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燕

(复旦大学 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野有死麕》为《诗经·国风·召南》第十二篇。自来解此诗旨者众多，莫衷一是。本文举要各家观点，考证诗中名物，探究诗旨本原。

一、诗旨举要

古人对《野有死麕》诗旨探讨颇多，其中较有影响力的观点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恶无礼。此说认为天下无序，多淫欲之风，女子仍恪守礼节，劝阻吉士无礼之行径，如吕祖谦言：“此诗三章，皆言贞女恶无礼而拒之，其辞初犹缓而后益切。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言非不怀婚姻，必待吉士以礼道之，虽拒无礼其辞犹巽也。曰‘有女如玉’，则正言其贞洁不可犯矣，其辞渐切也。至于其末，见侵益迫拒之益切矣！”[1]55—56

女子所处的大乱之世究竟为何时，学者有两种看法。一说纣王之世，如孔颖达言：“作《野有死麕》诗者，言恶无礼。谓当纣之世，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之俗。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其贞女犹恶其无礼。经三章皆恶无礼之辞也。”[2]615一说平王东迁之时，如王先谦言：“此诗为东迁后西都畿内之人所作无疑。虽时当衰乱，犹知见不善而恶之，斯周初礼教之遗、圣主贤臣之化，入人为至深矣。”[3]111但无论创作于何时，持此观点者都强调王政教化之功用，认为女子于乱世恪守礼仪，是因文王礼乐之治让“恶无礼”的观念深植于人心。

第二，刺淫奔。此说认为士与女均失礼节，行淫奔之事。这一观点始于欧阳修：“纣时男女淫奔以成风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耻而恶其无礼，故见其男女相诱而淫乱者，恶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爱惜而包以白茅之洁，不使为物所污，奈何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4]

“恶无礼”与此说之差异在于前者认为男子失礼、女子守礼，而后者将男女双方均视为礼节背叛者。如黄櫄《毛诗集解》言：“前一章为责男子之辞，次一章为责女子之辞……白茅之洁，惟恐为物所污，况吉士可以诱怀春之女哉？此深责男子之辞……野有死鹿之肉，以其可用可食，而束之以白茅，况如玉之女，其可以不自爱乎？此深责女子之辞。”[5]

在此观点下，女子被塑造成接受吉士诱惑，欲拒还迎的形象。如季本《诗说解颐》言：“此淫风也。女子有为吉士所诱者，而不忍绝以竣辞，谕使徐徐过从，故诗人乐道之也。”[6]而“有女怀春”便是此说评定女子淫秽之关键证据，如许谦《诗集传名物钞》言：“此淫奔之诗也。错简在此，气象与二南诸诗不同，虽欲曲说，归之于正，终恐有碍。盖‘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两句是一诗大意。麕之自死者遗于野，人尚以为可食。以白茅之洁者包之而去，此有女子怀春则吉士其诱之矣。谓之怀春，固非贞静之人，而又曰诱之，非淫辞而何哉？”[7]

第三，言杀礼。杀礼，即简化礼节，《周礼》言：“凡礼宾客，国新杀礼，凶荒杀礼，札丧杀礼，祸灾杀礼，在野在外杀礼。”[8]1949此说认为天下大乱，凶荒积年，男子以“死麕”“白茅”做聘礼，简化婚嫁礼节，如《毛传》曰：“凶荒则杀礼，犹有以将之。野有死麕，群田之获而分其肉，白茅取洁清也。”[2]615

诗中杀礼是否象征礼乐崩坏，学者又持不同看法。一则认为杀礼亦是遵循礼节，为礼正之行，如顾广誉《学诗详说》言：“昏姻必有媒氏道成之，白茅包麕是纳采之杀礼，舒而脱脱是亲迎之杀礼。六礼为礼，礼之正也。杀礼亦为礼，礼之变而不失其正也。”[9]一则认为杀礼之举，使二人婚礼不正，亵渎礼节，如王安石曰：“昬礼，‘死’贽不用。今用‘死’，则非礼之正也。然犹不为无礼……‘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礼之薄也，而犹愈于无礼。”[10]

