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

编者按：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此，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开展资政课题研究，从历史视角、党的领导、制度层面，回顾思考新中国成立后七次重大灾害突发事件应对的经验与做法，揭示社會主义制度显著优势，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本期特刊发课题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苦难、百折不挠、充满智慧的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也是一部与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历史上记载的不同规模的灾害可谓无岁不有，仅《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的瘟疫就有826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仍然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并呈现出种类多、分布广、频率高、损失重等特点，特别是血吸虫病、三年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1998年特大洪灾、“非典”疫情、汶川特大地震和新冠肺炎疫情七次重大灾害更是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命健康，影响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对大灾大疫，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工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成功应对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灾难和危机。痛定思痛，我们从历史视角、党的领导、制度层面，回顾思考新中国成立后七次重大灾害应对的经验与做法，对于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资取鉴。

一、应对重大灾难和挑战，首要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

（一）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

灾难应对是对党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考验和战争演习。在国家面临巨大灾难和重大突发事件时，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主心骨”，是救灾的领导者、组织者、指挥者和执行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危害几千年的血吸虫病肆虐华夏大地，严重地区甚至出现“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1955年，毛泽东向全党全国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要求中央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政府成立血防委员会。11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国血防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总体部署。不久，凡涉及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很快都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全国上下把防治血吸虫病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各级党委挂帅，有关部门倾力协作，共同谱写了一首“送瘟神”的壮丽诗篇。

1959年至1961年，我国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党中央及时成立救灾委员会以及水旱灾害指挥部，部署救灾工作，派出多批工作组分赴地方调研。面对多地城乡粮食告急的严峻形势，1960年，中央果断采取降低城乡人口口粮标准、精减城镇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等办法，并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把支援农业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为从根本上扭转国民经济的滑坡局面，1961年，中央又提出“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三包三定”（即包产、包购、包销，定产、定购、定销）办法，调整农业政策。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突发7.8级强烈地震。由于通讯中断，党中央及时通过飞机在灾区上空散发慰问电，传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灾区人民的关怀，组织动员全国力量救援，点燃了灾区人民的希望。随后，党中央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唐山市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河北省委和石家庄地委联合建立河北省救灾后勤指挥部，形成了前后呼应、紧密配合的救灾指挥局面，全力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1998年夏，我国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三江”（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洪水滔天。党中央及时作出部署，把抗洪抢险作为关系全国大局的头等大事来抓，提出“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武汉等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方针，为抗洪抢险指明了方向。中央主要领导多次亲临抗洪一线指挥抢险、看望群众、慰问军民。中央组织部从党费中两次拿出2000万元，帮助灾区党员群众解决困难。

2003年春，“非典”疫情暴发。党中央成立非典防治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专门会议，作出重大部署：建立防疫工作统一领导机制，派出督察组摸清情况，严格疫情“零报告”制度，防止疫区蔓延扩散，追究失职工作人员责任，防止医务人员感染，隔离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取消当年五一长假。5月中旬，针对农民工群体成为新增病例的主体，国家又及时出台了“三免费”（治疗、隔离、检查）、“三就地”（预防、隔离、治疗）、“三级报告”（县、乡、村）政策，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特大地震。震后第一时间，听到的是来自党中央坚强有力的声音：把抗震救灾作为头等大事，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地震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决定设立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并立即启动应对突发事件的国家一级预案。中央主要领导多次奔赴灾区慰问考察，指导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举国上下形成了全党动员、全军集结、全民行动的救灾局面，组织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多次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汇报，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截至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14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4次中央政治局会议、1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1次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2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1次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1次党外人士座谈会、6次赴地方考察调研，作出上百次重要指示，密集部署国内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同时，他与国外政要和国际组织领导人通电话、通信和会面，介绍中国疫情防控进展，分享中国战“疫”之策，积极援外抗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成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组织32个部门成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各省、市、县迅速启动一级响应，成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采取交通关闭、人员隔离等措施阻断病毒传播，形成了疫情防控全国一盘棋工作格局。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离不开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离不开全国一盘棋的顶层设计。

（二）部队闻令而动，冲在救援最前线

抢险救灾是党和人民赋予军队与武警部队的重要使命。在重大灾难面前，人民军队挺在一线，担负着生命救援、转移群众、排除险情、抢运物资、控制疫情、医疗救护和灾后重建等紧要任务。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迅即出动15个师、2个基建支队及25个医疗队共10多万人到达唐山市及各县，勘查现场，展开救援。在紧急抢救人民生命的同时，还从废墟中抢救出价值达8.9亿多元的各种物资，有效提升了灾民自救能力。

