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增

从世界经济的层面上来看，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几乎是谁也离不开谁，然而近年来美国的某些政客却提出了美中两国产业脱钩论。这是为何？美国的产业能否与中国的产业脱钩？这不仅是世界各国非常关注的未来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而且也是世人极为关注的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走势及其有关国家经济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

一、近年来美国的某些政客提出美中两国产业脱钩论

自从2018年开始美国不断对华制造经贸摩擦并发动了多次大规模贸易战之后，美国的某些政客就不断发出与中国的产业脱钩之言论，特别是最近全球疫情肆虐，美国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占世界的近三分之一，且死亡人数超过10万的非常严重之情况下，此种言论和行动就更为严重了。其实，除了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疫情较为严重之外，前一段疫情控制相对比较好的俄罗斯和日本也出现了反复，人口大国印度更让人感到不安。在这次历史性的疫情重创之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全球产业链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继续信赖和维系全球产业链恢复，还是各国、各经济体另起炉灶发展相对独立的完整产业链？

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近期进一步曝出要从中国撤出其本国企业的论调，如果这些论调最终变成现实，不仅会对中美脱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会对全球化产业链造成重大打击。

诚然，美国官员近期正在提出与中国产业脱钩的设想，例如，2020年4月9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一种可能是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可以将回流支出100%直接费用化。厂房、设备、知识产权结构、装修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所有相关支出100%直接费用化，实际上等于我们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买单。”

其实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准备对华为采取的极限施压手段。据路透社近期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同意采取新措施，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限制向中国华为公司的全球芯片供应。拟议规则规定，某些基于美国技术或软件的外国产品必须遵循美国的监管规定，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企业需要获得美国许可证，方可向华为供应特定的芯片，此举的目的是限制台积电等企业对华为的芯片销售。依据美国拟议规则：“因为这一把螺丝刀来自美国，导致整个生产线的生产受限，需要先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

这虽然不是将美国企业撤回国内，但却属于强制将带有美国技术、产品的全球产业链与中国华为脱钩，也是与中国企业脱钩，甚至可以说是更为严重的与中国企业脱钩行为。

二、近年来美国的某些政客为何要提出美中两国产业脱钩论

（一）历史上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若分析美国为何要唆使其本国企业撤离中国，与中国产业脱钩问题，我们可以追朔到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期。

2008年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爆发了影响世界经济的严重金融危机，即美国过去多年来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金融等虚拟经济，导致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泡沫，不仅难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导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其经济发展遭到重创。因此，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的2009年9月，就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报告。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还发表演讲，阐释了《美国创新战略》的核心内容，承诺要充分发挥创新潜力，促进新就业、新企业和新产业。当时美国政府所谓的创新战略呈金字塔型，主要由三个层面组成。

第一层面是注重国家创新基础架构建设，强化美国创新的基本要素，包括加大研发投资力度和转化创新成果所需的人力、物质和技术资本。第二层面是鼓励有效创业的竞争市场，为创业和风险投资营造成熟的大环境，确保美国公司在全球创新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第三层面是推动国家重点项目取得突破。

由此揭开了美国当时的再工业化战略。奥巴马时代美国实施的所谓再工业化战略虽然主观上是想恢复美国的制造业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一方面美国较长时间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导致其制造业的空心化等问题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另一方面，美国始终没有放弃美国原有的军事扩张和军事霸权战略，使美国每年投入在军事的费用连年大幅增长，国际国内债务深重，到奥巴马卸任时，美国的债务已达到20万亿美元，使美国难于将大量的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先进制造業中去，最终使美国官方发布的再工业化战略之政策驱动难于奏效，也为美国日后再次陷入产业发展困境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美国近些年的经济发展日益走下坡路

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后，特朗普虽然看到了美国自身制造业发展中的短板，也曾试图扭转美国制造业的颓势，在上台后，也曾主张制造业回归和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并提出了一些增强美国制造业优势的政策主张，但是特朗普政府却下了一盘“美国优先”的臭棋，即为了维护所谓的“美国优先”，维护美国的强势，在美国继续采取军事扩张的军事霸权战略，且连年大幅追加军费，以至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积累达到的20万亿美元债务之基础上，又增加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使美国的债务日益沉重。不仅如此，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经济上，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业发展方面，不仅没有大的建树，而且在对外经贸上，着重采取了与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摩擦及大打贸易战的增加关税政策手段，然而，美国的制造业并未实现大幅回流。以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开始挑起大规模贸易战算起，我们可对2018年至2019年第三季度制造业的表现，并与2017年四个季度做出对比。数据显示，虽然其制造业总产出在2018年有短暂的增长，到2019年第一季度就下跌了276亿美元，在第二季度出现小幅回升后，在第三季度仍继续下滑。此外，其制造业总产值占总产出的比重也表现不佳，出现了大体相同的情况，仅在2018年第三季度微升至17.03%，与第一季度持平，之后就一路跌至16.47%，跌破2017年的水平。到了2020年美国的制造业更加困难了，根据美国供应协会ISM的统计：2020年4月美国ISM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1.5，为2009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4月ISM就业指数为27.5，创1949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不仅如此，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也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而且在进一步的扩大。真是应了那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此，一旦出现对其经济发展不利的情况，美国内部的矛盾和潜伏危机就会暴露出来。

