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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窦娥冤》和《麦克白》看中西悲剧成因差异

2020-08-13王东云

北方文学 2020年11期
关键词:窦娥冤人物塑造审美特征

摘 要:《窦娥冤》和《麦克白》分别作为中西方悲剧的典型代表,各自体现了中西方悲剧的审美特征。前者多以命运和环境等外在因素作为悲剧成因,通过描绘道德至上的主人公所遭受的磨难来引起观众同情。后者多将人的自我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作为悲剧成因,刻画普遍意义上的人所面对的精神困境,以此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

关键词:人物塑造;悲剧成因;文化差异;审美特征

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预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1]西方悲剧整体围绕人来表现悲剧冲突,人对于自我的追求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冲突是引起观众同情的主要原因。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准确地传达了这一理念。《麦克白》讲述了主人公麦克白为登上王位,满足个人欲望,在夫人的鼓动下杀死国王邓肯,破坏国家秩序,最终受到谴责的故事。中国悲剧深受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观影响,其功用体现在以符合传统伦理观念的正面人物所遭受的悲剧来表现因果报应的传统伦理观,以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以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创作的杂剧《窦娥冤》为例,该作品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窦娥遭受无赖陷害、昏官毒打,在问斩之际请求上天显现异象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故事。其审美在于从伦理道德来看至恶之人对于至善之人的残害,能够引发传统伦理观下观众的共鸣。

一、从人物塑造来看审美差异

西方悲剧注重表现人物性格,很注重塑造人物性格的立体感,着重刻画人物性格的矛盾性以及自我意志在精神内部的挣扎。德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兼美学家莱辛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该将人物的性格作为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性格是神圣的,最能体现人的部分[2]。由此可以看出,在悲剧中鲜明突出人物的性格是西方悲剧艺术理论中极为看重的部分。以《麦克白》为例,麦克白的悲剧就在于其性格造成的悲剧,其真正的不幸也并非遭受到身体的折磨或者物质的不满足等外界环境所带来的不幸,他的悲伤、纠结、自我与自我进行的意志上的较量才是整部悲剧中最震撼人心的部分。反观《窦娥冤》却并非如此,窦娥的悲并不涉及自我内心的挣扎与纠结,也没有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她的悲表现在外界对她肉体以及名誉所造成的伤害。而麦克白是自我与自我的较量,悲剧核心在于人格精神的矛盾。从接收到女巫预言的那一刻,麦克白就陷入了对权力的渴望与道德崇尚之间的矛盾,虽然渴望成为国王,但又无法下决心刺杀邓肯。麦克白夫人对其性格的概述就是麦克白精神痛苦的最好解释。麦克白有着至高的欲望,却又缺乏杀伐果断的决心。麦克白夫人在听闻女巫预言后,就开始担心麦克白精神力量的缺乏,这种欲望引起的对个人精神的折磨是麦克白痛苦的源泉。其性格也影响了情节的进展,每一次悲剧的升华都来源于麦克白精神的选择。第一次是在夫人的鼓励下亲手杀死邓肯,发出感叹:“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3]。在欲望战胜道德后,麦克白意识到自己再也获得不了精神的自由以及内心的安宁,所以他说自己杀害了睡眠。这里可以看出西方悲剧更倾向于依赖道德。对此,席勒说:“对于自由的、自己主宰自己的生物来说,向命运盲目屈服,总是使人耻辱、有伤尊严的。”[4]麦克白的悲剧不是对于命运的屈服,也非命运的安排,而是作为一个自由的人进行抉择时所带来的纠结的痛苦以及选择完后所承担的选择后果的痛苦。反观《窦娥冤》,仅从名字来看,一个“冤”字就说明了窦娥的不幸与痛苦来源于外界,来源于世人的不理解,这种痛苦并不涉及个人抉择的痛苦以及精神上的折磨。

