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马右各

1、《女海盗金寡妇》

《恶棍列传》（《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本文中所有谈及的小说都来自于《博尔赫斯文集·小说卷》，不再单独注明）出版于1935年，收录的都是博尔赫斯早期的小说（他自己称是散文叙事作品），写于1933至1934年间。《女海盗金寡妇》是其中一篇，它的写作灵感（如果有的话）来源于菲利普·戈斯的《海盗史》（伦敦，剑桥，1911）。

在小说中，博尔赫斯讲了一个女海盗的故事。她是个中国女人。她的男人姓金，他死了，他的女人就顺理成章地变为金寡妇。海盗生涯是冒险和死亡的事业。无可置疑的结局是海盗最后都死得很惨。在写金寡妇的故事之前，博尔赫斯有意先例举了两个有名的加勒比海女海盗马丽·里德和安妮·邦尼，她们最后都被送上了可帮助人升上天堂的绞刑架，芳魂散尽。

金寡妇的命运要比她们幸运得多。在一次海盗内部争斗中，她的男人被谋害死了，她却意外获得海盗首领的地位。由此，她便开始了在“黄海到安南界河一带”长达十几年的冒险生涯。她指挥海盗船队在沿海地区打家劫舍、劫掠商船，搅得升平世界不得安宁，可谓风光无限。帝国震怒了。嘉庆皇帝下诏征讨，但郭朗率领的水师遭到惨败，他本人自杀谢罪。金寡妇的海盗事业已登峰造极，罪恶也水涨船高。像似她自己也产生了某种微妙的罪感。等大明帝国聚集起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再次征讨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触即发的战争变成了猜谜。最后，迫在眼前的血腥大战，竟在“龙与狐狸”的奇妙寓言中，瓦解了。金寡妇顺遂天意被朝廷招安。也就是从这时起，“她不再叫金寡妇了，起了另一个名字，叫‘慧光”。这几乎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命运结局。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它几近完美、凄艳。在小说结尾，博尔赫斯煞有介事的引用了这样两段话：

“从那天起（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船舶重新得到太平。五湖四海成了安全的通途。

“农民们卖掉刀剑，换来耕牛种地。他们在山顶祭祀祈祷，白天在屏风后面唱歌作乐。”

不能不说这是历史学家富有深意的遥远乌托邦想象。

至于博尔赫斯为什么要写一个中国女海盗，除去早期写作的练笔意味外，不应排除某种猎奇心理。或者他认为这是一件好玩儿有趣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准确猜度作家的写作动机。不过，他在《恶棍列传》这本书1954年版序言中还是透露出了某些信息：“当年我少不更事，不敢写短篇小说，只以篡改和歪曲（有时并不出于美学考虑）别人的故事为消遣。”但他的“篡改和歪曲”意外获得了成功，《恶棍列传》这个薄薄的集子给他带来了作家获得推许的荣誉。这就是写作的鬼魅之处。

不过这个小说也有诸多可疑之点。如果博尔赫斯提供的文本信息准确——金寡妇活动在黄海到安南界河一带，那这个女人真是十分可怕。她活动的范围基本囊括了整个中国海。另外关于海盗生活，也有疑点。“黄海众多的海盗船队的股东们成立了康采恩”“俘虏提供的报告证实，海盗们的伙食主要是饼干，船上饲养的硕鼠和米饭，战斗的日子常在酒里加些火药”。这里的“康采恩”“饼干”“硕鼠”“酒里加些火药”，让人生疑。另“船员带老婆出海，首领带妻妾，一般有五六个，打了胜仗后往往全部更换。”这几乎是博尔赫斯的合理想象了。作为诗人和小说家，他的想象力远胜于历史学家。

质疑一篇小说的真实性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在这种无关痛痒的地方。但必要地指出和修正，却是一个合格阅读者的品格。在这一点上，博尔赫斯比任何人都要狡猾。在《恶棍列传》的初版序言中，他写道：“阅读总是后于写作的活动：比写作更耐心、更宽容、更理智。”

