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

摘    要： 我国传统蒙书是中华古典文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在我国古代蒙学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文化得以绵延相承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见证。本文梳理了我国传统蒙书的发展脉络及代表书目，分析、总结了我国传统蒙书的编排特色，促进现代教育对传统蒙书的重视和借鉴。

关键词： 传统蒙书    发展源流    特色

1.引言

“蒙”最早见于《易经》之《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1]（135）。《易经》之《序》卦云：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2]（390）。蒙学是我国古代对儿童进行早期启蒙教育的总称，通过对儿童进行文化知识、道德修养、言行举止、行为习惯等多方面的初步教育，以启发儿童智慧，洗涤蒙昧无知，陶冶品德情操，修养身心正道，达到使儿童身心健康发育、成长的目的。

我国传统蒙书是我国古代专为蒙学幼童进行启蒙教育而编写或编选的读本，也称为“蒙养书”或“小儿书”，现代将其统称为“童蒙读物”或“童蒙教材”。蒙书的施教对象主要是五六岁的学龄前儿童和十五六岁初进学的少年，以“蒙以养正”的教育理念，陶冶其人格，启发其智慧，奠定其立身处世的基础[3]（140-152）。

我国传统蒙书数量众多，据张志公的《蒙学书目稿》统计，我国蒙学教材有580种之多，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初稿）》更进一步增补了大量书目，收书达1300余种之多[4]（34）。我国传统蒙书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当时所知的天地名物、文史知识、成语典故、雅词俗语和名言警句，对儿童进行全方位的智慧启蒙，满足儿童的学习需求;我国传统蒙书语言通俗，句式整齐简洁，且多用韵语，诵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富有音乐美感，便于幼儿记忆学习，符合儿童的心智发育水平[3]（140-152）。

我国传统蒙书始于商周，终于近代，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中华古典文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在我国古代蒙学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文化得以绵延相承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见证。

2.我国传统蒙书的發展源流

2.1我国传统蒙书的萌芽期——先秦两汉时期。

我国传统蒙书起源很早，发轫于殷商两周时期的字书。早在夏商周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识字教育，但为上层统治阶级垄断。至先秦两汉时期，识字教育开始进入学制并逐渐扩散至平民阶层，字书的编撰随之兴起，涌现出了一批有史记载的著名书目。总之，先秦两汉时期的蒙书主要是以识字教育为目的字书，形式比较单一，内容较为简单。

2.1.1先秦时期的蒙书及代表作

《史籀篇》是我国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的蒙书，现已亡佚，可在后代字书中觅得些许痕迹。《汉书·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5]。该书史传为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籀所作，字体为大篆，全书收字2000余字。

2.1.2秦汉时期的蒙书及代表作

至秦一统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为了统一文字，强化思想专制，史传秦始皇命李斯、赵高、胡毋敬三人编著了小篆字体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并以文字典范的形式向全国推行小篆，以促进文字统一。

至秦灭汉兴，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稳定和发展，识字教育成为重要的文化风尚，汉代字书迅猛发展起来，许多著名的文字蒙书都在这一时期相继成书，并对后世蒙书的编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由《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合编而成的《仓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李长的《元尚篇》、杨雄的《训篆篇》、贾鲂的《滂喜篇》、蔡邕的《劝学篇》、史游的《急救篇》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汉代蒙书大多现已亡佚，但是史游编撰的《急救篇》却幸运地留存于世。该书是汉代最重要的文字蒙书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字书，在蒙学史上影响很大，直至唐代，《急救篇》仍是最流行的文字蒙书。

2.2我国传统蒙书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

2.2.1魏晋南北朝的蒙书及代表作

这一时期的蒙书在继承前代蒙书的基础上有了长足发展，开始积极创作关于道德教育、知识教育、常识教育等方面的蒙书，进一步拓展了蒙书的编撰形式和教育内容。代表性书目如束皙的《发蒙记》、顾恺之的《启蒙记》、周兴嗣的《千字文》、马仁寿的《开蒙要训》等。

《千字文》作为我国“三、百、千”蒙书体系中的一环，是我国流传范围最广、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蒙书之一。该书由南梁朝散骑侍郎周兴嗣编撰，选字偏重于实用和日常，内容涵盖广泛，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社会常识和基础知识。由于书中所录的1000字遴选自王羲之的书法，因此最初被称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