在1998年抗洪抢险一线，战士们个个如青铜雕塑般伫立在惊涛拍岸的大堤上，手挽手结成人墙挡住溃口。全军共出动36万名解放军和武警官兵、1.25万台车辆、1170艘舟艇、200多架飞机，抢修加固堤坝1万多公里，堵决口、排险情1.4万余处，抢救转移遇险群众300多万人，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抗击“非典”疫情斗争中，人民军队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出动3.7万名官兵协助驻地控制疫情，组织防疫力量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疫情多发地区进行大面积消毒，18所部队医院精心救治“非典”病人，军事医学科学院率先在国内分离出非典型传染性肺炎病原體，研制出快速诊断试剂，在疫情防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人民军队作为突击队紧急开展生命救援。军队先后出动兵力14.6万人，动员民兵预备役7.5万人，动用飞机4700余架次、车辆53.3万台次，共救出生还者3338人，转移受困群众140万人，运送和空运空投救灾物资157.4万吨。国家派出210支医疗队、心理救援队和卫生防疫队，巡诊医治受伤群众136.7万人。还从废墟中清理出数亿元现金和大量贵重物品，移交给有关部门。

2020年除夕夜，本是万家团圆时，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如火、号令如山。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和空军军医大学共450人，打起背包就出发。截至2月17日，军队共派出3批次4000多名医务人员齐集武汉，全军63所定点收治医院开设收治床位近3000张，投入一线救治的医务人员万余名。武警部队平均每天动用1000多兵力、100余台车辆，协助地方开展医疗和生活物资调运、防疫消洗和警戒值守等任务。

实践证明，在国家危难时期，人民军队作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大力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勇挑重担，敢打硬仗，攻坚克难，保护着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三）党员模范带头，形成坚强战斗堡垒

党员是党的基石和细胞，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哪里就有党员战斗在最前沿。在应对重大灾难和突发事件时，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顽强拼搏、艰苦奋战，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级党组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积极开展灾荒救治工作，成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坚强战斗堡垒。河北省唐县在灾后紧抓丰收关键期，抽调90%的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把县、社办公室和各机关部门全部搬到生产队，领导群众生产救灾。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带领群众撤离险境，组织力量救护灾民。唐山市开平区中王盼庄民兵连连长徐国良，顾不上家中四人被砸死，组织村民开展自救互救，安排社员吃住;开滦林西矿采煤一区区长郑文，带领矿工忍饥挨饿，抢险救人。

在1998年抗洪抢险第一线，省、市、县各级领导参与和指挥抢险救灾。800多万名干部群众挺身而出，担负起抗洪抢险的重任。沿河堤坝上，由党员联合具名的“生死牌”“军令状”“责任堤”随处可见。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员干部就是一个标杆。解放军某高炮团指导员高建成，在激流中抢救出十几名遇险群众，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

在抗击“非典”疫情的战斗中，各级党委和政府靠前指挥，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各自岗位上认真负责。“我报名”“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上”“跟我上”等铮铮誓言，彰显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哪里有困难、任务重，哪里就有共产党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党支部书记丁秀兰，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了无数个日夜后，对护士长说了一句“我感觉有些冷”，最后倒在防疫一线。

在汶川抗震救灾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了主心骨作用。四川省组建“党员抢险队”“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等救援队伍2万多支，动员参与一线抢险救灾的党员120多万名。平武县响岩镇灾情相对较轻，党委书记利用本镇工程机械较多的优势，迅即组织由100多人、8台挖掘机和4台装载机组成的救援队伍，支援临近受灾惨重的平通镇和南坝镇。无数从废墟中被救出的群众感动地说：“关键时刻，是党救了我们。”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鏖战中，地方党政领导坐镇指挥，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分兵把口，鲜红党旗高高飘扬。一名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对对最美“夫妻档”，一批批最强“父子兵”，豪迈逆行，他们是抗“疫”大军的硬核力量。一份份摁着鲜红手印的请战书，一张张被口罩勒出血印的面孔，一批批紧急集结的支援队伍……无不诉说着共产党员为民而战的初心、恒心和慈心。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2月6日至9日，武汉市3万多名干部职工走遍3371个社区、村庄，排查了421万户1059万人，力求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将“四类”人员送往隔离点和定点医疗机构救治。截至5月17日，全国已有7950多万名党员自愿捐款83.6亿元支持抗疫。

事实证明，党组织在，堡垒就在;党员在，阵地就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担当是共产党人的天性，自党诞生之日起，就把它写在自己的初心使命中，熔铸在自己的血脉灵魂里。

二、应对重大灾难和挑战，核心在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制度优势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全国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面临重大灾難时，国家发挥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和驾驭作用，充分释放公有制经济体制潜能，以举国之力开展救灾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一）统筹人力资源，广泛参与救援

公有制条件下，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在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一致性。这一特征决定了国家在面临重大灾难时，能够迅速动员起最广大力量，参与社会救援、医疗救治以及通讯保障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集体互助是这一时期灾害救济的主要形式。国家在加大救济的同时，强调“依靠集体，扶助集体，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根本方针。1961年，山东省惠民专区某生产大队连续遭到严重的旱涝灾害，当年冬和次年春，另外三个丰产地区的四个大队从五六百里以至一千多里以外的地区，主动送去大量粮食，帮助他们度过灾荒。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党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人民解放军派遣125个医疗队5400人以上，卫生部和铁路系统派出7个医疗队420人，各省（市）共派出283个医疗队约2万名医护人员，携带大批药品、医疗器械赶赴灾区开展救治。为实现快速转运救治伤员，在唐山地区重要交通点，“由上海市、济南部队帮助在东矿区、缸窑、玉田、丰润、昌黎、滦县建立了6个抗震医院”。

