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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黄雀记》多重意象的生成及其隐喻义探析

2020-07-27左佩洳尹传兰

文教资料 2020年13期
关键词:苏童

左佩洳 尹传兰

摘    要: 苏童《黄雀记》是一部寓言体小说,运用大量奇特的意象,彼此交错叠加,极具象征义。本文从黄雀、螳螂、蝉等意象入手,探寻苏童笔下多种意象的外在表征与内在隐义,思索苏童通过《黄雀记》意欲传达的关于人性的考量问题。

关键词: 苏童    《黄雀记》    人生隐喻    生命轮回    人性考量

作为先锋派小说代表,苏童偏爱悲剧,喜欢写小地方、小人物的故事,喜欢用奇特的意象。王安忆说:“苏童的小说里面总是有道具。”①这些象征性“道具”使作品着上苏童式味道。

《黄雀记》基本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叙事风格,围绕一起“冤案”,以三个少年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南方香椿树街的人生悲剧。在叙事中运用多种意象建构起一个寓言世界,世俗性与神性并存,充满讽刺与隐喻的张力。保润、柳生、仙女在这个隐喻的网里生长、衰败。

一、人生隐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从命名上看,《黄雀记》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意,起初苏童想将小说命名为《小拉》(“小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南京流行的一种舞蹈,这种舞蹈主要是男女之间的互动),但又认为“小拉”太过直白,他“更倾向于稍微抽象、明亮的名字,哪怕没那么切题”②。恰恰“情节中有一个看不见的黄雀,所以永远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黄雀可能是灾难,可能是命运,看上去很漂亮的意向后面是一个阴影、一个线索”②。于是,《黄雀记》诞生了。

“黄雀记”三字暗含保润、柳生、仙女三人的身份定位及悲剧命运。三个意象分别对应强奸案中三人:仙女——蝉,保润——螳螂,柳生——黄雀。保润绑架仙女,柳生性侵仙女,三人形成一个闭合的“食物链”,相互牵制并纠缠,这个三角关系内蕴巨大冲突。之后,三人又生发另一层内置三角关系:仙女——被柳生母亲收买而指认保润,柳生——买通受害者仙女,逃避承担法律责任,保润——无权无势、平庸憨厚的替罪羊。这三人不再仅是案件本身的当事人,更是金钱社会不同阶层的象征,构成另一个“食物链”,两个“食物链”相互叠加、环环紧扣。可见,苏童欲意借此批判金钱至上的社会,揭露权势群体操纵底层弱势群体的现象,顶层逃避惩罚,底层承受不公。

仙女是典型的拜金女,为了钱她将保润送进监狱,助柳生逃脱法网。在仙女心中,一切皆可标价,钱远胜过爱情。依附他人生活的选择决定了仙女成为被捕食者的角色,仙女的堕落史就是她被捕食的历史。仙女指控保润全因柳生给出的价码,却害保润蒙受不白之冤,注定要受到良心的谴责。指控保润那一刻,保润便成为仙女的债权人,再次与保润重逢时,她才会显得手足无措。无论在柳生与保润的纠葛中,还是在社会大环境中,仙女的身份定位一直都是“蝉”,她一辈子都无法挣脱此“食物链”。

“柳生的秋天”中,保润、柳生、仙女三人重逢,但原来的三角关系发生变化。开篇就有:“柳生夹着尾巴做人,已经很多年了。”③(119)柳生逃脱法律制裁,却没能逃过良心谴责,出于愧疚,他一直精心照顾保润祖父。他深知这段自由岁月是从保润那里“偷”来的,侥幸的时光只能换来深度心虚。仙女回归,时刻提醒柳生曾犯下的罪恶。此时,柳生不再是掌控他人命运的“黄雀”,而是退居为被人捕食的“蝉”。在保润和仙女面前,他永远无法抬头。保润出狱、仙女回归对柳生来说是一种精神折磨。柳生最后死在保润手里,完成一场命运轮回。