诚然，在新阶段，特别是在美国暴发严重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面对大量身患新冠肺炎和人员死亡及美国股市暴跌，经济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采取大幅下调利率和大量举债的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国的债务在原来基础上又迅速增加了数万亿美元。其投入先进制造业的资金数量更是显得不足，虽有部分制造业优势企业，但整体上仍显颓势。

（三）两个重要事件使美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一是“中兴事件”。即美国围剿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取得“胜利”，让特朗普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最具代表的科技产业华为，不过是中兴的第二翻版而已，挡不住美国的科技围剿。于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变本加厉地对中国的华为公司，使用了几乎与围剿中兴通讯公司同样的手段。但特朗普政府万万没有想到，华为的任正非是当今世界少有的科技经济战略家，极早地预感到了华为的发展动了美国霸权的奶酪，一定会遭遇美国的围剿，于是提前布局华为的短板替代战略，从而导致特朗普政府围剿华为屡遭失败。

二是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让中国供应链的生产活动几乎完全停顿，影响席卷全球，例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苹果新 5G iPhone 当时因疫情而延期推出，特斯拉新款芯片无法及时交付，陷入“芯片门”纠纷。其余像三星、小米、索尼等著名跨国企业，均受到供应链停摆的影响。因此，开始有海外评论文章指出，全球科技的下一个趋势就是——Not made in China。美国的某些政客就是此股言论的积极吹鼓者。他们以为有可乘之机，想借机促使美国企业回归本国。例如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对于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所有支出，美国政府应该给予100%的报销”的言论就是佐证。然而事实上，中国很快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工厂也开始逐渐全面复工。但“把供应链撤出中国”的噪音反而愈加强烈，可以看出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纯属是其借题发挥的伎俩。

（四）美国近些年惧怕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

近些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制造业发展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某些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在世界范围处于领先地位，使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感到焦虑，甚至恐惧，感到其鼓吹的所谓“美国优先”是自己的主观臆想，是不靠谱的。其实让美国特朗普政府感到最为焦虑和恐惧的是中国非常优秀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华为，居然在高科技的5G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美国优先，美国伟大怎么体现？因此，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就千方百计要打压华为，甚至要致华为于死地。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自身高科技产业发展能力失去信心的表现。

（五）美国政客的某些邪恶心理使然

“5.15”之后美方对华为的打击已上升到了更为恶劣的程度，已将美国政府干预的企业范围，扩大到了世界范围的企业（只要这些企业生产经营中使用了美国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就不能与华为合作）。笔者判断这种极限打压华为会出现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华为作为非常伟大的企业，拥有非常多的备胎和中国国内的部分配套企业共同努力进行替代，照常运转。第二种可能就是华为由于缺乏足够的芯片等配套零部件，被迫暂停正常运转，进行完全自主开发和组织国内配套。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么美国的某些政客设置的赌局就会输得非常惨，因为中途停止供应华为芯片等零部件的美国企业，不仅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而且还失去了供给华为配套产品的机会，其企业会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使華为暂时受挫，而美国的芯片等零部件配套企业，也会遭到重挫，因为华为是世界少有的伟大公司，如果华为不再接受美国等国的芯片等零部件配套企业的配套，那么美国的芯片等零部件就会大量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最终导致这些企业亏损累累，甚至会陷于破产的境地。诚然美国的某些政客所设置和实施的赌局也无外乎就是这两种情况，即其预想的最好结果就是造成美中两国企业两败俱伤。既然美国的某些政客明明知道其赌局预想的最好结果就是两败俱伤，那么其为何还要那样围剿华为呢？说白了，就是美国人干不成5G，也不让中国的华为干成5G。这就是无赖捣乱的邪恶心理使然。也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打压中国的华为，进而来遏制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择手段和邪恶心理。这应该是当代美国资本主义文化中最不文明的表现。

三、美中两国产业脱钩论引发的舆论和重要企业反映

（一）美中两国产业脱钩论引发的社会舆论

当今的美中两国产业脱钩论，不是从近日才开始的，而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发起大规模贸易战时就已开始了，在那时就引起了广泛的不良影响和非议，其中包括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非议，保尔森作为具有影响的国际著名人士，2019年11月21日在“2019创新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中就表示，中美两国的全面脱钩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并削弱其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他还警告称，四分五裂的世界技术体系将带来许多风险。

