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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第一次转变中的鲍威尔因素

2020-07-23李俊鑫李晓敏

知与行 2020年3期

李俊鑫 李晓敏

[摘要]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存在一个从鲍威尔影响下的自我意识哲学到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唯物主义转向。在这个过程中,主谓颠倒作为方法论构成了马克思博士论文期间的宗教批判以及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节点。但存在分歧的是:费尔巴哈主谓颠倒的方法论是否像是梁赞诺夫所指出的那样直接促成了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直接动因,即费尔巴哈在什么意义上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立场的中介。回到1839年马克思第一次在博士论文中使用主谓颠倒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与鲍威尔、卢格、费尔巴哈在19世纪40年代的通信,可以发现:鲍威尔对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期间进行宗教批判起到了前导性的作用,此时马克思已经完成了费尔巴哈水平上关于宗教的主谓颠倒。因此,相比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主谓颠倒作为方法论更多地构成了马克思1843年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中自我意识哲学与理性国家之间私有财产问题的内在矛盾,直接引发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最为关键的面向唯物主义立场的转变。

[关键词]主谓颠倒;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唯物主义转变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3-0013-07

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中,鲍威尔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朋友、导师,引领着马克思走上学术之路;另一方面鲍威尔又是马克思的论敌、反对者,以一名思辨神学家和唯灵论者的身份出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以1843年为分界点,从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鲍威尔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只占有微小的位置,相反,费尔巴哈在青年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次转变中起到了绝对性的中介作用。

费尔巴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第二国际的哲学家如梅林、普列汉诺夫试图强调费尔巴哈的主导性的中介作用,其结果是将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拉回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层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科尔施、卢卡奇则反其道而行之,试图淡化、消除、否定费尔巴哈的中介作用,将人本主义化的黑格尔与马克思哲学变革直接相联系,人为地制造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相互对立的命题。重新回顾1843年马克思第一次转变中“遭遇”费尔巴哈的鲍威尔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阶段性历程。

一、第一次转变的前夜——青年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

布鲁诺·鲍威尔是带领青年马克思在柏林求学时期从事宗教批判的领路人。马克思在1839年夏季学期参加了鲍威尔担任主讲教师的关于《圣经·旧约》中《以赛亚书》的课程。特别是在1837年,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提出,因为大学讲师鲍威尔的推荐和帮助,他非常想在1830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的自由派年鉴《德国缪斯年鉴》中发表文章,即使文章因为刊期已过不能被编辑部采用。在马克思的描述中,鲍威尔是当时德国青年黑格尔学派和博士俱乐部中最为积极的人物之一,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布鲁诺·鲍威尔1809年出生于德国图宾根州,图宾根是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起源地,同时也是马丁·路德的出生地,具有浓厚的宗教改革氛围。作为一名学者,他的生活是朴素而单调的。其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柏林,直到1882年去世,只有两次离开柏林:第一次是1839—1842年,他担任波恩大学的讲师,也是在这个时间节点,鲍威尔与马克思相知相遇,并深刻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观点的形成;第二次是1855—1856年,他前往伦敦学习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相关内容,并与马克思再次相见。

鲍威尔就读于著名的柏林大学神学院,受到了专业的神学和哲学教育,也是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的亲传弟子。神学在当时德国的思想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神学家通过关于神学概念的分析和阐释来影响当时德国政治发展原则和未来走向。与此同时,神学与哲学密不可分,哲学往往服务于神学中关于宗教真理的讨论以映射现实政治。他的导师是当时德国思想界赫赫有名的两位神学家——尼安德和施莱尔马赫(Neander und Schleiermacher),后者被誉为新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但是鲍威尔对一些命题的认知与判断却与他导师意见相左。在这样情绪的影响和带动下,鲍威尔转向了黑格尔。黑格尔是当时德国最为杰出的哲学家,同时也是施莱尔马赫在神学领域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几乎反对对方所说的任何论断。[1]231受到黑格尔哲学晦涩难懂的语言与其理论内蕴的深厚的历史内容的吸引,鲍威尔在朋友的介绍下连续参加了3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开设的课程,直到黑格尔1831年逝世。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思想界,黑格尔哲学如日中天,鲁道夫·海曼曾经指出:“要么是黑格尔主义者,要么是卑贱的经验主义者,野蛮人和白痴,对于受过专业教育的理智的人来说,成为非黑格尔主义者几乎是一种犯罪。” [2]4