2.2.2隋唐五代的蒙书及代表作

总体来看，隋唐五代时期蒙书的创作数量不多，但编撰质量颇为精良。蒙书的表现形式较前代更丰富，在传统文字蒙书之外开始编撰对策、家训、诗歌、故事等类蒙书;蒙书的教育内容较前代更广泛，开始创作培养思想品德、普及基础知识等方面的蒙书;此外，这一时期的识字类蒙书较前代有了进一步发展。

无名氏的《兔园策府》是典型的故事类蒙书，汇集了古今名人事迹和历史典故，以对偶文句分类编排。无名氏的《太公家教》是典型的家训蒙书，自唐至明都很流行，以四字一句、二句一韵的体例编排而成。胡曾的《咏史诗》是典型的诗歌类蒙书，共收有150首七言绝句，每首诗歌均以地名为题，评咏名人事迹;李翰的《蒙求》是中唐至北宋最流行的识字类蒙书之一，共收字约2400余，以四言韵文、上下对偶的体例编排而成，每句浓缩一个历史掌故。

2.3我国传统蒙书的繁荣期——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的蒙书进入了空前发展的繁荣时期。数量上，蒙书创作推陈出新、层出不穷;形式上，形成了“三、百、千”的蒙书基本体系;质量上，许多学者、大家都投入蒙书编撰中，创作了许多在蒙学史上极有影响的蒙书著作，并且特别偏重于品德教育类蒙书的编撰。

2.3.1宋代的蒙书及代表作

宋代蒙书主要有王应麟的《三字经》、吕束中的《童蒙训》、朱熹的《童蒙须知》和《小学书》、刘克庄的《千家诗》、无名氏的《百家姓》等。其中，成书于南宋末年的《对相识字》是世界上最早的看图识字蒙书。该书以图文对照的形式编排而成，具有突出的直观性，符合孩童的认知心理，在降低儿童识字难度的同时，激发蒙童的学习兴趣，提高蒙童的注意力、观察力和记忆力，对后世乃至今天文字蒙书的编撰仍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6]（93-98）。

2.3.2元代的蒙书及代表作

元代蒙书的编撰风格总体上沿袭了宋代蒙书的特点和传统，比较偏重于儿童品德教育类蒙书的编撰，创作了一批对后世蒙学很有影响的蒙书著作。如许衡的《小学大义》、熊大年的《养正群书》、郭居敬的《二十四孝》、虞韶的《日记故事》等。

2.4我国传统蒙书的成熟期——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王朝的发展顶峰，也是逐渐衰落时期。明清之际，我国传统蒙书的数量已经蔚为可观，编撰形式已十分成熟，并在继承前代蒙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更加纵深化的发展，创作了大量高质量的蒙书。

2.4.1明代的蒙书及代表作

著名的《龙文鞭影》和《幼学琼林》先后成书于这一时期，是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知识性蒙书，在我国传统蒙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影响。

《龙文鞭影》由明国子监祭酒萧良友编撰，原名《蒙养故事》，后由杨臣铮增补并更名为《龙文鞭影》。该书广泛汲取了前代蒙书的编撰内容，汇聚了众多历史人物典故和神话、小说、笔记，是一部集自然知识、历史典故于一体的骈文读物，对《幼学琼林》具有重要的催生作用，在我国蒙学史上影响很大。

2.4.2清代的蒙书及代表作

清代是我国封建王朝的末期，学风偏于考证保守，蒙书整体以汇成前代蒙书为主，但也有影响至深的蒙书代表著作。如李毓秀的《弟子规》、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周希陶的《增广贤文》、蘅塘居士的《唐诗三百首》等。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由清人李毓秀编撰，全书均以三言韵语编排，共360句、1080字。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儒家的孝悌仁爱，内容涉及生活起居、衣服纽冠、行为仪止、道德品性、处世之道等，以启蒙养正的理念教育儿童远邪小、走正道，在我国传统蒙书中具有重要地位。

3.我国传统蒙书的编排特点

3.1内容丰富，功能实用，满足儿童的学习需求。

我国传统蒙书不仅仅是儿童的识字教材，更包含社科、自然等多方面的常识内容和基础知识。我国蒙书的编写目的是启发儿童智慧，培育儿童品德，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为儿童的未来成长打下良好根基。因此，传统蒙书具有突出的功能实用性，内容几乎涵盖当时社会所有的基础知识和生活常识，以满足儿童的学习需求，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提高儿童的学习效率。