保尔森说，中美大规模和全面“脱钩”以及“经济铁幕”的妄想，会让中美以及全世界都陷入泥潭。保尔森表示，我们应该担忧军事领域竞争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取代正常经济领域竞争的“正和博弈”思维。如果中美两国在经济上“脱钩”，就不可能联合应对共同的“敌人”，如核扩散、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或其他威胁全球稳定的因素。

保尔森还认为，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世界其他国家不愿意跟随，美国会变成孤家寡人，形成事实上世界对美国的围堵遏制。

就在那次“经济创新论坛”上，保尔森还说，下一次的金融危机一定会到来的，不可避免。这是保尔森一而再、再而三，不让中美经济脱钩的原因。保爾森说，上次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中美等国家合作，美国才走出泥潭的，下一次的金融危机美国更需要依靠中国，才能走出泥潭。

还有国际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2019年频繁访问欧洲国家时，就曾反复提出华为影响信息安全的论调。然而作为曾经是欧盟领头羊的英国，是最先敲定与华为公司进行合作的国家。不仅如此，德国最大电信公司负责人也承认了华为的5G网络设备是不可替代的，同时他也表明了与华为公司合作的意愿。不仅如此，欧洲一些顶级科学家都认为，华为公司推出的5G网络是不可被替代的，美国虽然嚷嚷着要开发5G技术，但是他们的技术归根结底只是4G+的水平，远远达不到5G的标准。

美国彭博社近日发文称，“美国企业与全球科技产业供给链的关系已密不可分，美国政府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打压将引火烧身、事与愿违”。彭博社还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禁止一些关键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售产品或购买美国企业零部件及服务，使中国放慢其技术前进步伐。“但该计划将引火烧身，因为美国企业也绕不开全球科技供给链。” 微软、通用电气等美国重要企业近日致信政府部门，担心利用出口管制封杀中国企业的做法“将导致美国在国际合作中被孤立”，并“有可能使美国利益受挫”。

（二）美中两国产业脱钩论引发的美国企业反应

据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长期来看，中国仍是大多数在华美国企业看好的重点市场。在华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和战略没有改变，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中国美国商会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影响，多数美国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认为中国市场值得长期、战略性投入，并表示会考虑增加在华投资。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的美国工商界人士和专家纷纷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中国“磁场”魅力只增不减。“大多数美国企业并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

《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多数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和日益庞大且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带来的增长是它们发展的最大机遇，持续性经济和市场改革是第二大机遇。“尽管面临疫情、中美经贸摩擦等部分负面因素，大多数美国企业并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不少企业还计划扩大对华投资。”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毕艾伦对《人民日报》记者表示，尽管一些企业的供应链仍面临财务和运营方面的挑战，但很少有公司表示正准备“将转移业务或外包作为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考虑到目前的形势，将业务从中国分散出去或扩大在中国以外的制造业务虽然是一个选择，但企业必须权衡成本和时间。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上海美国商会与普华永道中国3月的联合调查数据，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大部分在华美企暂无转移生产线或取消在华采购项目的计划；近70%的受访者预测其在华供应链业务将于3个月内恢复正常；96%的受访者预测其在华业务将于3到6个月内回归常态。

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分别于去年10月和今年3月同普华永道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市场需求和盈利更加稳定，无意撤离中国市场，反对中美经贸“脱钩”，希望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除了上述基本情况外，还有媒体专门针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与华为有着大量业务合作的重要芯片商高通公司做了专门调查，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表示，将与中国合作伙伴一道紧密协作推动5G发展。高通公司表示，今年3月份中国市场发布的新款手机超七成机型都是5G手机，这表明5G手机在逐渐覆盖中国市场。高通公司总裁安蒙也说，“中国市场的复苏正在引领全球5G市场，而高通在中国5G市场合作与发展的态势非常良好。”

高通中国区董事长孟樸表示：“我们将抓住5G给所有参与者带来的机会，进一步加深与中国产业的合作，不仅是智能终端领域，还包括工业互联网、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相关领域。”

其实美国企业最强烈反映的是美国商务部5月15日宣布，所有全世界公司，只要利用到美国的设备与技术，帮助华为生产产品，都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已经下了订单尚未交货的公司可将此禁令宽限至120天。这消息一出，引起了高通、思科、苹果、波音等美企股价的剧烈波动，高通两小时跌幅一度超7%。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美国做出的决定，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华为，而且损害了美国的企业，是美国的企业不希望看到的。

四、美中两国产业脱钩论为何不能成功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供应链中， 中国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

尽管美国曾经是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主导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利益获得者，但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违背了全球化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使美国日益走入困境。也就是说当今世界所处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而是中国方案提出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谋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不仅如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产业供应链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位置。

