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祖辉

[摘要]《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性文献，其思想宗旨蕴涵了“进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建设新的现代社会的伟大工程、推进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伟大梦想”的“四个伟大”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被一以贯之，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中被进一步明证、凝练和升华。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的“四个伟大” 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共产党人秉持《宣言》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创新发展及当代表达，即：“伟大斗争”是《宣言》揭示的历史性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当代转化;“伟大工程”是《宣言》揭示的现代社会发展根本命题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转化;“伟大事业”是《宣言》揭示的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推进;“伟大梦想”是《宣言》揭示的人类解放理想在当代中国的阶段性实现。简言之，新时代“四个伟大”与《共产党宣言》本质上的内在逻辑关联，映现和反映了《宣言》思想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溯源，对21世纪的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四个伟大”;《共产党宣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3-0005-08

在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宣言》中描述的“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170多年后的中国大地彰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真理光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新的历史方位”加以高度概括，精辟阐释了“三个意味着”和新时代“五个内涵”特点，标志着当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寻求自身发展的道路选择、理论升华、制度完善、文化创新等方面取得的实践经验，更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现状、发展成绩以及所处历史方位的最好诠释。可以说，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当代中国的根本政治标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大共识和共同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共产党宣言》距今已经过去170年，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1]。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献，《宣言》的思想中“开创科学理论引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探求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有效实现路径，臻至人类解放的伟大梦想”的蕴意概括转换成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概而言之为“四个伟大”，即：“进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建设新的现代社会的伟大工程、推进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伟大梦想”。“四个伟大”光辉思想正是秉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的一般性原理，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被一以贯之，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被进一步明证、凝练和升华。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追本溯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时代“四个伟大”：“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既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也是当代中国最具时代特色、符合中国治理逻辑的伟大实践基础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宣言》是新时代“四个伟大”思想的立论之基、生长之根，而“四个伟大”已经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纲领与行动指南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纲领与政治号召，实现了《宣言》思想精髓的新时代创新发展及当代表达。

一、“伟大斗争”：《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历史性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当代转化

近代欧洲社会变革动荡和尖锐对立的历史境遇，是《宣言》成为伟大斗争宣言和政治战斗檄文的客观现实基础。“变”和“乱”的时代特征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度思考和精辟回答，最终形成了《宣言》这样经典的思想篇章。1848年《宣言》横空问世，自此，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的思想就旗帜鲜明地呈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资本主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另一方面更强调与之斗争的必要性。针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伟大性”和“独特性”问题，恩格斯在1883年和1888年《宣言》德文版、英文版序言中清晰指出了“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据此，恩格斯指出了这场斗争是一场有别于其他一切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真正意义上的“伟大斗争”，其一，它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斗争，它的最终极目标是让私有制和剥削彻底消灭;其二，从利益诉求而言，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其利益主体是整个社会、整个人类。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伟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在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宏阔视野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具体所指现实领域中的革命斗争。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观念领域的斗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晰而明确地表达了反对局限于观念领域的斗争，指出“实现人的解放”一定要通过现实的斗争路径才能达到并完成斗争目的，并提出了现实领域的“现实斗争”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通过革命实践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在1846年以后逐渐意识到“科学理论与革命运动”相结合进行的“现实斗争”必须要成立组织和政党。于是，在同年初筹建无产阶级政党，创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领导核心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菲力浦·沙尔·日果组成。紧接着又在欧洲相继建立支部，通过创立委员会与各国工人团体社会主义者密切联系，用科学的理论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进而武装工人阶级，也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思想组织准备。直到1847年6月，在对“正义者同盟”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基础上，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宣告建立，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部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在这部巨著中，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表达观点：一是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私有制本质是阶级对立及对人的剥削;二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是通过“暴力”来达到胜利的目的。就此，《宣言》作为科学的理论武器与国际工人运动有机结合，拉开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现实斗争”的帷幕。1871年，被马克思称作“‘共产主义理论的一个有力证明”的巴黎公社，尽管仅仅存在72天，但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与实践。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现实斗争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却进一步推动并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综上所述，新时代的“伟大斗争”既是对《宣言》揭示的历史性阶级斗争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现实要求。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这场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斗争，更是《宣言》所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在中国的当代转化。

二、“伟大工程”：《共产党宣言》揭示的现代社会发展根本命题在当代中国的转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们毕生致力于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批判与重构的重大探索。这其中既蕴涵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蕴涵着对新的现代社会建构的双重意蕴和维度。在他们看来，理论探索的方式根本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并试图探求一条共产主义新社会（建构新的现代社会）的可能路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社会发展建设（即现代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的思想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只是这项系统工程众多关键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视野中的“伟大工程”则是建构“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伟大工程”。那么，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及其自身建设与建构新的现代社会究竟是何关系？《宣言》中关于现代社会发展根本命题在中国如何实现创新性转化？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厘清理路，探究“伟大工程”转化的发展逻辑。

