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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主要制胜因素

2020-07-23马绥锋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20年7期
关键词:制胜因素

[摘要]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这一战略转移,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作出的伟大决策。其主要制胜因素:一是统一思想,坚守陕北,政治上处于主动;二是正确的领导和集体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三是灵活运用多种战略战术,有效牵制敌人;四是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是制胜的根本基础;五是独特的地理环境,提供了安全屏障。

[关键词]转战陕北;制胜因素;领导决策;群众基础

[作者简介]马绥锋(1982-),男,榆林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传统文化、陕甘宁边区历史教学与研究。

[课题]本课题为2019年榆林市社科类立项项目,负责人:马宏(原陕西省榆林农业学校校长)编号:2019030510。

[中图分类号] D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07-0011-03

1947年3月,国民党对解放區的全面进攻失败后,改为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当时,国民党胡宗南等部25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而陕北的解放军只有2万多人,众寡悬殊,在此情况下,党中央机关决定主动撤出延安。3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依依不舍地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

“1947年3月18日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2000余里,途经陕北12个县,驻留过38个村庄,(其中榆林33个,延安5个,时间最短的仅几个小时,最长的达4个月。)完成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①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是在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战斗意志,有力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那么,党中央转战陕北由被动到主动,是哪些主要因素让转战陕北取得最终的胜利?本文试加以析之。

一、统一思想,坚守陕北,政治上处于主动

转战陕北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高瞻远瞩之后而作出的伟大决策。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明确表示他和中共中央不过黄河,留在陕北。面对众人的劝阻,他举出两个理由:“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其二,我不能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两万多,敌我力量比例是十比一。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的多,敌我力量对比不那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压力。”②

相反,只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留在陕北,即便蒋介石攻占了延安,也是一场华而不实的胜利。后来,胡宗南部队常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四处扑空,疲惫不堪,屡遭打击,损失惨重。正应了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转战初期,好多部队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不理解放弃延安的战略意义,曾一度在干部、战士的思想中引起一些混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开导军队干部:“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展,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③

可见,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战略,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之举。第一,准确把握了政治主动权。撤离延安,将使中国共产党得到国内百姓、“第二条战线”、“中间势力”、国际社会等力量道义上的支持。第二,明确了战争的核心因素。保存了实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第三,制定了具体的战术。将敌人分而歼之,再进行反攻。这样,撤离延安成为一种主动的战略抉择,让陕北百姓和广大战士认识到撤离的真正目的在于取得战略转移的最终胜利,也为转战陕北成功实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正确的领导和集体决策,为转战陕北战略部署提供了有力保障

转战陕北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在每一个重要关头,及时做出科学的决策和判断,实施了正确的战略部署、战术指导。为解放军在战场上实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

当坚守延安,需要付出惨重代价时,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说服大家主动放弃延安。不仅避免重大伤亡,也为之后的战争赢得主动,创造了战机。

面对转战陕北初期的严峻形势,1947年3月29日晚,中共中央果断在清涧县枣林则沟召开会议,正式讨论中共中央是否留在陕北的问题,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者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④本次会议的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在紧要关头的大智大勇。后来党中央在青阳岔会议上形成的“三委分工”机制,为转战陕北乃至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陕北战场处于劣势,解放区尚未完全打破敌人重点进攻的时候,中共中央在靖边小河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精心设计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原突破”的十二字方针。让刘邓大军大胆跃进,出奇制胜,一举将战线推向国统区,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中国革命由此走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1947年12月,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著名报告,这份纲领性文件为党领导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策略上做了充分的准备,使党在各方面的政策和策略全面走上正轨,从而为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军事上,灵活运用多种战略战术,有效牵制敌人

转战陕北,实乃转而战之。毛泽东曾指示:“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上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我们这次打仗,就是要采取“蘑菇”战术。靠你们磨心,牵敌人、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沟里团团转。陕北山高林密路少,你们牵着敌人去爬吧!把敌人磨的疲劳了,饿饭了,就寻找机会消灭它。”⑤

