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在香港的街头巷尾，问及老一辈港人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他们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关于“物资保障”的点滴记忆。彼时的香港，初显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50年代的香港，出現繁荣的背后

1949年，蒋介石快速败退。北平、上海、广州的富商、名流部分迁移至香港，为香港带来了资金、设备、专业人才和大量人口。1950年，香港人口已飙升至223万，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内地，推动了中小商业的繁荣，亦使其工业开始迅速发展。但同时，突增的大量人口日常生活所需也使得当时的香港有些不堪重负，其中尤以普通民众的温饱问题最为突出。

香港急电，供货奇缺

香港，这座城市的命运，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香港社会底层的工人生活很困难，香港又不时遭遇雨灾、风灾、火灾（因大量人口移入，简易木屋迅速增多，大型火灾频发）。每当这个时候，祖国内地就会及时送来赈济物资和款项，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由于港澳地区人口稠密、地盘小，不适宜发展大规模种植、养殖业，无论是基于地理还是血缘的关系，港澳同胞生活物资问题的最优解只能来自内地。那时候，香港市场供应紧张，市民所喜好的生猛鲜活品尤为短缺。清晨，香港市民常常提篮子、扛扁担蜂拥过关，近至深圳，远至广州采购。

面对此情此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鉴于广东、广西货源不足，指示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向香港供应鲜活商品。50年代刚刚建国，交通运输十分困难，货物运输主要依靠铁路——零担车。由于没有专列，供应港澳的活口只能按普通货物运输，也没有适合装载活口的专用车厢，“零担车”挂上哪列算哪列。

这样不仅运输时间长，而且发车、停站、到达都没有固定时间，给活口的运输、押运、饲养、护理等工作，以及押运员的生活带来很多困难。此种运输方式造成活口“非战斗减员”严重：活猪死亡率高达10%-13%;活鱼死亡率高达40%-70%。

1959年1月15日，南海136轮从湛江装载生牛150头，运往香港，全部生牛装在舱面。该轮离湛江后遇到风浪，天气寒冷，海水打在舱面，生牛支持不住，相继死亡。最后清查共死亡145头，剩下5头亦接近死亡，损失约3万港元。

1961年夏天，一车活猪在武汉江岸装车后，转来转去，3天还没有离开武汉市，结果到达深圳时死亡率达70%;一节车厢活鸡，共486只，从武汉到深圳，只有16只是活的;一车黄河大鲤鱼，从河南许昌出发，还没到深圳就死光了。

总理关怀 ，“三趟快车”诞生

假如内地不能保证港澳市场的正常供应，不仅会影响港澳同胞的生活，也会影响国家外汇收入。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外汇支持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

在西方经济封锁下，当时中国出口国家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许多是易货贸易，获得的外汇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需要。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向港澳市场供应商品，可以直接获得自由外汇，因此港澳地区是国家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国家有关部门认识到，要搞好活口对港澳的供应工作，切实做到“优质、适量、均衡、应时”，就必须从运输这个环节抓起。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61年11月，外贸部和铁道部联合召开“上海会议”，拿出了一个“快运方案”。方案的核心是——赶香港早市。此外，要求沿途定时定点加水、加冰、上青饲料。

铁路运输历来紧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经过紧张而周密的筹备，1962年3月20日零时，满载活猪开往香港的“621”专列一声长鸣，驶出武汉江岸车站。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三趟快车”的第一趟快车就这样悄然诞生了！第一趟快车的装车从头一天夜里就开始了，一共发了30多个车厢，其中20多个车厢用于装活大猪。

“621”开行52小时，两天后的凌晨4时左右抵达深圳北站，赶上了香港的早市。马上，香港的代理“五丰行”报来喜讯：品货鲜活，特受欢迎！香港市民的反应非常热烈：“哇！祖国内地给我们送来这么多鲜货……”。1962年7月，“621”运行100列之际，铁道部上报了《关于巩固和推广快运货物列车的经验》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呈文上批示：“由上海、南京去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 随后，铁道部和外贸部联合召开“武汉会议”。会议决定：“621”按普客车序列更名为“751”;从上海、郑州分别开出“753”和“755”。至此，“三趟快车”体系正式形成，确保供港澳鲜活商品稳定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1964年，铁道部宣布“三趟快车”为“货车之首”，除“特快”之外，所有客、货车为之让道。

