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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重要意义的政治学分析

2016-12-22林志友孙炳炎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政治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政治认同

林志友 孙炳炎

摘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渐次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牢公民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的政治公信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勾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未来图景。

关键词:“四个全面”;政治认同;国家治理现代化;政治发展;公信力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渐次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形成后,国内学界立即形成了研究热潮,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基本内涵、逻辑关系、哲学基础和重大意义进行了充分的学术探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也引起了土耳其的尤科赛尔·戈迈兹、印度尼西亚的乌玛尔·朱沃诺、英国的罗思义、德国的克里斯坦·德瑞格尔等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研究视角尚需拓展,比如从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视域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因此,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政治学的视角来深入解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的重要意义。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牢公民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表明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一种无可回避的基本活动方式。人作为天生的“政治人”,身处一定的政治体系之中,必然会对政治体系在情感上和心理上产生一定的反映。这种反映表现为认可抑或是排斥,而对所处政治体系的认可就是政治认同。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政治认同被界定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这种现象就是政治认同”。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治认同源于人们需求的满足。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把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此基础上,我国有学者提出政治认同也是有层次的,其逻辑顺序应该是:“从利益认同到制度认同再到价值认同,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逻辑的起点,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关键,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笔者对此持同样的看法,认同主体的利益实现程度是其对国家政治系统认同的基础。在我国,政治认同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认同的客体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系统。就一般意义上而言,民众对党的政治统治的认同度始终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满足程度成正比关系。这也符合人性的一般特征,正如康德所言:“人,一般说来,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任何政党或政府要实现稳固的政治统治,都必须最大程度地实现好、维护好民众的利益。民众只有从现存政治体系中获得一定的利益,才会在此基础上对该政治体系产生制度和价值认同。可见,检验民众政治认同的基础性指标是利益认同,而这一认同与权力主体的政治绩效密切相关。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绩效就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先进、社会和谐、生态良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一方面,通过市场经济手段使得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为民众的政治认同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剧烈转型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困境。其诱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会弱化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绩效认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们并没有公平地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最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前五位中,贫富分化问题关注度首次升至第一位,关注率达到38.6%”。二是民众对权力主体执政绩效的期望值在不断提高。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性需求得到满足后,发展性需求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要求政府在教育平等、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有更大的作为。如果权力主体不能及时满足公众的这方面需求,同样会对政治认同造成不利影响。三是转型期部分被边缘化的群体心理失衡,产生负面的社会情绪,也对公民政治认同造成冲击。

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剧烈转型期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党和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制定、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都是围绕着解决这些发展中形成的问题而展开的。1997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针对我国实现的小康社会存在着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的状况,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又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使我们的战略目标更加明确,时间更加具体,针对性更加明显。概而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为了满足十几亿中国人民各方面的需求而提出的。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这一目标的实现将能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多元化、多样性的需求,无论从利益认同层面,还是从制度认同以及价值认同层面,都打牢了公民政治认同的社会基础。

二、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将会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理论和实践领域的聚焦点,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由注重物质层面现代化向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现代化并重阶段,“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将政治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对于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发展而言,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任何国家都会经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遵循同一模式,而会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态势,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不例外。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跨越转型。中国社会制度的跨越式发展,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的跨越式转型,长期的传统社会所形成的非现代化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使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渐进发展,而必须走跨越转型之路。二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和政府,治理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而市场经济时代的国家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治理路径是多向度的。三是非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但也伴随着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行业发展不平衡现象,这种非均衡发展格局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会导致社会的裂变,这是中国国家治理必须应对的。

以历史的、世界的视野看,国家治理经历了由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发展过程,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国国家治理也不可避免地要融入这一历史进程之中。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转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独特的中国意涵”。美国学者亨廷顿通过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导致不稳定。”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将中国推向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发展轨道,快速转型过程中所造成的阶层分化、发展失衡、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手段单一等问题,都可能导致政治、经济、社会的不稳定,都是重构国家治理体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组织在不断成长,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在不断提高,传统国家治理模式与国家和社会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这些矛盾的解决绝非是某一方面和某一领域的改革可以完成的,需要各个方面的改革相互协调与配合。习近平指出:“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要做出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直接原因。

“管理与治理两者存在很多差异,主要体现在权威主体、权力运行向度以及两者作用范围不同。”管理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的运行方式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运行;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除了国家和政府,还有三个方面的来源:一是盈利性的市场主体(如公司、企业等),二是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如NGO、NPO等),三是个体公民。治理的运行方式是多向度的网络状运行。

表面上看,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关涉到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事实上,它也与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党建体制、生态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相比物质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其外在表现形式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手段文明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技术现代化”。当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构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共治模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国家治理机制”。

由此看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

三、全面依法治国助推中国政治发展

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对民主和法治的追求始终贯穿其中。对民主的追求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但并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推翻了专制制度,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对于法治的追求,“我国经历了‘君主立宪、‘国民立宪、‘民主立宪和‘依法治国四个重要时期,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以后,法治建设加速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这一目标。在此基础上,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专题形式研究部署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重大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法治建设,这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政治考量。