1998年，“三江”流域洪水泛滥，全国军民万众一心抵御洪魔。数十万解放军官兵在万里长江沿岸摆开战场，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艰苦奋战。卫生部向受灾省（自治区）先后派出6支医疗防疫队，全国派出6万多支医疗防疫队、10余万“白衣天使”，到灾区送医送药、清理环境卫生，解决灾民的防病治病等问题。此次抗洪抢险，国内共动员力量达上亿人。

“非典”疫情蔓延，全国相关医务力量被广泛调动起来，广大医护人员争相报名，请战书如雪片一般。小汤山医院一建成，来自各部队的1383名医护人员迅速投入一线，连续奋战50多天，精心救治“非典”患者680名。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生命大救援行动全面展开。中国卫通迅速调配330部卫星电话运往灾区，四川电信、移动、联通派出应急通讯车、海事卫星电话等赶赴灾区，使震区通讯得到保障。国家动员多方力量构建生命救援机制，其中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4000余人，矿山和危化救援队1000多人，各省（市）派往一线参与伤员救治的医务人员超过5万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党中央吹响了全民抗疫的号角。八方驰援湖北和武汉，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尽锐出战、形成合力，全面打响了防疫战。人民解放军、中央和国家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鼎力相助，派出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护人员和965名公共卫生人员火线驰援;广大医护人员豪迈逆行，以生命担使命站在抗疫前线，生动诠释了“白衣天使”治病救人的神圣职责。

历史证明，在重大灾害爆发后，无论是受灾地区，还是非受灾地区，党中央一声令下，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群，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计得失、不计生死，全力支援抗灾救灾斗争。

（二）统筹财政资源，合理调度资金

重大灾害发生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先保障危机应对经费和灾民基本生活，确保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是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是社会主义制度宏观政策的取向。

为帮助唐山人民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拨款救助灾民。1976年，用于救灾的经费高达16.06亿元，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1%。尽管当时国力薄弱、财力紧张，但国家帮扶唐山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的投资总额达到43.57亿元。

为支援1998年抗洪斗争，中央及时下拨抗灾救灾款83.3319亿元及大批物资。各有关部门及时拨付应急救灾资金，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卫生部向7个受灾省（自治区）下拨救灾防病经费2400万元，农业部下拨化肥18.2万吨、柴油49万吨、种子955万公斤;军队积极组织建房4万多间，捐赠衣被2600余万件和其他物资价值3000多万元。

为开展“非典”救治工作，中央和地方财政紧急安排专项经费。中央财政设立总额20亿元的“非典”防治基金，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非典”患者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医疗设备购置，以及支持“非典”防治科技攻关等。中央政府庄严承诺：对无力负担治疗费用的患者通过各种途径予以救治，对农民患者免费救治。

为帮助汶川灾区摆脱困境，国家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截至2008年9月25日，中央和地方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809.36亿元，占当年GDP的0.27%、财政支出的1.30%;国家用于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项目概算投资达8658亿元。三年后，灾区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全面超过灾前水平。

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央财政全力保障防控资金。截至5月31日，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1624亿元，确保不因经费问题延误医疗救治和影响疫情防控目标的实现。此外，中央政府向地方预拨医疗卫生、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中央基建投资、财力补助等方面资金两千多亿元。浙江等地方政府还出巨资当起了“店小二”，包飞机、包高铁、包轮船、包大巴到全国各地接企业员工回厂上班，加速企业复工复产。

事实表明，越是在艰难困苦和重大灾难时期，越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举国之力应对危机，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恢复生产、转危为机的独特优势。

（三）统筹物质资源，保障灾民生活

在面对重大灾难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央能够坚持全国一盘棋，动用国家战略储备，集中力量调配物质资源和医药器械，应急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集中一切资源缓解粮食短缺局面，把全国的粮食集中起来，统一安排调拨到最需要的地方。根据各地农作物收获时节的差异性，进行季节性调剂粮食;借销部分粮食给困难的生产队，到下一季度或下一年收成较好的时候再还给国家;对粮食和食品实行凭票供应制，限制城市粮食供应量和销售量;加大粮食进口力度，缓解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1960年冬，调粮支援受灾地区的省份就有19个，其中11个大米产区调出粮食90.6亿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危机。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国家首先保障灾区人民的物资供给。全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为唐山市提供大量物资支援。河北省邢台地区人民一夜之间烙了59万个大饼，装满170辆汽车的救灾物资驶向灾区。为缓解药械紧张局面，国家动员药品储备，增加药械生产计划，大力支援灾区。外贸部从上海、青岛、广州、大连、北京等地紧急调运硫酸庆大霉素、阿司匹林等各种药品，其中仅上海医药采购供应站先后发运急救药械就达到891吨，“空运急救药械到唐山的专机就达到12架次”，为震后伤员治疗提供了坚实保障。

