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帅

“殷遗民”一词见于《史记》中“成王既迁殷遗民”[1]97的记载，文献中还有“殷顽民”“殷献民”及“殷遗多士”等称谓，多可归入殷遗民的范畴。 黄树余对广义的“殷遗民”进行了界定：“西周武王灭商之后， 生活在殷商王畿之地的殷遗民和其他地区商部族的人， 以及生活在原商的统治区内，服从商人统治，以商为正统，反对周代商，以殷遗民自居的诸方国之人。”[2]本文讨论的殷遗民并非广义的殷遗民，其范围太过宽泛，《史记·周本纪》记载“维天建殷， 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 不显亦不宾灭”[1]94， 有学者认为此句指周初尚有约360个殷民氏族存在[3]，可见西周初年殷遗民为数众多。 本文讨论的是从考古学上可辨认出的属于殷遗民的遗存，且多为墓葬类遗存。

学界关于殷遗民与周系族群墓葬族属的区分已达成一些共识， 判断典型殷遗民墓的标准主要有下列几个①符合3 个标准之一者皆可判断为殷遗民墓。 设腰坑是典型殷遗民墓的特征，但无腰坑的西周墓也未必不是殷遗民墓，因为晚商时期殷墟也有一定数量的无腰坑殷人墓，如殷墟西区墓地中腰坑墓占48%，且晚商时期高等级殷墓设腰坑的比例较高，而低等级殷墓设腰坑的比例则较低，所以殷遗民墓未必均设有腰坑，中小型殷遗民墓中腰坑比例应较低；同理，随葬陶簋的墓葬一定为殷遗民墓，但未见陶簋的墓也未必不是殷遗民墓。：

1.随葬商式风格陶器，殷遗民墓随葬陶器种类较丰富，陶器组合主要是鬲、簋、豆、罐，若随葬有陶簋则基本可判定为殷遗民墓[4]。

2.设腰坑，多在腰坑或填土内殉狗，或有其他殉牲，高等级殷遗民墓或有殉人[5]。

3.在高等级殷遗民墓随葬的铜容器中，爵、觯、觚等酒器较多，且铜器铭文中多有日名、族徽，随葬品中鲜见实用性兵器。

此外， 还有适用于某些特定遗址中判断墓葬族属的标准，如种建荣和雷兴山等认为，在周原遗址中随葬同型陶器的西周墓可初步判定为殷遗民墓[6]；冉宏林认为在周原、沣西和琉璃河等遗址中随葬束颈鬲的西周墓的族属很可能是殷遗民[7]。

从已发现的西周墓葬材料来看，某处墓地中全部墓主均属殷遗民的较为少见，而殷遗民墓和周人墓杂处一地的情况则较为常见。 本文选取几处公布材料较完整的西周墓地，分析殷遗民墓与周人墓的几种分布情况。

1.殷墟遗址

在殷墟遗址范围内， 西周墓葬发现数量不多且比较分散，刘家庄北地、孝民屯遗址和小司空南地均发现有殷遗民墓。

1988 年，安阳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发掘了一批殷周墓葬[8]，其中有26 座西周墓葬，简报根据殷代和西周时期墓葬葬俗的差异，认为这26 座西周墓或许应属周人墓。 但是刘家庄北地26 座西周墓中有7 座腰坑墓，其中4 座墓的腰坑内殉狗，另刘家庄北地所出5 件陶簋和7 件陶豆多为商式器物。 从葬俗和随葬陶器来看， 这批西周墓可能并非全为周人墓，其中可能包含殷遗民墓。有学者指出随葬束颈陶鬲的西周墓多设腰坑、殉牲或随葬陶器“偶数同型”， 故随葬束颈陶鬲的西周墓多可判断为殷遗民墓[7]。在殷墟遗址内发现的西周墓葬中，束颈陶鬲多和陶簋同出（图1），如孝民屯遗址M843、M872、M882 和刘家庄北地M79、M81、M104， 由此推测在殷墟遗址的西周墓中，随葬束颈陶鬲者族属多为殷遗民。

刘家庄北地26 座西周墓共出土陶鬲18件，发掘者将其分为A 型（2 件）、B 型（15 件）和C 型，A 型盘形口分档鬲是晚商分档鬲的变体，B 型高直领鬲可归为束颈鬲，分档鬲和束颈鬲均把这批墓葬的族属指向殷遗民。从随葬的陶鬲、陶簋和设腰坑的情况来看，这批西周墓中殷遗民墓应占多数，但因发掘简报中公布材料有限，故不排除其中存在周人墓的可能性。

