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群 吴晓妹

战争与和平，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状态，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大的社会问题，也是政治家们所关注的永恒主题。中国素有“自古用兵非好战”和“止戈为武”的说法，而希特勒战争理论的核心是“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和空间”。由此看出，战争与和平永远是对立的，出于不同动机的“好战”与“求和”把人们的认识推向了两端。新中国成立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运用高超的谋略思维和斗争艺术，正确把握和处理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一、利用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确保我国周边环境的安稳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我国在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以及东北部边境不断受到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和威胁，可谓形势严峻、危机四伏。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既要达到有效制止侵害我国主权、威胁国家安全的挑衅行为，又要使新中国不再重新卷入战争，是毛泽东十分关注和全国人民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在坚持用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处理周边关系的基础上，毛泽东采取了政治军事仗、军事政治仗的打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58年，毛泽东亲自部署的炮击金门战争，是一次典型的军事仗、政治仗、外交仗、宣传仗的结合。从当年8月23日炮击开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仅仅几天之内就把金门封锁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包围封锁，岛上几近弹尽粮绝。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看，登陆拿下金门非常容易，当时前线指挥员也一再向中央军委要求早日下达登陆命令。可是，毛泽东突然下令停止炮击，让国民党军自由运输，以利其固守。他甚至在起草的《致国民党官兵》的文告中表示，金门守军如果供应不足，只要开口，我们也可以供应。从1958年10月以后，又实行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随后要求打炮时尽量不要打死人。最后，还发展到打炮不打实弹只打宣传弹。

对于这一堪称世界战争史上一绝的作战方式，当时各国领导人为之惊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其称为“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赫鲁晓夫也对能拿下金门而不拿深感奇怪。实际上，炮击金门主要不是军事仗，不是想用军事手段夺取金门，而是为在政治和宣传上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在外交上粉碎美国制造“台湾独立”的阴谋，并对台湾军民进行实际宣传，以利于建立更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此刻的金门、马祖是蒋介石在大陆沿海的最后两个据点，也是他自称“代表”大陆的象征。如果夺取金门、马祖，把蒋介石与大陆这最后一点联系斩断，而又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恰恰更便于美国制造“台独”。正是出于这种战略考虑，毛泽东决定留下金门，准备积以时日，为以后一并解决台、澎、金、马问题创造条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丧失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这一问题于毛泽东在世时未能解决。待今后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之时，我们将更加深刻感受到这一军事行动的长远政治眼光。

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也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对深入我国境内蚕食设点的印度入侵者进行还击作战，主要也是考虑到当时国际政治形势，以及维护边境长远安宁的需要。为此，毛泽东考虑了许多个日夜，研究打还是不打。这一仗以“后发制人”的方式发起，对印军打狠打痛后又速停速撤，退回原先的实际控制线我国一侧，并归还缴获的印军武器，结果大出印度政界和世界舆论意料之外。其实，当初毛泽东确定对印军进行自卫反击，并进行与之相配合的政治、外交斗争，都是服务于安定四邻的既定目的，并以此争取中印友好与实现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毛泽东当时估计，中印边界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这一次有理有利有节并始终是高姿态的斗争，中印边界上的形势在几十年间，虽有小摩擦，但总体上一直比较稳定。

由以上两个典型事例可以看出，作为新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是一心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和平、稳定的生活的，当用和平方式达不到这一目的时，又采取了一种高超而奇妙的战法来实现之。尽管到目前为止，还遗留一些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但在当时来说，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来争取一个相对安稳的周边环境，确保我国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搞国家的经济建设，实是难能可贵。

二、出其不意决定抗美援朝，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朝鮮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典型的局部战争，开辟了以核武器为后盾的现代国际冲突新式样。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面对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最优越的军事装备的“世界霸主”美国。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的胜利，并通过顽强的阵地防御迫使敌人以停战结束战争。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几十年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有两次战略决心最为难下。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下决心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自卫战争，二是出兵抗美援朝。尤其是正式出兵朝鲜的前20天里，毛泽东很多天没有睡好，其间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后又通知暂不出动，以再思再议。经综合分析国际战略全局、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最后认定“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p117。毛泽东敢于作出这一震惊世界的决策，完全出乎美国方面的预料，显示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过人胆略与气魄。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实现了“保家卫国”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目的，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国际上落后挨打的地位，使中国在军事上终于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经过这场战争，当时经济实力和军事技术居世界首位的美国也第一次将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在抗日战争结束时，高居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上以“调停人”自居的美国将军，不得不到中朝军队控制的朝鲜开城进行谈判，最后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就连美国自己也承认，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可以说，中国受到朝鲜邀请后主动出兵参战，让世界上头号敌手亲身体验到新中国的国防实力与维护和平的决心，从而达到长期和平的目的。这也被朝鲜战争后至今的几十年内，国际反华势力尽管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但始终不敢轻举妄动的事实所证明。

三、致力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研制，提高我军在国际上的威慑力

在开国大典上，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劲旅通过天安门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装备大都是缴获自敵人的“万国牌”武器装备。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东方大国，竟不能生产保卫国家的最基本的武器，这无疑在毛泽东的心中留下了忧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对发展现代军事工业、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极为关注。在国民经济尚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即拨出尽可能多的经费用于军事科研和武器生产。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家不惜花费大量外汇进口武器，以使我军装备得到初步改善。仅空军而言，在从无到有的建军4年内，就发展到拥有3000余架飞机，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当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此后，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加快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建设。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军基本完成了由单一陆军型向现代诸军兵种合成型的转变。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速发展军事科技。我国想要摆脱被动挨打、长期受欺负的局面，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包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只有这样，我国如果遭受帝国主义的核袭击，才能有起码的还击手段，也才能够有效制止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大大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曾指出：“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将来，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2]p27。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全会上指出：“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3]p682同年6月，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4]p387我国的核潜艇也是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建成的。这些指示为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一些重要关头，毛泽东的英明决策起到了历史性作用。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制造技术及其样品，次年撤回了所有苏联专家，加上我国国民经济出现因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许多建设项目纷纷“下马”。在1961年国防工业会议上，就“两弹”研制工作是继续进行还是“下马”发生了争论。在重要关头，毛泽东决定国防尖端技术仍要坚决上马，这保证了“两弹”的研制能够在全国人民的大力保障下继续进行。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两年后，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又告成功;1967年又顺利进行了氢弹试验。这些有力地增强了我军在国际上的威慑力。正是因为中国有了自己的尖端武器，有了核自卫手段，从而对保障国家安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我们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希望世界上永不爆发核战争，但是我国拥有的核武器是坚定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宁的无价之宝。

综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国防建设，毛泽东始终较好地处理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打”是为了“和”，要“和”又必须“巧打”。在我国的国防建设史上，毛泽东充分展示了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战略气魄，从而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增强我军在国际上的威慑力，并为我国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作出了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薛林群（1967—），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教授，军事学硕士;吴晓妹（1963—），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教授。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