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亚开 杨宁

摘 要：《山河入梦》是格非“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历史的记忆、时代的烙印、人性的明暗、命运的无常以及个体的追寻和迷失在作品中汇聚碰撞，揭开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坎坷处境。作品主人公谭功达在重重迷障下的桃源构想和追寻一步步将其推向了理性的对岸，成为了游离于世俗之外的被排斥、支配和流放的边缘人。文章运用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权力相关理论解读谭功达的疯癫之路并为其疯癫正名。

关键词：谭功达;疯癫;理性;权力

疯癫具有一种不被驯化的桀骜和隐秘的吸引力，它曾被奉为神性的降临、艺术的灵感来源，也被钉于道德的耻辱架上、禁于阴暗的地牢，千疮百孔。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疯癫作为一种文学书写早已获得新的生命，充盈着解冻的血液，叫嚣着它的智慧和力量。其所裹挟于黑暗和恐惧面具之下的知识和魅力得以重见天日。而为长久以来沉默的疯癫者发声、为疯癫正名并照亮其神圣之所在的先驱者非米歇尔·福柯莫属。

从谱系学角度出发，福柯抛弃了有关疯癫的传统认知，将规训权力机制以及生存美学纳入其视野范围，在《疯癫与文明》这一充满叛逆性的著作中探究其源起、追溯其命运在历史潮流中的演变。福柯打破了历史的成见，与长久以来在扎根于社会的秩序和道德观念进行对峙，揭秘了权力、知识和真理的本质以及在这一本质之下疯癫的形成及变化。正如著作名称所表达的，疯癫“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文化的产物”，[1]是遭受权力的禁闭、道德的驱逐和理性的排斥的产物。“在福柯的疯癫史中，理性既非公平的，亦非正义的，它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立场进行排斥的行为。”[1]进入文学书写的疯癫不再凸显人物病理层次的异常表征，而是着墨于那些有悖世俗观念、有违现世体制的思想行为。“凡是作出任何有悖理性和体统的、过分或错误的有意行为”[2]都被看作是疯癫的表现状态。

自从鲁迅开启了疯人的文学想象，疯癫的隐喻逐渐展露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格非的《山河入梦》蕴藏着其深刻的美学追求，也饱含着他作为知识分子所承载的浓厚的家国情怀。它镌刻着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记，是历史和现实碰撞下的花火，是个体和社会搏斗的灰烬，也是自我追寻的一曲哀歌。主人公谭功达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人物。这一人物应时代而生却从未真正被那个时代所接纳。作为梅城县县长，他沉浸于建造一个天下大同的桃源梦境无法自拔。他充满着堂吉诃德式的热情，怀揣着虚无缥缈的梦想，摇摇欲坠地独立于“革命”的风口浪尖，而那些能够审时度势的社会老手清醒而理智地夺取了革命阵地。谭功达的激情使他站在了理性和社会传统的对立面。这是他人生悲剧的起源，但同時也体现了人性在个体抗争中的一点进步。他没有被秩序所驯服，他的“疯癫”在福柯视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无形的精神病院

福柯将权力贯穿于他的一切著作中，在他看来，权力运作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指出，“理性同权力和利益结合起来，它们相互寄生，形影不离，理性充斥着权力素质。疯癫正是权力排斥的结果”。[1]根据传统的理性主义及社会权力机制，一部分人为了自身利益，人为地进行排斥和异化行为，将“非理性”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并将之视为异常。在谭功达所处的时代，自己无疑是那个“非理性的异常者”，他身处一个无形的规训权力机构，一个监狱、精神病院，被监视和排斥着。在这个机构中，钱大钧和白庭禹占据着医生、律师及狱警的地位。虽然最初谭功达的职务在二人之上，但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中，谭功达都是弱者。钱白二人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网络处处制衡着谭功达，他们自己则虎视眈眈地盯着权力制高点。正如高麻子对他说的那样，“光就你身边那几个精明人，你恐怕就对付不了。白庭禹的手伸得太长;你亲自提拔的那一个呢，恐怕也靠不住”。[3]