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看,对法治的追求也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一。因为,民主是近代以来人们的基本价值追求,而实行民主政治,意味着反对专制主义,意味着以法律和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权力所有者的权力行使,来保障公共权利属于广大民众,这是法治的最根本逻辑。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过:“我将选择一个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作为我的祖国”,“凡是按法律治理的国家,不论它的政府是什么形式的政府,我都称它为‘共和国,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按公众的利益来治理国家,公共的事物才受到重视”。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力,防止法律被滥用和践踏,孟德斯鸠提出建立分权与制衡的政治制度的思想,他认为:自由“只在那样的国家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此,只有法律和制度才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最有效的利器。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虽然发端于欧洲,但后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这说明法治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政治发展史业已表明,“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进入20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如亨廷顿、阿尔蒙德、艾森斯塔特、派伊等)从政治发展规律的角度阐释法治的价值及其要求。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是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保持政治稳定和实现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关键是政治制度化,而政治制度化必然以法制为保障。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通常会出现利益分化、部分公职人员贪腐、政府效率降低、法律权威下降等问题。在亨廷顿看来,解决这一问题之道在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推进政治发展,“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社会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集聚化和多样化。……而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政治发展主要意味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在政治制度建立起之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主要通过制度改革和法治建设来实现,就此而言,法治发展状况与政治发展状况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直接体现了该国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水平。它集中反映了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合理化程度、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合理化程度、权力运作的合理化程度以及政治权威产生的合理化程度。”

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而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无疑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其作用表现在:一是有助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和法制化;二是有助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三是有利于公民对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四是有助于公民权益的有效保障;五是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四、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的政治公信力

近年来,执政党公信力问题之所以成为国内学界讨论的焦点,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践所带来的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政治多极化的曲折发展所带来的世情新变化,对于执政党建设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一般意义上看,对执政党政治公信力问题的认识必须置于政党政治的框架中,因为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民主政治形式。“所谓政党政治,就是社会公共权力由政党执掌并且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形态,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表现形式。”

既然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那么,公众对于执政党的政治信任就至关重要,甚至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因为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党的这些作用已为人们所公认: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最根本的前提是必须与公众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进而言之,执政党要在公众之间享有政治公信力。这种公信力是指执政党“所享有的公众信任度,是党获得人民群众自觉认同、自愿服从、衷心拥护的能力”。一个缺乏民众信任的政党如果失去了公信力,就失去了执政的根基,其执政地位很难维持长久。

概而言之,政治公信力对于执政党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增强执政合法性,从基本内涵上看,执政合法性与政治公信力是一致的;二是有助于维护执政党的良好形象,凝聚和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三是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执政党有公信力就意味着政党和政府具有权威性,意味着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能力就越强。

影响执政党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看,可以划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是指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公信力的影响,诸如各种外部社会思潮的影响。内部因素主要是指国情和党情自身的变化对公信力造成的影响。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政治公信力就是指“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信任程度”,或者是指“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行为为公众信任和认可的能力,反映了民众对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自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不断获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事实上,这种公信力无论对于党还是对于人民群众,都同等重要。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才有执政的根基;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也只有赋予中国共产党以充分的政治信任,才能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满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文化多元化、经济市场化、发展非均衡化,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各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凸显、人民群众社会需求层次的提高、公共权力运作失范、党的自身建设状况等问题的存在,都给党的政治公信力带来挑战。在以上诸因素中,公共权力运作失范和党的自身建设状况,是影响党的公信力的两个最重要因素。

首先,从公共权力运作看,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公共权力非公共使用的问题,表现为公共权力使用不公开透明、没有按照既定的法律和制度去规范用权、用公权谋取私利等。“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必然会损害公共权力系统的公信力”,“一旦政治功能私人化,也就是说政治功能只为私利服务,统治权利就将受到质疑”。近年来,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极大地削弱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对党的公信力造成巨大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从历史上看,苏共垮台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苏共逐渐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致。“公共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苏共党内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的出现磨灭了人民对党的信任,使苏共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状况看,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这也对中国共产党公信力造成一些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一是部分党员干部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较大,理想信念动摇,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二是部分党员干部丧失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拜金主义、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败坏了党的形象,损害了党的威信;三是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量薄弱,未能有效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四是制度建设滞后,权力缺乏监督,导致决策非民主化、非科学化;五是存在政治不诚信现象,未能有效兑现对公众的承诺。

全面从严治党是提升党的政治公信力的治本之策,是新时期的治党纲领。关于党的纲领的重要性,恩格斯早就有过论述,他认为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由此观之,人民群众是根据我们党的治党之纲和治党之策来确定对党的认可与信任程度。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意味着治党要“全面”,要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等方面抓党建,解决精神缺‘钙、组织涣散、作风不良、贪污腐败、制度滞后等问题,增强民众对党的信任感。其次,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治党要“严”,从严就是要以最严格的纪律和最严肃的态度,来规范和矫治党员干部的行为,树立党的良好形象。最后,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治党要“实”,这个“实”就是要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效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制定了正风肃纪的“八项规定”、全党范围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等,都很好地落到了实处,赢得了民众的信任。

当下,全面从严治党已经成为党的建设新常态,它针对的是公众最为关注的、反映最为强烈的现实问题,以民众的信任度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效果的衡量标准,这对提升党的政治公信力,维护执政合法性,维护良好的政治生态,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校:文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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