诚然，早在2018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就想“搞定”中国而不成，主要是因为美国面对的是全球产业供应链。所谓全球产业供应链，其实就是全球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已经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球分工体系，形成了一个全球市场。这个产业链条不仅连成了一体，而且越拉越长，把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串在一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不仅如此，在这个链条中，中国的制造业分布不仅最为广大，而且非常重要。即中国在长期的改革开放中，不仅已从低端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而且在迈向中高端产业的同时，保留了低端传统产业的优势，形成了低、中、高端相对其他国家较为完整的具有战略地位的全产业链，以及拥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才。

以苹果为例，早在9年前，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就曾要求苹果把生产线迁回美国，但当时还是苹果CEO 的乔布斯就一口拒绝，原因是，美国不可能为苹果的生产线提供足够的工程师。尽管奥巴马承诺会加强美国工程师培训，但到了2017年，苹果的现任 CEO 库克依然说“：在美国，你可以召开一次模具工程师会议，但我不确定我们能否把会议室坐满。但在中国，这些模具工程师可以坐满几个足球场。”

到了2018 年中美贸易冲突时，在特朗普的萝卜加大棒之下，苹果公司就不断推动其供应链往海外迁移，并要求富士康在印度和巴西等地设厂。但苹果的产业供应链反而更加依赖中国，科技企业始终离不开中国制造。苹果的产业供应链之所以离不开“中国制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制造”早已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以劳动力密集为主的传统制造工厂，而是拥有相当多的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的生产线。要推动这样的高科技生产线高速运转，需要有大量的工程师。这并不代表中国教育制度比美国人要好，而仅仅是多年来中国的产业供应链发展，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经验丰富的硬件工程师；庞大的制造业生态，也为工程系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年轻人也更愿意投身供应链产业。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本土科技供应链规模相对较小，也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养活大量的工程师。连美国都无法提供足够的工程师，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就更为困难了。

优良的生产线，除了需要低成本的工人，也需要充足的电力供应、完善的物流体系、安定的社会秩序、高效率的政府运行效率等等。尽管中国特定条件上不一定能比得上欧美国家，但仍然会比不少新兴市场要好很多。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不仅苹果没有回到美国，而且美国的特斯拉甚至还到中国上海设立了新厂。

（二）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因素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在美国体现的就是里根革命。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告诉企业家们，企业的目标就是讓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将员工的利益、供应商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社区的利益边缘化。所谓让股东利益最大化，就是将制造业企业“非核心资产”剥离，购得金融资产，使财务报表好看，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上涨。从著名的哈佛工商管理的经典案例中也可看到，当年被商界奉为神明的通用电气（GE）CEO杰克·韦尔奇从1981年到2001年，一方面出售跟制造业相关的业务——小型家电、半导体、移动通信等产业，另一方面积极收购金融公司。事实上，韦尔奇把GE变身为一家金融企业了。当时，大家都误以为韦尔奇是个传奇，后来才发现：伟创力、捷普、台积电、广达、富士康，都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外流了。长此以往美国的制造业就空心化了。最后，虽然美国企业在研发方面还有优势，但缺乏了制造商，美国的发明创新很难在本国实现大规模量产。美国自己的长期失策导致制造业流出美国，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回流的。

即使从美国最具相对比较优势的半导体产业来看，美国也无法凭借其在该产业链中的优势独断专行。因为几十年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也是紧密分工协作的，早已形成芯片设计、代工制造、设备供应垂直分工的专业合作模式，主要芯片设计公司集中在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欧洲、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芯片生产制造主要集中在欧洲、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相互依存，高度依赖。大家是相互依存的，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都难于成立。

（三）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

当前的中国已不仅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大国和拥有十四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之消费市场，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和美国在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都已经大为下降。如果中美走到了经贸全面脱钩的地步，中国经贸虽然会受到伤害，但绝不会倒下，而美国却会彻底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有生机活力的市场。作为设想和实施赌局的美国政客可以冒此风险，但是美国的经济界是不会下此决心的。作为受民粹主义影响的一些百姓可能短时间会被忽悠，受到迷惑，一旦想明白并看到脱钩的实际情况使其经济和生活受到影响时，自然会向美国政客投反对票的。

（四）美中两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优势差异

美国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政府虽然也起一定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相对较弱。而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也起决定作用，但中国政府的作用，要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政府发挥的作用大得多，且组织能力和推动效率要高得多（这个方面，我们仅看一下今年以来中国政府组织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战疫”的能力和效率与美国政府进行比较就清楚了）。也就是说，一旦美国政府的某些政客疯狂起来，迫使美国的企业与中国的企业脱钩，对中国的重要企业实施断供，那么中国的政府必然会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最终导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萎缩和亏损累累，进而导致美国的私有企业对美国的政府发起抗议和抵制，重新与中国的企业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