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桂

坐在这间黑黑的牢房里，我想得最多的是莲子。

莲子学名吴莺莲，认识她的时候，我们只有五六岁。那时，莲子随同她的父母下放到我们生产队。队上安排她家住在我家隔壁的公房里，这房原来是一个五保户的，五保户去世后一直空在那里。

虽然是邻居，又一直是同班同学，但学生时代，我俩很少有过直接而又亲密的交往。那个年代，同学们被班主任分成两队，一队是文艺宣传队，每天排练，隔三岔五地下农村演样板戏;剩下的另一队，负责劳动，目的是要把学校后面那座草都不长的荒山，建成花果山、大寨田。有班花之誉的莲子在文艺宣传队，而我理所当然地进了劳动队。

男生女生的鸿沟不时出现跨越，甚至汇流，唱派和劳派的藩墙却固若金汤，矛盾日益尖锐。暑假前的一天，我们在酷热里挑着沤了粪的灰肥，爬到山顶上去给红薯施肥，他们却在一间小房子里唱样板戏。我心里很憋屈，找来一把破锁，把房门从外面锁得死死的。放学路上，扮演《沙家浜》里“刁小三”的周亮生狠狠地踢了我几脚，并抢了我搭在肩上的汗衫。比周亮生矮一截的我，只得自认倒霉，打着赤膊回了家。

傍晚，我光着膀子背着一捆干柴从山上下来，莲子等在山脚下，把汗衫递到我手上，说：“衣服我给你要来了，以后别跟周亮生斗了！他是什么人你难道不晓得？”

我怎么不晓得周亮生？仗着爷老子在食品站杀猪卖肉，天天有肉吃，人长得牛高马大，样子痞里痞气，专门打架斗殴，是人见人怕的小阎王。班主任为了求他买两毛钱一盆的猪血，让他演“刁小三”这个痞子。在班上，只有演阿庆嫂的莲子能够制服他，据说，那是因为他在追求莲子。

我知道莲子看不起他，也揣测莲子对我没有什么意思，她给我要回汗衫，顶多是因为邻居的原因。可是，从那一刻起，我的情窦却悄悄向莲子打开了。我开始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把眼光瞟向她，留意着她的一笑一颦，窥伺着她那深不可测的少女之心。

为了莲子，我变得听话了，在家里做出一副懂事的样子，在学校劳动更卖劲，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了。

高二下学期，莲子一家回了县城。那时初中、高中都只读两年。记得她回城没多久，就传来了她招工当售货员的消息。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决定利用星期天进城看她。从我们公社到县城有30多华里路程，我舍不得坐四毛钱的客车，一路手扶拖拉机爬到城里，用省下的车费钱，给她买了一块手帕。

当我出现在莲子面前时，她感到有些唐突，问我怎么来了。我扫了一眼商场，见没有人走过来，便掏出新手帕，隔着柜台递给她。

莲子红着脸接过手帕，赶紧塞进自己的衣兜里，跟相邻柜台的售货员交代了几句，便领着我向老街上走去。

来到工农饭店，莲子掏出一张两毛钱的票子，买了一碗肉丝面。我装出抢着付钱的样子，對她说：“你也吃一碗吧。”她说：“我刚刚吃了。”

吃面的时候，莲子坐在我对面，轻轻问道：“你特意来给我送手帕？”

我边吃边嘟哝：“特意来看你。”

“还在读书，买什么东西？”莲子好像是自言自语，我也就只顾低头吃面了。

“听说今年要恢复高考，你报个名吧。考上大学更好，考个中专也要得。只要跳出了那个山旮旯，我爸妈就不会反对我们。”莲子轻轻地念叨着，我“嗯嗯”地应着。

面吃完了，莲子叫我等一下，她去去就来。

一会儿，莲子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黄色帆布挎包。这是当年最流行的装备，挎包上“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毛体字，是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莲子问我还有什么事吗，我说没有了。莲子把挎包递到我手里，说：“这个挎包给你。我送你去车站吧，等下没有回去的车了。”

我还是想省下那四毛钱的车费，便说：“你去上班吧，我一个人去车站。”

莲子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闹钟，说：“那就不送你了，我也出来好久了。”

相互道了别，我独自向车站走去。没有看到可搭的便车，便踏上回家的公路，一边走，一边准备爬路过的手扶拖拉机。可是，这样走了十多里，也没见一台手扶拖拉机开过来。眼看着天就要黑了，我决定翻山越沟走近路。

漆黑的夜里，走在并不熟悉的山路上，我不知迷了几次路，跌了多少跟头，差点累死在路上，摔死在山里。我虽然有点后悔不该走近路，但情绪却始终是高昂的，我背着莲子送的黄挎包，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一路春风得意，一路凯歌飘扬。

