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人礼密臣于1895年3月以记者的身份来到台湾，以第三者的眼光观察并记录了清军在台的防守与溃败，日军最终占领台湾岛等重要历史事件。此人受西方“文明观”的影响，起初声称“要选择以清军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但不久便退回到西方“文明观”的视角，将日军视为“正义”之师，将清军视为“野蛮”之师，说明了当时他所持的西方“文明观”之狭隘与偏颇。但他记载的一些史料可供国人反思。

关键词：甲午战争;文明观;日本;台湾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8-0121-03

自16、17世纪开始，日本幕府就计划攫取台湾，此后数年问，日本几任重要领导人相继提出殖民台湾的计划。直至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日本以此借口出兵朝鲜，并进而向援朝的清军宣战，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后，清军始终处于劣势，而国际舆论也倒向日本，纷纷宣称日本是向“野蛮国家宣战”。美国国内的报刊新闻多以日军的角度看待甲午战争，而礼密臣则声言要选择以清军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并于1895年亲赴台湾，成为了一名随军记者，但最终他却站到了侵略者一方，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一

美国记者礼密臣1872年6月14日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奥斯丁市。1893年，在1500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皮里北极探险队8名成员之一，远征格陵兰岛。礼密臣在北极的探险经历为他带来了更高的关注度，这种勇敢者的气度令热爱自由的美国人赞叹不已，许多报刊媒体都竞相采访报道他的事迹，并邀请他到各大场合演讲著说。他在演讲中流露出想要来到中国进行战地采访的意愿，因为他在从北极探险的归途中遇到一位美国记者，这位记者告诉他，中日之间爆发了战争，他便萌发了去中国采访甲午之战的想法。这一精彩的出发点更加吸引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力，他们迫不及待想与礼密臣签约，以便成为这场世纪之战的首席见证者，更吸人眼球的是，礼密臣对外宣称自己要站在中国的角度上采访甲午战争，这与以往西方记者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人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刺激与新鲜感。一时间，礼密臣被为美国14家报社收入麾下，担任战地记者之职。由此可见，生于美国的礼密臣家境殷实，受教于专业的军事学校，身体健硕，训练有素，又从事编辑工作，文字运用能力也是炉火纯青，天性富于冒险，对世界各地新鲜的事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样既文既武的人物设定也为他后来成为一名随军记者奠定了基础。

如礼密臣这样的西方人能视域独到地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战争，实在是令人钦佩，对美国的媒体来说更是奇货可居，不同于以往报道中对日本的赞美和喜爱，对古老的东方之国——清朝有着一丝怜悯，还从所未闻。然而，礼密臣先生并没有想到，无论他怎样压抑自己一以贯之的“价值体系”，他还是在中国失去了内心天平的平衡。1895年3月23日，历经几番磨难的礼密臣抵达台湾淡水港，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见到越来越多的台民与土勇，逐渐引起他的极度不适。

这其中有数件小事，改变着他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想法。首先，他无法接受从未受到专业军事训练的“散户”成为士兵。“许多无法内渡的人，纷纷加入军队。于是一向充斥全台的歹角色，认为当兵有利可图，而且可掩饰原来勾当，率先从军几乎所有的无业游民混混甚至乞丐都为之振奋争相从军，摇身一变成为保家卫国的英勇战士。”事实上，礼密臣之所以受到了日本的优渥对待，恰恰是因为日本需要在西方記者面前保持自己的伪善形象，以诱导攻占台湾前的舆论导向，为自己争取更宽松、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像在国内利用媒体进行战争动员那样，也打着‘文明和‘人道的旗号，利用美国媒体来引导国际舆论，用西方人熟悉的价值观和话语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礼密臣就是日军选择示好的不二人选。那其他的西方人是否有着相同的感受和经历呢？“强斯顿牧师曾说日本人对待被征服者非常残酷，大量摧毁生命及财产，使所经城市变成废墟”可见历史不能只有一个见证者，也不能只有一个书写者，得到相对客观的史实，需要多方与全面的考证。其次，礼密臣的西方“文明观”与古老的东方风俗难以磨合。礼密臣曾记载过如下一事，一次当地人设宴款待他，众人共食一盆菜，百姓热情地为他夹菜，这让分餐而食的美国人感到无比的恶心，由此对当地更加的厌恶。在礼密臣“文明观”的审视下，台湾到处充满着恶臭、肮脏的百姓与士兵，他只希望日军能早日占领台湾，维持秩序。于是在1895年6月6日，礼密臣与两名外国人，一个马来人，一名苦力，一名劳役，沿着轨道寻找日军，向日军通报城中的消息，迎日军进台北城。6月7日清晨，在礼密臣的积极帮助下，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在礼密臣看来，日本人的文明与西方人的文明是一致的，所以他见到日本人就倍感亲切，“目睹雄赳赳，气昂昂的日兵，使人为之耳目一新。”，“对中国怀有明显的偏见”，称他为“亲日分子”也并不为过。

