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一、关于国内学者对扎西会议研究的概述

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是学者研究红军长征相关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学术界对扎西会议的研究也随着史料的更新和丰富而不断深入，物质形态和理论形态两方面的成果日渐完善。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对于扎西会议的研究一直不温不火，重要研究成果成绩斐然，但在广泛性和深刻性上还有些欠缺。

（一）国内学者对扎西会议的研究成果分类概况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按照关键词、主题等不同类别，对1985年以来的文献进行分类检索（见表1），整理出了相关研究的文献类型（见表2）以及主要相关著作（见表3）。

表1 1985年以来按搜索词分类检索统计表

表2 1985年以来按刊物分类检索统计表

表3 学界出版的主要相关专著

通过上述三个图表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扎西会议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与当时对扎西会议的宣传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后对扎西会议史料的发掘和宣传，使这一系列会议得到党和国家及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从研究成果文献类型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期刊和报纸领域，目前还没有高校学生将其作为自身的学位论文加以研究，而主要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重要著作方面，关于扎西会议单独的学术专著不多，更多的是将其与其他历史事件杂糅起来作著，个人专著较少，多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学术界今后应当完善和继续努力的方向。

（二）国内学者对扎西会议研究成果的简要回顾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扎西会议的重视程度是逐渐递增的，始初扎西会议并未得到应有的、与其地位相配的重视。石世龙在《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一文中就谈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1989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扎西会议”四个字均未出现在其中。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未提到扎西会议，直到在同年出版的正本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里，扎西会议才被初次提及，然而这本书对扎西会议的性质、召开的系列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无详细介绍。

从知网收录的有关扎西会议的文章来看，最早对扎西会议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程中原学者。其在1989年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一文中，勾画了一个关于扎西会议召开时间、地点、议程等的日程表，首次提出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1]49。此文也引起其他学者的激烈讨论，如张子明在《关于扎西会议的若干问题——与程中原商榷》中，对扎西会议的性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后学界对扎西会议的研究逐渐兴起。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家德1992年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扎西会议新考》，创新性地讨论了扎西会议与威信系列会议的区别，并阐述了威信系列会议的若干问题；1993年徐波发表的《论遵义——扎西会议——1935年革命历史转折点再研究》中，将扎西会议作为历史转折中“不可缺少的‘点’”[2]5；刘育英等在1996年发表的《从遵义到扎西：伟大的转折,光辉的历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运用史料论证了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未解决的任务和其之于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意义；于东在1997年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如何评价扎西会议》中，创新性地对扎西会议的概貌做了论述，阐明了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石仲泉在2004年发表于百年潮的《走走党史 扎西会议与二渡赤水——红军长征之八》中，提出了扎西会议的七方面贡献，将扎西会议认为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比较著名的会议”[3]；翟昭明发表的《扎西会议有关问题新考》，根据史料对扎西会议涉及的一些时间地点的争论，如中常委分工的时间地点做了论证；卓人政在《‘扎西会议’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之我见》中则对当时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如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否设有常委等问题进行佐证；叶晖南在《扎西会议在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的作用》中倡导要从“会议群”的角度审视扎西会议，并概括了扎西会议五方面的突出贡献；应细飞发表《扎西会议的前前后后》一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红军一渡赤水集军扎西、召开扎西系列会议和调军回黔的过程；王新生在《扎西会议再研究》中，对扎西会议前党和红军面临的军事等其他方面的问题、扎西会议作出的军事决策和通过的决议等及其三方面的历史作用加以分析；张劲则在《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应该“合二为一”》中强调，应当把扎西会议当作遵义会议的一部分，将二者统一看成遵义会议加以研究。

二、国内学者对扎西会议研究的主要问题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红军长征时期的史料，特别是扎西会议史料的公布，使得扎西会议得到了必要的重视，也为广大学者研究扎西会议提供了广泛的争论和研究空间。学者对于扎西会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扎西会议的名称和界定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最早可以参见程中原《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一文，他认为扎是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总称，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家德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在《扎西会议新考》中提出“不能以扎西会议来统称在威信召开的系列会议”[4]，扎西会议仅是在威信召开的系列会议的一部分，因此将这一系列会议统称为威信会议较为合适，认为扎西会议的性质是政治局会议。若按照地域划分，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若按历史沿袭和“约定俗成”来解释，扎西会议更具有概括性和代表性，张家德在此后发表的文章中也不再坚持原有的观点，全文使用扎西会议一词。唐双宁在《广义遵义会议》中，将扎西会议划归于广义遵义会议之中，认为其是“红军一方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会议的组合”[5]的一部分，扎西会议则是中共中央在云南威信县召开的三次政治局会议的总称。翟昭明创造性地提出扎西会议不仅仅是中共中央在威信县召开的三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还应包括在水田寨花房子政治局及军委会议和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中革军委召开的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成立动员大会[6]，并进行佐证。张劲在《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应该‘合二为一’》中强调，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在遵义和扎西两地召开的会议，本来就是一次时间相连、内容相同、主题一致的会议，应该‘合二为一’。”[7]