保润出狱后,处于道德制高点,仙女与柳生皆有愧于他。他的身份随之转变,不再是“螳螂”,而是“黄雀”。在仇恨驱动下,保润杀死柳生,看似“黄雀”的身份让他再次入狱。相对柳生来说,他是“黄雀”,相对保润的命运而言,他却不是“黄雀”。保润在欲望的驱使下犯罪,完成自身欲望的终结,他的人生在杀死柳生那一刻便画上句号。但柳生与保润各自代表的社会群体依旧只是“蝉”,是“螳螂”,仍旧会被名为“命运”的“黄雀”捕捉。“黄雀”象征不可预测和掌控的人生,象征对未来的无知。“黄雀”可以瞬间摧毁一切,这是人生难以摆脱的阴影,“宿命是悲剧中重要的因素,最终的归结点是人无法走出命运之网”④。也许,苏童传达的就是人在命运面前无力抗争的窘境。

二、生命的轮回:“春”“夏”“秋”“冬”

四季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有固定的象征义,包含的情感色彩较为固定,《黄雀记》中的四季似别有用意,分别喻指人物所处的人生阶段。小说结构是典型的三分式:“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仙女)的夏天”。貌似缺失的“冬天”,却在隐匿中为下一个“春天”埋下希望之种。

(一)“春”之殇

“保润的春天”交代了三个主人公的命运背景:青春懵懂的保润绑架仙女,柳生强奸仙女,从此,三人人生轨迹发生变化。这段“春天”的旅程,不仅属于保润,更为柳生、仙女共有,一切羁绊都在这个“春天”播下。

保润的“春天”在被捕当日戛然而止,十年青春在监狱中荒废,他的人生瞬间从春天步入冬天。仇恨不断滋生杀死柳生,保润第二次入狱,让他彻底进入人生的“冬天”,毫无回旋余地。

(二)“秋”之苦

柳生的“秋天”中的“秋”并非喜獲丰收之“金秋”,而是喻指面对仙女回归与保润出狱的压力,柳生将面对充满愧疚的人生并为之赎罪。

柳生逃过牢狱之灾,却没逃过良心谴责。对仙女,他没有选择逃离,反倒主动接近。对保润,他自觉可化解保润前嫌。作为蔑视法律的既得利益者,柳生一方面深觉愧疚,另一方面淡化自己带给他人的痛苦,既矛盾又轻慢。在深受牢狱煎熬之苦的保润眼中,柳生的赎罪反变成挑衅。柳生的人生在保润手中结束,这是柳生与其家人的“冬天”。

(三)“夏”之恶

白小姐(仙女)的“夏天”是罪恶的夏天,她的欲望在“夏天”蓬勃生长,欲壑难填是她的写照。

仙女其人并非如雅号一样天真纯洁,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讽刺与悲凉。仙女成年后为自己改名“白蓁”,人称“白小姐”。“白”象征着纯洁,“蓁”是草木茂盛的样子,这个名字充满仙女对新生活的期许。但“白小姐”并不“白”,新生活反成新堕落的开始。

柳生死后,仙女被当作“扫把星”。渴望救赎的仙女在无力抗争的命运前,产生一丝忏悔,但前路未知的仙女仍旧迷茫,最后踏入自己的“冬天”。故事结尾,苏童为仙女画上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省略号。仙女将孩子留下,独自出走,剪断世间人际关系网,无人知晓她的去向。也许开始新生,也许继续堕落,抑或遁入空门……但从仙女的性格发展逻辑看,她不是一个善始善终的人,她无法接受宁静困顿的日子。这就决定,她的母爱只能一闪而过,最终还是抛弃孩子独自出走。

(四)“冬”之生

苏童在季节隐喻上做了“留白”。字面上“冬天”虽未出现,却在人物命运中暗露痕迹。

保润、柳生、仙女三人的悲剧结局,是最直白的未言之喻:沉寂覆灭的“冬天”。但仙女留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冬天”似乎又多了一份暖意,寓意人生新的开始。雪莱的《西风颂》中有“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的诗句。小说中四季象征人生的不同阶段,四季在自然界中又是永恒的轮回。三人的悲剧在前三季萌发,在“冬天”归于沉寂。尘埃落定的“冬天”之后,又是新的春天、新的希望。如同仙女的新生孩子,一切罪恶都将过去,新生就在眼前。