在黑格尔的不断影響下,鲍威尔开始从事关于美学的研究,并成为当时美学研究的专家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一面旗帜。1829年,年仅20岁的他以“康德哲学中关于美的原则的讨论”为题获得了黑格尔亲自设立的哲学系奖。黑格尔对这位年轻又充满天赋的学生赞誉有加。黑格尔指出,鲍威尔的这项工作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不仅是因为他的思路是清晰和连贯的,更因为他正确地指出了康德哲学中不相协调的原则的自我矛盾。[3]670从那时起,鲍威尔开始主动运用黑格尔的概念、分析框架和方式进行研究和写作。他关于黑格尔1823—1828的美学笔记被当作补充材料用来出版1835年的《美学》。此外,他还作为主编编辑了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第二版并担任《思辨神学杂志》的编辑,是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后起之秀。

1835年,施特劳斯出版的《耶稣传》打破了黑格尔一以贯之地将哲学和神学相调和的方法论并直接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分裂,鲍威尔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对宗教尤其是福音书的内容进行了批判,否认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连续性。由于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鲍威尔从早期正统神学的支持者一步步走向激进主义和无神论,将福音书的产生和耶稣形象理解为自我意识自我塑造的历史过程。因此,卢卡奇将鲍威尔看作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典型代表,因为鲍威尔通过费希特的主观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结合,形成了关于现实批判性的方法。[4]205-206恩格斯也高度评价鲍威尔在理解早期基督教的重大贡献,并认为作为一名学者的鲍威尔,他在研究福音书性质方面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合作集中在大学期间,1841年8月马克思参与鲍威尔《无神论文库》的写作是两人关系的最高峰,马克思与鲍威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波恩,马克思经常探访鲍威尔,是鲍威尔家中的常客。鲍威尔在给马克思写的信中强调,希望马克思尽快地完成在柏林大学的考试,并强烈建议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波恩大学任教。在1841年3月28日的信中,鲍威尔计划创办一个宗教和神学批判杂志并定名为《无神论文库》,希望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做撰稿人。出于对马克思的关心,鲍威尔告诉马克思停止关于马尔海内克的批判以免对他获得学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除此之外,他还希望马克思能够在他主编的《宗教哲学》中发表几篇批判性的文章。1841年4月中旬,马克思离开柏林,经由法兰克福返回特里尔,并在那里与赫斯汇合一同前往波恩參加鲍威尔的课程。1841年8月,马克思参与鲍威尔匿名发表的《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并负责撰写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1842年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决裂,代表着马克思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批判和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和影响,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从一名从事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的青年学者走向关注政治批判和现实问题的实干家,并为1843年马克思“遭遇”物质利益难题实现第一次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事实上,尽管马克思多次与鲍威尔合作,但是他并没有全盘接受鲍威尔的观点。1842年,马克思和鲍威尔在关于柏林自由人团体的态度上出现了分歧,这是导致两人从亲密的合作伙伴走向相互论战的对手的导火索。事情的起因是作为当时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拒绝接收来自柏林自由人团体包括科本、梅耶、布尔、奥本海姆、施蒂纳等人的文章,因为马克思认为关于宗教的批判已经不符合德国现实问题的需要而且不指涉政治批判的文章既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建树也不符合《莱茵报》的定位。因此马克思果断地拒绝了来自自由人团体的投稿,并希望鲍威尔中断与自由人团体的联系,因为后者正是鲍威尔在宗教和神学领域同一阵营的支持者们,而且鲍威尔是其中的领袖人物。但是鲍威尔在1842年12月13日的信中明确表示他支持柏林的自由人团体,并由此引发了两人关系的决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接下来在1843年的9月到10月在《德法年鉴》中发表《论犹太人问题》,由此拉开了关于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序幕。

