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茹佳 杜冲霄

【摘要】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互作用。文化能深入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从设计到运行的全过程，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也会改变文化。当前，我国文化中存在着理想信念尚未完全内化于心、“四风”问题的文化根基尚未祛除、资本市场文化抬头、制度意识缺位等若干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痼疾。要进一步加强有关理想信念的理论研究、推动领导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进一步健全文艺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使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文化  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9.009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阐明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擘画了将我国制度優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路线图。要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规划落到实处，必须深入研究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因素，其中，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一个国家的文化，是该国历史沉淀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观念、思想、习俗等的总称。它是人们长期实践的产物，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因而能够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将在厘清这些联系的基础上，研究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文化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在联系

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一方面，文化能够深刻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从设计到运行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也能引起文化的改变。

文化能够深刻影响国家治理体系设计者与执行者的思想观念。国家治理体系发挥实际效能，是设计者、执行者与人民群众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文化能够深刻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为，因而能够对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实际效能形成深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1]显而易见，社会意识形态是文化影响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国家治理体系的设计和运行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国家治理体系的重大变革也以意识形态的变革为先导。而文化作为社会深层次的观念体系，必然在意识形态中得到集中反映，进而使国家治理体系也带上鲜明的文化色彩。此外，文化还通过意识形态对制度执行者和人民群众心理、行为的干预，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实际效能。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不仅能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国家治理，还能通过社会心理影响国家治理。相较于社会意识形态而言，社会心理是不明晰、不系统的社会意识。但是，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更加紧密。人们未必总能以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指导自己的实践，但社会心理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无处不在。文化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十分深刻。比如，“官本位”思想不是我国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甚至还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但它作为封建文化的顽固残留物，能够深刻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因而还会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进而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也会改变文化。其一，文化制度的运行能够影响文化。这种影响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对于规定社会意识性质和内容的文化制度而言，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是直接的，但这种直接影响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作用，直至社会意识领域的变化最终沉淀到文化层面，才能达到改变文化的目的。对于规定文艺作品、文娱活动性质和内容的文化制度而言，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是通过干预文艺作品、文娱活动来实现的，因而是间接的。但是，不能因这种影响的间接性而忽视其重要性，因为文艺作品、文娱活动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十分深刻。其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其他制度也会对文化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制度的运行和改变总会对社会意识产生影响，进而引起文化的变革。比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改变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改变，而随着这些意识形态的变化逐渐深入人心，文化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三，国家治理体系总要依靠公职人员运行，而这些公职人员的思想观念也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影响文化的这一方式并不借助于制度本身，却能够通过“上行下效”的方式深刻影响文化。如果这种影响是消极的，就将抵消文化制度的良性作用，甚至使文化制度沦为一纸空文。

综上所述，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交互作用中不断发展。文化是制度的土壤，没有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再好的制度也发挥不出实际效能;制度又会反作用于文化，良好的制度设计能够移风易俗，制度执行者的思想观念也会对文化产生实际影响。以上分析为进一步研究我国文化中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提供了依据。

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文化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大的生命力。然而，相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言，我国文化仍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尚未完全内化于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打破许多利益的藩篱，展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2]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战胜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但是，对于当前我国社会而言，理想信念缺失问题仍很严重，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尚未完全内化于心，为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文化氛围还不够浓厚。因此，理想信念凝心聚力的效应尚未凸显，全社会尚未形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这不仅不利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有可能带来种种风险和挑战，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二，“四风”问题的文化根基尚未祛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仅直接损害国家治理能力，还伤害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信任。不解决“四风”问题，任何制度都不能真正得到人民拥护，也就不能有效运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也就不可能完成。目前，纠正“四风”初见成效，但“四风”的根基尚未祛除，因为全社会尚未形成自觉抵制“四风”的文化：一方面，一些领导干部尚没有形成自觉抵制“四风”的思想观念，只是不敢触碰红线;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群众不敢主动与“四风”作斗争，甚至对与“四风”相关的“特权”有羡慕心理。这些不良文化是“四风”滋生的温床，从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障碍。

其三，资本市场文化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了不利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走向成熟、稳固，人们逐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使得资本市场文化逐渐抬头。[3]资本市场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如果任其向经济活动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蔓延，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对于国家治理领域而言就是如此。如果权力也可以交易，甚至沦为牟利的工具，那么国家治理的目标就无从实现。其实，不少贪污腐败的案件背后都有资本力量的参与，这正与党员干部受到資本市场文化的侵蚀有关。如果放任资本市场文化向国家治理领域继续渗透，那么在国家权力遭到亵渎的同时，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治理的严肃性也会产生怀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其四，制度意识尚未沉淀为文化观念。制度意识是国家治理体系产生实际效能的必要前提。然而，在我国社会，制度意识尚未深入人心：一方面，公职人员不按制度办事、领导干部钻制度空子的情况尚未绝迹;另一方面，部分群众迷信裙带关系，不敬重规则、不遵循制度。此外，制度意识缺位还是“四风”问题乃至腐败问题的温床。要想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真正落到实处，必须直面制度意识缺位这一现实文化问题，在全社会形成维护制度、捍卫制度的文化氛围。

总之，我国文化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将严重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制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不扫除这些文化层面的障碍，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动文化建设，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几点举措

文化是沉淀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因此，如果想真正解决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问题，就要力求走深走实。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既要讲清相关重大理论问题，做到以理服人，又要从小处着手，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有关理想信念的理论研究。要想让理想信念真正走入人的内心，沉淀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从而化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力量，首先要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必须下大气力阐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涵，研究如何树立这些理想信念，并厘清它们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真理才能征服人心。缺乏扎实理论基础的宣传容易流于表面，无法真正祛除文化层面的痼疾，甚至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相反，如果能彻底讲清楚上述理论问题，并灵活生动地加以宣传，那么，就能营造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文化氛围，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第二，领导干部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正如前文所述，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言行，对文化的模塑作用十分显著，并且，“四风”问题、制度意识缺位问题也与领导干部的言行息息相关。因此，解决文化问题，应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与宣传工作并重的原则。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没有那么容易践行，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也对这些理念到底能不能实现持怀疑态度。如果领导干部能够带头践行这些理念，那么群众的疑虑也就会涣然冰释，践行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的文化氛围也就容易形成。当然，这并不是要将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放在聚光灯下考量，而是强调领导干部身体力行的重要意义。

第三，要进一步健全文艺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文艺作品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十分深入、广泛，因此，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对于文化建设而言十分关键。对文艺创作的引导、监管与文艺创作生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立关系，文艺创作者的积极性也不能与想通过文艺市场牟利的资本的“积极性”划等号。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既能保证文艺创作方向正确，又能激发文艺创作者积极性的文艺生产创作体制机制。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加强对心理学、美学、文艺原理等文艺创作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并在大量调查研究和试验探索的基础上审慎制定政策。此外，还要对文艺市场中已经出现的问题及时纠偏，并向人民群众做好解释说明工作，确保文艺市场真正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

总之，文化虽然看似无形，却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问题不容忽视，但是，只要根据文化本身的特性及其与国家治理的内在联系寻找解决办法，就一定能让文化更好地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国家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KDB013）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9年11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05/c_1125195786.htm。

[2]《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6年10月21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021/c64094-28798445.html。

[3]陈培永：《中国改革大逻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6页。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