1998年抗洪斗争期间，面对抗洪物资的紧缺，全国各地加大物资的生产和调运。据统计，国家防总从全国调剂的抢险物资包括编织袋1亿多条、编织布1400万平方米、无纺布286万平方米，救生衣59.92万件、橡皮船2415只、救生圈7.14万只、冲锋舟760艘、帐篷4650顶、砂石料6.79万立方米、防汛指挥车136台……为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全国紧急调运粮食、衣被、饮用水、帐篷和医药，其中卫生部向受灾省（自治区）紧急调拨国家储备药品37293件、药械物资895.8万元，灾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有力保障。

在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国家全力保障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稳定。2003年4月24日，北京市从黑龙江省连夜调运大米3000吨，从天津连夜调运方便面30余万箱、面粉200吨、大米50吨、食盐50吨、挂面10吨;同日，又紧急从天津、黑龙江、河北、山东等省（市）调运大米3500吨、面粉500吨、食用油890吨、食盐4350吨、方便面20万吨。不久，又从河北、山东、上海等省（市）调运防护口罩20万副、各种消毒液10万余瓶、杀菌肥皂225.6万块等一批医用紧急物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民经济动员调控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汶川抗震救灾中，国家妥善安置大批紧急转移的灾民。中央迅速将储备救灾帐篷全部调往灾区，紧急采购调运帐篷157.97万顶;商务部从上海向灾区调运手电筒1万支、电池4万节、蜡烛20万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安装活动板房67.71萬多套;解放军总后勤部火速调集帐篷、食品、药品等大批救灾物资，价值达3000万元;民政部向灾区发放帐篷39.234万顶;四川全省共发放帐篷126.1万顶，彩条布和篷布3594.9万平方米。从某种意义上说，汶川抗震救灾打的也是一场举国支援的后勤保障战。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有改革开放40多年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作后盾。中央紧急安排医疗储备，协调部分省（市）迅速向武汉调运口罩、防护服等医用物资，为打赢武汉保卫战提供了有力支撑。针对医疗物资紧缺，政府实行兜底采购收储制度，鼓励医疗企业复工复产和有条件的企业实现转产。据统计，春节期间，3000多家企业复工复产、跨界转产，口罩产量迅速从日产800万只提高到日产超过2亿只，中国制造展现出强大实力。湖北省与8个省（市）建立联保联供机制，全力保障市民的吃穿用生活物资，使3500多家大中型连锁经营商超正常运营。

事实证明，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大的人权，幸福生活的最大前提是人的生命和健康。为帮助灾区人民度过危机，国家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调控国内一切物质资源，全力支援抗灾救灾。

（四）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中国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力保障下，集全国人力、财力、物力，以转移安置、对口支援和“小汤山”“火神山”“雷神山”模式为典型代表的救灾路径，创造了一个个中国奇迹、中国速度、中国模式。

中国制度成就中国速度。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关键时刻，国有企业主动请缨、尽锐出战，打了一场又一场过硬的攻坚战。在抗击“非典”疫情斗争的关键时期，北京市建委抽调7000多人和500多台机械设备，连续奋战7天7夜，在小汤山镇建成了一所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拥有1000张床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时刻，党中央做出建设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决定后，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用60个小时完成所有设计工作，中建三局组织2万多人日夜施工，矿业企业全力筹集建设物资，中石油和中石化免费提供柴油、润滑油，国家电网和三大通信运营商等单位同步完成水、电、路、通信等设施，非公有制企业华为3天内为火神山医院铺就极速网络，前后10天就建成了一座防控疫病的高标准医院。我国仅用12天建成有16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短短10多天建成16座方舱医院，提供1.4万余张床位。在大战大考中，中国制度“创造了人们无法想象的高速度”。

中国制度成就中国模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转移安置和对口支援，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唐山大地震发生后，10多万名地震伤员被外转到吉林、上海等11个省（市），救治伤员159万人次，伤员的衣食住医得到及时妥善安排。1998年因特大洪灾，全国紧急转移安置灾民1839.3万人，累计向5781万人发放救济费。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510万人，其中，紧急转移安置750万人，过渡性转移安置445.4万户。这样大规模的紧急转移安置超乎想象，堪称世界救灾史的奇迹。在对口支援中，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19个省（市）“一省帮一重灾县”，大力支持震区灾后重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19个省（市、自治区）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12个市（自治州）及3个县级市、1个林区，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这两次以举国之力对口支援灾区的方式，涉及人员之多、范围之广、投入之大，生动展现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在优势。

实践证明，中国之所以能办成这么多大事，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因为具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强大经济基础作后盾。

三、应对重大灾难和挑战，关键在于坚持科学施策，充分发挥综合科研力量集中攻关的科技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为人类造福，特别是在面临重大灾难时，我们依托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举国体制掌握了强大的科技“杀手锏”，提高了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科学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国家和民族危机。