（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及自身建设为建构“新的现代社会”提供了前提条件

《宣言》揭示了政党的根本属性是阶级性，并从根本上规定了一个政党的基因。列宁同志指出：“要想了解政党的真正作用，不要看它的招牌，而要看它的阶级性质和每个国家的历史条件。”[5]这表明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之间具有本质性区别。《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人类共同利益和诉求的工人阶级政党。认为，要想取得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只有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实现并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6]。只有这样的政党，才具有推翻剥削制度社会、构建新的现代社会的斗争勇气和革命精神。这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历史使命，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样，无产阶级政党在建构新的社会这项伟大工程中地位和作用也至关重要。首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认为，共产党在理论探索方面和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发挥着最坚决的推动作用。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作为无产阶级事业的领导核心，其本身也决定了它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而奋斗。当然，无产阶级政党取得并掌握革命领导权是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这也清楚地阐明了坚持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变革中过渡阶段团结和带领无产阶级群众巩固政权、建设新的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必然要求。其次，加强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是关系到未来现代社会革命和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党的建设问题始终处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地位。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历史明证，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必然之举，其中，注重党的建设工作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制胜法宝。二是与以往经典作家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当下所要面对的紧迫而严峻的问题是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即管党治党的问题。作为一个成立近百年，拥有9000多万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党，党的建设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新时代“治国理政工程”建设的突出性、关键性、聚焦点，特别是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不及时加以解决的话，就会重蹈苏共垮台的覆辙。所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四个自我”的革命精神来促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尤为重要。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及其政党自身建设，特别是推进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建设，对于推进建构新的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设想的“伟大工程”在当代中国实现创新性转化的演变与发展

在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未来理想社会建构的宏阔视野中，诸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有关“党的建设”等问题在《宣言》中都有所阐述。客观而言，列宁作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袖，他的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学说的理论成果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借鉴价值。相比较而言，《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其贡献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就对“党的建设”与“现代社会系统工程”二者关系的论述分析，还仅仅是把“党的建设”问题作为“现代社会系统工程”的比较重要元素之一来看待和定位，并没有将“党的建设”问题上升到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的高度来认识，在这一点上还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诚然，这也是与所处历史时期局限实际相符合的。对此，邓小平同志曾阐述过他的有关认识前人的观点，他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7]那么，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自身发展实际的现代社会发展之路，历史性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互动演进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宏观系统工程”的创新性转化。首先，由设想的“建构现代社会的伟大工程”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程”。其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宏观系统工程”进一步具体化为“治国理政的伟大工程”。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党在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同时，又与时俱进地抓住“宏观系统工程”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要素聚焦于“党的建设”，并适时的鲜明定位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而将“党的建设”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应该说，“伟大工程”在当代中国的不断发展演进，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集体智慧凝结的成果，反映了我们党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越来越成熟和坚定而有力，彰显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黨的执政规律和自身发展认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四个伟大”思想。对于“四个伟大”之间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四个伟大”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指明“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4]16-17这表明了“四个伟大”思想也是一个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的理论，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新方略。

同时，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是对《宣言》中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实现的保证和延展，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保障。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其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宗旨，始终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3]1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从历史使命这一点来认识和理解，与《宣言》中的“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和“实现全人类解放”[8]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原因之二在于，中国共产党一贯注重党组织自身建设这个传家宝。关于对“党的建设”问题的认识及相关阐述，早在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9]，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先河。接着，我们党经历了整风运动，进一步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锻造了一个坚定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原因之三在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统揽“四个伟大”的保障。历史已经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严峻挑战，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所以说，新时代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关于现代社会建设思想（即现代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的再思考、再认识，是对现代社会与未来发展根本命题及解决这些根本命题具体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对《宣言》揭示的现代社会发展根本命题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转化。

三、“伟大事业”：《共产党宣言》揭示的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在当代中国的推进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任何一项“大事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样，在笔者看来，共产主义是美好的愿景，更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伟大事业。在这项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作为最富有革命性、最富有斗争精神、最具有坚定力量的社会阶级，承载着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重任。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宣言》中寻找到答案。

（一）《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宣言》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共产主义建设者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问题，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完成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就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光辉思想。此后，又针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系统、全面的研究和论证。特别是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伟大事业”就是实现全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

有关如何实现“伟大事业”的阶级基础问题，笔者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分别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社会主义者代表着“上流社会”意志，共产主义者则代表着“工人阶级”意志。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项“伟大事业”依靠的根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只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带领工人阶级在这项“根本改造、重构现代社会”的运动中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再者，在《宣言》中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有效途径是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除此之外，革命斗争的方式还必须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0]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重要条件。因此说，《宣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也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新境界

