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婧雯 宁如愿 施雨琦

摘 要：“三言二拍”着重于对市井生活的描写，小说中记载了大量明代的风物民俗和社会史料，在解读其中民俗事象的同时亦不能忽略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冯凌二氏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民众的社会心理变化。研究“三言二拍”中的民俗有多方面意义：既有助于明代语言的研究，又利于对小说内容的深入理解。

关键词：“三言二拍”;民俗文化;社会心理;叙写价值

“三言二拍”即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其中，“三言”在收录宋元旧话本内容与明代社会现实、市井生活的基础上，结合戏曲、历史传说、文言笔记等进行创作，被誉为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宝库。“二拍”与“三言”一脉相承，其内容深受“三言”影响，被学界视为最早的“话本创作集”。

“三言二拍”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对明代民俗的叙写，即以明中叶以来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主角，折射他们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民俗的叙写提升了“三言二拍”的文学价值，使其在中国古典小说林中独具特色。

近几十年来，“三言二拍”被纳入文化史的研究范围，有一些学者将它作为材料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但仅仅局限于小角度，例如一个阶级（商人阶级）或一种现象（婚丧嫁娶）等等，对于明代民俗的总结并不周全到位，因此，本文不仅仅是简单的罗列，而是拟从当时的人情世故中剖析民俗背后的社会因素，并以此来突出文学与民俗的密不可分以及世俗小说的价值所在。

一、“三言二拍”中明代民俗的描写

（一）商业民俗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固守“以农为本”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经商则被视为贱业，所以在唐宋传奇和元杂剧中，重点勾勒的都是清官文人形象，寻常小人物大都一笔带过，而位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更是被刻画成“暴发户”“小丑”等审丑对象，如《水浒传》中极不显眼的郑屠、蒋门神就被刻画成欺侮弱小、称霸乡野的恶徒。[1]

而到了“三言二拍”中，商贾小民的生活被作者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中的王生三次经商，虽然每次都惨遭洗劫，但依旧坚持出去做买卖，因为他和婶母杨氏都秉持着“做买卖才是正经”“男子汉应千里经商”的观念。[2]比起名垂千史的选择，养家糊口虽然有小农思想的狭隘，却更为实际，由此看来，经商作为人生的一种生存方式的选择，已经获得社会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从“三言二拍”中传达出的“你若要金银，你可自去经营”的价值观念，便是明代社会商业气息的映射。

出于对财富的渴求，也因为经商具有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商人平时会祭拜各路神仙，或是请人问个吉凶、挑个好日子和做生意的路线。如《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里就写船家在苏州对崔俊臣道：“告官人得知，来此已是家门首了。求官人赏赐些，并买些福物纸钱，赛赛江湖之神。”[2]《金令史美碑酬秀童》中也提到正月初五每家每户都要“烧利市”来祭献五路大神，吃过了利市饭，人们方可出门做买卖。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传统的儒家思想依然渗透于经商生活，“忠孝仁义”在商人身上更多地体现为诚信、公正与仁厚，形成了独特的诚信观与道德观。以《叠居奇程客得助》为例：

美人指金银道：此亦是他物，岂可取为己有？若日前取了些，也无不可，只是非分之物，得了反要生祸……你若要金银，你可自去经营，吾当指点路径，暗暗助你，这便使得。[3]

海神对程宰给予了经商方面的指点：想要达到“发家致富”，还需自己去经营，否则的话，所取得的财产便是“不义之财”，这体现了当时的经商观念：对于财富，应当通过正当的途径自行取得。另外，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以江南当地养蚕风俗为背景，作者通过“讨火”的“出格举动”引出了小手工业者拾金不昧的善举，为其后文遇贵人进而成长为小资本家做铺垫，塑造了一个品行正直、勤劳发家的典型。

（二）女性与婚姻民俗

“三言二拍”中涉及女性的故事相当多，这些女性，或是大家闺秀，或为市井小妇、农村妇女，形象生动鲜活，为我们展示了古代女子的日常生活图景。小说中大家闺秀的形象大都严于律己，恪守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训。在《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女主人公陈玉兰被阮三当街吹奏乐器的悠扬旋律所吸引，但并没有亲自出门一探究竟，而是让随侍婢女到街上打听详情;《王娇鸾百年长恨》中，娇鸾故意遗失罗帕，让侍女问延章要回，即便是一墙之隔也要通过罗帕传情。

此外，除了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一贯延续，“三言二拍”中对女性的刻画还展现了明代女性自我独立意识的崛起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书中女性的生活不仅仅局限于闺房，每逢年节等时间点，也会亲自外出郊游，进行踏青、进香祈福等社交活动。