2、《〈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

《〈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是《虚构集》中的一篇，它更像一个简短的人物传记。

这是一篇难以理解的小说。讲述一个并不重要的作家，以小说主人公的身份（也可以是传主）出现在叙事现场，这种身份重叠或是重构，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喻指意味。这是一个狡黠的智者以戏弄或嘲讽的方式在完成对智慧（时间和历史）的别样颠覆。如果注意力不集中，阅读很难顺利进行下去。但精于圈套设计的博尔赫斯以一种自圆其说的娴熟技巧完成了这个故事。那些稍有耐心的读者，也便忍受了他。

这个小说有着博尔赫斯散文随笔式的炫耀——他渊博的学识、奇诡的联想、无处不在的智慧滥用等，这几乎是恶习。可它也是博尔赫斯的戳记。从阅读开始到合上书页，我都在怀疑它作为一篇小说的合法性。这让我想：一切写作都有可能成为小说，而写作也让小说具有了无限可能性。这也像似在说，严格意义上区分小说（给小说设定边界）是徒劳无益的。起码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这种观念是成立的。

但这并不能打消我的疑惑。引用其中最具迷惑色彩的一段：

“把梅纳尔的《吉诃德》同塞萬提斯的《堂吉诃德》加以对照是大有启发的，举例说，后者写道（《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九章）：

‘……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物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儆戒，未来的教训。

‘外行作家塞万提斯在17世纪写的这段综述只是对历史的修辞的赞扬，与之相反，梅纳尔写的是：

‘……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物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儆戒，未来的教训。”

这是什么？是玩笑吗？起码读到这一段时，我迷惑了很久。也愚蠢地反复对照，生怕自己看错了。等我确信，梅纳尔的文字只不过像个可疑重现的影子重复了塞万提斯——的那一刻，就原谅了自己的愚蠢。博尔赫斯设置了一面镜子，与之对等的历史时空便从镜面中显现了，一种历史存在的事实所试图阐述的——恰恰是它自身要努力否定的事物。也就是文本内给定的一个事实“他殚精竭虑、焚膏继晷地用一种外语复制一部早已有之的书”。而“《吉诃德》这本书的‘最后稿”，如果皮埃尔·梅纳尔“复制”完成了，它唯一获得确认的机会也“只有第二个皮埃尔·梅纳尔把第一个的工作彻底颠倒过来才能发掘出那些特洛伊的遗迹。”博尔赫斯善于耍花招的伎俩又出现了。而问题是第二个皮埃尔·梅纳尔是否能够有效重叠在他的元身之上。就像一个大胆假设：第二个塞万提斯是否能有效置身于已存在的堂吉诃德的创造者那个塞万提斯身上。

这几乎是荒谬的。

这样一篇小说，在当下愈发崇尚故事性的时代无疑是乏味的。它完全拒绝消费式的阅读。但它又构成了博尔赫斯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博尔赫斯的小说有着简洁准确的叙述风格，但却从未放弃过钟情于神秘主义的倾向。也可换一种说法，他的简洁准确是建立在对这个世界抱有某种神秘主义理解的兴趣上。他一面试图戳破它，却又在不断重现的时光里对其加以描摹、渲染。在我对他小说风格日趋加深的认识中（理想层面上），忽然想到一个高寿的中国山水画大师黄宾虹——他晚期风格中的山水，虽积墨至极，但在笔墨留存的仅有的可窥视的有限缝隙中（那是一条神秘的呼吸通道），画面表述的却是山水自然所蕴含的——人的自然——在趋同认识中的极简意境。如果把这些换做是语言——又将如何？没有人会回答。即便是有人来回答，也不能获得满意通过。在博尔赫斯与黄宾虹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时空置换关系？这是无法说破的玄机。但却存在着一种极端荒谬却又合理的想象域界。

类似《〈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这样的小说，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为数不多，它像个可疑的例证——带着一种巨大的阴影，颠覆着人认知世界的精神天空。