三、人性的复杂:意象丛林

《黄雀记》不仅外部结构充满隐喻,故事中每个道具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

(一)绳索——绑缚别人亦绑缚自己

保润为人憨厚,智商一般,独在结绳上堪称“艺术家”,让他的存在成为一种独有。小说多处描写保润与绳子的关系,如保润用绳子绑祖父、柳娟及井亭医院的病人,也是保润人生的高光时刻。

绳索作为伴随保润一生的物件,往往出现在他人生重大转折期,如结识柳生,成为强奸案的替罪羊,杀死柳生等。表面上看,似保润操控绳索,实则自己陷在绳索的圈套中。他手中的廉价绳是他的生命之绳,他操控绳索打出一个个绳结,又被绳子索住灵魂。

保润的一生可悲可叹,十年牢狱之灾让他心机满腹,正如他身上的刺青:“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保润为复仇潜伏、克制,等待最佳的复仇时机。杀死柳生,保润从一个假强奸犯变成一个真杀人犯,他为自己的仇恨埋单。复仇路上,绳索如影子一样紧绕保润,绳索“是世界的象征,也是命运的象征,在绳索的束缚之下,每个人都难以逃脱、身不由己”⑤。如果说保润第一次入狱是受污蔑的话,第二次入狱则是自找的。他从监狱走出,最终又回到监狱,就像他手中结的绳环,起点又是终点,就此走完一生。

(二)水塔——堕落与救赎

“水塔”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意象,它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沉默不语又参与整个故事进程。作为三个主人公爱恨情仇的见证物,水塔见证了罪恶的开端,也见证了罪恶的收束,它的形象设定极富深意。小说中水塔有四个变身:废墟、欲望宣泄地、香火庙、避难所。

废墟。水塔位于树林边缘,爬满藤蔓,荒芜封闭。保润偷走仙女的兔子作为仙女拿走自己八十块钱的报复,而柳生建议保润将兔子藏到水塔。这时,水塔仅是一处废墟,无人问津。

欲望宣泄地。随着人物关系的变化,荒芜的环境慢慢沾染暧昧气息。保润绑架仙女,并要挟她同自己跳“小拉”。遭拒后,保润逃离,但他没想到柳生会强奸仙女,正如他想不到仙女会撒谎一样。原本只是报复仙女的场所变成柳生的犯罪现场,他们的人生悲剧正式拉开帷幕。水塔中保润与柳生都释放了内心隐藏的欲望。

香火庙。作为罪恶发生地的水塔,摇身一变成为供奉菩萨的香火庙,罪恶与神圣叠加,颇具戏剧性。更具讽刺的是,水塔是经由柳生之手改造而成的,他“亲手堵住了一个黑暗的记忆,他亲手堵住了一条通往罪恶的路”③(160)。经过多年侥幸生活,柳生总是有意无意切断过去的记忆。但当他面对变身为香火庙的水塔磕下第一个响头时,柳生意识到他只能赎罪。水塔改造的香火庙倍受追捧,普度众生的菩萨被请进罪恶深渊。如同多年前见证柳生犯罪一样,菩萨面露慈悲静听各种声音。水塔身份的转变也是一种赎罪观念,一般来说,人很难做到自救,芸芸众生所求的其实是内心的自我慰藉,他们借上香求得希望。依靠有所图的慰藉物最终会被他们自己推翻,因而,香火庙盛景不长,最后只是落得一片荒芜。

避难所。保润与仙女走投无路时,水塔又成为避难所。保润出狱后曾在水塔暂住,仙女生下孩子无处可去,也曾暂居水塔,水塔成为二人唯一的栖身地。仙女出走后,祖父和孩子又成为水塔新的暂住户。

水塔作为一个标志性建筑一直矗立在那里,它本身没有人性荣辱,不因繁荣而喜,也不因衰败而伤。它冷眼看待世事变迁、灵魂堕落、救赎渐行渐远。水塔的形象伴随人物关系而变化,整部小说以它为始又以它为终,这种轮回与人物命运的宿命感同步。