总之，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共同的话语，如都认为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对于用扎西会议这个称谓来概括中共中央在威信县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也基本表示赞同，对于扎西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也基本达成共识，普遍认为应当把扎西会议当成一个“会议群”来研究。分歧之处在于对于扎西会议性质的界定上，有学者认为扎西会议不是政治局一级会议，有学者指出扎西会议不仅是政治局会议还包括中央军委会议，有学者则认为扎西会议是政治局一级系列会议等，对于这个问题的廓清还需要学者进一步对史料的发掘和研究。

（二）关于对扎西会议内容研究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看法纷繁复杂，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二因素说：这一方面有些代表学者认为，扎西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组织问题，对常委内再进行适当分工，赋予毛泽东在军事和组织关系中的实际责任。二是军事问题，主要包括军事路线问题（纠“左”）、战略方向问题（回兵）以及军事行动和部队编制问题（缩编）。[8]还有学者认为，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提出但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其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一件属于组织上变换领导，一件属于军事路线上分清是非。[9]12这些观点主要是从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未完工作的继续这一层关系上进行研究和阐述的。王新生则认为：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重要任务，一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二是决定并迅速向中央红军各部队和各苏区的党组织与红军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10]56

（2）三因素说：1989年程中原学者率先发表了关于扎西会议研究的《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一文，文章详细地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即：第一，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果断地作出了“回兵”和“缩编”的决策。第二，讨论了全国各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间题，作出了重要决定。第三，讨论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立即进行了传达。这篇文章对扎西会议的研究意义重大。[1]47-49学者王刚则另辟蹊径，分别从扎西会议涵盖的三次重要会议这一角度，详细论证了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完成的工作和任务，对会议的时间、地点和经过的详尽论述，使这三次会议与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得到完美融合。

（3）六因素说：何立波在《不应被忽略的扎西会议》中，从六个方面介绍了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第一、博古向张闻天交权；第二、遵义会议决定的形成和传达；第三、战略部署党中央重新开始领导苏区工作；第四、扎西整编：“十个连长一个班”；第五、确立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第六、提出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留下了革命的种子。于东、翟昭明等学者虽然在表述上有些出入，但也基本上是从上述六个方面对扎西会议的内容进行阐述。在《如何评价扎西会议》中，于东从“常委分工”、新的党中央对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重新领导、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作出回师战略行动方针、部署中央红军进行精简缩编、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六方面进行研究；翟昭明在《扎西会议需进一步研究确定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扎西会议完成了常委分工和选举王稼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总结土城战役经验教训，决定创建川滇黔根据地，中央领导苏区根据地，审议通过《决议》，决定缩编，做出回师东进战略决策等任务。

（三）关于扎西会议地位及历史意义研究的问题

这一问题是学术界研究最集中、观点最丰富的领域，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经历了一个由历史中关系红军长征胜败的重要“转折点”，到现实的鲜为人知、鲜被提及再到“吹尽黄沙始到金”地可与遵义会议并肩的重要地位。随着学者们对扎西会议的更加深入研究，对其整体面貌的更加清晰认识，扎西会议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将会更加凸显，将会得到与其历史地位相等的关注。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

（1）三点论：周道才在《从档案史料看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中指出：第一，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第二，扎西会议为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具体部署；第三，扎西会议是张闻天同毛泽东配合合作,成为新的中央领导核心,正式领导全党全军的良好开端。[9]12-13扎西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相当重要的、已载入史册的会议。张正光在《论历史转折中的扎西会议》中，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实质上完成了遵义会议的最后议程；其次，在组织上完成了对中央主要领导的调整和改组；再次，在军事上进行了新部署。同时强调：要正确评价扎西会议，不能因为遵义会议否认扎西会议在这次历史转折中的重要作用，也不能因为其实际意义把它抬高到等同于甚至取代遵义会议的地位。[11]107-108翟昭明则从组织上、军事上和思想上三个方面探讨了扎西会议的重要意义。任仲然在《扎西会议彪炳长征史册——为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而作》中论述了扎西会议实现的三个伟大转折：第一大转折，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洋教条”到“自主实践”的转折。第二大转折，在领导体制上，实现了从“个人专断”到“民主决策”的转折。 第三大转折，在军事行动上，实现了从“硬碰硬”到“灵活机动”的转折。[12]王新生认为：扎西会议的历史作用在于一是完成了遵义会议所没有完成的任务，二是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三是形成了高度机动的红军作战新战法。[10]56-57