3、《刀疤》

《刀疤》这个小说的叙事套路就是那种典型的传统讲故事方式。大概模式是这样：一个人听说过另一个有故事的人，只是无缘见面。偶尔，在他一次外出时（因天气或其他原因），被阻留在某地，便与那人巧遇，便听到他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就侥幸被记了下来。

这样的套路在《一千零一夜》《十日谈》《五卷书》《源氏物语》《镜花缘》等等书中，比比皆是。甚至在《神曲》《浮士德》《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中，也有它幽灵般的影子。只不过是讲述的语言、方式、场景、人物有所不同而已。这时，人就会产生错觉，像故事里全是一个人的影子。

阅读类似的书多了，还会产生一种幻觉：世界是个故事工厂。或是整个世界就在一条故事流水线上运行。

这几乎能绞杀人们听故事的热情和耐心。但博尔赫斯不害怕也从未顾虑这些（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像似还保留着听故事的美德）。他有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把故事讲得迷人、充满悬念，又迸溅新意。他的自信屡试不爽。这也在旁证一个问题：作家要充分相信自我。

再回到《刀疤》这个小说上来。它不仅故事形式陈旧，内容也同样陈旧不堪。它讲了一个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就不断面临又无法摆脱困扰的问题：胆小鬼、告密者和叛徒。《刀疤》这个小说的主人公（起初是未知姓名的农场主红脸英国人，后来是爱尔兰人文森特·穆恩）就是个集这“三种美德”于一身的人。对人类族群中这种有缺陷的人，博尔赫斯是宽容的。其实在每个人的幽暗内心都活着这样一小撮幽灵。他在小说中以类似闲笔的口气写道：“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所有的人都有共同之处，因此，把花园里（指伊甸园）的一次违抗说成是败坏了全人类不是不公平的，说一个犹太人（指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就足以拯救人类也不是不公平的。”在这两个有点拗口的长句子里，博尔赫斯狡黠地表达出他对人类心灵足够的失望和期待。

年轻时的文森特·穆恩曾是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内心满是幻想的革命激情与爱尔兰的独立事业相遇时，这个年轻人的生命像脱离柴堆的火焰——澎湃着照亮和温暖世界的光和炙热。但当现实的残酷和革命的血腥像噩梦一般笼罩他，生命内质的胆怯、卑劣、邪恶品质便暴露无遗，现实无情地剿灭了他生命中的光亮之烛。邪灵复活了。他蜕变成胆小鬼、告密者和叛徒。他得到了“犹大的赏钱”，但也在额头留下耻辱的标记，“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昔日的战友则成为街头一景，小说中这样写道：“几个喝醉的士兵在广场上把一个模型似的人当靶子射击。”什么样的人才是“模型似的人”呢？

阅读至此，我感觉到子弹已不是从那个时代的枪膛中射出。不仅如此，博尔赫斯还篡改了子弹的运行轨迹。像飞鸟一般的子弹绕过时间和历史，在不止息地飞来。而谁又是未来可能的中弹者呢？

人类真正的美德是爱和善愿。那些古老乏味的故事沿袭的就是这样一个像末梢神经遍布肉身的传统。它照亮了人仰望星空的内心，但它也会寂灭。《刀疤》是一粒淹没在博尔赫斯广袤文学世界里的精神尘埃。在我的想象里：它落地很轻。写作此篇时博尔赫斯正处于人生的盛年。他的眼目也还是明亮的——但偶尔，他也会用嘲笑或凶顽的一瞥，像X光机似的扫描一下从他眼前老鼠一般悄然溜过的世界。

没人能看清这一瞥中深藏的短暂或永恒意味。

故事永流传，几乎是这个世界的精神歌谣。它的可追溯谱系就在文明史的源头。《刀疤》中的那个故事讲述者，在经历过迷幻般的肉身自我抛离——又于精神重返中感知了罪。时间就是这样，它似乎在带走一切，但它总会留下。这样的一个“罪”的认领过程是救赎吗？他能获得救赎吗？但他最终发出的却是希望得到救赎的声音：“难道你没看到我脸上带着卑鄙的印记吗？……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