（一）遵循科学规律，注重精准施策

在巨灾大难面前，正确把握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是作出科学研判、精准决策的重要前提。以科学规律为遵循，从实际问题和具体矛盾出发，团结合作、科学救灾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出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严重损害人民身体健康。我国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患病人数约11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在1亿人以上。卫生部门立即着手对血吸虫病进行调研，采取防治措施。毛泽东到各地视察时，在向有关专家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慎重提出了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多地方面临随时断粮的危机。党中央提出“瓜菜代”应急措施，鼓励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采集以玉米、小麦根粉和玉米秆粉等为主的代食品，帮助群众度过灾荒岁月。1960年，中央建立起由粮食部直接控制的少量国家储备，1962年决定建立以备战为目的战略储备粮，农村生产队也开始集体储粮备荒，我国粮食储备制度逐渐形成。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按照“优先救人，先重后轻”的原则，对各地派出援助的近2万名医护人员进行分组，将伤员分类医治，采取中西医结合手段，构建起科学有效的医疗救护网络。同时，协助当地恢复医疗机构，设立救护站、收容所、群防站，打破医护限制，充分发挥“赤脚医生”的作用。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科学决策、及时部署救灾工作。国家旅游局停止组团前往和途经震区旅游，全力帮助受困游客撤离。环境保护部启动核与辐射及水污染防治应急预案，派出环境专家组赴灾区指导救援工作。自2009年开始，国家将每年的5月12日定为“防灾减灾日”，全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要指示，十分强调对疫情的“科学防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導下，全国上下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以武汉市和湖北省为主战场，其他省份分类指导，合力打响了科学防疫之战。从决策武汉“封城”到派出中央指导组赶赴湖北;从金银潭医院等定点医院救治扩大到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分类应收尽收;从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到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从严控交通出入口到村组小区封闭式管理;从曾经“一罩难求”“蔬菜空架”到产能恢复、市场稳定;从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一系列的举措无不体现了科学防治的精神。

“大灾之后有大疫”，防疫灭病是灾后的一项重大任务。历次灾疫发生后，中央及时下拨救灾防病经费，卫生部和各省（市、自治区）派出医疗防疫队，携带防疫器械、药品和疫苗赶赴灾区，开展大规模的防疫灭病活动。

实践证明，在应对重大灾难和突发事件时，我们务必秉持科学态度，坚守科学认知，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勇于与一切困难作坚决斗争。

（二）依靠先进科技，开展灾荒救治

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发展，坚持科技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为战胜一切重大灾难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1998年抗洪斗争中，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应用始终贯穿其中。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海事卫星遥测系统、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激光测距、水下彩色摄影、水位自记存储远传系统与各水文站、水位站、雨量站、气象站联成测报网络，密切注视着长江流域的风云变化、水涨水落。观测发报密度从四段制发展到每半小时一次，及时对洪水流量、降雨量、上游来势、下游走势、泥沙含量等水情资料汇总分析。预报处对几次大的暴雨洪水过程、转折性天气、中下游干流重要站点进入控制水位都作出了准确预报。科学技术的应用，为战胜洪魔提供了有力保障。

通讯和交通的恢复，是地震发生后的首要任务。唐山大地震发生当天，天津邮电管理局即派人到唐山，于24时许在唐山郊外安置了12路载波机;次日，又陆续开通与中央和省、地的电话电路。“另有铁道兵2个师，14000人赴灾区抢修铁路，恢复交通。”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集团公司等组织大量工程机械和工人，迅速抢通重灾区绝大多数干线公路和乡镇公路，包括宝成线等9条受损铁路干线，修复10千伏以上输电线路，完成水利工程尤其是堰塞湖的应急除险工作。此外，为缓解灾区医疗力量不足，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国家动用飞机474架次、专列159列转运伤员9.35万余人;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动用飞机和专列转运伤员1万余人，分别转送到兄弟省（市），使伤员得到及时治疗。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技术在推动疫情精准防控中发挥了支撑作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广泛运用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在实现疫情精准防控的同时提高社会运行效率。运用大数据建立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平台，根据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制定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广泛推行电子健康码，配合体温检测，形成精准防控快速反应工作机制。大数据的充分利用及数字资源的高度整合，不断提升了疫情防控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历史表明，近代以来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危害甚大，唯有手握科技发展的利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救灾防灾中的关键作用，才能驱灾除魔，为人类造福。

（三）发挥科学家作用，组织科研攻关

科学家是国之栋梁，科研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时，广大科技工作者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闻令而动、协同作战，发挥专业特长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努力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如何解决粮荒问题成为当务之急。1960年11月中央下发《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后，科研部门立即研究、提供若干代食品的制造方法，开展技术指导。在研究光合作用过程中，科学家发现在培养的“小球藻”中掺入玉米面可以增加热量、提高营养成分。这一做法很快在全国推广，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因虚弱引起的腹肿或肝损伤现象。