自此之后,即使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章中激烈地批判了鲍威尔,但是布鲁诺·鲍威尔在1855—1856年伦敦期间仍然在他的兄弟埃德加尔·鲍威尔的陪同下专门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在1855年12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鲍威尔想要亲身体验下伦敦以检验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5]464此外,马克思在1856年2月12日的信中说鲍威尔又一次拜访了他并表示,伦敦是一个绝妙的地方,这里有“贫富的对立”,而且他还有其它类似的“发现”。[6]15在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谈话中,二人谈及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变化,包括经济发展、工业化发展程度、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等,虽然马克思嘲笑鲍威尔看起来像一个迂腐的老教授,但重要的是鲍威尔的到来使得1845年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次转变之后,青年黑格尔派,更确切地说黑格尔哲学又一次进入到马克思批判的视野之内,这为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处理复杂的材料并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二、费尔巴哈——主谓颠倒与唯物主义转变

费尔巴哈主谓颠倒的方法论对于马克思实现第一次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论断起源于MEGA1的第一任负责人大卫·梁赞诺夫。他认为1843年是马克思转变的节点,在这期间,马克思不仅面临着对现实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也面临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去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难题。大卫·梁赞诺夫第一个指出费尔巴哈主谓颠倒的方法论支撑着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帮助其实现了从青年黑格尔派的支持者到批判者的唯物主义转变。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费尔巴哈从未承认自己是一名唯物主义者,他本人更多的是一名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者;第二,主谓颠倒的方法,作为马克思合作伙伴的鲍威尔也曾应用于宗教批判中;第三,主谓颠倒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提到,并不是在1843年受到费尔巴哈的启发之后才具有了决定性的变革意义。因此主谓颠倒的方法论和马克思唯物主义转变关系的“历史性错位”需要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答案。

首先,主谓颠倒的方法论在费尔巴哈原初语境中的意义在于进行宗教批判,马克思则试图将这种方法作为一种分析的“镜子”映射到国家、市民社会以至于资本主义法权关系中人格权的自我矛盾问题。费尔巴哈的目的是要在宗教领域重新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不再将上帝理解为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主语”,因此费尔巴哈敌视辩证法,否认矛盾,将理性的上帝颠倒为感性的人的谓语。他宣称“绝对精神”不过是消逝的神学精神,因而是对纯粹幻影的信仰,他发现以黑格尔哲学为突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全部秘密都应该在对人性和自然的沉思中解决。费尔巴哈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成为了绝对精神的谓语,因此必须在宗教领域实现人神关系的主谓颠倒。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绝对即精神思辨运动的本质来源于感性的人的活动。费尔巴哈认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是主语,思维是谓语,存在不是别的,就是包括人之内的自然。

其次,大卫·梁赞诺夫认为马克思关于运用费尔巴哈方法的中介进行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基于费尔巴哈的两本书:《未来哲学原理》和《关于哲学改造的预备提纲》。由于出版审查,这两本书只能在瑞士出版。由于《未来哲学原理》第一次出版是在1843年的2月,因此梁赞诺夫认为,马克思一定是看了《预拟提纲》之后才开始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继而实现了唯物主义的转变。这同样也与恩格斯、列宁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判断相一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将费尔巴哈指认为是他和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哲学的中间环节。恩格斯表示:“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7]211-212列宁认为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了。[8]83因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实现了三个目标:第一,通过主谓颠倒的方法发现了黑格尔观念辩证法思辨过程中头足倒置的神秘本质;第二,通过法国革命史研究发现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实际上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第一次,尽管是通过哲学的方式,发现了黑格尔国家学说中最坏的折中主义和现实思辨形式下的经济学本质,即私有财产和国家之间的对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就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矛盾,它不仅没有形成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反而加剧了它的极端对立,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都是私有财产。

由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始终无法正式出版,所以学界关于马克思哲学变革确切时间和决定性因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根据最新MEGA2研究,我们又一次将视野拉回到马克思原初的文本中,探索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的重要时间节点。