福柯把权力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行动模式，指的是相互斗争和竞争的行动模式”。[4]钱白等人在对谭功达的行为中透露着权力这一特质。围绕谭功达的几个政府工作人员暗度陈仓，从最初的鞍前马后到工作中的委婉指正，再到后来的反咬一口，步步为营地架空了他的权力。白庭禹为了拉拢谭功达，千方百计地促成他与自己的侄女白小娴的关系。在一次下乡工作中，谭功达得知夏庄的副乡长正是白庭禹的侄子，自己对这项任命却一无所知，而他从愤怒交加、积郁难排到火气顿消，再到过意不去也只经过了一夜的时间。这期间的百转千回透露着些许无奈和作为县长的软弱。对谭功达的一次次排斥行为并非藏踪蹑迹地进行，一场饭局在大年三十热闹的开始，谭功达的二十年战友、被他视为心腹的钱大钧，看似贴心周到却言行中处处野心昭彰的白庭禹，办公室的杨福妹，信访办的老徐等悉数到场，陪着省领导金玉推杯换盏，而此时，谭功达却独自守着冷锅凉灶，望着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真正成了一个孤独异乡人。

在理性和非理性的相遇中，非理性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幼稚状态”、一种“未成年地位”，理性和疯癫处于支配的权力关系，理性“是一个具体的成年人形象，换言之，是一个代表统治和榜样的具体形象”。[2]无论是在精神病院还是在法律之下甚至是在家庭里，疯癫都被视为孩童，处于被安排和管制的境地。工作中谭功达处处受到压制却无从发作，私生活方面也没能逃离。白小娴的父母要看未来女婿，钱白二人领着一帮科室职工给谭功达收拾屋子，钱大钧前后指挥，谭功达没有任何发言权，像个孩子一样吃着他们带来的早餐。可悲的是，能够操控谭功达的不仅是这些被理性武装大脑的政治人物，目不识丁的寡妇张金芳也能将他玩弄于股掌，硬闯入谭家中，和其发生关系，逼迫他结婚，又在其被免职下放后与其离婚。这一系列操作可谓令人啼笑皆非，他对待人事的幼稚行为可见一斑。谭功达除了心中那一点对桃源梦境的追寻还闪耀着倔强的光亮外，他的全部生活似乎都是在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任人操控着。

二、疯癫的流放

乘长途汽车离开梅城到达窦庄镇，在窦庄换船，由水路前往花家舍。谭功达蜷缩在船上的角落里看着河水发呆，望着水上的浮萍，想着自己和母亲的命运由这一湾河水穿越时间的波纹重叠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感慨万千。重叠的不仅是他们一脉相承的桃源情结，也是二人被异化和排斥的孤独旅途。花家舍这座孤岛是谭功达梦想的所在，是触摸到的空中花园，却最终沦为一纸破败。在花家舍，谭功达被安置在坐落于湖心小岛的招待所，母亲传记里的一句话偶然跃入脑海，“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3]从到达这里以来，接连出现的水和岛的意象暗示了谭功达被流放的境遇。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引入了关于“愚人船”的典故，不同于浪漫文学中的载着英雄的船，载着精神错乱者的船曾真实存在过，流浪和驱逐是“愚人船”的意义之所在。谭功达被免职，乘船到花家舍的路程又何尝不是被理性和权力的镇压及流放呢？而驱逐的目的一方面是秩序为了排除异己，巩固自身的统治，确定疯癫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是对疯癫者的一种“治疗”——在水中得到净化，去远方寻找理性。水是世界上至洁至净之物，由于其自身的多价性质而成为一剂绝好的调节良方。另外，水所携带的各种隐喻也不断强化着它的神圣效力。当疯癫被视为一种反传统、反秩序甚至是反道德的疾病时，在水中洗礼，最终得以重返其“纯洁”的状态。花家舍无疑是对疯人进行改造的理想之地。水域成为了最保险的禁闭所，最自由的不毛之地。花家舍所在的小岛风景秀丽，阳光明媚，谭功达却感觉自己“有一种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3]这种恐慌和焦虑在谭功达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充分意识的时候就暗示了他被流放的事实。

三、疯癫的禁闭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论述了权力的运作和渗透模式，阐释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无论是兵营、监狱还是精神病院，权力通过严格的禁闭和监视发挥效用，这种规训系统是整个社会运作模式的缩影，目的是制造温驯的个人。在书中，福柯引入并解读了边沁的“全景敞式建筑”，这种建筑的中心概念是处于中心的瞭望塔可以清楚观察到四周环形建筑每个囚室的状况，而由于光线的原因，囚室内的个体对瞭望塔的情況一无所知，无论瞭望塔内有没有监督者，这种单向的观察和被观察“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

