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 Schultz、Suhasini Raj

封城期间，印度孟买的滞留农民工在达拉维贫民窟排起长队领取食物，其中有许多妇女。

西玛·蒙达（Seema Munda）一次又一次拒绝了父母的催婚。她想做一名护士，不想做家庭主妇—凭什么她的兄弟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工作，她就不行呢？

于是，蒙达去年夏天对家里撒谎隐瞒了她的去向，偷偷溜出了那个风气保守的印度北部村庄。她向南跋涉1610公里，前往班加罗尔市，在那里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缝制衬衫的工作。

“这份工作解放了我。”她说道。

但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冲击之下，蒙达独立自主的生活化为了泡影。印度于今年3月出台了全球最严格的封城政策之一。今年4月，印度有超过1.2亿人失业，其中就包括21岁的蒙达。

目前，全球各地都在估算新冠病毒造成的巨大损失，而经济学家预计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处境将会难上加难。联合国最近在一份报告中警告称，疫情不但加剧了性别不平等，还有可能使工作场所的男女比例倒退回几十年前。

国际劳工组织发现，41%的女性就业于身处因疫情而失业或工作时间缩短的风险较高的领域，而男性当中这一比例为35%。

全球经济放缓对发展中经济体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格外严重。在这些经济体，约有70%的职业女性就业于缺乏保护措施的非正规经济领域。例如，非洲西部解除针对埃博拉病毒的隔离措施之后，女性恢复生计的速度比男性更慢，而且比男性更难获得用于重整业務的贷款。

在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已经淘汰了更多女性，而今年3月底针对疫情采取的封城措施对女性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今年5月的一项全国性研究发现，女性失业者的比例高于男性中的这一比例。在保住了工作的印度人当中，女性更有可能对未来感到焦虑不安。

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主任、研究印度妇女就业模式的经济学教授罗西尼·庞德（RohiniPande）指出，女性农民工在复工时可能会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许多妇女需要想方设法说服父母让她们推迟结婚并离开村庄去工作。

印度妇女的就业数据多年来一直令人担忧。2005年到2018年，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从32%下降至21%，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

由于印度青年人口激增，新增就业岗位却没有那么多，男性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但降幅远低于女性。

经济学家对于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给出了几种解释，其中有一种从文化角度出发：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许多经济实力允许的家庭会让妇女留在家里，认为这样做能够赋予她们一定的社会地位。

家务劳动占据了妇女可以用来找工作的时间。在印度，女性的无报酬护理工作量比男性多9.6倍。国际劳工组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重了许多妇女的负担。

政治学家、专注于印度性别平等的组织Prajnya Trust的创始人斯瓦尔纳·拉贾戈帕兰（Swarna Rajagopalan）指出，就业岗位稀缺会加大妇女进入或重回劳动力市场的难度—至少在短期内会出现这种情况。

据估计，印度经济今年可能会出现5%的萎缩，这或将成为印度从英国统治之下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

“我对此深感担忧。”拉贾戈帕兰说道，“我们仍然认为男人是赚钱养家的主力，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裁员的决定，妇女就会失去工作。无论她们多么迫切需要这些工作，无论她们多么努力工作，都无济于事。”

在那些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当中，许多行业的女性工作者占比都比较高，包括餐饮业和制造业—在这些行业，被雇佣的妇女往往不会签订合同，因此也更容易被辞退。

蒙达说，她去年7月去了班加罗尔之后，在那里找到了“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

Pearl Global服装厂为她提供了工作，也雇佣了许多来自奥里萨邦和她的家乡贾坎德邦等较贫困地区的妇女。

意识到女儿离开拉乌乔达村、去了印度另一头的城市之后，她的父母大发雷霆。但是随着蒙达把部分收入寄回家里，他们逐渐平息了怒火。

初来乍到时，蒙达人生地不熟。她搬进一间廉价旅社，与厂里其他几十名年轻女工同住，用草席打地铺睡觉。第一笔大约112美元的工资到手之后，蒙达拿着一叠簇新的钞票走进一间服装店。“我买下了心爱的裙子。”她说道，“那一刻，我开心极了。”

但是，印度采取封城措施之后，工厂停工了，这些妇女也随之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全国各地企业纷纷歇业，火车和公交车也停运了，在城市里打工的成百上千万农民工生活难以为继。

蒙达说，Pearl Global在封城之后几周内就停止了薪水发放。她不得不离开旅社，将一所学校作为暂时的容身之地。

今年5月底，随着印度进一步放松对旅行的限制，蒙达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与其他人一起踏上了返乡的火车。她身上没剩多少钱了，她说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回到贾坎德邦。

“我的家人现在再也不会让我回去了。”她在电话里说道，“我不想结婚。”

蒙达不再接听记者打给她的电话，班加罗尔的朋友们也联系不上她。他们担心她的父母没收了她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