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是一种再现的文本，是生产意义的重要工具，它对报道对象的形象塑造和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冠肺炎的暴发与传播的过程中，媒体承担了再现疾病及其暴发地族群的重要角色。本丈从刻板印象、媒介框架、符号分析等几个角度，分析此次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新闻报道过程中他者化倾向产生的机制和表现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关键词】他者化;刻板印象;媒介框架;意义建构

疫情来袭，震荡日久。截止到目前，全球205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超180余万例，累计死亡超10万例，一场全球性灾难已在眼前。在新冠病毒肺炎的暴发与传播的过程中，媒体扮演了再现疾病及其暴发地族群的重要角色[1]。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未有定论，爆发地溯源的工作依然在进行。但是与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的报道一样，西方媒体对流行疾病的再现往往是对发展中国家打上“原罪论”的烙印，因为此次疫情最先在中国武汉暴发，媒体使用“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等污名化的措辞，甚至有人兜售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的阴谋论，有学者指出在新冠肺炎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将疾病暴发族群或者群体“种族化”或者“群体化”已呈现出新种族主义的表征，刻意污名化、夸大宣传地制造“他者”，从而将他们从正常的族群中隔离出。

“他者”和“自我”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在20世纪以前，由于殖民扩张，西方国家凭借其在硬实力上的先发优势，形成了许多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世界的认知。西方人为地将文化主权国家主客二分，视自己为权力主体，将东方他者化，并以主体的“优越性”和“支配性”为据点，强迫“他者”接受其价值观，这实际上潜藏着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2]同时，“他者化”不仅指身份、认同的问题，更是一个形象塑造的问题。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观点认为，他者是实现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重要因素，它通过帮助或强制主体接受一种世界观来确定其位置，并赋予主体意义。

一、刻板印象制造出“他者”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疫症的抗争史，而每当疾病传播的危险逼近，“仇外”与种族主义思潮就会蔓延。从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到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肆虐，伴随病毒传播的不仅有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疾病，也有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偏见。

据意大利（新闻报》2月12日报道，两名旅居意大利都灵的华人青年，在自家附近无端遭到当地人群殴，被骂“你们身上有病毒，必须离开这里！”《欧洲时报）3月6日报道，中国留学生被困公交车被恶意对待，华商收到威胁信……在国内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污名与歧视紧密相连，它以病之名对他人进行标签化、符号化，为区别对待甚至歧视他人获得合理、科学与文明的符号资本。

霍礼德等人把“他者”解构为“刻板印象”、偏见等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刻板印象也称“定型化效应”，实际上就是以高度简单化和概括化的符号对指称对象所作的分类和“一律化判断”。“许多刻板印象都是由大众媒介带来的”，这几乎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创造并维护了刻板印象，而人们通过新闻获知并形成对报道对象的刻板印象。很多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主流媒体边缘化并且建构了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形象，以合理化西方国家的种族优越感[3]。究其根源，各国媒体对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冲突的国家的报道常常带有偏见，并互相影响，互构出危机四伏的“他者”。

翻看美国的公共卫生发展史，美国长期保持奴隶制，同时也有大量的移民。因此，卫生和清洁概念里面的种族主义一直特别突出。比如，黑人被想象为不讲卫生，中餐是肮脏的。在这次疫情当中，传统观念又浮出水面，“中餐”“吃蝙蝠”“肮脏”“传染”等概念简单组合就迅速有了大t的信众，而且在各种主流媒体大肆宣传武汉“封城”是“反人权”的，方舱医院是“集中营”等，这表现的是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主義积累，也在媒介呈现中制造出区别于自身的“他者”。

二、新闻生产中的无意识“他者”

1月27日，正当中国政府和人民全力应对新冠肺炎战“役”时，丹麦的（日德兰邮报》却刊载辱华漫画：中国国旗的五星被P成了冠状病毒颗粒。1月30日，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家》在发表《武汉病毒是否会成为流行病？》报道中，不仅在标题上方印上了“中国制造”的字样，而且还用一张中国国旗式样的口罩遮盖地球的图片配图。

欧文·戈夫曼的框架理论阐释了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基准，是人或团体、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模式。它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则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在大众媒介的视域内，媒介的框架就是进行选择的标准，是筛选、组织、生产、发布新闻的过程[4]。换句话说，从筛选报道素材、新闻话语表达，再到新闻编辑、分发传播整个新闻生产过程都始终贯穿着“他者化”的形象再现，这体现了该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塔奇曼更直言不讳地说“新闻是制造的，不是发现的”。社会制度和集体及识及对群体形象的建构在他者化的呈现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者化”的形象建构属于新闻生产对社会现实进行制造和例行化、简化的结果。