“现在你蔑視我吧。”我觉得这样的声音是能够跨越时间也是可复制的。

4、《永生》

《永生》是博尔赫斯颇为自得的作品之一。其实博尔赫斯是个从不吝啬自夸的作家，私下里也没少发泄作品不被理解的苦闷忧郁。像《玫瑰角汉子》《南方》《小径分岔的花园》《马可福音》《沙之书》等都进入过他的自我赞许体系。他曾不无骄矜地说：“《南方》也许是我最得意的故事。”谁都知道——自我赞许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虚荣心问题。没有一个矮瘦的人会毫无羞耻地说：我是世上最强大的相扑手。

《永生》是博尔赫斯为数不多的超过或接近万字的小说（《阿莱夫》的体量与之接近。在这篇让博尔赫斯享有盛誉的小说中，隐藏着作家苦堪混乱的情爱故事。出现在故事中的“阿莱夫”——那粒魔球，具有多重象征意味）。他的小说多是精短制作。在我的阅读印象里它更近似一篇讨论玄学的论文，但穿插在颠乱的语言和梦呓般的场景中的人和他所经历的可疑事件——又把我带回到是在阅读一篇小说的虚幻情境内。一个澄澈的事实是：他在讲故事。也是在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博尔赫斯善于制造这种让读者和他共同陷于时间和命运被双重混淆的模糊意境中。另一个阅读认知是，构成他小说文本的句子缝隙里都是陷阱。在博尔赫斯看来，一条永生之河就是人的思想（欲望）之河。翻滚的河水里拥挤着虚无的灵魂和悖谬的星辰。人痴迷探索永生的热情，是一种近似精神谵妄的强力意志。它起源和完成于人自身的内部宇宙，又被某种外力推动着前行。

小说中的那个女人，博尔赫斯是用速写的笔法来勾勒她的。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顺从、谦恭、沉默的虚无形象：“胡利安娜百依百顺地伺候着兄弟两人。”其余的时候，她更像是在时间流逝中默默付出肉体和生命的“物”。仅仅是“物”。使用“物”这个字是危险的。其实，她的存在更深刻地表现在兄弟二人因她而产生的种种行径和痛苦中。我很怀疑这是一个有关爱的故事。那种叙述的冷漠和残忍，无数次否定掉爱作为词语在我内心出现的可能。但它无疑是一个关于爱的冷酷故事。

博尔赫斯在这个小说中写出了爱在人内心艰难滋生、成型、扭曲、灭亡的幽独挽歌。可它的合法性又在哪里？

《第三者》这个小说如果只看开头，很难认可它是一篇现代作品。它的模样更符合传统的讲故事套路，甚至可称为这方面的规矩文本。在小说还被称为故事并以口头形式流传的年代，它就这副德行。稍作回忆和追寻，就能在《玫瑰角汉子》找到叙事源头，不过是稍稍换了叙述视角。小说采用的形式，同样可在《五卷书》《一千零一夜》《十日谈》《聊斋志异》等书中看到它尾大不掉的影子。只有博尔赫斯，也只是他——不怕危险地坐上传统的扁舟，无畏地向着充满现代气息的叙事锚地航行。他要建造一片属于小说的“自治的领地”。果然如其所说，他获得了“福至心灵”的一刻，把一个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陈旧不堪的故事，讲出了具有撕裂灵魂的蕴涵和力量。

6、《乌尔里卡》

按博尔赫斯的说法《乌尔里卡》是他寥寥无几的涉及爱情的小说。这给出一个假象：对于爱情，博尔赫斯是一个胆怯害羞的人。依此联想他的一生，这个假象似是勉强可以成立。毕竟，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像他的写作那般顺遂。没人知道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