“三趟快车”的开行，使得运输时间由过去的8至10天缩短到了2至3天，解决了供应港澳活口运输时间长和停靠、到达不定时带来的各种问题，有效保障了港澳同胞的生活需求，同时也给国家创收了更多的外汇。

1980年至1996年被称为“三趟快车最为辉煌的时期”。承担着列车编组开往香港职能的深圳北站，每天都要接纳1000多卡的货物，50多条轨道停满了车厢。开行50多年来，“三趟快车”为港澳市场输送了1亿多头生猪和活牛，同时还运输了10亿多只家禽，以及大量的蔬菜、水果、蛋品等，食品安全率达到了99%以上。

从“三趟快车”到“N趟快车”

伴随着全国性高速公路网的形成，供港澳鲜活产品也逐渐从铁路运输转向公路运输、水路运输等多种方式。实际上，“三趟快车”已经变成了现在每天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的“N趟快车”。

“三趟快车”体现着中国政府对港澳地区的殷切关怀，也饱含着祖国人民对手足同胞的深情厚谊。它不仅丰富了港澳人的四季菜篮子，也为两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提供了切实保障。

半个世纪来，“三趟快车” 创造了一个奇迹：不管是在最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在动荡的“文革”十年，不管是桥梁断裂、隧道塌方，还是华东华南发生严重涝灾，不管是铁路春运极为紧张，还是流行病毒肆虐的情况下，许多货车无法正常运行，而“三趟快车”却始终风雨无阻，从未停驶。为此，“三趟快车”被港澳同胞亲切誉为“生命线”，它像一根动脉，把祖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血肉相连的历史见证。

“三趟快车”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将其运营好，光有“快车”不行，还必须有好的“赶车人”。

二、不为人知的“赶车人”

“三趟快车”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将其运营好，光有“快车”不行，还必须有好的“赶车人”。

如今，来到曾经无数次奔波与驻足的站台，看着沉睡在水泥地里的陈旧钢轨，老押运员们激动不已，仿佛再次穿越到了上世纪中叶那激情燃烧的年代……

“与猪同眠”的日日夜夜

活口押运是外贸行业最艰苦的工作。国家要求安全押运率要保证在98%以上。为了确保这个指标，押运员的工作——对活口的饲养、治病和对车厢的清扫、冲洗等工作就成了安全运输与品质保证的关键。

世纪60年代初，运输的车厢是用敞车搭架子、苫盖篷布改装的。押运员与活口均受日晒、风吹、雨淋，遇上火车中途受阻或狂风暴雨天气，人畜都苦不堪言。后来改用棚车（闷罐车），车厢窗户改成百叶窗，虽然可以避暴雨和烈日，但仍没有摆脱人畜混装的格局。押运员从带活口上车到送达深圳活口基地，不仅一直要与它们同吃同住，而且要全面伺候，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

整个旅途中，押运员几乎不得休息，要时刻观察活口的动向，看它们吃得香不香？睡得是否安稳？要及时观察它们的睡觉姿势 、呼吸快慢 、神态好坏， 甚至粪便都要查看。一旦发现病情，马上进行护理。夏天，猪怕热，水得省着用，人可以不洗澡，猪不冲凉则不行;冬天，豬怕冷，犯困时好“打堆”，拱在一角摞几层，弄不好就有被压死的。为此，押运员一晚上要起来几回，把它们赶开。无论春夏秋冬，一天要扫几次粪便，还要定时定站冲洗车厢。不仅因为保持清洁可以使牲畜少生病，还为了防止它们踩到粪便滑倒摔伤，争取把残次死亡率降到最低。

