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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强度测算现状及趋势

2020-08-14张学刚

环境与发展 2020年7期
关键词:测度综述

张学刚

摘要:作为环境经济学核心概念之一,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的选取及测度制约着相关研究的进展。本文基于“投入-产出(绩效)”视角对环境规制指标进行分类,细致比对各指标内涵、特点,梳理当前几种主要测度方法及存在的问题。指出数据获取困难以及指标的多维性、可比性、内生性等削弱了相关研究的解释力与说服力,并对环境规制指标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环境规制指标;测度;综述

Abstract:A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the selec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dex restrict the progress of related research.Based on the “input-output (performance)” perspective,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icators, compar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ndex, and combs several main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existing problems.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ifficulty of data acquisition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comparable and endogenous characteristics of indicators weaken the explanatory power and persuasiveness of relevant research.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icators is prospected.

Key word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ex;Measurement;Review

从1972 年里约“地球峰会”起,大多数国家加强了环境规制。学者们从国家、区域、产业、企业等层面对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贸易出口、就业、企业竞争力等论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相关研究结论也众说纷纭,差异巨大。究其原因,除了地区、时期,研究方法不同外,规制指标选取的不同应是其重要原因。环境规制指标的选取是这些研究的基本前提,其测度的准确性势必直接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基于此,本文对环境规制指标的含义、分类、测度方法等进行系统梳理,指出当前环境规制指标选取、测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环境规制指标的设想。

1 环境规制指标及其分类

从指标特性来看,可分定性、定量型指标。定性指标主要通过专家打分形式而得到定性数值。由于定性指标比较粗略,难以满足日益迫切的理论及实践需要,因而在现实中日益被定量指标所取代。定量指标可细分为投入型、绩效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综合型等三类,以下进行简要梳理。

1.1 投入类指标

投入型指标包括污染减排成本、污染治理投资、 监督检查次数、政府环保支出等。其中,最常用的投入型简单定量指标是污染减排成本(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简称 PAC), 如Levinson(1998)及张成(2015)选取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衡量环境规制水平[1],张征宇(2011)、沈坤荣( 2016) 使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来表征环境规制水平,而List&Gerking( 2000)、陈刚(2014)使用政府污染物规制政策数量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2]。

1.2 绩效类指标

包括政府制定的排放标准、企业污染排放量或减排量等。 排放标准是政府基于技术和绩效水平而限定的污染物排放上限,如McConnell & Schwab (1990)使用汽车喷漆中有机挥发物含量、Cole & Fredriksson (2009)采用汽油含铅量来表征环境规制水平[3]。当然,更常见的是有排污收费作为环境规制指标,如涂正革(2015)采用排污税衡量规制强度[4]。此外,企业单位产出排放排量也通常用来表征环境规制水平指标,如原毅军(2015)用单位工业增加值对应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COD、NH3-N、SO2、烟尘和粉尘)为基础,构建地区环境规制指数[5] 。

1.3 综合型指标

通过去量纲后加权方法将各类污染物加总,进而得到综合强度指标。常用加权方法包括主成分方法、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等。如傅京燕(2009)、钟茂初等(2015)等基于此方法构建综合性的环境规制指标[6]。

2 测度环境规制强度的主要方法

大体可分为简单定量与综合定量方法,具体包括污染治理投入、污染排放水平、排污收费、替代指标法以及赋值法等。

2.1 污染治理投入法

环境规制对企业污染物削减带来成本压力,某行业(企业)污染排放量越大,则其污染治理投入应越高,由此污染治理支出成为衡量环境强度的一个基础指标。如Brunel & Levinson(2013)使用企業减排成本与增加值比值作为企业减排强度,李钢等(2011)以污染物减排成本与产业总成本之比为规制指标[3]。

2.2 污染排放(减排)衡量法

污染排放(减排)行为可理解为企业对环境规制作出的反应,单位产出排污量越大表明环境规制宽松,反之越严格。如Xing & Kolstad(2002)、黄滢(2016)采用单位产出SO2排量作为衡量指标[7]。此外,污染减排比率也通常作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如章健(2018)以工业SO2和工业COD排放变化率来刻画环境规制的变化[8]。

2.3 排污收费法

排污费作为对污染企业造成环境损害的处罚,其费率大小作为环境规制指标被普遍使用。Levinson(1996)以美国各州废弃物处理税衡量各州环境规制强度。由于中国尚未开证排污税,学者们多以排污费来衡量环境规制水平,如李永友(2008)、祁毓,卢洪友等(2016)采用排污收费强度作为规制指标[9]。

2.4 替代指标法

为避免环境规制指标的复杂性,也有研究采用替代指标来表征规制程度。如Cole&Elliott(2003)、陆旸(2009)以人均收入作为规制水平的替代变量,国内盛斌和吕越(2012)则用燃煤产生的SO2排放量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10]。

2.5 赋值法

指在一定的依据下用数字对环境规制严格程度进行赋值。如van den Bergh(1996)对一国或地区的环境规制的程度从1~7进行赋值,环境规制越宽松的赋值越小,越严格的赋值越大[11]。国内黎文靖(2016)将各城市API数值由高到低的排序位次来表征环境规制水平,排位越低,代表规制水平愈宽松。