马克思的第一次转变完成于1843年7月-8月,转变的时间应始于1841年8月计划与鲍威尔合作写作《末日的宣告》续篇。一般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于1843年的3月至8月,以马克思辞去《莱茵报》编辑的时间为基准。朗茨胡特和迈耶尔则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完成时间应该提前到1842年3月,理由是当时马克思给卢格的信中标明,马克思已经把它提供给了卢格的《德国现代哲學和政论界佚文集》。1842年2月25日,卢格写信给马克思表示,他主编的《德国年鉴》遇到了非常严格的出版审查,并表示他在瑞士苏黎世办了一个可以躲避德国出版审查的佚文集,卢格还告诉马克思,他从被审查机构封禁的文章中挑选了“一些一针见血的和优秀的作品”,并打算在瑞士将其出版为“Anekdota Philosophica”的佚文集。同年3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卢格表示他对这个提议非常感兴趣,并重读了一遍《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论基督教的艺术》,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附带了一篇关于黑格尔自然法尤其是国内法部分第261—313节逐章展开的批判。

基于以上论证,很明显至少在1842年3月期间,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初稿,并且从一名黑格尔哲学的仰慕者转向为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者。马克思表示黑格尔式的笔调和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是一种精神的死胡同,必须用更自由而且更实在的方式进行改写。[9]424因此马克思认为《末日的宣告》的第二部分《论基督教的艺术》应该重新书写。在此基础上,他继续进行了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最后在1843年克罗茨纳赫完成最终的总结并于1844年《德法年鉴》上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从这个角度来看,梁赞诺夫关于费尔巴哈的《预备提纲》应该认为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作的起始点的定位是有所偏颇的。

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在1841-1842年这一时期,费尔巴哈主谓颠倒的方法对于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变革作用。第一,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就已经在鲍威尔的影响下开始使用颠倒的方法论来分析宗教的一般本质。第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回顾自己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时并未提到费尔巴哈,相反,费尔巴哈的重大变革作用实际上是被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中重点强调。第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是持有消极态度的。因为马克思并不赞同费尔巴哈参加鲍威尔与他一同开展的《无神论文库》写作和关于宗教的批判。1843年,当马克思看到费尔巴哈的《预备提纲》时,马克思并没有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10]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我们都成为费尔巴哈派的原因是对于恩格斯本人来说唯物主义的强大变革意义。而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马克思与鲍威尔在1839—1842年期间的密切沟通与交往,使得后者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宗教批判观点的形成,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不仅没有体现出他哲学观和原则问题的改变,更是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9]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运用审视黑格尔自然哲学和宗教哲学的主谓颠倒的方法集中地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事实上,至少在1842年3月,马克思在没有接触费尔巴哈的《预备提纲》时就已经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初稿完成,但是由于出版的问题,这部著作迟迟不能见刊。这一点在马克思1842年8月25日在波恩给奥本海姆的信中可以得到有效佐证。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希望奥本海姆可以按照《莱茵报》编辑部划定的批判范围进行写作,另外他还计划将“那篇反对黑格尔君主立宪制学说的文章的附录收在卢格的《轶文集》里。”显然,在这个时间节点中,费尔巴哈并未在场。马克思在1843年3月13日写给卢格的信中指出,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较少地强调政治,这是他不满意的。因为费尔巴哈在《预备提纲》中只提到了一次政治。尽管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关于政治的问题不满意,但是费尔巴哈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立场的角度,并为1844年马克思转向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立场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马克思与鲍威尔——宗教批判语境下的主谓颠倒

在1843年之前,宗教批判就已经是在鲍威尔影响下的马克思的主要论战方向。事实上,在1841年之前,马克思一直是一名打上了鲍威尔标签的博士俱乐部成员,尽管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决心走上自己的道路。1841年卢格更是在一封信中将马克思的名字标注在鲍威尔之后的括号里,由此可见,在当时卢格的认知里,马克思被当作是鲍威尔的追随者。1841年12月6日鲍威尔给卢格的回信中,鲍威尔更是开玩笑地写道,由于《末日宣告》的共同合作,马克思与他一起被限制在同一个理论的范围之内,即宗教。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无神论的基础是鲍威尔和马克思进行宗教批判、写作《末日宣告》的基础,在没有遭遇到费尔巴哈之前,鲍威尔在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中起到了前导性的作用。因此,科尔纽认为马克思在博士论文阶段就已经达到了批判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水平的论断恰恰忽视了此时鲍威尔和马克思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激进立场从事宗教批判的鲍威尔往往被描述为一名神学家。在《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马克思曾经的战友、伙伴、导师的鲍威尔被描述为圣布鲁诺,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思辨唯心主义者,一个神学家,一位唯灵论者,更严重地说,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最大的敌人。马克思谴责鲍威尔,因为他认为鲍威尔始终无法摆脱神学方法即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纠缠。而巴尔尼科(Barnikol)则从神学方面对鲍威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鲍威尔的无神论立场实际上是对神学的毁灭,是一名神学的反叛者。