他的小说主人公可不是这样。他们都是随时准备猎获爱情的高手。哥伦比亚人哈维尔·奥塔罗拉—— 一所大学的教授，也就是小说中的“我”，是个中年人，生活的庸碌和知识的疲惫无疑是双重折磨，任何一次外出讲学和交流的机会，都成为他减轻压力和制造艳遇的梦想旅行。“身材高挑轻盈，冰肌玉骨，眼睛浅灰色”的挪威人乌尔里卡，更年轻些，她身上有着女权主义者和现代自由女性的多重美德。她迷恋“徳·昆西在伦敦茫茫人海寻找他的安娜”的美妙感觉，由此而生发她将“在牛津街重循他的脚步”的感慨。

世界是生活的浴池。更是狩猎场。充满饥渴的裸身男女总能得到捕获猎物的机会。

博尔赫斯的小说文本是成全之地。

看似没有故事的相遇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互试探——是必然的机巧。他们之间简短地谈话，都巧妙而宽泛地涉及到历史、寓言、诗歌，但归指只有一个：让渴望艳遇的内心在不断提供机会的生活中轻松获得满足。自由女性不会也不想成为性的累赘，而性本恶的男人更乐得如此。他们在英国约克市刚刚相遇，一个来自美洲，一个来自北欧——可接下来就要一个去往伦敦，另一个去往爱丁堡。一切得抓紧时间。在看似消磨时间的闲谈中，借助语言无处不在的暗喻桥梁，他们的内心被接通了。“我”感到一种“福至心灵”的神秘愉悦。他知道接下來可能所作的一切将不会受到禁止。这是美妙的。

在到达下一个客栈前，“我”亲吻了乌尔里卡。因为对方已经应许，“到了雷神门客栈我就随你摆布。”

在约克市的郊外，积雪的山峦和荒芜的丛林——甚至是被隐约听到的狼嗥，都在制造一种秘密的气氛。但这都被在不远处的另一座“北方客栈”（也就是雷神门客栈）所期许的事物（或许该叫做爱情）遮蔽。虽然挪威女子还不能准确掌握“我”的名字发音，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即将到来的浪漫时间充满想象。她微笑着对自己可期许的暂时伴侣说：“我叫你西古尔德吧。”“我”自然熟知其中玄机，便顺势称女人为“布伦希尔特”。他们轻松获得另外一个身份——成为一个古老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

他们之间本不存在的障碍消失了。

这时，他们“突然发现客栈已在面前。”这就是写作。博尔赫斯才是真正的福音制造者。这个失明的阿根廷人，他内心的爱情灯盏从未熄灭过，只不过照亮他心头的灯不是乌尔里卡。那是谁呢？是诺拉·朗厄？是埃斯特拉·坎托？还是玛利亚·儿玉？或许是儿玉吧。在精神上，她对博尔赫斯的尊崇恰好与他对永恒女性的崇拜对等。这个作为博尔赫斯遗孀的女人，最终也是她把博尔赫斯的作品——像博尔赫斯一生都梦想前往中国一样——介绍给这片大陆上的热情读者。

但他们都在写作之外。

此刻，年轻的乌尔里卡像个男人心中的幻影一样，她“站在楼梯高处朝我嚷道：‘你不是听到狼嗥吗？英国已经没有狼了。快点上来。”

等“我”走进充满威廉·莫里斯装饰风格的房间，乌尔里卡已脱光衣服在床上等待了，她在呼唤“我“的真名：哈维尔。这时，不忘炫技的博尔赫斯写道：“我觉得外面的雪下得更大了。家具和镜子都不复存在。我们两人中间没有钢剑相隔。时间像沙漏里的沙粒那样流逝。地老天荒的爱情在幽暗中荡漾，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占有了乌尔里卡肉体的形象。”几个单句堆垒之后，是一个极富抒情意味的长句子。这是博尔赫斯的风格。