对于《宣言》中“伟大事业”的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赋予其不同的时代意蕴。应该说，“伟大事业”一直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见证着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从苦难走向辉煌的恢宏奋斗历程。

回顾过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又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完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而又深刻的“伟大社会变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和借鉴。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洞察国际风云、紧扣时代主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和精准把握，创新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经过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等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探索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愈加迸发出强大的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向全世界证明，170多年前《宣言》所阐发的伟大思想“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3]17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新的具有挑战性和风险性的事物，也是一项没有任何可套用和依托的样式来拷贝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注定是一项布满荆棘、不进则退的人类社会发展探索之路。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植根于中国大地、创造性探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开创社会主义实践新道路、新模式以及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局。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道路选择、理论升华、制度完善、文化创新等方面取得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凝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共同构成当代中国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发展阶段。从1516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作《乌托邦》问世，到东欧剧变发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發展，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在曲折中艰难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秉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最新范式，成为一项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壮丽的“伟大事业”。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以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为中国人民谋求利益和福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为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积累宝贵经验。

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成功实践，是符合中国人民意愿、适合社会发展进步潮流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项伟大创造和开拓，是《宣言》的“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之举，更是《宣言》揭示的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推进。

四、“伟大梦想”：《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人类解放理想在当代中国的阶段性实现

古今中外，人们从未停止过对美好社会、美好未来的构想与追求。《宣言》的问世，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伟大梦想，它所展望的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目的是为了让全人类获得解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为人类求解放”也是毕生致力的伟大追求和伟大梦想。毕生倾心执着奋斗所追求的伟大梦想，来源于“为人类求解放”这一简单而正确的选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赞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立场及其观点，并精辟地概括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及《宣言》中“人类解放”思想所带给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伟大梦想”的科学指引作用。

（一）“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主题

纵观马克思一生思想理论研究的主题和主线，“为人类求解放”是他始终未变的中心思想和中心主线。从早在中学时期确立的“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崇高理想，到《德法年鉴》时期提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别;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关于人类解放理论”的核心思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实现解放是现实的个人所进行的遵循历史规律的活动，再到《宣言》中阐明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运动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解放的未来图景是共产主义，解放的目标和归宿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等。可以看出，对“为人类求解放”的探究始终都是马克思一生理论研究的主题。

同样，对有关“人类解放”命题的本质认识也是逐步臻于成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后续著作中，他们比较系统地探讨和论述了有关“人类解放”过程中诸多要素以及有效现实路径。他们因为意识到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高度契合，从而打开了一条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之路。此后，又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论证了人的解放是现实的而非观念上的解放，进而提升了对人的解放的认识高度和认识视野。1848年对人类解放理想的认识臻于成熟，《宣言》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资产阶级灭亡与无产阶级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科学地论证了人类解放的必然性及通往人类解放理想有效路径的实证性和可操作性，开创了人类解放的制度创制。由此可知，为我们描绘和畅想的“伟大梦想”是人类解放的梦想，同时，这个“伟大梦想”是立足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基础之上得以具象化呈现的。

（二）《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伟大梦想”在当代中国的阶段性实现

《宣言》中清晰而明确地表明了“人类解放的梦想”，而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那么，这两个“伟大梦想”之间存在何种逻辑关系？一言以蔽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是《宣言》阐述的“人类解放的理想”在当代中国的阶段性实现及当代表达。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梦”，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灾难深重，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在探寻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从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国梦”到曾左李的“洋务自强梦”，从康梁的“改良梦”到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梦”，这些运动都没能改变积贫积弱、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现状，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的使命和重任。经过百年的持续探索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新飞跃。从历史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过程中分别完成或即将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任务，即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逐渐成为现实。

由此可见，《宣言》中关于人类解放的论证，正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被一步步明证、凝练和升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提出的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梦想”在21世纪当代中国的具象化表现和阶段性实现。

结语

总而言之，《宣言》阐明了共产主义的真谛，它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和普遍真理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赋予了中国共产党诸多宝贵精神财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 《宣言》指明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社会发展理论，创造性地将“四个伟大”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纲领与行动指南，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纲领与政治号召，成为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方略。而新时代“四个伟大”与《宣言》本质上的内在逻辑关联，进一步映现出《宣言》思想对21世纪的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同样，新时代“四个伟大”思想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智慧的光芒，蕴涵着唯物史觀和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智慧和理论光芒，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形成的时代逻辑、实践逻辑、现实逻辑，反映和体现了《宣言》思想的精髓，并在持续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被赋予鲜活元素，特别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以不断创新发展及当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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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