1965年春天，柴建华从河南许昌猪场开始了押运工作。装猪专用站台距猪场有1公里远。生猪装车的头一天，她到车站做些准备，把所需要的饲料上好，水桶装上车。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喂过猪之后，场内各个路口由工作人员看守，使上车的猪一定要跟着喊号子的人走。那个叫号子的人，就是柴建华。这份押运员的工作，她一干就是几十年。从许昌到深圳的铁路线上，洒满了她的辛勤汗水，也承载了她的青葱岁月。当时押运活猪的车辆已经做了改进，不再是一层，而是上下两层，为半封闭式的，上部有棚，底部可以透气，每层装50多头猪，每车厢约100多头猪。在车皮一端的上方，有一个约3-4平方米的小阁楼，是堆放饲料的地方，也是押运员休息的“卧室”。在“阁楼”里只能坐着，站不起来。夜里在小阁楼内的两个麻袋的缝隙之间睡觉，腿是无法伸直的。从1990年到2004年，押运员赵迪旗在京广线上臭烘烘的车厢里度过了14年。每次发车前，他在车厢里用几块木板钉个临时床铺，接下来的几天内他便与上百头猪同住，没有任何间隔，臭气熏天，鼾声如雷。直到后面几年，车厢内安排了一层简易的隔断，这种情况才有稍许好转。由于车厢内弥漫着浓厚的猪粪便气味，押运员自带的饭盒外都要裹上几层塑料袋，以隔臭味。车厢上层掉落的牲畜粪便夹杂着汗水浸透衣衫，自己也免不了浑身恶臭。下车后洗澡时，连用洗发水洗三遍，头发还是僵的，即使换完衣服，臭气仍弥久不散。

同样拥有十几年押运经验的张斌笑着回忆，到了广州后，自己一上公共汽车，车内马上要空一半，因为周围的乘客都会立刻走到另一头去。

张斌指着手臂说，这种臭味已经渗透到押运员的每个毛孔，自己身上的味道直到退休几年后才慢慢消失。

由于长期置身于潮湿环境、不能按时吃饭且吃不上热饭、常年吸入禽兽粪便灰尘，风湿、胃病和矽肺病便成了全国8000多名押运员的职业病。

改革开放后，“三趟快车”有了新型的人畜分开的专用车，押运员们的工作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押运活鱼：从用脚增氧到微型水车

“三趟快车”开行一段时间之后，除了传统的猪、牛、鸡、鸭、鹅，运送的品种也在不断增加。为了保证食品鲜活，押运员们想了许多办法，以运送鲜鱼为例，最初是用大木桶装，后来改用篷布围成一个个大水池，押运员穿着雨水裤，不停地用脚搅动水，以达到增氧的效果。后来，改用木棍在水池里不停地搅拌，许多人不仅手磨破了，甚至有的累晕在鱼池旁。即使这样，活鱼的死亡率依然很高。再后来，有人利用水车原理，把自行车改造成微型“水车”，一路上全靠押运员轮班脚踩“水车”，不停地用木板激活池水，给鱼池搅拌供氧，有效降低了活鱼的死亡率。不论酷暑寒冬，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不少人落下了“老寒腿”的职业病。

何家郎从1965年开始在湖南外贸食品调运站担任押运员。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何老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到了沿途车站，两个省的载鱼车厢都需要加水，车站只有一个水管，一停车，湖北人和湖南人就飞奔着抢管子，有时还会打架。”

港澳市场对食品的要求很高，喜欢吃一些“鲜、活、生、猛”的食品。老押运员周才喜说，当年运蛇很危险，蛇有时会从笼子里突然钻出来，一不留神就会被咬到，因此运蛇的押运员都变成了“蛇药专家”。

除了上述品种以外，黄鳝、大闸蟹、蔬菜、鸡蛋等各类副食品都曾搭上过“三趟快车”。鼎盛时期，上车一看就仿佛进入了菜市场。

押运中的颇多意外

看似平淡的押运其实也有颇多意外。有一次751次列车到了停靠车站，押运员张斌满刚去打个饭，车却突然提前开走了。当时没有手机，眼睁睁看着列车开走，他只能坐下一趟过路车，到前面车站赶上751。

1980年至1996年是“三趟快车”最为辉煌的时期。张斌回忆，那时常常刚押运完回到长沙，第二天马上又要上车，有时甚至刚下火车就有另外一列车在等着他了。2004年，从长沙北始发的751次列车悄然停运。押运员李国旗说，当时觉得“终于解脱了”，但一想到751次从此不复存在，心中难免有些惆怅。