2.6 综合测度方法

考虑到单一规制指标无法全面准确地衡量环境规制程度,将多个单一指标融合为综合指标受到研究者的青睐。综合性指标的核心在于各单项指标权数的确定。常用加权方法包括平均加权(涂正革,2015)、结构加权(张彩云,2018)以及熵权法(田时中,2019)等[13]。

3 环境规制指标存在的问题

概括而言,环境规制指标存在数据可得性、多维性、可比性以及内生性问题[3,13]。

3.1 数据可得性及统计口径不一致问题

一方面,污染治理数据常来自企业经营者的自主申报(即使美国也直接来源于企业填报),其对环境规制政策所持态度将直接影响申报数据的质量。另一方面,目前大量指标涉及大量数据,不可避免存在数据缺失,导致面板计量方法难以使用。

3.2 多维性问题

环境问题本身及规制手段具有维性,单以污染介质为例,包括大气、水、土壤等,而具体污染物包括硫化物、氮化物、有毒化学物等。而从环境规制指向来看,一些规制针对的是家户部门,更多的则针对生产部门。

3.3 可比性问题

突出表现为使用不同指标测度结果不一致。如李钢等(2010)采用工业污染处理成本与工业总产值或工业增加值占比表征环境规制强度显示,1996-2007年间我国环境规制强度递减,而用环境已支付成本与工业环境总成本比值衡量的规制指标则呈上升趋势。蒋伏心等(2014)计算1996-2010年间9种环境规制指标及其变化趋势后发现,有6项指标呈现下滑趋势,1项保持平稳,2个指标则是上升的[16]。

4 未来发展展望

4.1 指标(体系)的改进

污染排放量下降很多情况下是市场竞争驱动企业提升技术而带来的“副产品”,如果将排放量的下降都归结为环境管制,无疑会高估环境管制的效果。因此,有学者提出宜将市场竞争等非管制因素引致的减排量予以剔除以改进规制指标。也有学者指出,较高的污染控制支出或许并不是因为规制严格,可能僅因为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因此,以绩效为基准的单位污染支出比以投入为基准的单位治污投入来衡量规制水平更合理。

4.2 多维性、可比性的克服

为了克服因由污染物及规制手段多样性而导致环境规制指标多维性、可比性问题。尽管各减排污染物在数量上无法加总,但各污染物引致的环境损失理论上是可以量化的。由此,有两个思路:第一,以用污染的环境损害除总产出来表征环境规制水平,国内李钢等(2011)基于此以污染物处理成本与工业总产值或工业增加值的占比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第二,以各种污染物的影子价格(或虚拟成本)来衡量环境管制强度。Van Soest(2003)List and Jeppesen(2005) 基于该方法测度环境规制强度[14]。

4.3 内生性的改善

学者们寻找各类工具变量来缓解环境规制中的内生性问题,如 Xing and Kolstad (2002) 使用婴儿死亡率和人口密度、Berman(2009)使用腐败、城市化等指标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15]。国内金刚、沈坤荣(2018)、陈诗一、陈登科(2018)等以欧洲气象中心发布的栅格数据作为环境污染物的工具变量[17]。

总体来看,各类环境规制指标各有优点也存在各自缺陷,在未来,规制指标的进一步完善,除了寄希望于统计部门健全完善环境统计数据外,重要的是提高对指标选取问题的重视,致力于构建基于各层面(国家、产业、企业)更准确的指标体系,尽可能消除指标的内生性及可比性问题,从而推动实证研究的进展。

参考文献

[1]张成,于同申.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工业的生产率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3):15-22.

[2]沈坤荣.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0(10):44-51.

[3]李钢,李颖.环境规制强理论与实证进[J].经济管理,2012(12):5

[4]涂正革,诺仁俊.排污权文易机制在中国能否实现波特效应?[J].经济研究,2015(7):96-102.

[5]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而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4(8):43-57.

[6]钟茂初,姜楠政府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再检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12):88-93.

[7]赵细康.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章健,刘伟,环境规制、要素投入结构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2016(07):43-57.

[9]祁毓,卢洪友.环境规制能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吗[J].财贸经济,2016(09):126-143.

[10]Cole,M. A. Elliott. D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ost jobs? An industry-level analysis of the UK[J]The B. 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2007,7(1):28-48.

[11]Levinson  A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manufacturers location choices: Evidence from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6,62(1-2).

[12]Xing, Y., and C. D. Kolstad.  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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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页)

[13]Brunel  and Arik Levinson   Measuring the Stringenc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J].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2016,10(1):47-67.

[14]Van Soest, D., J. List, and T. Jeppesen.  Shadow prices, environmental stringenc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5,50 (5):51-67.

[15]Berman, E., and L. Bui. .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oil re?nerin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1,83 (3):498-510.

[16]蒋伏心,白俊红.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双重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3(7):44-55.

[17]陈诗一,陈登科.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研究,2018(2):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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