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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基因》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2020-07-27杜巧玲

文教资料 2020年13期
关键词:戏仿非线性后现代主义

杜巧玲

摘    要: 在《快乐基因》中,理查德·鲍尔斯借助后现代手法,以文学视角阐释科学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人类对科技所持的矛盾情怀;通过对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矛盾性的呈现,揭示了后现代语境下唯利是图、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观,给人类精神上造成的重重危机。作品透露出对于科技给人类造成潜在道德伦理危害的担忧。

关键词: 《快乐基因》    后现代主义    非线性    戏仿

一、引言

《快乐基因》是美国当代名作家理查德·鲍尔斯发表于2009年的作品,沿袭了惯用的信息小说的写作特色,内容覆盖面广,包括生态学、基因学、新媒体、文学、社会学、经济等领域。《快乐基因》以文学艺术视角看待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现实影响力,实现了文学与科学的完美结合。

小说的女主人公萨沙是一个经历了战乱之苦、遭遇父母双亡悲惨命运的阿尔及利亚人。然而,从乐观开朗的萨沙身上人们很难看到战争带给她的心灵创伤。她的异于常人的快乐影响了周围的人、给他人带来了慰藉和希望,引起了基因学家托马斯·科顿的关注,认为她的快乐源自身体里的快乐基因并为之寻找科学实验的证据支持这一看法。然而,网络和媒体的大肆渲染给萨沙身体和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她被狂热的人们追踪,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约束。许多人愿意高价购买她的卵子达到让后世子孙永远快乐的目的,也有人对她出卖自己卵子的行为进行了道德上的质疑和强烈谴责。各方面的压力使原本快乐的她不再快乐,精神几近奔溃,这个天性快乐的女孩几乎被彻底摧垮。在小说中,战争没有摧毁她,父母离世没有摧毁她,网络媒体、基因遗传学却摧毁了她。

小说具有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质。作者鲍尔斯并未将眼光局限在语言与故事碎片化叙述的文字游戏中,而是将视野投向现实主义,使情节完整、叙述有序、层次分明。他的小说直面当代社会人们切实关注的如科技伦理、生态破坏等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责任感。实际上能充分调动读者心灵感悟现实的能力,让人类用心领悟混沌一片的现实世界。

在这部具有科幻特征的小说中,寄托了人类想让后代永远快乐的乌托邦思想,结果由高科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却造成了快乐的源头不快乐。鲍尔斯似乎在告诫人们:依靠发展到极端的科技构建乌托邦的人间乐园是难以实现的。然而,故事的结局又似乎暗含另一种可能:在未来,几个利用萨沙基因实验而造就的孩子在愉快地大笑。这种依托科技造就的乌托邦乐园似乎又是可以实现的。随着笔锋一转,连这种可能性也是虚构的,是由叙述者“我”重写的一个结局。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未来社会预言的结局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答案依然是未知的,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快乐基因》的后现代主义写作特征

《快乐基因》是跨体裁写作的有益尝试,符合当今社会多元性、开放性的特征。作者鲍尔斯借助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达到映射社会现实的目的:当今社会高科技发展已经控制和危及人们的精神生活,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反省和剖析,警醒人们重新审视后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失望、无助、虚空的病症状态。虽然人们对社会普遍失望,但是人类并不会因此而绝望,从失望中寻找新的希望是新现实主义竭力探寻生命意义的尝试和努力,是缓解精神压力、消除人们精神危机的出路和方向。

(一)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多重叙事视角

《快乐基因》中的叙述者是“我”,那么“我”是谁呢?小说中不时穿插叙述者“我”这个旁观者的评论和反思,有时直接向潜在读者发话。“我”的身份难以确定,读者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隐形的存在、虚构的存在,但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鲍尔斯重叠在一起,成为他的代言人。

故事采用了顺叙中加入大量插叙、倒叙的叙事方式,使故事呈现出片段性、独立性和破碎性的暴力美学特征。多个故事交织在一起,形成纷繁复杂的发展网络,读者需将之抽丝剥茧之后,认真审视,通过理性分析、重新梳理、調整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才能形成一个脉络清晰的全景图。在对人物的刻画中通过叙述者“我”的不断出现实现提醒读者的功能,将罗素·斯通这个人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进而扩大了叙述的时间跨度。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跨越、逾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人物的历史与现在的状况连接在一起。从“我”认得“这个人”使他的身份得以确认,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对他的详细介绍:他的工作、他的名字等。