最后一句简直就是写作陷阱。

一个人是如何占有一个人的肉体和她“肉体的形象”的呢？余华认为这是《乌尔里卡》这个小说中极为精彩的一笔，指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离开现实，这是他一贯的叙述方式，他总是乐意表现出对非现实处理的更多关心。”那也就是说，博尔赫斯是一个在写作中善于制造双重现实的作家。这也使他的写作从未放弃过把想象的迷宫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努力。

写作真的就是一种从现实的镜子内反射非现实生活的僭越行为吗？

7、《沙之书》

博尔赫斯是个被很多山头拥戴过的“大王级”作家。随便数一下就有先锋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幻想派、后现代主义、神秘主义、极端主义等山头扯起过博尔赫斯的大旗。这些五花八门的头衔，不知博尔赫斯是否甘心领受。我手捧着《沙之书》这篇小说，看着这些山头，心怀忐忑地给它找宿主。挑来选去最终落实在神秘主义这座山头上。《沙之书》自始至终萦绕着神秘主义气息，不过它的玄学色彩也是十分浓厚。像似记得有人曾把博尔赫斯归认为玄学派作家，一时想不起是哪位大神这样说过。一不留神，博尔赫斯又多出一个头衔。

现在，我的任务是碾平这些山头，回到这个小说上，谈一点自己的阅读感受。我要想对某个作品说话时，一般来说，拿过作品粗读一遍（捕捉小说敏点），精读一遍（主要是做笔记），基本就够了。最多读三遍，绝不会去读第四遍、第五遍。按这个逻辑，《沙之书》这个小说早已超标。因为手中这本《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自从拥有了它，通读的遍数起码有十几遍了。至于那些被理论家如数家珍一般夸奖的名篇，如《小径分岔的花园》《南方》《阿莱夫》等，阅读的遍数——用博尔赫斯写在《沙之书》中的一个术语“九次幂”来形容也不为过。虽然我不知道“九次幂”是个什么概念，但我觉得这个概念借用过来既形象又贴切。

为写这篇笔记，我又把《沙之书》读过三遍（一个短篇远不用读这么多遍。但就鬼使神差地读了三遍）。第二遍读完，我感觉这个小说可以倒着向后读。第三遍我就真倒着向后读了。这一遍读完，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小说的叙事做一点微调，就可变成一篇倒叙开头的小说。这样，就不会被原来小说开头一段有点故弄玄虚的话语唬住。“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引到这里，再读一遍，还是感觉挺唬人的。接着刚才的思路来，我还真试着把最后两个小段与起首一段在想象中调换了一下位置，再稍作润色、修饰，小说的叙事方向果然就发生了改变。

这就是阅读的有趣之处。也是资深读者的秘密趣味。它几乎已和写作构成某种意义上的神秘同谋关系。这也是一个读者向作家表达敬意的方式。

在阅读第二遍时我顺手做了一点笔记，照录如下：

笔记一：“我发现每隔两千页有一帧小插画。我用一本有字母索引的纪实簿把它们临摹下来，簿子不久就用完了。”这两千页之间存在的是物质距离还是时空距离？一本“有字母索引的记事簿”该有多厚？它“不久就用完了”？这是博尔赫斯宇宙循环论观点的又一次神秘化吗？之前，博尔赫斯和那个神秘的圣书持有者都无法准确找到书的页码，甚至是翻到连续的某页都充满困难，更无法找到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这会儿，博尔赫斯却能准确计算出“每隔两千页有一帧小插画”，这是骗局，还是故弄玄虚？一本无限之书投映进现实世界的想象影子，简直匪夷所思。

笔记二：“那是一本八开大小、布面精装的书。显然已有多人翻过。我拿起来看看，异乎寻常的重量使我吃惊。”这一段呼应了其后“每隔两千页一帧小插画”的描述，它所有的“异乎寻常的重量”也可说是为此后叙述埋下的伏笔。

笔记三：博尔赫斯悄悄把那本被称为“沙之书”的圣书放进图书馆一个不为人知的搁架上——这一举动，显然是喻指了一个事实，他把自己也悄悄同一本书置放进永恒的无始无终的时间迷宫内。这是博尔赫斯式的智慧和他行使智慧的一贯做法。

