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臣璐 苏新连

摘    要： 威廉·华兹华斯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在英国文坛占据重要的地位，其诗学理论和写作风格在他的时代独具一格，并影响了诸多后世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在引入中国后吸引了大批读者，对一些中国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华兹华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之路却十分坎坷，其诗歌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历程中出现了很大的起伏甚至停滞。本文对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华兹华斯的诗歌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分期梳理，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因素等分析，厘清华兹华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之路。

关键词： 华兹华斯    诗歌    翻译    中国

一、华兹华斯生平及其创作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英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诗人的领袖，1843年继同为“湖畔派”诗人的罗伯特·骚塞之后成为英国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十三岁时就已经父母双亡，从此寄住在亲戚家，和兄弟姐妹们分离。由于缺少家庭的温暖，幼年的华兹华斯经常投身于大自然的美景中，在大自然中获得安慰，因此从小就对自然怀有一种热爱和崇敬之情，其诗歌名篇《廷顿寺》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

1787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期间接触到的法国启蒙思想，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华兹华斯去往法国并居住于布卢瓦。华兹华斯对法国大革命怀有极大的热情，在法国居住了两年，其间结识了法国情人并生育了一个女儿。但是当时英法两国的敌对态度，以及法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恐怖事件都对华兹华斯的思想造成了影响，使华兹华斯不免感到迷茫，甚至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怀疑。之后他结识了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两人志同道合，之后都在英國湖区定居，并在此进行诗歌创作，因此与另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骚塞并称为“湖畔派”诗人。1798年，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合作出版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在英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宣告了浪漫主义新诗的诞生。

华兹华斯还在1800年版《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强调了诗歌的特殊功能，该《序言》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重要文献。华兹华斯的诗学理念对当时英国诗歌的创作和阅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华兹华斯的诗歌主题多取材于自己居住、游历和幼年时期依托的大自然，他认为大自然是具有神性的。但是他的诗歌并不只限于歌颂山水，他的诗歌还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他认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泻”，肯定了情感表达在诗歌中的重要性。他还倡导用通俗朴实的语言作为诗歌语言，倡导打破散文和韵文之间的差异，推动诗歌语言逐渐通俗化。与当时统治英国乃至欧洲文坛的推崇理性、平衡、节制、优雅、得体等主张的新古典主义相去甚远。

然而不同于青年时期的才华横溢、追求自然的秉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进入中年以后，华兹华斯的思想开始趋于保守。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早年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含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其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情得以迸发，在1797年至1807年的10年间，华兹华斯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诗作。然而在十九世纪初，经历革命后的法国暴露了缺陷和弊端，使华兹华斯的理想破灭。华兹华斯对政治的热情消减，而专注于山水，他的创作灵感逐渐枯竭，出现了诗歌创作生涯中的反常现象，即“反高潮”，即他在中青年以前就创作出了最好的作品，生涯后期基本没有创作出足以比肩早期的作品。

华兹华斯的诗歌从二十世纪初译入中国，译介之路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虽然在整个过程中译介情况存在明显的历史分期，且有较大的起伏。依据华兹华斯诗歌的特点，其诗歌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接受程度，时代背景的不同使华兹华斯的诗歌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解读。华兹华斯的诗歌不仅是二十世纪英国诗歌在中国译介中的重要部分，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学术界和翻译界对其诗歌创作的评价。

二、二十世纪华兹华斯诗歌的汉语译介

总的来说，根据掌握的资料，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华兹华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的整体情况体现出了多个时期分化，即华兹华斯的诗歌并没有一直稳定均衡地在中国被译介，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相当大的空白。从五四开始，我国二十世纪对华兹华斯诗歌的译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特征明显，分别是：1919年—1949年，1949年—1978年，1978年—2000年。

（一）1919年—1949年

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诗歌翻译并不是一个突然的现象，谈及五四以后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我们必先要了解五四之前的情形。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失败使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受到了一定打击。从这一时间节点开始，西方的精神文化开始逐渐得到关注。对于西方学术译介不再只局限于自然科学方面，西方的文学作品翻译开始慢慢走进人们的视野。1919年之前，中国社会动荡，西方列强之间勾结，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这些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因此在这个时期传入的诗歌不可避免地具有唤醒民智的作用。

1900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文章《慧观》，文章以华兹华斯为例谈论“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中的“善观者”，使华兹华斯这个名字在中国第一次走入读者的视野。1912年正风出版社的世界名诗选集《小夜曲》中收录了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著名英国诗人的译诗。但这一时期华兹华斯的诗歌仅有少量被译介为中文。相比之下，这个时期拜伦、雪莱的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究其原因，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和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支持，契合了当时中国的时代需求和时代特点。