马克思批判鲍威尔同他本人与柏林自由人团体的决裂有着直接联系,鲍威尔本人真实的思想沉寂于这种关于团体的批判之中。鲍威尔是当时位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的领袖人物,切什考夫斯基(August Cieszkowski)因此评价鲍威尔“像一颗发光的恒星,照亮了科学的视野”。批判鲍威尔就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往往承担着等同于指向青年黑格尔派仅仅沉迷于宗教批判,忽视现实政治发展的神秘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有趣的是,费尔巴哈也是仅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宗教批判,对于现实政治的发展,费尔巴哈像是一个隐士一样充耳不闻。但是,激进主义立场的鲍威尔指向的却是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君主立宪制的批判。费尔巴哈和鲍威尔最大的区别在于,费尔巴哈是一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隐士,他从未处理过政治问题。如果说费尔巴哈只看到了宗教中异化的原因(神取代了人),将异化限定于宗教领域,那么在政治上更为激进的鲍威尔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异化是基督教世界中一切事件,制度和生命的共同原则”[11]55。鲍威尔明确地说关于异化的批判不应尽局限在神学领域,而且应该延伸到人类学、历史尤其是政治之中。

值得注意一点是,主谓颠倒的方法论并不是费尔巴哈的独创,鲍威尔也采用这种颠倒的方法批判宗教。鲍威尔认为,神学把人的谓语归因于上帝,而哲学意图废除这种人与自己异化和与自己的本质相疏离的异化状态。人作为自由的主体,无限的存在不是任何存在的谓语。这种哲学不需要任何神,它只对人本身,对自我意识感兴趣。[12]151由于鲍威尔的影响,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高度强调自我意识改造现实和原子在定在中的自由。很明显,这种关于自我意识的强调,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博士论文期间,鲍威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和两人私人信件之间的交流,但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博士论文期间缺乏信件交流阻碍了两个人思想的碰撞。布雷克曼在关于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考证中认为费尔巴哈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就已经对马克思的写作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主谓颠倒的方法论方面,但实际上在博士论文期间,鲍威尔的思想尤其是自我意识哲学的立场决定了青年马克思1839-1841年思想发展的走向。因此当我们重新回顾马克思、费尔巴哈、鲍威尔的复杂关系时,我们发现:第一,这种关于宗教的颠倒在博士论文期间已经完成,因此当马克思看待费尔巴哈的文章的时候表示在原则上保持一致,因为宗教批判已经在鲍威尔等人那里说得足够多,马克思此时的关注重心是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学到的更多是关于人本学立场以批判黑格尔的哲学中思辨的实证主义。第二,1841年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并没有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让马克思一下子转向了唯物主义,使“唯物主义登上王座”。相反,正是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理性国家和自我意识哲学相互冲突的物质利益难题促使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第三,鲍威尔对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期间进行的宗教批判起到了前导性的作用。相反,由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1839年期间缺乏通信,所以1841年的《基督教本质》,尤其是关于宗教问题的主谓颠倒实际上并未对马克思的研究的方法论起到开创性作用。颠倒的方法在博士论文期间就已经应用在宗教问题的研究,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应用主谓颠倒的方法论分析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神学本质事实上是马克思从鲍威尔影响下的宗教颠倒转向私有制基础上市民社会与理性国家头足倒置矛盾研究的结果。