小说中提到斯通教授在“‘我的字节时代开始兴起的时候,他就放弃对个人的记录和回忆了”。他为什么不记日志了?理查德抛给读者一个悬念,为之后的叙述埋下了伏笔,自然而然引出了对斯通16岁到24岁之间生活的追忆。第一叙述者“我”展开对斯通过去记日志情况的回忆,引导读者追溯、构建和解读其不再记录日记的原因。这个原因似乎是存在的,但又是那么缥缈不定,连斯通自己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因为人们在网络、媒体、博客中都成为故事的叙述者,使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充塞了整个世界。人们将隐私都公之于众,使这个世界没有秘密可言,网络媒体成为人类情感自我宣泄的途径。这种高科技信息化的平台提供的众多“个人故事”充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的隐私完全失去了隐秘的需要。如斯通大多数同学的网络主页上“写下许多私密而具体的内容,斯通都不敢细读:最喜欢的音乐、青睐的毒品,偏好的做爱姿势,讨厌的电影,自己干过的违法的事,对事物的胃口,还有他们想要杀掉或者与之上床或者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他/她的名人……”可见,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网络媒体等信息技术平台使许多隐私都暴露于众人眼前,虚拟的网络空间上没有伦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力,网络暴力随处可见。人们热衷于、致力于把平凡的、简单的故事情绪化,给它们穿上奇幻、匪夷所思的包装,将自己的灵魂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大家看。也许就是因为斯通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与自己经历相似、与内心产生共鸣的故事,以至于斯通对自己的故事感到索然无味,进而提不起写作兴趣,并为此放弃记录日记。

接着鲍尔斯笔锋一转,说“我又管得太多了”,“我”的出现又将话题进行了切换。叙述者“我”提到“他一夜之间放弃了那些事,就第一次品味到当众获得成功的滋味”。那么,他放弃的那些事是什么呢?鲍尔斯再次吊起读者的胃口,难道是因为得到之后,成功之后,短暂的欢愉之后,剩下的、仅存的是一种虚空感吗?然而,在斯通事业成功、爱情丰收时,突然遭遇了变故。事业的失败促使女友也抛弃了他远去法国。斯通本人又找了《做你自己》这样的修改商品质量说明书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从鲍尔斯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可以推测功成名就带给他的压力,人越出名别人对你的嫉妒和仇恨就越多。人们认为斯通在写作中把别人的伤口公之于众,伤害了别人的感情,侵害了别人的隐私,因而对他采取了种种不友善的举动,使斯通遭受了身心的创伤,不得不放弃钟爱的写作事业,而去做一些枯燥乏味、意味索然的文字工作和按部就班的教学工作谋取生存的资本。当然事业失败的原因还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因为现实社会的种种负面情绪积压下斯通自己人生顿悟的爆发,突然的灵光显现,对纯粹艺术的回归倾向使然。这里就存在一个悖论:许多人将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世,弄得人尽皆知,却不允许作家、文学家借用他们的素材进行创作。不注意保护隐私的人却口口声声需要隐私,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快乐基因》中这种话题转换、场景改变的情况比比皆是,充分体现出后现代语境下文学书写的破碎性和片段性,但是它又竭力实现情节的连贯性、事件的真实性,兼具后现代和现实主义的双重特征,使故事呈现出似断非断的暴力美学特征,符合后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上的破碎、分裂、不确定的状态。