1998年抗洪斗争中，一流的截流专家、防渗专家、预报专家、勘测大师、土木大师集智攻关、团结协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九江大堤溃口，参加过葛洲坝、三峡工程的一流截流专家杨光煦临危受命赶到现场。面对溃口处落差高达4米、汹涌而入的洪水，地质条件差的河床和没有机械化作业等不利条件，杨光煦沉着果断，下令在50米的溃口处沉下一艘长75米、载重1650吨的铁驳船，前方再沉8条船，以此为基础迅速筑起一道半圆形围堰，堵住狂泻的江水，然后在顺流一侧高流速区下沉钢栅栏，迅速抛投石块，筑起土石围堰，封堵沉船间缺口，并在后侧筑起黏土闭气层防止渗漏，使溃口终于合龙。科学家用智慧和力量，筑起了坚固的生命防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科研水平、技术能力、平台建设、人才储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20世纪50年代，我国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研究出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成功破解了消灭血吸虫病这一世界性难题，为卫生防疫事业开辟了崭新道路。尤其是过去十多年来，我国通过实施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生物安全重点专项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攻关任务，构建了突发急性传染病预警监测实验室网络体系和一批技术平台，创建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新发突发传染病危重症患者救治新技术新策略。在抗击“非典”疫情时，科学家用5个多月时间最终确定导致SARS的冠状病毒，在流行规律和传播机制、疫苗和有效药物、诊断技术和试剂方面取得了关键性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科技工作者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在临床救治、疫苗研发、物质保障、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夜以继日攻关，为疫情防控斗争提供了科技支撑。疫情可谓是对中国科技界的一次大考。通过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并重，我国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与能力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实践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把科研攻关成果应用于实践，为战胜一切重大灾难和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应对重大灾难和挑战，根本在于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只要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时，最大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汇集磅礴力量，是防范化解一切重大灾难的根本路径。

（一）为了人民，坚守初心使命

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在面对重大灾害突发事件时，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举国之力帮助受灾群众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1950年冬，毛泽东接到血吸虫病疫区群众来信后，焦虑难眠，当即指派医疗队到上海市郊查病治病。“瘟神不驱走，生命终难保。”后来，他又向全党全国发出消灭血吸虫病的总动员令。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在全国率先消灭血吸虫病，喜讯传来，毛泽东心潮起伏、满怀深情地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还专门附上一段后记，以表欣慰之情。

1998年，面对特大洪灾，党中央果断决策，紧急转移群众2082.4万人，紧急抢救灾民903万人，全力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008年，面对汶川震区重大险情，党中央迅速组织力量从废墟中抢救出生还者8.4万人，解救和转移群众148.6万人，收治伤病人员296万人次，安排住院治疗9.6万多人。同时，加大财政投入，确保受灾群众的衣食住等基本生活需求。

2020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国家对重点地区加强疫情防控，对疑似和確诊病例免费治疗，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切实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同时保护好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各级党委和政府严格落实“米袋子”省长责任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切实抓好主副食品的生产供应。国家对民政救助人员、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牢牢兜住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风险底线。

事实表明，人民至上，始终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初心如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二）依靠人民，发挥主体作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中华民族历经艰险、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的最大依靠。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通过高效的政治动员方式打赢了血吸虫病防疫战。从1955年冬至1958年春，仅江西省余江县就发动群众3万多人，投入劳动日231万个，完成土方416万立方米。“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送瘟神”的伟大实践，见证了人民群众创造人间奇迹的主体地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开展生产自救是救灾工作的根本指针。广大群众积极补种、抢收农作物，多种越冬作物和早春作物，种植红萝卜、山芋等瓜菜，因地制宜发展副业，恢复手工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准备度荒。党中央发动群众开展兴修水利运动，以社办和小型为主，大中小型工程相结合，修建大型水利枢纽200多座，扩大农田灌溉面积，提高了抗旱防涝能力。

唐山抗震救灾时，全市人民积极开展自救互助。他们从废墟中把人挖出来，采取简易包扎，将伤情较重者送到医疗机构。市内医护人员和群防站队员在马路旁建立临时包扎点、医疗点，就地为伤员上药包扎，有的还不顾安危从废墟中找药。在农村，“赤脚医生”自觉行动起来，积极对伤员进行创口处理，减少了感染率。为解决临时住房问题，全市每天逾10万人投入建房工作，军民共建过冬简易房35.1万间。

1998年抗洪抢险时，沿江百姓自发组成巡堤查险队。他们不顾白天太阳炙烤、夜晚蚊虫叮咬，为长江堤防体检把脉，为沿江人民生命安全站岗放哨。

抗击“非典”疫情时，社会力量被广泛动员起来。各部门各团体做到群防群治，加强疫病跟踪监测，建立完善防疫网络。在高校，他们对学生宿舍、食堂、教室等重点场所定期进行消毒，对体温高者进行密切观察和排查;在机场、铁路等交通关口，他们引导旅客认真填写《健康申报表》，发现“非典”病人或疑似病人立即隔离。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生命救援机制被迅速构建起来。消防部队、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矿山和危化救援队、国际救援队等专业救援队伍，担当起救援主力。广大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救援队伍当中，深入灾区的国内外志愿者达300万人以上，后方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达1000万人以上。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各行各业干部群众奋勇争先，担当作为。既有冲在一线不怕牺牲、救死扶伤的广大医护人员，也有站在一线不惧风雨、不分昼夜甘当“守门员”“宣传员”“疏导员”“跑腿员”的城乡社区工作者和广大志愿者。他们用身体筑起了疫情防控的战斗堡垒，他们是豪迈逆行的勇士，是新时代最美、最可爱的人。