我到家时天边露出了鱼肚白，一整夜的跋山涉水，人摔了个鼻青脸肿，但是我心花怒放。

然而那年，我并没有考上大学，中专也没有考上，最后只能报名当兵去了新疆。在部队，我们坚持通了两年的信。虽然我一再在信中向她发誓，一定努力争取提干，可最终还是没了回音。

从一个同学的信里，我听说她已经跟别人定亲了。我咽不下这口气，请假回去找她。在县百货大楼找到她时，我站在柜台外面，她站在里面，两个人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就窘在那里，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她说，来不及了，这事只能这样了，你要原谅我，是我爸妈做的主。我说好吧，那我走了，回部队了。她说好的，有空经常回来玩啊。我头也没有回，大步地走了。

我提前回了部队。到部队后，因为假期还没到，我在营房里躺了三天三夜，莲子的离去，使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荡，甚至感到愤懑和屈辱。我要振作起来，要把愤懑屈辱化为力量，干出个样子来，给莲子，还有他的爸妈瞧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刻苦学习，拼命训练，积极要求进步，不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

我的努力带来了好的结果，当兵的第三年，我入了党，第四年当上了副排长，然后破格提升为副连长，以后又是连长、副教导员、教导员，前后只用了12年时间，我就成为一名正营级军官。

当上连长的那年，我与老家一国营煤矿女工贾月娥结了婚，提为正营级后，我找关系把贾月娥的档案改成干部身份，让她名义上跟我随军，人还留在老家陪读。在部队干满15年后，我没有争取升团级干部，向部队提出了转业申请。那时候，营级干部还有机会转到地级城市，但我却要求回县城。我当时想，富贵不还乡，如同衣锦夜行，太可惜了！我要回县里去，让莲子看看她当年瞧不上眼的男人，是怎么让一个煤矿女工坐进机关的。

我就带着这样的邪念回了县里，让妻子进了劳动局，自己去主管百货公司的商业局当局长。

我去商业局的头几年，碰上机关干部下海经商热。局里管的那些码头好的企业，一家一家都被这些弄潮儿盯上了。饮食公司的门店或卖或租，所剩无几了。肉食水产公司早已关门停业，屠宰场被党校的厨师盯上，租去办猪场了。百货公司也在摇摇欲坠之中。我以调研的名义，去看了当年吃面的那家饮食店，发现变成一个舞厅了，据说是县委一位小车司机买下开的，生意好得蛮。我去了肉食水产公司屠宰场，碰上抢我汗衫的“刁小三”在墙角下种菜。可是，去百货大楼转了好几个圈，我最想遇见的莲子，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商业局下面管的经理，大大小小，没有一百，也有好几十，今天这个请吃饭，明天那个陪出差，我的小日子过得比县太爷还滋润。为了弄到商业系统仓库那片地，五金公司经理王小娴陪着我去外面兜了一个大圈，从厦门鼓浪屿到杭州西子湖，再到南京秦淮河，最后从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回来，一路上说不出的温馨陶醉，享不尽的开心快乐。就在我有意把这片地交给这位美女经理时，回收公司的孙国斌，领着他的那位经理助理刘红霞来了，也说想出去考察考察，要我一定给个面子，一块同行。我答应出去，刘红霞立即响应：“好主意！我们来一个浪漫西双版纳，寻梦香格里拉吧！”当我们来到黄花机场，正要登机的时候，孙国斌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说家里出了一点事情，要他赶紧回去。我看看他，看看刘红霞，还没来得及说话，刘红霞便“霍”地站了起来，“您要回去尽管放心回去，这里还有我哩，保证替孙总把局长大人陪好！”孙国斌接过刘红霞的话头，说：“局长对不起了，就让小刘陪您去吧，她很会办事的！”我什么也没说，就被刘红霞牵着手上了飞机。

在两家公司为那片地使出浑身解数的时候，又不断冒出一些老板来求我帮忙。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左右开弓，应对自如，最终妥善地处理好了那片土地的权属。

一天上午，我刚把王小娴送出门，一群守候在办公室外多时的男男女女冲了进来，叽叽喳喳，哇哇啦啦地吵个不休。我要他们静下来，让一个领头的人说，才知道他们是百货大楼的职工。领头人说，百货大楼人多柜台少，三年前，通过抽签，把人员分成两拨，每三年一轮换，轮到上班的，按经营业绩发工资奖金，不上班的就只发生活费。说着说着，领头人骂起来：“轮到我们了，就说要把百货大楼包给阳古子。哪有这样的道理！”

阳古子叫阳建华，是县城最大的个体老板。我对领头人说：“叫他们先回去，你跟我慢慢说，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好研究。”上访的职工陆陆续续都走了，我一边听领头人陈述，一边用心不在焉的语气问道：“你们那里好像有个吴莺莲，她是哪一拨？”领头人说：“跟我们一拨的，她在给别人做事，今天没来。”