二

在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之前，已有坊间传言认为日军即将攻占澎湖及台湾，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日本的官方承认，相反，日本放出烟幕弹，谎称要进军北京的错误信号，各国的新闻记者纷纷如获至宝，赶往北京，寄希望能在北京获得战地新闻。笔者猜测，日军上述行为有两种原因，其一，日本有意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众所周知，北京为国之首都，政治枢纽，清政府对北京的重视程度想见一斑，一旦北京沦陷，与亡国无异，为拱卫京师，据守要地，政府必将注意力全情倾注于此，便无暇顾及“海外孤悬”的台湾了，日军趁虚而入，如入无人之境。其二，利用舆论报刊、新闻媒体制造声势，掌握话语权“乌云”，对清政府实施语言暴力。“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还以‘文明话语进行海外宣传，利用西方报刊来展示自己的‘文明形象，为其侵略战争辩护。这样，美国报刊也成了日本政府的宣传阵地。例如，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1851-1937）在战争期间亲自撰文为日本的战争行为辩解，并向美国民众推销日本。”在日本精心营造的“文明观”舆论之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认定日本出军中国是“合理合情”的，中国备受“千夫所指”，不仅在军事上处于下风，在国际支持上也败下阵来。鉴于以上分析，日本对侵占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种准备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许多软实力，大有势在必得之意。此时的西方各国大多沉浸在日本炮制的战争愿景之下，纷纷对清政府口诛笔伐。

虽然日本军队尚未攻打台湾，但台湾百姓已经陷入到了重度的恐慌当中，一些富民变卖田产，折合成金银珠宝，实在无法变卖和携带的器物只好埋在地下，亦作来日他图;商人也纷纷整理货物，关闭门户。一般家境殷实的人都先后内渡大陆，而社会底层的百姓也躲到乡下，台湾城内一片萧条，足可见日军侵略台湾对平民百姓的恶劣影响。3月24日，礼密臣拜见台湾巡抚唐景崧，并应唐景崧的要求展示了旅顺战场的照片。这些照片大多是街头遍布的清军尸体和被肢解的日军尸体，还有一些插在长矛上的首级，唐景崧对礼密臣讲道：“我在台湾悬赏日本人的头颅，鼓励凌迟日本人的尸体，就是为了报复旅顺暴行。”关于旅顺屠杀，日本曾辩称是先前刘永福在台湾残杀许多日军，并肢解尸体，遂才在旅顺进行报复。事实上，此言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两军作战，必有伤亡，更何况是日军这样攫取他国领土的侵略军，他们将战场上的伤亡加诸于无辜百姓身上，对百姓实行疯狂的报复，并贿赂西方媒体进行歪曲事实的报道，而西方媒体与日军沆瀣一气，这种行径在甫后日据台湾时，又一次出现。在会谈结束的几天后，唐景崧为礼密臣颁发可以申请参与任何军队行动、访问任何军官、进入任一炮台、堡垒的证照，由此，礼密臣的随军记者身份才正式获得了清政府的官方允许。