作用”。[5]

福柯曾指出，精神病学实际是一种规训权力。这种权力的实施首先是依据“理性”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划分，对一部分不符合权力利益的群体打上疯癫的烙印。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2]

花家舍正是这样一座打着民主名义，实则是边沁环形监狱概念的改造所。舍员都知晓101这一机构的存在但又无法对其进行描述，正如郭从年书记的身份一样神秘不可捉摸，正是这种不可知强化了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错觉，这恰好印证了边沁提出的“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5]原则。谭功达在读完匿名贺年信后有感“没有人能真正看得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3]无论是101还是郭从年无疑都充当着全景敞式建筑的瞭望塔角色，他们能观看一切但不能被观看。这里，各家各户的房子一模一样，有着明确的编号，正如一个个被划分好的囚室。在一次茶话会上，谭功达猜测在场的哪一位是郭从年，后来发现他并未到会，但“谭功达却隐约感觉到他依然在场：座椅和摆设就像一双无声的眼睛，正在扫视整个会场”。[3]眼睛意味着凝视和观察，这种观察是有效且轻松自如的。这样一种机制使得权力自动发挥效用，它的载体便是被监视者们——花家舍的众成员。小韶在为谭功达介绍花家舍情况的时候曾提到每一个舍员都是监督员。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无论是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这一权力，从而保证这一体制的实施。

这种渗透着规训权力机制的禁闭所“按照工业社会的一般规范制造出机械化的个人”[5]，他们成了标准化的机器人、成了被剥夺了自由灵魂和生命能量的囚徒。谭功达初到小岛就发现了这里的人神情呆板、不苟言笑、目光躲闪，他们无论开会还是劳作都充满着秩序，连动作都整齐划一，他们“一律戴着草帽，手臂上戴着同样的袖套，甚至他们藏在宽宽帽檐下的脸，都是同样的表情”。[3]小韶的被改造无疑说明了花家舍所具备的精神病院属性。天真乐观、充满活力的小韶因她的与众不同以及与谭功达的泛舟经历被送进了“专门的学习班”，出来后的小韶会变成一个“端庄得体”的、与其他舍员一模一样的人，这种结局令人痛惜战栗。郭从年深谙规训权力机制的运作模式，他曾告知谭功达，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人监督自己。和罪犯一样，精神病患在被禁闭和凝视中，不断地受到良心的谴责。以往残酷的肉体的惩罚在人道主义的呼声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残酷的道德训诫和良心的忏悔。正因如此，小韶的哥哥才发了疯，在没有触犯任何法规、没有遭受领导批评的情况下疯掉了。谭功达从最初对花家舍的崇拜渴望到对其了解后的慌乱不安，直至最终决然离去，这是他乌托邦理想的幻灭、桃源梦境的搁浅，同样也是不妥协的继续追寻。

四、结语

疯癫可能是悲剧的，但必定是恣意的、革命的、真诚并充满美学意义的，正如尼采所认为的“只有疯狂中才有天才和智慧，才有——如他们所窃窃私语的——神圣”。[6]谭功达这一被淹没于历史巨浪下的小人物处处散发着笨拙、透露着矛盾，他折射了一种悲观主义的乐观精神、一种积极向上的自我放逐、一种夹杂着自由因素的情绪分裂以及披着孱弱外衣的叛逆和人格力量，他大部分时候是个懦夫，有时也是斗士。其神圣之所在是他承受着作为“失败者”的后果仍保持着一份真情和纯粹，思考并固执地抗争着。正如格非所认为的“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肤浅的，只有失败者肩负着反思的重任”。[7]《山河入梦》是谭功达的荒唐一梦，有些学者将其阐释为反乌托邦作品，但它也是充满民主美好的桃源一梦，谭功达的死亡并不代表斗争的失败，相反，它昭示着一段新征程的开始，这一看似疯癫的思想和近乎无谓的希望源于他的上一代，也必将如星星之火般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汪民安.福柯的界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20、21.

[2]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90、23、2.

[3]格非.山河入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146、292、295、343、340、296.

[4]高宜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5.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226、272.

[6]尼采.朝霞[M].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3.

[7]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J].南方文坛，2012（2）：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