例如《急救篇》在2000余字的短短篇幅中汇集了100余个姓氏、400余种器物名称、100余种动植物名称、70余种药材名称、60余种人体器官名称，并且涵盖了职官、天文、地理、政治、法律等多方面的基礎知识。《三字经》的内容包含了数目、四时、五行、六谷、六畜等基本名物及“小学”“四书”“六经”等基本文化常识，并且专门讲述了历史朝代的更迭秩序。《幼学琼林》的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人物、典章制度、人伦日用、饮食起居、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

3.2语言平实，字量适中，符合儿童的认知水平。

为了便于儿童学习和理解，我国传统蒙书的语言一般较为平实，甚至比较口语化。例如《龙文鞭影》以历史人物典故、神话传说等方式对儿童进行深入浅出的启蒙，使儿童在简单平实的语言故事中受到教育，潜移默化地帮助儿童树立简朴的价值观，培养儿童的远大人生志向。

我国传统蒙书的篇幅一般较为简短，选字以常用字为主，少收生僻字，收字的字数比较适中，多为2000余字，且注重识写分流，偏重识字，并不特别要求低龄儿童写字、练字，符合儿童的身体发育和认知水平。例如《急救篇》约2144字，《三字经》约1145余字，《百家姓》则568余字，《千字文》1000字，《文字蒙求》约2000字。

3.3句式整齐，押韵对偶，便于幼儿诵读记忆。

我国传统蒙书的文句一般比较简短，句子多为三言、四言、五言等，很少用长句，偶有长句也是短句和长句交错使用。如《三字经》《弟子规》为三字一句，《千字文》《太公家教》《蒙求》是四字一句，《五言鉴》《神童诗》是五字一句。

我国传统蒙书喜用对偶句式。如《千字文》全文1000字，共250句，以2句为1组，分为125组，其中对偶句式就达85组之多，或以2句1组为对，或以4句2组为对，行文雅致齐整、流畅通达，诵读回环反复、韵律有致。

我国传统蒙书还充分利用汉语的平、上、去、入四声调特点，喜用押韵，或逐句押韵，或隔句押韵，诵读起来音节朗朗、抑扬顿挫、平仄相替，极富音乐美感。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均通篇用韵，符合儿童的心理特征和语言习惯，便于儿童诵读识记。

3.4体裁兼备，种类繁多，利于儿童全面启蒙。

我国传统蒙书的体裁兼备、形式丰富，大致可分为问答体（如《兔园策府》）、散文体（如《日记故事》）、韵文体（如《千字文》）等。其中韵文体又分为诗体（如《千家诗》）、歌诀体（如《三字经》）、杂言体（如《急救篇》）等，散文体有书抄式（如《孔子备问书》）、类聚式（如《幼学琼林》）等。

我国传统蒙书的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识字教育类，如《急救篇》《三字经》等;伦理道德类，如《太公家教》《二十四孝》等;历史教育类，如《蒙求》《龙文鞭影》等;诗歌启蒙类，如《千家诗》《神童诗》等;基本常识类，如《名物蒙求》《四言便读》等;综合教育类，如《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

4.结语

2017年初，中央两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启蒙教育、基础教育等国民教育各领域[7]（16-25）。

中华传统蒙书是我国重要的文化经典，囊括我国古代的天地名物、文史知识、成语典故、雅词俗语和名言警句，在我国蒙学历史上发挥了普及文化知识、培育思想品德、培养行为习惯的积极教育功用。我国传统蒙书发展历史跨越2000余年，直至近代新式学制的兴起才被逐渐取代，但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对现代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高亨.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宋祚胤.周易注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1.

[3]姚兰.纵向传承：论传统蒙书与现代儿童华文教材[J].海外华文教育，2014（02）.

[4]周元庆.中心语文教材概论[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5]班固.汉书：艺文志[M].颜师古，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

[6]周媛.中国古代文字蒙书史略、特点及当代启示教材[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7（03）.

[7]徐忆农.中华童蒙读物的源流与传承价值[J].新世纪图书馆，2018（03）.

课题信息：本文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2019年度校级科研基金项目《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蒙书的传承价值及实现途径研究》（课题编号：2019ZDRS1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