从西方媒体将新冠病毒与中国关联，到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后，各国媒体仍旧采用“武汉肺炎”“中国病毒”污名中国，带有刻意将疾病隐喻政治化甚至制造歧视的意涵。“COVID-19=武汉=中国=中国人=华人=亚洲人”的反应链条，带来的是对所有亚洲人的偏见与歧视。以地名与疾病联姻是污名化“他者”最直接和便利的手段。乔姆斯基曾说：“主流媒体不但会主动设置议程呈现符合主体预期的他者，并将不断调整以期使其与政府的要求和使用标准保持一致，同时也会全盘接受政府的种种预先安排”。

美国的主流媒体跟美国政府在对外问题上，尤其是反华问题上是高度统一的。从一开头他们便定调说是中国各种不卫生饮食习惯产生了病毒，而中国政府又采取了不人道的封锁手段等。跟着就是集中关注所谓“黑幕”和吹哨人，意图按照切尔诺贝利式的模板来写中国的故事，那就是因为政府不民主透明，压制舆论，所以导致疫情失控，并自信地表达了“民主”国家对抗疫情要更有效的结论。而随着当下疫情在全球的多点暴发，西方自大、反华的情绪加之传统的种族主义，极大地提高了其控制疫情的难度。

三、迷思塑造的“他者”

在新冠肺炎的报道中，《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人》一文拉开了中美两国互相驱逐记者的序幕。其实当下对“东亚病夫”的理解与甲午战败后严复的“中国者，固病夫也”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亚洲的病人”一词无论如何都会让人从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对一个身体衰弱、精神萎靡的群体想象。“东亚病夫”是百年来中华民族内化的伤疤，外部文化的任何符号借用都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此次《华尔街日报》“用词不当”，但是该文的编辑却认为“亚洲的病人”是一个常用词汇，其理由是“病人”一词在欧洲多国之间也经常互相描述。因此，西方媒体以文化误解的方式合理化了自己的行为。这个解释恰恰反映了西方媒体在描述中国问题时对中国文化的陌生与隔阂。

索绪尔把符号区分为“能指”与“所指”两种要紊，法国符号学理论大师罗兰·巴特把符号意义区别为明示义和隐含义，即真实的具体指涉和符号或符号系统传递出来的文化价值和信念。他还在这两者之外针对媒体引出了迷思这一概念，“所有的文化都有迷思”。这也从符号学的角度给我们启示，即新闻报道中的他者化事实上可以被看作是他者符号化的过程，这种符号化的过程就是强调他者群体的边缘性、与主体的差异性和刻意塑造先进对落后同化的过程。这种符号迷思一旦渗透进社会文化环境中，其就成为“隐匿了相关政治和社會层面的意义”社会的“普遍认同”，也就是媒体编码和受众解读的前提和无意识[5]。

有学者在研究埃博拉疫情的报刊报道时发现，英国有关埃博拉病毒的所有文章都提到了非洲，几乎50%将其与猴子联系起来，另外将其与那里堪忧的公共卫生系统相联系。贫穷、污染、森林环境和部落仪式等归因为埃博拉病毒传播的因素，以埃博拉象征非洲，意味着这类灾难的暴发是“难以避免”“咎由自取”，以象征西方的优越。而其背后深层次的长期殖民对非洲带来的创伤与不公则在报道中故意隐去。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暴发，以吃蝙蝠、戴有病毒的口罩象征中国以及中国人也在同一话语体系内生产着“不可救药”的“中国病人”形象。

客观、公正、中立、平衡被奉为新闻专业主义圭桌，但当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天然沟壑横亘在眼前，“他者”呈现将是媒体呈现中的必然。

参考文献：

[1]纪莉.种族主义的新冠：以病为名——新冠肺炎的全球媒介呈现[J].学术研究，2020.3.

[2]麻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1月.

[3]童兵，潘荣海.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J].媒介文化与研究，2012.2.

[4]倪炎元.再现的政治：解读媒介对“他者”建构的论述分析[J].新闻学研究（第58期）85-111.

[5][英]斯图亚特.霍尔，编.徐亮，陆兴华，译.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简介】闵秀玲，成都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