笔记四：隐喻的对等。那个在民间搜集奇书的人，与我的国立图书馆任职之间存在的身份隐喻关系;“沙之书”若是虚构的隐喻，图书馆则是现实的隐喻。几个卢比和一本《圣经》换来的圣书，与一个人的退休金和花体字的威克利夫版的《圣经》换取圣书之间的隐喻。

笔记五：那本“圣书”为何“是个可怕的怪物”？“我觉得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是一件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为何？几个月前还是给我带來秘密喜悦的圣书，在夏季末，怎么就变成“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了呢？它隐喻了什么？

我感觉自己严重沾染了博氏的神秘主义倾向。甚至还多出一点坏毛病，增加了神秘之外的怀疑色彩。其实小说中的这一段话很说明问题：“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都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在我看来，它就是解开这个小说（以及博尔赫斯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小说）的秘钥。其实回顾一下《小径分岔的花园》，就会发现在这个被称为“侦探小说”的故事中，博尔赫斯的神秘主义就已扎根生长了。它的源头来自博尔赫斯的诗歌和早期小说，并不断向着后期小说延伸发展，成为自成一格的体系。这样说难免牵强。但这样一条线确实存在，它沿着《环形废墟》《小径分岔的花园》《秘密的奇迹》等作品再到《阿莱夫》《沙之书》《莎士比亚的记忆》，一路下来，逐渐根系庞大，聚树成林。

这样看来，理论家把博尔赫斯称为神秘主义作家，似乎是名副其实了。

8、《莎士比亚的记忆》

《莎士比亚的记忆》讲述了一个灵魂附体的故事。这是我阅读过后的通俗理解和判断。不过故事发生地是在欧洲，更为具体地说，是在德国。而这个所谓“灵魂”还不是完整的，它的部分——也就是属于人的记忆那部分，通过一句类似咒语般地念诵——瞬间完成从他者到另一个人身体上的转移（这很像金庸小说中的“移魂大法”）。这份被转移的物质——记忆，要在形式上拥有之后，慢慢才是精神（思想）上的拥趸。它几乎不设前提，只要接受者相信奇迹正在发生。但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就当它是一件普通而平凡的事情。

小说中的主人公海尔曼·索格尔——我，幸运地经历了这一奇迹。我原本是个莎士比亚学者，在一所大学里安静悠闲地做着有关莎士比亚的研究，编撰过一本《莎士比亚年谱》。在一次莎士比亚讨论会上，我遇到了一个人，丹尼尔·索普。就是这个“身上几乎散发着忧郁的气质”的丹尼尔·索普，把他自己从一名垂死的士兵身上意外获得的礼物“莎士比亚的记忆”，无条件地馈赠给了我。当然传授这一珍贵的礼物还需遵循程序，不过过程很简单，当索普向我提问时，我只要答道：“我收下莎士比亚的记忆。”所有疑问便迎刃而解。因为丹尼尔·索普就是这样从那个士兵身上获得这一稀有礼物的。不过，诚实的索普曾警告过我：“我要给你的礼物可不是个清闲的美差。”

起初，我还“想把索普的礼物看作是虚幻的”，不必当真。但虚荣心悄悄膨胀之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是莎士比亚”的虚无荣耀感，还是像毒液一样浸入内心慢慢控制住了生命。这几乎是人性无可救药的弱点。人的生命像一棵树，它在努力把欲望的枝条探向天空的同时，也把贪婪的根须扎向了大地。

时间在像影子一样飞逝。我越来越觉得拥有一件昂贵的礼物——莎士比亚的记忆，确实“不是个清闲的美差”。它甚至已变成累赘或噩梦般的载荷。它（莎士比亚的记忆）在我生命内部蚕食着、覆盖着我的记忆，严重袭扰我的正常生活。也可以说，我已失去了自我的正常性。另外，还有更深的精神苦恼，我虽然拥有“莎士比亚的记忆”，却永远不能成为莎士比亚。现实情境是，“莎士比亚的记忆只可能给我反映他所处的环境”，并带来由此引发的一连串需要动用“莎士比亚的记忆”来处理的糟糕事情。“莎士比亚的记忆”更像个噱头，它对我的生活不提供任何帮助，也不带来利益。它像一个背气过时的幽灵，游荡在现实世界之外。

