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上海各影片公司发出了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宣称“以后关于战争及含有革命性之影片，均在禁摄之列”。又说：“当此战事结束之际，政府正谋对外和平，且停战协定，业经签订，不日将开圆桌会议，国际间充满和平空气，如一旦发现此项挑拨刺激之影片，将影响和平进行，大背政府初衷。”早已被上海租界工部局禁止在租界地区各电影院放映的《上海抗日血战史》等抗日新闻片和纪录片，也被禁止在上海租界以外地区的影院上映；《战地历险记》里的“日军”被改成了“匪军”；《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也被改成《东北义勇军血战史》。而反映抗日的电影剧本，更是被扼杀，蔡楚生继《共赴国难》后创作的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影剧本《血溅红颜》，即被当局以内容“激烈”为借口禁止拍摄。

但日本却大量摄制了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为背景的鼓吹侵略中国、宣传“皇军威容”的法西斯影片，公然在上海租界内的日本影院上映。

对此，爱国的电影工作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左翼电影工作者创办的《电影艺术》杂志一连提出了9个“？”来严厉质问这件事，指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耻辱！！”《电影艺术》杂志并把国民党禁止拍摄抗日影片的“通令”予以公布和揭发。其他许多电影刊物也纷纷抗议当局的倒行逆施：“签订停战协定之后，是不是全中国实施亡国训练的开始？”

令人意外的是，所有左翼电影都拿到了执照，如夏衍的《同仇》，蔡楚生的《渔光曲》等。尽管很多影片送审后都挨了剪刀，但没有一部成为“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