(三)红脸婴儿——羞耻与希望

《黄雀记》中,苏童主要通过描写女性心理及其所受压迫表达对女性的悲悯。

小说最后一章名为“红脸婴儿”,这是仙女生下的孩子。作者安排一个堕落的风尘女子生下孩子有特殊寓意。因仙女的孩子是红脸,便被称作“耻婴”和“怒婴”。耻,是对现实的羞耻;怒,是对现实的愤怒与无望。红脸婴儿作为仙女生命的延续,会沿袭仙女的罪恶与羞耻,这正是苏童对仙女这类人物的警告:堕落与黑暗会在新生命中得以延续。即使红脸婴儿什么都没做,母亲带给他的羞耻也不会消失。红脸不仅是仙女自身的罪恶与羞辱,还是他人对仙女看法的外化。在他人目光中,红脸就是仙女的罪证。

同时,婴儿又象征着生机与希望,“怒婴依偎在祖父的怀里,很安静”③(304),与离开母亲哭闹不止的孩子相比,安静接受母亲离开的怒婴显得格外不同,正是他摆脱仙女罪恶与羞耻的开始,属于他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各种可能性。

(四)失魂——主体性的丧失

“失魂”是无形的心理意象,作为一种独特的心理现象,是精神被极度压抑后的一种外在反映。

《黄雀记》中,“失魂”有两类:一类是祖父、绍兴奶奶等人的“失魂”;另一类是保润、柳生、仙女的“失魂”。两类失魂都是喪失主体性,无法自控,以致做出丧失理智的事情,后一种“失魂”更具破坏性,害人更害己。

保润因绑架仙女、杀死柳生而失魂。柳生因强暴仙女,构陷保润,在内疚与恐惧中失魂。二人失魂都与犯罪有关,也都与仙女有关。保润第一次失魂就是迷恋仙女,他在无名少女愤怒面孔中“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亲近”③(7),而后开始三人的纠缠。柳生曾对仙女说:“你不在,我的魂就在,你回来了,我的魂又丢了。”③(276)仙女是造成保润、柳生“失魂”的人,恰恰也是“还魂”人。

与保润、柳生相比,仙女失魂程度是最深的。如果说保润与柳生是间歇性失魂的话,仙女便是持续性失魂。家庭教育缺失与性格缺陷使仙女的三观出现偏差,她自甘堕落,为金钱出卖身体与尊严,为利益伤害保润与柳生。失魂的仙女毫无道德所言,随心所欲,对自己不负责,对他人也不负责。

如果说,“失魂”是迷失自我的话,“还魂”便是找回自我。小说结尾,仙女生下怒婴后,灵魂开始归位,她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学会忏悔。失魂程度最深的仙女是唯一找回“魂”的人,但“还魂”只是一时的,帮助仙女还魂的“红脸婴儿”并未拉住她的脚步,出走的仙女注定不能安心生活,她终究还是“魂不附体”。苏童曾在一次采访中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这两部小说恰好可以言简意赅地表达《黄雀记》的脉络和精神取向。”②从三人的失魂现象中便可见一斑,苏童依托“失魂”这一充满迷信味道的心理意象表达人生的罪与罚。三人在失魂中犯罪,在失魂中受罚,也在失魂中赎罪。

苏童在《黄雀记》中建构了一个具有浓郁寓言味道的奇特世界,对生活中常见意象进行艺术加工,赋予独特的审美意蕴,将故事中人物深層灵魂意象化,也是对小说人物命运的讽喻。通过描写社会转型期小人物的现实困境,侧面反映当时部分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揭示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

注释:

①陈思和,王安忆,栾梅健.童年·60年代人·历史记忆——苏童作品学术研讨会纪要[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②刘科.新长篇《黄雀记》出版,苏童五十天命重归“香椿树街”:它一直疲倦而柔软地靠在我怀里[EB/OL].http://www.time-weekly.com/html/20130606/21611_1.html.

③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④洪玉洁.《黄雀记》中的苏童式宿命悲剧研究[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5(23).

⑤高瑜爽.论《黄雀记》中的意象美[J].小品文选刊,2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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