（2）五点论：徐波在《论遵义——扎西会议—1935年革命历史转折点再研究》中强调了扎西会议的五方面作用：首先，在组织上洛甫倡导的“变换领导”的斗争至此终于取得结果；其次，《决议》的通过使军事路线上错误的纠正纵深发展；再次，在军事指挥上进行常委再分工，毛泽东进入指挥圈；复次，在战略战术的运用和具体的军事部署上，由扎西会议开始了新的转变（回军、缩编）；最后，实现全国斗争总的战略转变，党指挥苏区和根据地，集中兵力运动作战。他还认为，这个革命转折点不仅仅是遵义会议，而是遵义——扎西二者之和。[2]5-7叶晖南在《扎西会议在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扎西会议的历史性作用一是决定了中央红军的整编问题；二是作出了“回兵黔北”作战行动的决策；三是落实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四是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五是讨论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13]刘育英等在《从遵义到扎西：伟大的转折，光辉的历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将扎西会议的作用概括为：一、检阅错误路线，拨正革命航向；二、博古途中交权，确立新的领导；三、总揽斗争全局，部署行动方针；四、精简整编部队，开创新的局面；五、实践检验真理，真理光照后人 。[14]

（3）其他：何立波认为，扎西会议的作用一是组织上毛泽东进入决策圈；二是正式通过《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党中央重新开始领导苏区工作；四是扎西整编，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五是确立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六是扎西会议留下了革命的种子。[15]石仲泉则从组织、战略领导、总结经验教训、战略行动方针、整编部队、通过《决议》、决定成立新根据地等七方面阐释扎西会议的重要作用。王刚则从组织、军事、思想等八个方面论述了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

学者对扎西会议地位与历史作用的研究虽概括的层次和方面不同，有的是“三点”，有的是“五点”乃至“八点”，归根结底都是在量上作了更细的划分。然而史学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三点”还是“五点”上，而应进行更进一步的纵向深入研究，挖掘新史料、提出新论断、阐明新观点，将研究推向深入。

（四）关于扎西会议的其他研究问题

学者们在进行对扎西会议内容、作用等基本问题研究的同时，也从细处着手，对扎西会议进行了其他几方面的研究。吕林在《扎西会议与红二、六军团正确军事路线的奠定》中分析了扎西会议一系列重要决策对红二、六军军事路线的影响。他指出：扎西会议使红二、六军团得到了以张闻天为总负责人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红二、六军团确立了军事领导机构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为红二、六军团指明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实现胜利会师。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扎西会议与张闻天地位的关系，如程中原认为张闻天与毛泽东相互配合，成为党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徐波则在研究中突出张闻天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张闻天是最重要的领导者，带领党和红军实现历史性转折。还有一些学者在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上发表看法，如翟昭明提出扎西会议除了学者普遍研究的三大会议外，还应包括花房子政治局及军委会议等观点，他还在《扎西会议有关问题新考》中对“鸡鸣三省”的地域、《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时间、地点等问题进行详细地研究，对《党中央、军委纵队进入扎西地区路线及宿营时间示意图》的错误之处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卓人政在《“扎西会议”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之我见》中详细考证了扎西会议是否设有常委、张闻天在当时是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还是“总负责”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开阔了学者对扎西会议研究的视野，丰富充实了学界对扎西会议的研究领域，不求宏大、求小求细的研究方向也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

三、余论

纵然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扎西会议的研究成果颇有成效，填补了许多之前对扎西会议研究的空白，使得扎西会议更加立体、更加清晰、更加有料，但也不得不承认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扎西会议的研究显然后劲不足，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在权威党史学界还没有完全树立，其声誉也未被广大知识分子所熟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如许多第一手资料缺失，可供研究的资料多为口述资料等，这也是党史学界需要攻克的难题之一。笔者在这里提出几点拙见以资引玉。

（1）党史的记述可以用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来概括某一段历史的性质，如遵义会议被定义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起始等。但党史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一个点上，而是要搞清事件背后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一些历史转折点，应该将其作为一个会议群来对待。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在各历史资料中都给予极高评价，而其前面的黎平会议等，其后的扎西会议等则被忽视，或者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在研究中应坚持整体观点和联系观点，由点及面地研究，还历史以其应有的宏貌。

（2）扎西会议的发生地云南史学界对于扎西会议的研究成果颇多，《红军长征过云南》、《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斗争史》、《光辉的扎西会议》等汇集了众多红军长征史料文献，为扎西会议的研究打好了一定的基础。然而，这些资料多数为是内部本，传播范围较为有限。此外，纪念扎西会议的学术会议也多在云南举行，严重束缚外界对于扎西会议的研究，使得扎西会议的研究更多只是“墙内开花”。因此，今后学界对于扎西会议的研究应该四处开花，拓展领域，加强各地联合和学术沟通。

（3）每段历史都有其积淀的伟大意义，然而历史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前进与倒退同样值得研究。近几十年来，学界对扎西会议的研究文章虽不及遵义会议之多，但成果显著，但是较多文章集中探究了扎西会议的历史作用或意义这些较为空大的问题上，创新不足。对于扎西会议更加细微的研究比繁复研究其意义更有价值。因此，学界应加强创新意识，拓宽研究视阈，既要有宏达的历史视野，也要有“猛虎嗅蔷薇”的细微之心，做扎做实，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