（三）节日与宗教民俗

“三言二拍”中涉及了许多宗教人物和场所，比如，九子母娘娘、阎浮、造物、摩侯罗、地府等，以及打醋炭、烧利市纸、做功德等宗教习俗。

“三言二拍”中同时蕴含着许多关于节日习俗的描写，这些习俗为我们展示了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众多故事的展开都离不开其节日背景。《警世通言》中，《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写的是中秋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背景为冬至;《钱舍人题诗燕子楼》与《苏知县罗衫再合》都发生于清明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则涵盖了清明节、浴佛节等节日，从元宵赏灯、端午吃粽子到七夕穿針乞巧等，每一章的精彩情节背后，都有民俗节日作为支撑，在或离奇或唯美的背景下，展现着日常生活的民俗趣味。其中，清明节是多数奇闻奇事的发生背景，清明时节人们往往要前往寺庙或是道观，闺中小姐借此机会外出踏青，便为才子佳人故事提供了地点与机遇。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虽然对于自然景观的描绘并不多，但小说抓住了清明时节阴雨霏霏的气候特点，为乘船、借伞的故事做了铺垫，使人物的活动与节日习俗的联系更为紧密。另外，作者并不盲从于传统民俗，而是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民俗。例如《薛录事鱼符证仙》一卷中，冯梦龙在阐述七夕“乞巧穿针”习俗由来后，抒发了一段感慨：“你想那牛郎织女眼巴巴盼了一年，才得相会，又只得三四个时辰，忙忙的叙述想念情悰，还恐说不了，哪有闲工夫又到人间送巧？岂不是个荒唐之说！”[4]因此，在“三言二拍”中，民俗事象不仅仅被作为一种背景和烘托，揉进故事构造中，还被作者不断地改进完善，以增添其自身的艺术魅力。

二、民俗背后动机的探究

从“三言二拍”中丰富的民俗场景可以看出，作者冯梦龙、凌濛初的写作意图，其所处的时代及社会观念对故事建构的影响。

（一）作者创作动机

冯凌二人的创作初衷都在于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创作动机也都含劝诫教化之意。冯梦龙于《醒世恒言序》中有文：“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4]阐述了“三言”的由来，突出强调了通俗易懂的形式对于社会教化的方便之处。凌濛初所处的明中后期颓靡的社会风气和与之相应流行的情色文学使他更加明确“二拍”救时匡弊的目的，正是“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3]

“三言二拍”借世间百态的故事传说，承载了对人间真情的抒发和赞美。作者极重对情感的表现，冯梦龙在《情史·龙子犹序》的开头就表达了自己对“情”的态度：“情史，余志也。”[5]他在作品中也极力描写人间真情，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宣徽院侍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中女主角对真爱的执着追求。作者不光歌颂爱情，同样也重视友情，在《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就借历史故事歌颂了友情的珍贵。在对“情”的描写中，作者突破了世俗的伦理观，倡导自由的情感，也适应了明末时期思想的进步。

（二）社会发展背景

明中叶后期，社会经济经历着大变革和大发展，而政治上由盛转衰，朝野皆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阶级矛盾愈发凸显。此时东南地区的主要城市中，新生的生产方式逐渐成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致使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传统“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不再成为禁锢市民阶层追求财富的道德枷锁，商人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品位随之得到提升。因此，“三言二拍”中的民俗体现出了明后期商业的发展所带来的金钱观的变化，即人们私有财产意识的逐渐增强。同时，虽然当时财富对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依然根植于封建社会的土壤，所以“三言二拍”依旧遵循着传统儒家观念的要求，呈现出一定的保守和教条。当民俗文化与传统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作者往往会给故事续上符合封建传统的结局。

（三）明代社会心理的反映

由于“三言二拍”本身带有与民同乐的目的，且故事大部分取材自民间传说故事，因此其中收录的民俗可以说是民众心理的直接反映。“三言二拍”始终围绕着市民生活的主题，以百姓的思想感情、立场观点建构故事，其中不乏歌颂爱情、讲述婚姻佳话的故事，以及呈现商贾力量的壮大、金钱与势力对社会生活的冲击的情节。同时也着力描写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文络中隐含着市民阶层的道德标准和思想观念，[6]展现出人们对恋爱、婚姻自由的追求以及对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界限、建立真正的精神联系的渴望等等。最突出的则体现在人们对女性身份地位的认知改变，“三言二拍”在对爱情故事的描写中，多次展现出女性在文学中地位的提高：她们不再是任人宰割的被动者，而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封建社会观念的压迫下，能以自己的方式争取自由选择的权利。《卖油郎独占花魁》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篇目都体现了作者及当时社会中的人对于女性的态度转变，趋向于尊重和敬佩，对她们的不平身世则更多持平等的同情、怜惜态度。

三、“三言二拍”的民俗学价值

从“三言二拍”出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明代的民俗语言。大量原生态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俗语、民间歌谣等都可以在“三言二拍”中找寻到，有学者统计，“三言”中，仅民间俗语的运用就多达三百余条，[7]它们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反映着明代民俗。无论是小说中的服饰、器用、建筑、饮食、游艺、故事人物、地理，还是完整保存的方言和称谓，都为研究明代各地的民俗提供了一手资料。

另外，明代白话小说与民俗的紧密结合意味着研究民俗可以更好地理解小说内容和创作倾向。民俗作为小说主人公活动的典型背景，充分烘托了人物的心理，使故事情节发展显得生动流畅，所以我们要强调和重视的是，要真正读懂“三言二拍”，必须对其中的民俗事象进行正确的解读。

参考文献：

[1]张朝丽、张黎明.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看明代民俗的新发展[J].唐山学院学报，2004（1）：54–56.

[2]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1、444.

[3]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54.

[4]冯梦龙.醒世恒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58.

[5]冯梦龙.情史[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1.

[6]周黎莹.“三言二拍”的民俗学价值——以杭州为例[D].浙江工业大学，2009：1–49.

[7]汪玢玲、陶路.俚韵惊尘——三言与民俗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3–14.

（通讯作者：朱婧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