第四，赞贞女。此说认为女子反对男子强暴行为，具备坚贞不屈之品性，如朱熹《诗集传》：“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故诗人因所见以兴其事而美之。”[11]15梁寅《诗演义》言：“贞女不为强暴所污，故诗美之。”[12]

第六，寄托言。此说认为《野有死麕》为比体诗，借女子形象言志。然其所喻之人有两：一喻炫才求用者，“女子怀春”即为有求于人，文末拒绝男子媾和之行，又指其不愿被逼迫，如章潢言：“炫才求用于人，又欲人勿迫于求己也，可乎哉？诗人不过托言怀春之女以讽之耳。”[15]一喻隐逸高士，“有女如玉”表现其人洁身自好，不妥协于吉士又象征其不愿与世俗同流，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言：“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肯出而用世，故托言以谢当世求才之贤也。”[16]113

二、“麕”“白茅”“朴樕”考证

“麕”“白茅”“朴樕”为《野有死麕》名物，探究三者的文化内涵，有利于辨析诗旨。

第一，麕。麕属鹿类，朱熹言：“麕，獐也，鹿属。”[11]15鹿被古人视为神兽，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

首先，鹿为先民崇拜之物。第一，视鹿为太阳使者。鹿角在夏天自然脱落，《逸周书》提道：“夏至之日，鹿角解。”[17]先民认为这是鹿角在传递太阳的旨意，鹿也就成为沟通人神的神兽。第二，视鹿为繁殖之象征。鹿与人类生育特征相似，且繁殖能力旺盛，故被赋予繁衍崇拜的色彩，如《山海经》记载一种叫“蜀鹿”的神兽，相传佩戴它的皮毛，可保子孙昌盛：“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如人歌声。其名曰蜀鹿，佩之宜子孙。”[18]4674

其次，鹿为婚娶之礼。《仪礼·士婚礼》将婚礼分为“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所用之礼就是鹿皮，如《说文》言：“《礼》：‘丽皮纳聘。’盖鹿皮也。”[19]790传说这一礼节始于伏羲，《世本》载：“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20]“俪皮”即成对的鹿皮。因此，鹿皮便为重要的婚嫁之物，以鹿为贽符合婚嫁礼仪之道，如孔颖达疏《礼记·月令》：“按《世本》及谯周《古史》，伏犧制以俪皮嫁娶之礼，既用之配天，其尊贵先媒，当是伏犧也。”[21]值得注意的是，将鹿作为嫁娶的聘礼，一因鹿结伴而行之特征，如《说文》言：“鹿，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19]790二因鹿生殖繁衍之色彩，表现先民对生命延续的重视。

第二，白茅。白茅为一种草本植物，《本草纲目》载：“白茅短小，三四月开白花成穗，结细实。”[22]洁白柔软之特征，使白茅成为祭祀、分封的重要工具。

首先，白茅用于祭祀。第一，白茅是缩酒道具。“白茅缩酒，灵巫拜祷”[23]，缩酒为古代祭祀方式，祭祀者洒酒于白茅之上，酒渗入其中，寓意神灵饮酒，黄庭坚曾有诗记载这一活动：“栾公千岁湖冥冥，白茅缩酒巫送迎。”[24]白茅为这场祭祀仪式不可缺少之工具，如《左传·僖公四年》载：“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25]第二，白茅为祭祀草垫。古人祭祀时，会将祭品置于白茅之上。《周易》言：“藉用白茅，无咎。”[26]83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26]83白茅既洁且柔，将其置于祭品之下，体现出祭祀者恭敬、虔诚的态度。如此谨慎，自然“无咎”，如孔颖达疏：“柔处下，心能谨慎，荐藉于物，用洁白之茅，言以洁素之道奉事于上也。‘无咎’者，既能谨慎如此，虽遇大过之难，而‘无咎’也。以柔道在下，所以免害。”[26]83