首先,马克思第一次接触主谓颠倒的方法论是在鲍威尔影响下的博士论文写作。在马克思为博士论文写作的《关于伊壁鸠鲁的笔记》中主谓颠倒的方法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关于普罗塔克宗教范式的评注中,另一次则是关于柏拉图哲学的理念和现实的分析,相同的是主谓颠倒的方法论都是集中于宗教问题中的神人关系即从神转换到人,从神转换到自我意识的研究。在第一处,马克思写道:“在通常的思维中,总是存在现成的、被思维从主体分离出来的谓语。所有哲学家都用谓语做主体。”[13]93普罗塔克是一种将谓词转换为主体的宗教意识范式,哲学则与神学相反,它在作为谓语的人的主体性中洞见到作为主语的上帝的本质如自由意志等。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宗教中主谓颠倒的本质,在下一个例子中,马克思开始运用主谓颠倒的方法看待柏拉图哲学中现实和理念之间的矛盾关系。在第二处,马克思指出:“柏拉图用下述观点表达他自己对现实的态度:理念的独立王国翱翔于现实之上(这个彼岸的领域是哲学家自己的主观性)并模糊地反映于现实中。如果苏格拉底仅仅发现从实体转化为主体的观念性的名称,而且本身还自觉地成为这种运动,那么,现实性的实体世界实际上现在是以观念化的形式进入柏拉图的意识,但这样一来这个观念世界本身就跟那个与其相对立的真实的实体世界一样简单地分解于自身之中。”[13]69马克思指出,苏格拉底通过“认识你自己”第一次将哲学从外部世界的认识颠倒为认识自身的德性,但是还没有将这种颠倒理解为一种观念的运动。柏拉图哲学则试图通过观念的形式将现实之上的理念作为主语,哲学家的主体性则作为其谓语,通过哲学家的自我意识抓住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颠倒。通过这种颠倒的方法,理念、现实第一次经过哲学家思维中的自我意识的颠倒成为了观念的运动。很明显,鲍威尔哲学的主题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马克思在此处强调的自由的自我意识正是围绕着改造现实出发的反宗教的自我意识哲学。

其次,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的方法论并不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直接原因,自我意识和理性主义国家对立下的物质利益难题是促使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研究的第一动因。因此,当我们重新回顾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造成的影响时,实际上这本书既没有促使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又没有让马克思成为一名费尔巴哈主义者。《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所应用的主谓颠倒的方法也没有对马克思的世界观发展造成“哥白尼式的革命”,主谓颠倒应用于宗教批判已经是鲍威尔等人过去早已经应用的方法。而且最重要的是,之前以为是马克思评论费尔巴哈的匿名文章《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实际上是费尔巴哈本人写的,马克思对于《基督教的本質》的判断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不涉及原则问题的争论,但是从这里并不能得出马克思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迅速地转向了唯物主义,经历过黑格尔哲学研究的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远远要比没有经受过系统化学术训练的恩格斯要困难得多。

物质利益难题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关键节点。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真正地触及了博士论文期间的自我意识哲学掩盖下市民社会(地产私有制)和理性国家之间的内在矛盾,而这一点也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理性形式下的非理性内容。当马克思通过主谓颠倒的方法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头足倒置”的虚假现实时,他不仅超越了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也同样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意识到作为理性国家基础的普鲁士地产阶级并没有像黑格尔哲学所说的那样为普遍性和理性服务,相反,他们竟然与“实证主义”的老年黑格尔派合流,为现实的私有制论证。这样的一种头足倒置,让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中关于现实的神学思辨,也正是这样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写道:“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形式的谓语。”[13]368虽然1842-1843年的马克思并未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中的经济学内容,但是私有财产和理性国家的对立第一次虽然是以哲学颠倒的方式进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中,也促使马克思一方面在克罗茨纳赫重点研究法国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重点关注地租和私有制的关系。

四、结语

作为结论,我们认为主谓颠倒的方法论并不是费尔巴哈的独创,1839-1840年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已经在鲍威尔的影响下应用主谓颠倒的方法论进行宗教批判。因此,费尔巴哈中介下的主谓颠倒的方法论并不构成启发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直接动因,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遭遇的关于物质利益的难题才真正促使马克思从宗教领域人神关系的主谓颠倒转变为朝向黑格尔国家学说中私有制与理性国家头足倒置矛盾的研究。这种从哲学思辨意义上的颠倒转向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颠倒,马克思实现了关于以往哲学信仰即黑格尔哲学的一次自我清算。在此过程中,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和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成为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见证者和过客。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黑格尔哲学中关于私有财产的神学论证和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自我意识与理性国家之间的内在矛盾才真正地成为了青年马克思面对的新的问题域,不仅为马克思打开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门,更为其1845年创立唯物史观和1857年之后的《资本论》写作开启了新的理论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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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雪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