(二)对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矛盾性的呈现

在小说中,鲍尔斯传递了对科技所持的矛盾情怀,对科技引发的人们价值观扭曲持一种批判和审视的态度。在“我的字节时代”开始兴起时,斯通就不记日志了,放弃了对个人的记录和回忆。但是鲍尔斯马上又用回忆的视角追溯“他曾经写过辞藻华丽的日志”这件事。在这个唯我独尊的世界里,许多人在听音乐时头上身上都是播放器的电线,连孩子都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人们被科技、电子包围。互联网、微信、博客、高科技无处不在,将人包裹在由电子组成的巨大的网络之中,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理性主宰了人们的生活,人们愿意读离奇的、非正常的故事,信息化时代里人们的伦理道德面临严重的危机,人们的羞耻之心荡然无存,这是当代社会呈现病态的一个缩影。对于不幸遭遇的故事兴趣盎然,对于正统的写作却丝毫提不起兴趣。同学聚会成了炫耀成就的资本,斯通“从巨富到赤贫”的故事也被他本人津津乐道地叙说。人的价值观都因科技理性的同化作用而发生了变形扭曲。在整个现代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被颠覆,满世界到处充斥着广告和消费。以至于人们在这种氛围的耳濡目染和熏陶下认为5秒钟的广告都比交响乐强。可见,传统的高雅文化让位于商业利益的需要,大众文化成为后现代社会中的主流价值取向。

高科技在满足人类欲望的同时,也造就了人们普遍虚空的生存状态。夏洛特·哈林格23年的时光里住过13个地方。他不断移民,内心漂泊无依,缺乏归属感。亚当·托瓦认为曾祖父是矿工,所以祖父成为工程师,然后父亲成为诗人,他自己则成了疯子,认为自己被海盗绑架过,并且现在还和其中之一通信,他的内心世界荒诞可笑,毫无逻辑可言,让人难以相信。罗伯托年轻时吸过毒,通过绘画使自己远离并摆脱了毒品。喜代志是一个害羞、腼腆的人。麦逊在求职申请中撒谎,等等。人人身上都各有缺失的东西,但是对年轻一代人真实生活写实的描述,是当今社会真实展现的写照。

(三)结局的开放性和叙述的不确定性

故事中的叙述者是不确定的,似乎是隐含作者“我”,似乎又有鲍尔斯本人的声音。放弃写作的原因、事业失败的原因是不确定的。结局是不确定的。整个故事呈现出不确定性这一后现代的特征。故事的结局只是说“可能”和“重写”,意味着结局是虚构的,存在多种可能性,结局是模糊含混的。萨沙似乎有两个结局摆在读者面前:第一种可能是自杀;第二种可能是萨沙又恢复了快乐的情绪。坎迪斯和罗素能否和好如初,叙述者只是用了“可能”这个词语,蕴含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艺术化的结局呈现的另一个画面是:快乐的孩子开怀大笑。那么,他们是萨沙卵子的后代吗?人们无法判定。似乎人人都可以重写萨沙的命运结局,取决于读者自己心中的意愿和感悟。可见,结局和叙述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语言的模糊性上。

问题呈现方式的多元性及开放性。这个世界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是未知的,答案靠读者自己去领悟,这符合后现代多元性的特征。抛出问题,搁置一旁,不给出作者自己的解答,这些谜团要靠读者自己去思考。“如果文科生们最终发动一场革命,那么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答案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作者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复,留给读者反思现实世界的空间。

三、结语

《快乐基因》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作品,鲍尔斯以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为载体,寓示了科学技术将给人类未来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力,在引起人们反思自省的同时实现了科学与艺术的对话。从后现代主义的技术层面上实现了对現实社会的深刻思考、哲理性反思,实现了现实与虚构的完美融合,科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写作。小说折射出现实社会中人们苦闷无依、彷徨焦虑的病症状态。因此,快乐成为人们穷尽一生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虽然人类利用生物基因高科技实现快乐的目标受到了挫败,但是人类追求快乐的理想永无止境,并非毫无希望可言。虽然鲍尔斯并没有提出最终的解决办法和出路,但他似乎是在暗示读者:在小说虚构的世界中可以实现人类的普遍快乐。鲍尔斯正是试图在无意中寻找意义,在失望中寻找希望,最终为人类的未来描绘出一幅光明灿烂、生机勃勃的美丽画卷,将自己的乐观情绪传递到小说之中,对未来进行一次美妙的想象。

参考文献:

[1]理查德·鲍尔斯.快乐基因[M].雨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段军霞.基因伦理视阈下的快乐指数[J].求索,2012(6):88-90.

[3]段军霞.快乐源于基因?——读理查德·鲍尔斯新作《快乐基因》[J].外国文学动态,2012(6):19-20.

[4]韩加明.英国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理论综述[J].北京大学学报,2004,41(1):147-154.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0-ZDJH-005)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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