我当着领头人的面，拨通了百货大楼经理的电话，要他下午和阳建华一起来向我汇报。

下午，经理和阳建华早早来到了我办公室。我让他们坐下来谈。经理说，大楼是打算包给阳总，我们的职工他尽量都给安排上班，并按业绩发工资和福利，实在安排不了的，按我们原来跟职工的承诺发基本生活费。

经理絮絮叨叨地说，阳建华不断地插话补充。情况基本弄清了，我打断了他们的话：“你们就说到这里，等我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再给你们答复。”我一起身，经理便知趣地走出门去，阳建华随手把门关上，拉开最外面的抽屉，把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塞了进去。我严肃地说：“阳古子，搞什么名堂？”

“嘻嘻，嘿嘿，我们的经营策略，请局长过目。”阳建华边说边去开门，回头丢下一句“吴莺莲的安排由她自己选择”，便嘻嘻嘿嘿地跑了。

我打开阳建华留下的信封，两砣崭新的钞票跳入我的眼帘。是收了还是退了，我犹豫着。这以前，我收到的钱，都是有工作单位的国家公职人员送的。送者与收者，无论法律上还是纪律上，都是同样追究的，况且这些人处事多少还讲些规则，他敢送，我又如何不敢收呢？阳建华就不好说了，纯粹的街头混混出身，他的钱收得吗？我想把它退回去，但一想到那句“吴莺莲的安排由她自己选择”，便又改变了主意，我要把百货大楼包给阳建华，让吴莺莲看看我的能量，让她在对我感恩中后悔当初的选择。

我把钱揣进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鬼使神差地来到吴莺莲家门口，敲响了她家的房门。出来开门的莲子妈没有认出我，我做了自我介绍。

“哎哟！快进来，快进来！听莲子说过，你转业回来了，还当了她们的局长。”

莲子妈把我按在凳子上坐下，便去倒茶拿烟了。正在看报的莲子爸，摘下老花眼镜跟我打招呼。我跟两位老人寒暄了一阵，便问：“莲子不在家？”

莲子妈抢着回答：“在家，在家，她出去给老头子买点药，应该要回来了。”

正说着，莲子推门进来了，看到我，她淡淡地说：“你来了。”

我点点头，望着两位老人，恳切地说：“早就该来看望叔叔和婶婶了。”

莲子妈要莲子坐下陪我说说话，莲子不冷不热地站在那里，没有坐的意思。见此情景，我客套了几句，便起身告辞。莲子说：“我送送你。”

我和莲子一前一后走在悠长的巷子里，我对莲子说：“有件事你先不要声张。”她问什么事，我告诉她，百货大楼将对外承包，对她会有一个满意的安排。她说：“包不包是你们领导的事，我们只要有事做有饭吃，我不要你特殊安排，免得姐妹们戳背心。”我的热脸陡然碰到她的冷屁股，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她见我没接声，又问，“那个帆布挎包还在吗？”

我说还在，她说：“还给我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送那个挎包，是希望你走出山旮旯，参加工作，为人民服务。现在你不但走出来了，还当了领导，再留着就没意义了。”

我还是没作声，她接着说：“你们男人要那么多女人做什么？当领导，工资那么高，还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她一连两个“做什么”，搞得我不知所措，我问她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了，她不置是否，只是说：“你现在已经非常好了，贾月娥也是干部了，跟我们比起来，到天上了，要知足。好了，不说了，也不送了，前面的路還很长，你一个人好生走。”没等我应话，她自顾自地转身回去了。

阳建华如愿以偿地包下了百货大楼，莲子没有接受他的恩赐，去挑选一份好差使，而是参与抽签，抽到了针织柜组售货员的岗位，倒是“刁小三”求我向阳建华打招呼，谋到了保卫部长的职位。

在商业局长位置上，我违规处置了大量国有资产，与不法商人勾结，谋取了不少个人利益。我做的这些事，满以为天衣无缝，可纸是包不住火的，最终东窗事发，我被押上了人民的审判台，同台受审的还有我一手培养的局办公室主任刘红霞。

当庭宣判的时候，法官问我，服从不服从，要不要申诉，我看着坐在庭下旁听的贾月娥，想起了莲子在巷子里说的那些话，也瞟了一眼身旁的刘红霞之后，摇了摇头。

庭下的贾月娥，一直绷着脸，端坐在那里，在我出事之前，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不该转业回县里，那些知根知底的下岗职工，喊她一声“贾干部”，她都害怕。我出事后，她班上的同学聚会，她都不敢去参加。

在对待莲子的感情上，我更是后悔莫及。如果说我对莲子的确动过感情，后来的行为就完全亵渎了这份珍贵的情感。坐进这间黑黑的小牢房后，我偶尔看看书，更多的时候在静思，梳理自己的人生，发现自己的心里一直埋着一粒狭隘、市侩、贪婪的种子。这颗种子长出某种扭曲的感情，结下怨仇的果子，在心灵的土壤上腐烂发酵，产生负面的毒汁，而我终究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