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紧紧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战胜一切重大灾难，创造历史伟业。

（三）动员人民，汇集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始终视人民为大地，视人心为大海。人民拥护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凝聚各方力量始终是我们党应对一切灾难的重要法宝。

为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在党中央的倡导下，由个人行为转变为社会行为、全民行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以身示范，全国人民一致响应，主动降低口粮指标。为减轻农业负担，党中央作出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决定后，在各级党组织的动员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热潮。

为解决唐山灾民的衣食和饮水等紧迫问题，全国各地大力支援。市内组织力量抢修供水设施，恢复生活用水。河北省内昼夜赶制烙饼、馒头、饼干等熟食品，一些兄弟省（市）送来大批饼干、面包等食品，被服厂工人连夜为伤员缝制衣服和被褥。许多医疗单位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广大工人和农民争着为伤员献皮、献血。

为降伏1998年洪魔，全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广大群众自发向抗洪官兵送水、送饭、缝补衣服，提供抗洪抢险急需物资、器材、通信工具等。13个省（市）为灾区群众募集到单衣5788万件、棉衣3600万件、棉被576万床，中央电视台一场赈灾晚会筹集社会捐赠6亿多元，全国接受社会捐赠款物合计113.2亿元。为确保武汉和江汉平原的安全，湖北省公安县分洪区33万多人民毅然舍小家、顾大家，在不到1天时间内完成了大撤离。

为抗击“非典”疫情，全民战“疫”，共筑“铜墙铁壁”。全国开展了防治“非典”知识普及、全民健身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动员群众清扫房屋和街道、冲洗露天设施、消除卫生死角。地方企业服从抗疫大局，保供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生产。广大民众踊跃捐款捐物43.4亿元。

为帮助汶川灾民渡过难关，公民意识、社会责任极大增强。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当中，半年内各地接收群众捐赠棉衣被达514.1万件，国内个人捐赠314亿元，企业捐赠款物304亿元，社会组织间接捐赠75亿元，境外捐款44.36亿元。

为响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号召，全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14亿人民无论老幼、不分职业，为家守国，为国舍家，俨如疫情防控的一名名“战士”。广大社会力量慷慨解囊，无私资助。截至5月31日，全国累计接收社会捐赠资金约389.3亿元、物资约9.9亿件，累计拨付捐赠资金约328.3亿元、物资约9.4亿件。全国新冠肺炎康复者2765人次，主动捐獻血浆，助力重症患者治疗。

历史证明，人民群众的拥护是我们党永远的力量源泉。面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只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就能够闯过道道难关、经受种种考验、战胜重重挑战。

五、应对重大灾难和挑战，重点在于坚持依法防治，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优势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社会有序稳定的根源，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法治不仅对常规状态下国家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对紧急状况下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时，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及时公开信息，实施应急管理，规范捐赠受赠行为，对于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规范信息上报，加强舆论引导

信息公开是最好的定心丸。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为开展救灾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形成“民众知情——政府善治——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是避免恐慌、减少谣言、稳定社会情绪的有效方式。

党中央历来重视灾情信息的上报汇总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便于开展救灾工作，1961年，内务部下发《关于报告自然灾害内容的通知》，对各地受灾、成灾面积，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受灾面积所占百分比、减产数量，成灾的县、公社和大队因灾死亡人口、牲畜以及倒塌损坏房屋、水利工程数目等财产损失情况的上报提出明确要求。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将灾情及时准确上报中央刻不容缓。当时，唐山市的对外通讯几乎中断。“六十六军一九七师无线电连报务员吴东亮不顾生命危险，抢救出电台，与上级电台取得了联系。”特殊时刻唐山机场党委打破常规操作，派暂时停留唐山机场的空军“里-2”号飞机，向空军司令部报告灾情。唐山煤矿工会李玉林驾着救护车驶向中南海报告。多种途径的震情报告，为党中央、国务院做出抗震救灾决策提供了准确信息。

“非典”疫情突发后，信息的主动公开使广大民众树起了共抗疫情的信心。2003年4月20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情况，各大媒体及时发布疫情信息、科学预防、相关政策法规，有效阻止了事件危机演变成信任危机。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及时将震区详细信息准确对外发布，媒体进行全景式动态报道，国家对那些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干扰破坏抗震救灾的行为坚决依法处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国家与社会实现了良性互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深入一线实时报道，新媒体实现疫情数据每日通报、疫情地图查询，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信息，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对媒体领域出现的一些传播虚假信息、制造混乱的现象予以坚决打击，网上网下正能量强劲、主旋律高昂。通过多渠道及时准确公开发布疫情信息，为抗击疫情增添了极大的正能量。

