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日内瓦会议开启中美大使级会谈之先河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隆重开幕，中国政府派出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与会。当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的政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严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和中国代表团接触，但又通过与会的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试探解决在押美国人问题的可行性。

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中美直接接触的机会，便召集会议商定：一是向杜维廉反馈，中美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两国代表团直接接触，寻求解决办法，不必通过第三方；二是对外界发表公开谈话，美国无理扣押我国侨民和留学生，中方愿就被扣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他将这一方案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获得了批准。

在中方公开发表谈话后，杜勒斯同意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代表举行直接会谈。周恩来指定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为中方代表，美方代表是美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从6月5日到21日，双方先后举行4次会谈，就中国留美学生和被押美侨及美国军人的问题进行协商。王炳南建议双方起草一份联合公报，但遭到美方拒绝，会谈没能达成任何协议。

不过，双方都不愿意就此中断彼此直接接触，商定在日内瓦会议闭幕后，两国将继续在日内瓦进行会谈。从1954年9月到1955年7月，中美双方进行不定期领事级会谈17次，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了一条表达各自意见的通道，开启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之先河。

“谈回一位钱学森就是胜利”

1954到1955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4月26日，杜勒斯表示“不排斥”与中国进行谈判，但直到6月中旬才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向周恩来转达进行大使级谈判的愿望。7月15日，周恩来表示同意。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中国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国首席代表是驻捷克大使约翰逊。中方提出了两个会谈议题：一是美国对华经济封锁和禁运；二是举行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会谈。美方提了三个议题：一是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军人员；二是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三是偿还美国在大陆的外交财产。双方分歧很大，但为了使会谈先启动起来，双方达成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存在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中国政府为了表达诚意，宣布将释放11名美国间谍。中方下了一手先手棋，约翰逊只得表达谢意。接着，双方提出了各自的遣侨名单，王炳南提的名单中，钱学森的名字赫然在列。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成为世界顶级火箭专家。1950年，钱学森就开始争取回国。但美方百般阻挠，美海军部次长金布尔口出狂言：“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他在五角大楼负责喷气中心的研究计划，无论到哪里，他都顶5个师用！”

在王炳南提出交涉后，约翰逊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王炳南将一封信出示给约翰逊，那是周恩来转给王炳南的钱学森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信件。王炳南据此严正指出：“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钱学森博士在6月份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铁证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8月4日，钱学森收到美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9月7日，他偕夫人蒋英及女儿回国。

钱学森回国后，为中国导弹研发作出了不世贡献，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周恩来感慨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别的不说，谈回一位钱学森就是胜利！”经过第一階段的会谈，中美双方达成一个承认双方公民享有返回各自国家的权利的协议。

会谈缓解了台湾海峡危机

1955年9月19日，中美大使级会谈转入第二议程，谈判议题聚焦台湾问题。10月8日，王炳南向约翰逊提出，中美两国应该用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建议举行两国外长会谈来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遭到美方拒绝。11月10日，在会谈中，约翰逊坚持在台湾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力”。王炳南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美国在自己的领土内行使这一权力，中国是不能反对的；但假设中国占领了旧金山，然后又声称是自卫，美国能同意吗？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多次交锋，基本没有进展。

1957年12月12日，约翰逊在会谈中奉命宣布，他将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由他的副手马丁参赞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也奉命指出：“这样做很不严肃。中美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位参赞，不能代表大使。”这样，中美大使级会谈因美国企图降格而中断。

1958年，美蒋在台湾海峡不断制造紧张局势，8月23日，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爆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8月底，王炳南接到特急电报飞回北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炳南在会上汇报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还解答了关于解决台海危机的一些问题。会议决定，制定一个中美会谈的新方案。

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警告美国若要挑起战争将要负责全部后果；同时倡议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美国当天即作出反应，欢迎这个倡议。

王炳南出发前，毛泽东找他谈话，嘱咐他谈判要多动脑子，谦虚谨慎，对美国人说话时不要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要多用劝说的语气。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美方代表驻波兰大使比姆要求中国在台湾地区立即停火。中方通过炮击与和谈两手准备，挫败了美国要求“停火”的计划，又摸清了美国的意图，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避免了台海危机升级。

1962年5月，王炳南回国休假，周恩来把他请到家里谈台海局势。几天后，又命令王炳南停止休假马上返回华沙，周恩来指出：“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要看美国的态度，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冒险。”

王炳南赶回华沙后，6月23日，中美会谈以非正式方式进行。王炳南向新任美方代表卡伯特指出，蒋介石一旦向中国大陆挑起战争，绝不可能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而美国必须对蒋的军事冒险和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

卡伯特允诺立即向美国政府报告，并表示：“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会面结束时卡伯特又强调：“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3天后，卡伯特正式表态，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王炳南立即将美国的态度报告北京，周恩来夸赞王炳南说：“炳南同志，你这回可立了大功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也彻底泡汤。

中美关系逐步走向缓和

王炳南同美国大使谈了9年，会谈达120次，1964年4月他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新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代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世界，使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双方代表，在心理上产生了微妙的变化。11月25日，中美举行第123次会谈。王国权向美方提出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声明草案。对此，美方代表只是低头反复翻阅中方提供的文件，被动地说：“我将向我国政府转达贵方的文件。”在历次会谈中，美方代表执意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贵国政府”这种正常称谓，而使用“红色中国”“北京政权”“贵方”等字眼。对此，王国权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对美方无视中国尊严的称谓表示抗议。中方明显占了上风，使馆的助手们都很高兴，王国权说：“中国有了原子弹，我们做外交工作的腰杆就硬多了！”

在举行第128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时，美方代表换成了格罗诺斯基。他表示：我方希望建立美中更广泛的联系，建议实现记者、医生、科学家互访。王国权按国内的指示表态，台湾问题未解決，其他问题免谈。1966年3月，中美双方举行了第129次会谈。格罗诺斯基抢先发言：“我荣幸地通知大使先生，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这是美方代表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称谓。这表明，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即释放出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当时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中断两年。尼克松对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作出指示：“告诉他们，我愿意举行会谈是很认真的，我们应当改善关系。”12月3日，斯托赛尔参加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当他发现中国驻波兰使馆二秘后，立即告知尼克松总统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立即向国内报告。12月9日，国内电示：代办可与美大使会见。斯托赛尔建议恢复中美华沙会谈。中国表示同意。

1970年1月20日，中美第135次会谈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双方代表转达了两国领导人关于进行高级别直接接触、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

2月20日，在中美第136次会谈中，美方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美国虽有协防台湾的义务，但这并不妨碍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达成任何和平解决方案”，并表示将逐步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存在。中方重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立场，强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最后这一点，为后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铺平了道路。

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双方确定今后通过巴黎进行秘密联系。至此，中美大使级会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最终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