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野战军领导人在战争实践中,创造性地发挥了毛泽东的“蘑菇”战术,在牵着敌人在黄土高坡上武装大游行的同时,把集中强大之敌,变为分散好打之敌,把肥的拖瘦,把瘦的拖死。首战青化砭,二战羊马河,三战蟠龙镇,三战三捷,歼灭敌人14000多人,极大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很快稳定了陕北战局。

四、拥有广泛的民众支持,是制胜的根本基础

转战陕北前,中共中央在陕北坚守了12年,陕甘宁边区党组织健全,群众基础良好。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本上一路平安,与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息息相关。

首先,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封锁消息,防止敌特渗透。中共中央在转战过程中,为了安全起见,领导人都用了化名。毛泽东化名为李得胜,周恩来化名为胡必成,任弼时化名为史林,中央机关也先后使用不同的番号。但是这些障眼法根本瞒不过群众的眼睛。据阎长林回忆,当时老百姓虽然不知道这支队伍是中央机关,但均认为这不是一支普通队伍。并总结出这支部队的“六多”特点,即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多(电台报务员),手电多,驮骡多。可见老百姓心里是透亮的,但没有一个人向战士们打听,更不会有通敌分子。王家湾的薛老汉被刘戡抓走之后,遭毒打折磨,却不肯透露中央机关的去向。就在敌人费尽心机寻找党中央和毛泽东踪迹的时候,毛泽东等在靖边王家湾(今属安塞)停留了56天,在小河村停留了46天,⑥直到1948年3月23日,从容东渡黄河,离开陕北,一路都是有惊无险。这充分说明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保卫工作做的相当成功。

其次,良好的群众基础,也是战争取胜的关键。在转战陕北的多次战役中,陕北地方党组织积极活动,动员百姓筹措粮草,赶制军鞋、军服等物资送到前线,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护组、侦查组等各类支前队伍,为主力部队提供了高效的后勤服务。据统计,陕甘宁边区1947年交公粮24.6万石,1948年交公粮29万石,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⑦为了补充西野,边区群众响应号召,踊跃参军,到1948年延安光复前,全边区有1.9万名青壮年参加了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有1.6万地方边团转入主力部队,有1万多参加了游击队。⑧正如彭德怀所说:“没有陕北群众的支持,没有干部战士的前赴后继,2.5万人怎能打败25万强敌呢?”

五、独特的地理环境,提供了安全屏障

陕西延安北部和榆林中南部地區,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这里山峁连绵,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对于善于运用游击战的解放军来说,这里正是与敌人周旋的最好场所。当新四旅干部要求增派部队保护党中央时,毛泽东自信满满地说:“这个你们不用担心,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完全有保障”。⑨

三委分工后,留在陕北的前委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及警卫部队只有800多人。在陕北的山峁沟壑之间,这支小部队很容易隐蔽和转移。况且胡宗南一直认为,中共中央机关的行动,必定要有主力部队的掩护。他万万没有想到,保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只有区区几百人的警卫部队。为了隐蔽,他们往往昼伏夜行,所以即便敌人有飞机侦察也很难发现。

一年零五天的转战路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遇险,却总是逢凶化吉。从安塞——靖边,面对刘堪的4个半旅的追击,险象环生。在天赐湾,毛泽东按兵不动,唱了一出“空城计”,让敌人顺沟过去。这些惊心动魄的传奇事迹,被陕北百姓讲述的颇具神秘色彩。仔细推究,应该与陕北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既是迫于当时形势的无奈选择,更是高瞻远瞩的科学决断。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及时统一思想,坚守陕北,把握政治上的主动权,没有领导人果断正确的领导和集体决策,没有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地理环境。转战陕北将失去成功保障,更谈不上牵动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局。

[注释]

①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版:第2页.

②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二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590页.

③梁星亮,姚文琦.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968-969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版:第178页.

⑤转引自向毛泽东学习.[EB/OL]人民网-中共共产党新闻网(www.cpcnews.cn),2013-12-03.

⑥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路线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5.

⑦⑧房成详,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543.

⑨榆林地区编写组.毛主席转战陕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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