“赶车人”功成身退

进入21世纪，随着珠三角高速网络的贯通和货柜运输的兴起，铁路运送供港澳物资的优势不再。“三趟快车”在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后，圆满完成了特殊时期的神圣使命，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一张编号为0503016的深蓝色证件，上面写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供应港澳三趟快车铁路押运证”，这是与“三趟快车”同龄的范国强随身携带的证件。如今，每当看到或听到“三趟快车”这个词，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斑驳的车厢和那些“与猪同眠”的日夜。虽然几百次到过与香港仅一步之隔的罗湖桥头，但老押运员们从来没有踏上过香港的土地。“如果能去一次香港，那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他的感慨得到了在场所有751次列车押运员的点头附和……

和吴仪部长近距离接触

1997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表彰大会上，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在听取一位女记者的汇报中，得知了“三趟快车”女子押运队的故事，深受触动，决定亲自押车，走近这些平凡、朴实而又伟大的押运员，实地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并为他们排忧解难。时任供应港澳三趟快车办公室主任的金旭，自1993年2月接手这份工作。在任的6年多时间里，他上牛场、下鱼塘、进猪圈，与押运员同吃同睡，深切了解他们的辛苦付出。感动的同时，他也在心底默默承诺：“一定要让港澳同胞，让全中国都知道‘三趟快车，知道这一群人的事迹。”

接到吴仪部长即将亲自押车的消息后，金旭倍感振奋，立即与外经贸部、铁道部等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展开紧张的筹备工作。

考虑到吴仪部长的职级高、年岁大，铁道部的领导建议：在运送活口的车厢之间加载一節客运车厢，这样吴部长既能了解实际情况，又不至于太受罪。此外，铁路沿线及整列火车进行一级警备。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获悉这个消息后也非常重视，决定组织一支阵容庞大的记者团。当时台里只有两台高清摄像机，即使报道比较重大的活动也只动用一台，另一台备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台领导决定两台设备同时启用，因为这次的机会太难得了。

详尽的方案报上去，没想到马上就被吴仪部长否定了，答复是：

第一，不要专车。如果在舒适的车厢里坐一路，那还叫什么体验呢？一定要和押运员在一起，和押运的猪牛在一起，才能有真切的感受，才能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不要记者团，更不要最先进的摄像机，太作秀了。

第三，不要一级警备，一定要深入到群众中去。

1997年6月3日，那是一个炎炎夏日的上午，顶着南国的酷热和阵雨，年近花甲的吴仪在金旭等几名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8753次列车。火车向深圳方向疾驶。这时，车外的气温高达33摄氏度，雨前的天气十分闷热，运猪的车厢内更是又热又臭。吴部长全不在乎，很随意地坐在饲料袋上，与押运员聊起天来。

“吴仪是跟着武汉的车到了广州北，再坐上我们湖南的车到深圳。当时也不知道她要上哪节车厢，没想到正好上了我这节。”

赵迪旗对吴仪上车的情景记忆犹新。

“她和四个工作人员上车后就坐在木板床上和我们聊天，在满车的异味和闷热中呆了十多个小时，令我们十分感动。”

押运员白网弟，吴仪部长亲切地称呼他“小白”。 如今，“小白”已变成了“老白”，虽离开工作岗位许久，但仍十分怀念那段攻苦食淡而又充满激情的岁月。老白细心珍藏着当年吴部长在车上赠予他的一张亲笔签名的信笺，每每拿出来欣赏，与吴部长促膝相谈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我开始还很紧张，但是过了一会儿就完全放松下来了，因为她就像亲切的老大姐，与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盒饭，丝毫没有架子。”老白笑着说。

吴仪部长向大伙儿询问了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生猪等鲜活商品在运输途中的状况，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三趟快车是当年周总理亲自关心支持的，已开行了35年，风风雨雨不容易啊！这背后，有你们每一个人的功劳。”

8753次列车在酷热的广深线上运行了3个多小时，抵达深圳北站。所有“三趟快车”要在这里进行编组，经过“一关四检”后，于次日清晨发车驶向香港。

吴仪部长走出车厢，依然精神矍铄，热情地邀请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金旭迅速抄起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这难忘的瞬间。

当问及大家有什么要求或是心愿时，一位“胆大”的押运员脱口而出：“我们都押运这么多年了，整天说去香港，可是我一次都没去过。”