其次，白茅为分封工具。《尚书》曰：“厥贡惟土五色。”[27]311孔颖达疏：“王者封五色土以为社，若封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归国立社。其土焘以黄土。焘，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黄土覆之。其割土与之时，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与之。必用曰茅者，取其洁清也。”[27]311-312天子授命，在国中建太社，以五色土筑坛，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分封诸侯之时，取对应方位的土，用白茅包裹，授之。蔡邕称此为“茅社”，可见白茅对这场仪式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白茅裹物具有真诚郑重之色彩。“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26]164，祭祀与分封，均为国之大事，白茅虽轻，此举却重。《野有死麕》中吉士用白茅裹麕，亦是体现对女子之重视，如王先谦言：“诗人览物起兴，言虽野外之死麕，欲取而归，亦必用白茅裹之，稍示郑重之意。”[3]142

薪柴为古代婚礼仪式的重要工具。首先，迎亲时以薪烛照路。“士昏礼，凡行事必用昏昕”[34]2095，古人于昏时迎亲，需薪柴作火把照光。《仪礼·士昏礼》言：“从车二乘，执烛前马。”[34]2078注云：“使徒役持炬火，居前照道。”[34]2079“持烛开道”的环节，让薪柴成为迎亲之工具，如胡承珙曰：“诗于昏礼每言析薪，古者昏礼或本有薪刍之馈耳。盖刍以秣马，薪以供炬。”[35]其次，束薪象征婚礼完成。“男女待礼而成，若薪刍待人事而后束也”[2]772，古人捆绑薪柴代指男女双方婚礼结束，寓意二人成婚合乎礼仪，孔颖达解释这一现象曰：“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缠绵束之乃得成为家用，以兴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礼娶之乃得成为室家。薪刍待人事而束犹室家待礼而成也。”[2]772

因此《诗经》亦常以薪喻婚。魏源《诗古微》言：“三百篇言取妻者，皆以析薪取兴。”[36]具体见于《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2]592，《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2]772，《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2]747，《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2]851，《车舝》“析其柞薪，其叶湑兮。鲜我觏尔，我心写兮”[2]1035等。

三、题旨探析

至此，我们可对《野有死麕》诗旨做进一步辨析。

第一，刺淫奔，认为《野有死麕》描写男女无道淫奔之事。此说曲解“有女怀春”之意，忽视“春日相欢”之古俗。《周礼·媒氏》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8]1580中春之时不禁幽会，男女谈情亦为礼法所容，“有女怀春”正是点明这一时间，突出二者约会之正当性，如孔颖达疏：“言春，据成昏之时。吉士诱之，乃于纳彩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时为重，故先言怀春也。”[2]615李光地在《榕树语录》中给出更直白的解释：“《野有死麕》篇之言‘怀春’，非是如俗下所谓‘思春’。《周礼》仲春会男女，不是男会女、女会男，想是男女各为会。‘玄鸟至’，‘祠高禖’，即此时也。当春而出，则曰‘怀春’耳。”[37]于春日向往爱情是女子正常心思，并未带有淫欲之色彩，况女“如玉”，末句又对士急切不合礼数的行为进行劝阻，何至于淫奔？故此说恐有误。

第二，述杀礼，认为《野有死麕》遇乱世简化婚嫁礼节。但恰如前文考证，以鹿为礼，是古已有之的婚嫁传统；以白茅裹之，体现男子郑重真诚之心理；朴樕为薪，更是婚礼必不可少之道具；这些行为都是合乎礼节，遵循传统，并非遇到凶年简化婚制的偶然现象。因此，此说对婚姻古制有误读，忽视了诗中名物在婚嫁礼制上的功用与意义。

第三，赞贞女。《野有死麕》中女子的确贞洁有礼，但此说对诗中男子形象过于否定。“吉士”为古人对男子的美称，诗中以此言之，可见对其并未一味贬斥，如王质所言：“女至春而思有所归，吉士以礼通情，而思有所耦，人道之常。或以怀春为淫，诱为诡；若尔，安得为吉士？吉士所求必贞女，下所谓如玉也。”[13]20况且春日男女相会，互诉爱慕，合乎当时礼法；男子白茅裹麕，遵循婚制，态度诚恳；文末女子劝阻之言，语气温和，未有被逼迫之感，何来强暴之行？如吕祖谦言：“毛、郑以诱为道，《仪礼·射礼》亦先有诱射，皆谓以礼道之，古人固有此训诂也，欧阳氏误以诱为挑诱之诱，遂谓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汙以非礼，殊不知是诗方恶无礼，岂有为挑诱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1]56故此说刻意抬高诗中女子形象，过度贬低吉士形象，恐有误。