我觉得自己落入丹尼尔·索普设置的陷阱中。可一切取决于我的意愿。看来，人要在贪欲面前保持住自我纯洁的品质是多么艰难。

意外地拥有了莎士比亚的记忆，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件幸运的事。此刻，我如背负着魔鬼的契约。“在这次冒险开始时，我感到了作为莎士比亚的幸福;到后来，则感到一种压抑和恐惧。起初，我的两套记忆井水不犯河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莎士比亚这条大河的水威胁到我的渺小的河水，几乎把我淹没。我恐惧地发现，我正在忘记父辈的语言。”这才是噩梦的开始。我的朋友不再理解我;我的思维也出现了混乱;有一天出门，我竟然辨认不出曾无数次乘坐过的火车和熟悉的车站。我的生活已近崩溃。恐惧终于使我下定决心，我要从那个致命的咒语中解脱出来，重新变回被我熟悉且喜欢的自己——那个名叫海尔曼·索格尔的人，虽然他庸俗、碌碌无为又一事无成。

读者不用担心海尔曼·索格尔的返回方式。博尔赫斯从来不放过像制造谎言一般来制造奇迹的尝试。我返回的方式十分简单，甚至不用像我的上一任“莎士比亚的记忆”拥有者那样，苦心孤诣地去寻找目标。我只要按着作家——也就是博尔赫斯的安排，像操作一个游戏一样按部就班去做就行了。博尔赫斯也只是在写作中有过片刻的犹豫和沉思，就给我选择好一样工具：电话。这似乎正合我意。现在，我只要行动起来，在一根电话导线的另一端，找到一个续约的人——来接受我的礼物“莎士比亚的记忆”，即可。完成这项任务并不困难。“我在电话机上随便拨一些号码，一些孩子或是女人的声音在回答我。我想，我应该尊重他们。到最后，我终于听到了一个有教养的声音，我说：‘你想要莎士比亚的记忆吗？我知道我想给你的东西是很严肃的。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在这一段话中，写作诡异地完成了对现实的遮蔽、摹仿和重现。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少猎奇者，也不缺少叛逆的灵魂，更不缺少聪明的傻瓜。我在电话那端听到了我所期待的声音：“我来冒这个险，我接受莎士比亚的记忆。”这是人的声音？魔鬼的声音？还是神的声音？博尔赫斯一定赋予了它一个身份。不然的话，写作无法完成向小说叙事内核的抵达与推进。但他还是把这一身份隐藏在电话导线的那端了。它将与那个神秘拥有“莎士比亞的记忆”的新的承载者，在另外的故事里继续结盟。不过，那已和我无关了。

这样看来“莎士比亚的记忆”像枚喻体的镜子被成功地植入了小说叙事之外的世界中。

它会给人的思维宇宙持续带来诡异的反光吗？

我得以解脱之后，已经不再有兴趣思考这些诡异之事。但那个“记忆”的阴影还零散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它仍然会偶尔勾起我对它五味杂陈的回忆。幸运的是，它已经不能再威胁到我的生活了。

阅读结束，我像相信自己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样相信了博尔赫斯，他在写作中制造的谎言和陷阱，也已现实地蔓延到我的内心世界中。在一瞬间的恍惚中，我走进小说文本成为第N个站在电话导线那端的人。我在接受荣光和幸运。我听见自己用粘贴复制的声音说道：“我接受莎士比亚的记忆。”

其实，在我内心深处还真实地响彻着另外一个声音，它虚无地答道：“我来冒这个险，我接受曹雪芹的记忆。”

责任编辑：李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