他的话引起了在场所有押运员的共鸣。是啊，全国 8000多名押运员，几乎没有人去过香港看一眼。每次在深圳北口岸，列车重新开启后，他们都只能向着那一线之隔、倾注自己血汗的香港远远眺望。

吴仪部长深深地点了点头，对身边的“摄影师”金旭说：“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在香港回归之前，一定要组织押运员们去看一看真正的香港。”

三、押运员的“圆梦之旅”

时任供港澳三趟快车办公室主任的金旭，常年深入基层，与押运员们打交道，最能深切体会他们的感受。金旭动情地说：

一年365天，押运员至少2/3的时间在列车上度过，风餐露宿，寒来暑往，与猪牛为伴。一接到押运任务，打着行李又走了。

邻居问：“又出差了？”

他们自豪地说：“啊，出差啦！”

“去哪啊？”

“香港！”

香港……这些人押了几十年的车，一次都没去过，运到目的地后立即跟车返回。他们不敢去街头巷尾、不敢坐公交车、不敢下饭馆，因为身上早已被熏得恶臭，几天都洗不掉。

香港回归之前，我每次去，那边的老同学就打电话来：“金旭，你又来了？怎么不打声招呼？”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他说：“你来了还用打招呼吗？全香港的电视台都在播‘三趟快车，都在报道你们。”

因为“三趟快车”的运行与香港市民的“菜篮子”紧密相关，一趟车运不过去，香港菜市的价格就要上涨了，所以我们非常受欢迎。

一说“三趟快车办公室”的人来了，几十个记者都围过来，“今年春节能不能保证供应啊？会不会停车？”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吴仪部长交待的任务，既圆了押运员们的一个梦，实际上也是圆了金旭的一个梦——让这些“幕后英雄”享受和他一样的待遇，受到大家的热切关注和热烈欢迎！

这一天，从全国8000多名押运员中挑选出来的优秀代表，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圆梦之旅”。

他们先后参观了维多利亚港湾、海洋公园、太平山顶等著名观光点，最有名的旺角、铜锣湾和尖沙咀等商业步行街，以及闻名世界的香港金融中心区——中环，此外，还受邀走访了立法会大楼、华润集团、港中旅、广九铁路等重要机构，所到之处受到香港民众的热烈欢迎，每天像明星一样被媒体记者包围着。

赴港押运员代表第一次到香港，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既惊叹于香港高度现代化的繁荣景象，也自豪于为保证供港物资、丰富香港同胞“菜篮子”所作出的一份贡献。

这些战斗在“三趟快车”一线的押运员，几十年默默辛勤工作。他们做出的贡献有多大，受的委屈就有多大！今天，他们第一次被别人当成贵宾看待，第一次不被别人歧视、不被别人翻白眼，受到大家的尊重。

如今，每每谈起这段难忘的经历，老押运员们仍激动不已、心怀感激。

“三趟快车”享誉日本

“部长亲自押猪”的新闻轰动全国，接下来几乎每天都能从各大媒体上获悉关于“三趟快车”的讯息，央视《新闻联播》更是连续两天进行专题报道，这是非常少见的。不仅是国内，“三趟快车”上的人和事在国际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此期间，金旭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媒体的采访申请，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日本NHK电视台。

NHK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的“央视”。制片人柳迫有追踪了金旭两年，坚持要进行采访。

“当时我坚决不让，因为怕他们‘把经念歪了。但是他们非常执着，说‘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让拍哪我就拍哪，拍完之后让改哪我就改哪，批准之后我台再播放”，金旭被NHK的诚意感动了，向中宣部、国务院等部门一层一层地报批。

不久，三趟快车办公室组织了一个记者团，跟随“三趟快车”进行实地采访拍摄。日本NHK电视台派来了一名男记者和一名女记者。

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冒险精神给金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取猪场的全景，日本记者扛着几十斤重的摄像机，徒手爬到几十米高的水塔上。当时条件有限，没有什么安全防护措施，那是非常危险的。

按照之前的约定，日方将成片提交给我方审定。金旭和日语翻译在电脑屏幕前一个字一个字、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检查，然后提交给中宣部。

最终，真实反映中国“三趟快车”的纪录片在日本NHK电视台如期播放，产生了巨大反响。看过此片的日本民众纷纷表示：原来中国内地在香港回归以及促进香港繁荣方面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且是默默无闻地坚持了几十年，真是令人钦佩！