1919年以后，中国的译诗数量整体开始大量增加。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倡导吸收西方文化，阅读西方的文学经典，为英国诗歌的译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传播平台。五四时期对译诗传播目的的侧重点不只在于影响中华民族的思想。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风潮，当时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译外国诗作为一条途径顺应这场文化革新，通过西方诗歌的风格和表达方式影响当时的文学写作，华兹华斯的诗歌主张在这时被引进与接受。1919年胡适在《谈新诗》中谈及华兹华斯从而说明自己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1920年初，田汉在《少年中国》杂志上连载了长文《诗人与劳动问题》，其中对华兹华斯的诗学理论和地位做出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提到了华兹华斯诗学中的“情绪”“自然”“空想”，并把华兹华斯称为“英国十九世纪罗曼主义文学的第一登场人”。华兹华斯的诗歌同时影响了当时新诗的发展，其诗学被创造社、新月派等借鉴并产生共鸣。郭沫若以华兹华斯的《童年回忆中的不朽性》为例谈及儿童文学的特点。徐志摩在1922年翻译了华兹华斯的诗歌《葛露水》（Lucy Gray），并在1923年刊登于《晨报副镌》的文章《天下本无事》中写道“宛茨宛士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反对新文学运动的学衡派也参与了华兹华斯诗歌的译介，但学衡派接受华兹华斯诗歌的原因不同于创造社和新月派。学衡派选择华兹华斯是基于华兹华斯诗歌和中国古诗在“意象”方面具有共通性，并通过翻译华兹华斯的诗歌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第39期《学衡》杂志上，华兹华斯的《露西》组诗中的第二首以《威至威斯佳人处僻地诗》为标题，由贺麟、张萌麟、陈铨、顾谦吉等八人用五言古诗的形式发表了同一首诗的八篇不同译文。八篇译文都将华兹华斯笔下的露西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失偶的“佳人”形象相联系，并且在译文中加入原文没有的“空谷”“兰”“菊”此类在中国古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使译诗更加接近中国古诗的意蕴。

1930年后华兹华斯译诗的数量开始增加。华兹华斯的译诗在期刊上刊登，除此之外华兹华斯的诗歌选集开始出现。1932年建设图书馆出版了张则之、李香谷合译的《英汉合璧：沃兹沃斯诗集》，该译诗集为英汉对照本，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人所译的《沃兹沃斯名诗三篇》，同样是英汉对照，其中包括《夕游》《写景》《飘零女》三首诗。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祈所著的《华茨华斯及其序曲》，该书由四部分组成，除了对长诗《序曲》的翻译和介绍之外，书中还对华兹华斯及其诗歌特点进行了介绍。

尽管1919年至1949年这几十年间，在期刊杂志上出现了不少华兹华斯的诗歌，如“Lucy Gray”这样的名篇被多次翻译，诗集的出现也使人们可以相对全面地认识华兹华斯，但是华兹华斯的大部分作品依然没有被译介，可以说，我们对华兹华斯诗歌的译介仍处于初期阶段，普通读者对华兹华斯的认识具有局限性。这个时期的华兹华斯诗歌，其实更多地影响中国新诗的创造、新文学的发展。华兹华斯的创作主题和创作风格可以说是对当时新古典主义创作范式的反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当时文学走向转型的中国。华兹华兹诗歌注重情感的流露和想象力，主题多描写大自然和下层贫苦人民的生活，语言清新朴素，这些都被当时的学者和作家们所喜爱和借鉴，使华兹华斯诗学与中国的新文学相碰撞，融入新文学的发展浪潮中。

（二）1949年—1978年

经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个时期，中国几乎没有华兹华斯的译作或者译本重版。或者说，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翻译界对华兹华斯诗歌的译介几近于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文艺作品与政治联系紧密。这时的文艺作品强调意识形态性，内容多为歌颂国家、歌颂集体并且带有英雄主义色彩。当时的作品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比美学价值更注重作品的内容和说教意义，作品风格多为现实主义。华兹华斯的作品中强调的大自然的“神性”等，与唯物主义相悖，受苏联学术界的影响，华兹华斯远离世俗、回归自然、崇尚美学的思想被看作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与当时所要求的主流价值观相悖，被当时的社会所舍弃，华兹华斯曾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在这个时期被忽视。

在1949年至1978年之间，关于华兹华斯的译介，可以查找到的资料仅有1961年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刊登的、由曹葆华翻译的《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的序言及附录和1815年版的附录。华兹华斯的序言原文中就充分体现了华兹华斯的诗学理念，该译本的出现对读者直接了解华兹华斯的诗歌特点和诗学主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1949年以来的近三十年，华兹华斯诗歌译介在中国文坛近乎销声匿迹，这无疑是对英国诗歌翻译的一个打击，这一时期对文学美学价值的忽略，影响国内文坛的创作和发展，极大地制约人民大众对外国文学、外国诗歌的了解。

