。寻找大、小戴碑是我“经学之旅”第二程的最后一站，没想到访得者竟是个仿制品。

虽然我从马晓玲的文章中已经知道这块碑是1992年成安县政府重新刻制的，但我总觉得政府既然在此刻起了一块碑，总应当再建起一座碑亭，以便增加人们对这两位前贤的敬意。我写此文时，已距我的寻访时间过了四年，真盼望着在这四年时间里这里又有了新的变化，以便能够让更多到此寻访故里碑的人不再失望。

看完故里碑之后，请司机把我送到邯郸市。一小时后始达邯郸，天还未全黑，是第二程归宿最早的一晚。这一程有10天的时间，竟然没有吃上任何一顿午饭，今天中午吃了半个面包，另半个分给了司机。

司机任姓，临漳人，是当地大户：“我们家有家谱，从明代开始没断过，我是第二十四代，家乡原有个大铁佛，在大炼钢铁时，村民们用绳子拴住铁佛的脖子，二十多个人才把铁佛拉倒，用锤子砸碎炼铁了。”以前仅知道沧州的铁狮子是一直留存至今最大的古代铸铁件，而今听司机的形容，他们村的那个铁佛也很巨大，就这样被糟蹋了，想想都心疼。

今晚心情总算放松了下来，决定犒赏自己一下，宾馆对面有一家装修漂亮的饭店，名“一篓油”，就凭这个奇怪的名称，我也要进去看看。饭店外观装修的主格调是“万”字纹的中国红，里面的装饰和家具却都是欧式的，然餐具却是地道的国货：仿宋兔毫盏，欣赏着这些中西合璧的杂揉，吃了些什么，倒一丝也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