押运员登上“春晚” 舞台

1997年临近春节，金旭产生了一个想法：香港马上就回归了，应该让“三趟快车”在春晚上发声。他便给中央电视台的台长打电话，问能不能在春晚上向“三趟快车”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在春晚之前10天，中央电视台的人专门找到金旭的办公室，进门就说：“哎呀，求你帮忙来了！”

“帮什么忙？”

“求你们上电视啊！”

为呈现押运员们最真实的工作场景，金旭全力配合。他与中央电视台几套人马，从内蒙货源地开始，沿途进行拍摄，一直到香港，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终于，在1997年大年三十那一天，全國8000多名押运员的杰出代表——徐保义、徐玉兰两位师傅，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这一刻，为香港回归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们走到了台前，接受全国人民的礼赞。

来自江西的女押运员徐玉兰是“女子押运队”的队长，从18岁起在铁路上奔波了26年，到过深圳800多趟。她一个人押运的猪就有60多万头，创造了押运史上活口伤残率最低的佳绩。

来自河南周口的男押运员徐保义，从19岁起，满怀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十多年来一直战斗在押运第一线。他的模范带头作用受到广泛称赞，被人们誉为“753快车的排头兵”。

春晚主持人倪萍：

“今夜是合家团聚的夜晚，而此时此刻，‘三趟快车就在千里铁路线上运行着。在‘三趟快车上工作的同志们跟我们一样，也有家庭，有父母，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但是他们舍家撇业，为的就是能够在初一的早晨，准时准点地把新鲜的食品送到港澳市场上。35个春节，他们年年都是这样度过的。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全国的观众，代表港澳同胞，向在‘三趟快车上工作的同志们送去我们真诚的问候。因为火车的条件太艰苦了，所以他们根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更看不到我们的图像，但是我们依然要祝福他们：祝他们一路平安、岁岁平安！”

1997年正值“三趟快车”开行35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荣毅仁、李岚清、钱其琛等分别为三趟快车题词祝贺。一幅幅领导人的亲笔题词，不仅是对供港澳“三趟快车”工作的认可与支持，更是对千千万万工作人员的鼓励与褒奖。

几千名押运员自发签名，要给金旭请功，理由是：“以前没人看得起我们，嫌我们身上有臭气，到哪都受气。现在我们不仅上了春晚，而且还有国家领导人给我们题词，这是我们心目中的‘圣旨啊！”

这朴实无华的语言，是他们此刻最真实的心声——扬眉吐气，心怀感恩。

火车上颠簸，猪车上吃睡，

冬天寒风刺骨，夏日蚊虫叮咬，

一身脏衣，一身臭气，

吃饭不准时，没有节假日，

平时照顾不了家人，春节吃不上团圆饭。

这是押运员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不分昼夜，风雨兼程，战酷暑，斗严寒，为保证每一批出口押运任务圆满完成，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

而这一刻，他们感受到了真正的欣慰和满足，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四、深入骨髓的骨肉亲情

从保障香港市民每日菜篮子的“三趟快车”，到结束香港停水历史的东江水库，以及为香港提供源源不断电力支持的大亚湾核电站，内地对香港的支持与守护始终没有停止过。但这从来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一桩桩一件件，无不书写着两地之间彼此依恋、割舍不断的血肉亲情。

“他们是我们的亲人”

70年代，罗湖桥只有一座铁路桥。桥上是单线铁轨，桥上铁轨的东侧铺上3块不到1米宽的木板，就是人行桥。铁路桥上有很多的缝隙，走在桥上可以看到脚下流淌的深圳河，走过去的时候不免胆战心惊。再到后来，尽管两地交往越来越便利，但是当年投奔香港的那些人，大多已步入暮年，有的早已离开人世。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能再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没能再见到久别的亲人与儿时的伙伴。

香港罗湖有一座山，山不高，南边是香港，北边是内地。山北这一面，两样东西最多，一个是碉堡最多，一个是墓碑最多。碉堡多，是当年英国军警修建的，为了防止内地偷渡客，也为了防止内地打过去。再一个就是墓碑多。80多岁的张志武于1960年逃到香港定居。他多次嘱托儿孙，“我活着的时候没能回去，死了之后一定要把我的坟修在山头向着家乡的北坡上，这样我每天都能看到家乡的变化。”