就在礼密臣拜会唐景崧的当日，日军登陆澎湖，清军不敌，澎湖失守。澎湖是台湾的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澎湖失守意味着台湾岛的岌岌可危。在保卫澎湖的战役中，清军的战斗力极差。且遇到敌人都只是稍作抵抗，从不全力以赴。“只有三十名左右的散兵游勇还算略尽职守的稍作抵抗，全城大军早已远颳，不知去向。”守卫澎湖的清军临阵脱逃，其逃跑有多种原因，其一就是害怕丢了性命，其二是惧怕日军的先进武器和英勇无畏的士气，其三是清军长官下令士兵其撤退。无论如何，却是没有抵抗，让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固若金汤”的澎湖占领，丢掉澎湖乃清军之责，不容推卸。澎湖失守的消息迅速散开，使得原本就慌乱万分的台民更加手足无措，台湾彻底陷入到一片混乱之中。在混乱的局势之下，百姓茫然没有主见，他们还是寄希望于政府的保护。就在这种危急又微妙的时刻，政府官员即将内渡的消息却不胫而走，这无疑成为了压垮台民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的消息无论是真是假，都令人感到寒心和恐怖，为此稳定人心，防止暴乱，唐景崧否认了官员内渡的说法，并散发布告以安民心。

公告一经发出，百姓们又重整旗鼓，而台湾官员也加紧准备，除鸭打、玛莎两艘官轮外，另有数艘轮船陆续运送内地的军队和军火，并增加招募士勇。通过上文提到的礼密臣的记录可知，招募的士兵人员杂七杂八，参差不齐，而且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很难打败训练有素的日军。这样士勇大多是为了混得军饷和粮食，参军目的极其不纯，以致后期对“台湾民主国”总统府进行打砸抢烧，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895年4月，两艘法国战舰开往妈宫港（Makungharbor），法舰指挥官诱骗清澎湖水师镇总兵周振邦签订协约，周振邦遂多次致电南台总司令刘永福：“法将屡次”促我将澎湖群岛交其保护，允在炮台上升起法国国旗;并言明仅系暂时代管，基于两国邦谊，待日清纷争尘埃落定，定当即刻交还。刘永福闻之勃然大怒，立刻嚴令周振邦密切监视法舰，如有僭越，立即开炮驱逐。刘永福在越南抗击法军长达数十年之久，他料定法军的“古道热肠”包藏祸心，其目的就是要瓜分台湾。先前清政府为保护台湾不被日本划走，一度准备利用列强的势力来抗衡日本或者暂时接手台湾，前期委托英国后期委托俄国，但最终都由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升级而宣告失败。而法国正是听闻清政府正在寻求“政治靠山”，才来到台湾，希望分得一杯羹。

清政府几次恳求西方国家的庇护，都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西方国家并不会从人道主义出发去体恤身处水深火热的台民，他们只是隔岸观火，坐享其成，仅仅是希望在这场中日战争下坐收渔翁之利。而清政府四面楚歌的境地也不太容许他们做更多的考虑，他们唯恐不交出台湾，日本就会将战火燃到内地，这种“切割阑尾”的处理方式无疑是饮鸩止渴，为求和平而割让部分领土的做法为日后西方殖民者瓜分中国埋下了伏笔。

小结

甲午战争看似是中国与日本两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实际上却是中国一国孤军对抗自诩操持着“文明观”的西方国家阵营，无疑的，脱亚入欧后的日本也是这种“文明观”的随从者，是“文明观”阵营中的新成员。在“文明观”阵营的人看来，清朝生产力低下，文化腐朽落后，百姓懦弱无知，兵勇好吃懒做，全国上下都弥漫着“野蛮”的气息，这样的国家和人民似乎就应该被日本这样的“文明”国家接手，去接受更先进的皇民化教育。然而，定义“文明”的人手中沾满了无辜百姓的鲜血，支持“文明”的国家却选择做真实报道的失语者，号称“文明”的军队发动战争，令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这种扭曲的“文明观”实际上是建立在热兵器之上的恃强凌弱。以礼密臣的第三方视角去看待这场战争，其实也就是以现代西方的价值观来看待这场战争，他们带着西方价值观的有色眼镜来进行褒贬，这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而是一种有倾向的评判。虽然礼密臣的初衷是想站在清朝的立场上去报道甲午战争，但他的立场、思想、价值观，还是不自主地向日本靠拢，这种囿于自身的局限性，说明了当时的“文明观”还是狭隘的，盲从的。诚然，我们不能否定自身的问题，清政府积贫积弱，师心自用，导致了军事上、外交上的接连失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但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文明与智慧却是不容侮辱与抹杀的。落后只是一种状态，是现阶段的一种境遇，没有对错之分，尊重每一个国家与民族，尊重每一个政权体制下的个体，求同存异，才是正确的“文明观”。

作者简介：王宝华（1993-），男，汉族，山东省兖州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