事实表明，信息公开是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是危急时刻民众最为宝贵的镇静剂。依法及时做好灾情报告和信息发布工作，是重大灾难发生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二）运用法治方式，提升应急管理

法律制度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制度基础。为应对重大公共危机，国家颁布减灾法律，依法开展紧急救灾工作，严惩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行为;严格救灾纪律，依规依纪严厉查处因救灾不力造成重大影响的领导干部，严肃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党中央于1960年9月发出《关于整顿城市粮食统销和降低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全国各大城市和工矿区开始整顿，坚决消灭虚报冒领粮食的现象。针对河南、甘肃、贵州三省有的县乡领导漠视民命、救灾不力，出现灾民死亡的重大事件，中央派出专门工作队查核事实，责成司法机关对救灾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违反党纪国法的干部予以严厉制裁。

1998年，“三江”流域均超过警戒水位，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动员社会力量，全力做好防汛抗洪、灾后恢复与救济工作。

“非典”疫情暴发后，我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SARS列入法定传染病管理，启动政府官员问责制，对瞒报少报疫情的地方官员给予严厉处分。2003年5月9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建立起“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制度。6月17日，民政部颁布《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工作规程》，明确各个等级响应工作规程。自此，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正式纳入法治化轨道。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各部门迅速启动紧急措施。国家减灾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成立工作组赶赴一线指导救灾工作。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公布实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促进災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对地震监测预报、灾害预防、应急救援、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等防震减灾活动做出明确规定，使汶川抗震救灾的成功做法进一步制度化。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依法防控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我国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管理措施。中央接连发布《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实施方案》《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境卫生检疫工作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文件，要求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为疫情防控筑牢法治堤坝。各地在加大对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教育宣传的同时，加强治安管理、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对在疫情防控期间涉嫌扰乱医疗秩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依法打击。据2020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消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审查批准逮捕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2910件3517人。

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救灾制度的确立和法治建设的逐步完善，法治信仰在抗灾救灾的信心中深深镌刻，法治精神在抗灾救灾的斗争中不断弘扬，法治力量在抗灾救灾的实践中日益彰显。

（三）依法救助管理，提高防灾能力

集世间真情，汇神州大爱。为让爱心放心、使善款善用，党和政府通过加强对捐赠工作的组织和捐赠款物的管理，强化专项督查，严厉打击违法违纪行为，使我国灾害救助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针对个别地方出现挪用、私分、多占和平均发放救济款物等现象，1962年12月，内务部下发《关于做好灾区今冬明春救济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把救济款物真正用在需要救济的人身上，坚决贯彻执行专款专用、专物专用、重点使用的原则，同时规定了发放的具体标准。

1998年特大洪灾发生后，为全面做好救灾捐赠工作，8月14日，民政部下发《关于管好用好救灾捐赠款物的紧急通知》，强调救灾援助款物必须按照援助者意愿，坚持专款专用、重点使用原则，并作出具体规定。为方便灾区紧急救援、规范海外援助，财政部等联合下发《关于救灾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的暂行办法》。针对救灾捐赠中出现的募捐渠道混乱、捐赠款物分配多头等问题，8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加强救灾捐赠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救灾捐赠工作的组织权限、救灾捐赠款物的使用原则和分配权限以及救灾捐赠关于税收方面的政策等。9月8日，民政部下发《关于救灾募捐义演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规范了救灾募捐义演等活动的审批、申报、经费和监督等内容。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为加强对抗震救灾款物的监察管理，2008年5月3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颁布《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对11类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提出了纪律要求和惩戒措施。5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的通知》，要求合理有效规范使用救灾捐赠款物，增强救灾捐赠工作透明度。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举国上下有力有序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民政部下发《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慈善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的通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物资管理指引》，要求各地开展慈善募捐活动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按照“坚持自愿，合理引导”“尊重意愿，及时拨付”“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加强监督，公开透明”的原则管好用好捐赠款物，确保受赠财物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为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受疫情影响致贫返贫人员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要及时落实社会救助政策，加大对新冠肺炎患者及受影响家庭的救助力度，及时足额发放各类救助资金和社会福利补贴。

實践证明，只有依法规范捐赠受赠行为，依规使用社会捐赠款物，增强信息透明度、准确性，完善慈善捐赠工作机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捐赠在灾害救助及恢复重建中的积极作用和功效。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人民虽然经受了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在历次重大灾难面前，祖国是我们的强大后盾，党中央是我们坚强的主心骨和“定海神针”，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战胜一切灾难的重要保证。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稳则国家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其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可能会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复杂，甚至还会有惊涛骇浪。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中华号复兴巨轮一定会行稳致远。

（课题组成员：俞银先、卢大有、彭月才）

责任编辑 / 罗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