二、从悲剧成因看审美差异

麦克白的悲剧揭示个体选择所带来的痛苦,窦娥的悲剧揭示命运,即外在环境对于个人所造成的痛苦。首先,从人物塑造上来看,窦娥三岁丧母,家徒四壁,父亲为抵债将窦娥送与债主做儿媳。竇娥本身就被塑造成了不幸者,悲剧冲突是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心灵冲突,即由自然形成(无法预先选择)的家庭出身造成的。黑格尔认为这种悲剧冲突是由某种因素(如出身、地位等)作用于主体的心灵产生的比较深刻而又强烈的冲突[5]。而麦克白是国王表弟,出身尊贵。从这点来看,麦克白并不具有促成悲剧产生的家庭出身等外在条件,这就更凸显最本质性的悲剧冲突,即黑格尔所说的“由心灵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精神痛苦的矛盾根源在于“精神的力量以及他们之中的差异对立”[6]。其次,从人物遭遇来看,从窦娥被冤枉杀人到屈打成招认罪,窦娥始终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窦娥本身也认为其命运的悲惨是“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7]。而麦克白的悲剧在于他主动的选择以及由选择所带来的精神恶果。在整个情节发展中,他始终是自己悲剧的主导者,一直在和自己选择的命运做抗争。最后,从结局来看两部悲剧揭示的痛苦也是不同的。窦娥的结局并非没有意义,其死后上天也证明了她的清白。六月飞雪、大旱三年等天气异象来凸显人物的冤屈和悲惨。借用莱辛对于悲剧的艺术效果来评价:“不惜大量堆砌罕见的、难以令人置信的和异乎寻常的事物;为了激起这种怜悯的效果,总是错误地依靠那些非常特殊、非常残暴的不幸事件和犯罪行为。”[8]这种苦情苦景的渲染配合是中国悲剧艺术的一大特色,将主人公的悲痛借用外界环境来表达凸显。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悲剧功能是:“凭借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9]莱辛认为悲剧的作用在于改善民众,他强调作家应该借戏剧来启迪民众,强调悲剧的功能在于改善人。从这点来看,悲剧应该体现人类共通的部分,最终功能应该是启发人对于“人”的思考,即见心明性。再次回到中国悲剧上,过度强调苦情苦景,情景结合渲染悲伤氛围。窦娥枉死,苍天通过天气异象来证明她的冤屈。可这种外在的以景来表现的悲并不能体现人真正意义上的悲,也未能揭示人类普遍共有的不幸。而《麦克白》自始至终表现普遍意义上人类的痛苦。麦克白的痛苦始于欲求,在欲求满足后,却又有了更多的烦恼。所以在故事结尾,麦克白说:“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拙劣的指手画脚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嚣和躁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10]人的本质就是对于欲望的不断追求,抛却欲望,人只剩下无尽的空虚。《麦克白》深刻揭露了人共通的本质,以及人真正所面临的不幸,讲述的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普遍意义上人的悲剧。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悲剧的最终功能不是要把受众带入到无止境的消极空虚中,而是让人认识到自我,理性认识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个人。启发读者看到:对于无止境的欲望的追求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种悲剧冲突是对世人的警醒和教育。而是与之相比较,中国悲剧从整体上看缺乏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探索。

三、从思想文化看审美差异原因

戏剧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文化是特定时代下一个民族的思想缩影,中华民族的思想体系与儒家联系紧密,不可分割。这一点给包括悲剧在内的文学以及艺术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首先,对于悲剧中人物的塑造,一般情况下悲剧主人公为道德的高尚者,主人公所遭遇的悲惨境遇一般受到奸恶之反派角色的影响。善恶对比分明,善良的人遭遇苦难引起观众的怜悯同情。范丽敏在《中国古代悲剧价值论》中解释双方在道德上的差异悬殊能够促进观众对于道德至上的主人公的同情,因为当主人公遭遇困境时,则代表了正统价值观下普通人们精神遭遇的困境[11]。以《窦娥冤》为例,窦娥作为一个极为孝顺的儿媳,新婚不久后丈夫离世,窦娥仍然一心一意地照顾婆婆,极为符合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的忠孝标准,是正面人物的典型代表。弱小善良的窦娥却惨遭地痞陷害,并受到官府不公平的对待,最终被屈打成招,以致问斩。弱小善良的窦娥与奸诈无德的地痞、官員形成了鲜明对比。善良的窦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的伦理思想相矛盾,必然会引起观众的不满与愤慨。窦娥对于上天的诘问实则是对于天命的诘问,天命是古代封建统治者证明统治身份正当性、维系统治的一个重要媒介。窦娥代表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正面人物,对于上天的责问之所以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是因为能够代表被统治者的心声,表达的是底层群众对于天命等封建伦理的怀疑。

反观西方悲剧,以《麦克白》为代表。《麦克白》创作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提倡对于人的关注,主张人积极对于自我进行探索。以《麦克白》为代表的许多著名悲剧都离不开“人性”二字,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人欲望与现实的冲突造成的,个人在追求实现自我理想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现实的阻拦。人要想真正表现自己,极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构成悲剧中主人公的抉择难题,也是精神痛苦的源泉。麦克白的悲剧始于女巫的预言,预言反映的是麦克白心底真实的欲望,而追求自己的欲望又与现实的道德产生冲突。做决定之前的抉择以及决定之后对于后果的承担都构成了麦克白痛苦的原因。这源于文艺复兴的影响,与文艺复兴时期大力提倡以人为本息息相关。反映在西方悲剧中,就体现在对人的重视以及对人的探索。

“以人为本”的精神以及文化理念对于悲剧人物的塑造也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要反映人,体现普遍意义上人所面临的悲剧,所以悲剧的主人公就不能像中国悲剧主人公一般在道德伦理上是完美无缺的人,在其身上应该弱点和优点并存。如此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才能够体现人类性格的复杂性。所以,西方悲剧往往是性格造成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5页。转引自姚文振,魏军梅.中西方悲剧文学比较[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4.

[2]莱辛:《汉堡剧评》第24篇,第125页。转引自姚文振,魏军梅.中西方悲剧文学比较[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22.

[3]莎士比亚.麦克白(中英文对照全译本)[M].朱生豪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61.

[4]席勒:《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古典文艺理论译丛》,2010年(6):92–93.转引同上.

[5][6]姚文振,魏军梅.中西方悲剧文学比较[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33.

[7]关汉卿.窦娥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85.

[8]莱辛:《汉堡剧评》第24篇,第169页。转引自姚文振,魏军梅.中西方悲剧文学比较[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23.

[9]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5页。转引自 姚文振,魏军梅。中西方悲剧文学比较[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5.

[10]莎士比亚.麦克白 中英文对照全译本[M].朱生豪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155.

[11]范丽敏:《中国古代悲剧价值论》《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转引自姚文振,魏军梅.中西方悲剧文学比较[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23.

作者简介:王东云(1996—),女,汉族,河南信阳人,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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