（三）1978年—2000年

改革开放后，新环境为华兹华斯的诗歌译介开启了新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领域开始拨乱反正，外国文学重新走进公众的视野。1978年，杨周瀚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提到要一分为二地评价华兹华斯。此时的中国学术界逐渐开始重新看待曾经被认为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消极”一派的浪漫主义诗人。当時的文学研究者还认为，不应该抹杀和忽视华兹华斯诗歌和诗学在英国诗歌发展历程上的重要意义。同时“华兹华斯诗歌主题描写下层贫苦人民”“华兹华斯的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有相似之处”这样的特点被部分学者所重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期刊上出现了华兹华斯的译诗，如《诗刊》上刊登的顾子欣所译的《孤独的收割者》。同时期出现了一些在期刊上评价和介绍华兹华斯的文章。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学术界在对待华兹华斯的态度上产生了变化，华兹华斯不再被全盘否定，但整体来说，学术界还是以固化的眼光看待华兹华斯，对华兹华斯的研究不够深入，华兹华斯还是没有脱离“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称号，与我国翻译界和学术界对被称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拜伦和雪莱诗歌的关注和推崇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实际上与这些诗人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1984年后，我国期刊上出现了一些客观评价华兹华斯的文章。例如刘彪的《华兹华斯简论》、刘庆璋的《评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付修延的《关于华兹华斯几种评价的思考》，这些文章没有以“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定位看待华兹华斯，而是联系华兹华斯的生平和诗歌特点，客观地分析华兹华斯诗作，强调不能一味地看见其诗歌中消极的一面，华兹华斯的诗中也有积极、值得肯定的部分，并且对华兹华斯对英国诗歌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了肯定。这类文章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客观清晰地重新认识了解华兹华斯，对日后关于华兹华斯的更深层次研究起到了帮助。1986年5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行、顾子欣先生编译的《英国湖畔三诗人诗选》，1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的黄杲炘先生编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使较为完整全面的华兹华斯诗歌集合出现于公众视野，尤其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这个译本是黄杲炘先生根据1977年出版的企鹅丛书系列中的William Wordsworth Poems（《威廉·华兹华斯诗歌》）而整理译得的，书中还附有华兹华斯生平简表，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全面地认识了解华兹华斯及诗歌。除了华兹华斯的个人诗集之外，华兹华斯的诗歌还被收录在其他英国译诗合集中，如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的由王佐良先生主编的《英国诗选》，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屠岸等人所编的《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歌选》。

在这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华兹华斯诗歌的译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杨德豫先生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的《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译林出版社的谢耀文先生编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都对华兹华斯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进一步的补充。同时期已有很多学者深入地研究华兹华斯，内容涉及诗歌中的哲学思想、创作观、自然观，例如李秀莲的《华兹华斯自然诗哲学思想初探》、严忠志的《论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观》等。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空白期后，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思维逐渐的开放，华兹华斯诗歌在中国逐渐被认可、被传播，被重新客观看待，到如今受到更多人的欣赏和借鉴，华兹华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较大的起伏。

三、对华兹华斯诗歌译介情况的思考

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拓性人物，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华兹华斯及其诗歌在中国的知名度在很长时间里远不及同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拜伦和雪莱，这一情形与中国曾经的国情和华兹华斯的诗歌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是密不可分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华兹华斯诗歌独特的风格、写作手法和诗歌中的美学理念并没有得到欣赏和重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仅华兹华斯诗歌，外国文学在国内的翻译与传播也受到了阻碍。同时，在涉及对诗人的评价方面，我国学术界对华兹华斯和拜伦及雪莱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兹华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

译介资料的不足使人民群众对华兹华斯的了解和接受长时期处于被动的状态。五四之后，国人对于外国诗歌的了解多来自当时国内留洋归来的文人学者的译介，这个阶段由于译诗数量不够大，文坛选择的译诗基本决定了读者可选择的读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界对华兹华斯的态度，使普通读者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华兹华斯的诗歌。

时代、政治和科技发展影响着外国文学的传播和译介，影响着文化的交流。在如今這个更开放的社会，华兹华斯的诗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译本，更多的学者开始以客观的角度研究和欣赏他的诗歌。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认识和接触华兹华斯，借助前人的研究和当今丰富的信息量更完整地了解华兹华斯和他的诗歌。

这一百多年来，纵观华兹华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的起起落落，可以窥见外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传播情况一角。华兹华斯既对早期中国文坛产生了影响，又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中国译界的忽视，其中涵盖着时代对文学的选择和要求。时代的进步将使华兹华斯在中国的译介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好地发展，使华兹华斯的诗歌得到进一步解读，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产生新的共鸣。

参考文献：

[1]刘彪.华兹华斯简论[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01）：64-70.

[2]葛桂录.华兹华斯在20世纪中国的接受史[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2）：48-52.

[3]葛桂录.华兹华斯及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1900—1949）[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02）：12-15.

[4]张则之，李香谷，译.沃兹沃斯名诗三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黄杲炘，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