第四，叙民风。《野有死麕》对古代婚制有所提及，但男女二人之形象为诗歌所要传达的主体信息，对二者言行的评判才是诗歌主旨之所在，仅将“叙述民风”视为诗旨，恐是以偏概全。

第五，寄比体。此说一将女子比作有求于人者，但诗中吉士主动向女子献礼，望与之结好，何来女子相求之说？此说二将女子比作不愿为官的贤士，但诗中明言“少女怀春”，只是对吉士过于急躁之行为有所抵触，并非回避男女之情，何来避官之谈？因此，这一观点过于牵强附会，恐有误。

最贴合《野有死麕》诗旨的应为“恶无礼”。历来学者对此说存疑主要有二：

其一，认为女子“怀春”，不可视为贞女。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言：“女而怀春，尚称贞女，天下有是贞女乎？”[16]113但如前文所论“怀春”不是淫乱的标志，而是少女憧憬爱情之正常心态。恋爱中的女子未被情爱所惑，仍能恪守礼法，足见王政教化的深远影响，这也正是“恶无礼”的诗旨体现。如钱澄之《田间诗学》言：“女子及笄之年，而有怀春之心，以来吉士之诱，亦倩所宜有者，而卒能守身如玉，不为所诱，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也。与江汉之思游女者同归于正，非得王者教化之深不能有此。”[38]

其二，认为末章是女子欲行淫奔之事的言谈。如陈廷敬在《午亭文编》提道：“诗言以茅包麕而诱怀春之女，又述此女之辞‘姑徐徐其来，无感我帨，无使厖吠’，有幽婉之情，无严峻之意，安见其恶无礼也？”[39]解答此点之关键在于对“舒而脱脱兮”的理解，毛《传》解“舒，徐也”“脱脱，舒迟也”[2]616。郑玄云：“贞女欲吉士以礼来，脱脱然舒也。”[2]616故“脱”非“脱衣”，而是“迟缓”之意。此句不是女子对吉士脱衣轻缓之叮嘱，而是对其无礼之行的劝阻。这也佐证女子对礼节之恪守，对失礼行为之厌弃。

要之，《野有死麕》讲述吉士与女子为相恋双方，士遵循婚制，以白茅裹麕相赠。男方欲有越礼行径，遭到女方劝阻，告诫他不可急于一时，应恪守礼节。

四、余论

《野有死麕》主旨之辨析，对我们的启示有以下三点：

首先，重视名物考证。《诗经》表达含蓄、隐晦，所用名物常具深义，赋比兴之手法又借名物呈现，如《昆山徐氏经解》言：“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40]因此研究名物有助于发现诗歌细节，还原诗歌风貌，探究诗歌主旨。《野有死麕》中“麕”“白茅”“朴樕”等名物，均体现出吉士会女之合礼性，“赞贞女”“述杀礼”等说忽视其作用。

其次，重视作者编创思想。孔子编《诗经》之寄托为恢复周礼，选诗原则为“助于教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1]而二南作为“至正”之诗、雅乐代表，更维护礼乐制度。故《野有死麕》内核为“礼乐文化”，功用为“制礼作乐”，这是不可背离的选编基准。“叙民风”“寄比体”等诗旨的出现，便是忽视作者编创思想的遮蔽现象。

再者，重视作品之历史语境。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探究其主旨应回归创作语境，不可以今虑古、以今例古，想当然耳。“奔者不禁”的风俗，“鹿皮为聘”的礼节，“持烛束薪”的婚制，都是《野有死麕》的原生创作背景。宋儒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认为诗中男女逾越礼之规范，视《野有死麕》为淫奔之诗，王柏甚至要将其剔除于《诗经》：“若淫奔之诗，不待智者而能知其为恶行也，虽闾阎小夫，亦莫不丑之。”[42]这是背离文学历史语境，以现世观念揣测文学作品的差错理解。

因此，辨析文学主题，应坚持实事求是之标准，从文本出发，回归历史语境，还原古人之创作观念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