“无法落叶归根，但仍心系祖国”——这是老一代内地移民的心声。

血浓于水的亲情

2008年的汶川地震，香港援助内地的灾后重建项目，从修公路到建学校，涵盖了教育、医疗、基建、社会福利方方面面，而且都是一开工就要五六年的大工程。2016年5月11日，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主持香港特区援建四川省道303线映秀至卧龙公路灾后恢复重建工程贯通仪式。有“最艰巨任务”之称的省道303（映秀至卧龙段）在汶川地震后公路尽毁，往来要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多绕350公里。灾后香港接下了这个任务，全长45公里，一修就是8年。 香港，援建了近200个灾后重建项目，分布在四川的12个市（州）58个县（市、区），受益2600多万人。天灾面前香港挺身而出，无数个日夜并肩作战。

震后的北川中学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近7万人死亡，4万人受伤，2万人失踪，灾情严重。四川等地超过千万人卷入到了这场灾难之中，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000多亿。一场全民动员的救灾运动也在内地展开，而几乎同一时间，香港人也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救灾运动。举办了一场本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近8小时的慈善义演。地震灾区救援在争分夺秒，香港人的爱心捐助也源源不绝。不但香港大多数富豪、名人、明星、企业家捐了款，香港普通民众也捐出了自己的血汗钱。仅香港的民间捐款，就高达130亿港币。总计下来，香港当年为汶川地震的捐款超过了230亿港币，是除内地拨款外，捐款最多的地区。

香港红十字会的义工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

香港人不只是捐款。汶川地震后不到10小时，香港就组建了第一支医疗队奔赴四川。不到24小时，香港搜救队、飞行服务队就飞向了四川。特区政府还额外拨款5000万成立基金，专门协助香港民间团队前往四川救灾。

2008年前往灾区的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

地震后的第2天，香港宣明会、东华三院、仁濟医院等一大波慈善机构，在香港特区街头开始了募捐。乐施会在全港设置了200个站点，义卖大米12吨筹款。香港救世军收到1万件防护衣，不到20小时就送到受灾群众手中。不到8天，香港宣明会就在灾区派发了1730多吨粮食、600个日用包及医疗用品，设立了10个儿童中心。

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募捐点

在香港铜锣湾、尖沙咀、九龙公园等闹市区，全是各种筹款摊点。十八区，区区都设了专门咨询点，市民捐款甚至要排长队。小朋友为汶川灾区捐款 遍布香港各个角落的自动柜员机、银行柜台、便利店，都贴满了“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为灾区同胞献爱心”等各种赈灾标语。各行各业也都以自己的方式为灾区加油：上百名艺人同台演出，筹款2亿多港币;运输业呼吁捐出1/3收入，九龙巴士车身广告全换成了赈灾信息;学校动员学生制作心意卡，送往灾区打气;有位60多岁的香港阿婆，把子女给的近3万生活费捐了出来;一名香港小朋友设计了“熊猫存钱罐”，表达自己的赈灾心愿。当时的社会调查显示，95%的港人，都曾为汶川地震捐了款。

绵茂公路

绵茂公路（汉旺至清平段），震后路况“三多二高一复杂”，是香港特区花了8年把它修完。如今不仅路好走，还在两边山坡搞了全面绿化，从地震的“一片废墟”变成了“人在车中坐，车在画中游”的画面。

四川汶川卧龙镇中心小学

震后经历了临时窝棚、帐篷、板房、异地复课的四川汶川卧龙镇中心小学，在香港4年的重建后再见光明。

四川省人民医院川港康复中心

斥资2个亿，香港在内地成立的第一家康复医疗中心——四川省人民医院川港康复中心，这一建就是5年。百位香港医务人员成为地震伤员康复工作的义工，他们不断往返港川两地，一干就是十几年。

这就是香港！这就是我们的同胞！这就是真正的血浓于水！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既坚守了“一国”原则，也体现出对“两制”的尊重。有祖国的强大支持，拥有独特优势的香港特区在“拨云见日”后，必将乘势而上，获得新的发展机会，重塑城市形象，重拾城市竞争力。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