2003—2004 年， 孝民屯遗址发掘了9 座西周墓葬[9]，墓葬的方向多集中在南北向（15°～28°、180°～205°）， 与该地区晚商墓葬流行的墓向相近。 9 座墓中5 座设腰坑， 设腰坑比例为55.56%。 从随葬陶器组合来看， 多为鬲+簋或鬲+簋+罐，仅有两座随葬单鬲，但M844 随葬陶鬲为束颈鬲， 故M844 很可能也为殷遗民墓。 除位于墓葬区西部边缘的M814 族属不明确外，孝民屯遗址的其他8 座西周墓均属殷遗民墓范畴。 孝民屯遗址内发现西周墓数量较少，但族属较为单一，可能为殷遗民墓聚集区。

2005—2007 年，小司空村南清理了21 座西周中晚期墓葬[10]，其中18 座墓葬随葬有陶器。 这批西周墓的墓向与该地区晚商墓葬墓向相近， 多集中在南北向 （180°～205°、10°～15°、340°～345°）。这21 座墓葬不设腰坑，仅在4 座墓葬填土中发现有殉狗，随葬陶器中不见陶簋。值得注意的是，小司空村南西周墓中11座墓有随葬同型陶器的现象 （包括3 座填土殉狗墓）。若随葬同型陶器这个判断殷遗民墓的标准适用于殷墟遗址，那么18 座陶器墓中12 座墓可判定为殷遗民墓。 但是随葬同型陶器这个判断殷遗民墓的标准是否适用于殷墟遗址尚需论证， 所以只能说小司空村南西周墓中殷遗民墓所占比例尚不确定，但至少有4座殉狗墓可归为殷遗民墓。 小司空村南西周墓地年代集中在西周中晚期， 仍有部分殷遗民墓，殷遗民墓与周人墓交错分布。

从已公布的考古材料来看， 西周时期孝民屯遗址可能为一小型殷遗民墓聚集区；小司空村南21 座西周墓应为殷遗民墓和周人墓交错分布；刘家庄北地26 座西周墓的详细资料尚未公布， 推测其可能也为殷遗民墓和周人墓交错分布。

2.周原遗址

周原遗址发现西周墓葬数量众多， 其中殷遗民墓占一定比重。 下文仅对已发表完整材料的2002 年齐家制玦作坊和2012 年姚家墓地发现的墓葬进行分析， 探讨周人墓和殷遗民墓的分布形态。

图1 孝民屯和刘家庄北地出土的束颈陶鬲和陶簋

2002 年齐家制玦作坊清理墓葬40 座[11]（不包括长方形坑M33），既包含周人墓，又有殷遗民墓。 从设腰坑和随葬陶簋两个标准来看，此40 座墓葬中可确认有18 座为殷遗民墓， 其中M1、M4、M5、M7、M12、M16、M17、M19、M25 和M26 共10 座墓葬既有腰坑又随葬陶簋，M6、M39 和M40 共3 座 墓 仅 有 腰 坑，M3、M11、M27、M30、M38 和M41 共6 座墓仅发现随葬陶簋。 本文依据墓葬设腰坑和随葬陶簋的情况将齐家制玦作坊发现的墓葬分为东西两区（图2），其中东区20 座墓葬，16 座墓均可判断为殷遗民墓，仅有M28、M29、M32 和M34 四座墓不设腰坑且不随葬陶簋； 西区20 座墓中17 座墓为周人墓， 仅有M1、M6 和M40 三座墓为殷遗民墓。从平面图来看，殷遗民墓葬聚集区和周人墓聚集区分据东西，略呈东西对立之势。

周原遗址姚家墓地是一处既包含周人墓，又有殷遗民墓的西周墓地，种建荣依据墓葬集中程度、空白区域和墓向特征等将姚家墓地分为西区、北区和南区三大墓区，其中北区又分Ⅰ区、Ⅱ区，南区也分为Ⅰ区、Ⅱ区。[12]种建荣指出，南Ⅰ区23 座墓葬中有19 座墓具有随葬陶簋、随葬同型陶器、有腰坑和殉牲等特征中一项或几项，可判断为殷遗民墓，南Ⅰ区族属应为殷遗民；南Ⅱ区虽然未经发掘，但该区墓葬形态与周原遗址的殷遗民墓地墓位形态相近， 而异于周系墓地，其族属也应属于殷遗民。若不考虑西区墓葬和北区墓葬的等级差别， 或可将西区和北区并为一区，均属周人墓葬聚集区。从姚家墓地平面图（参见种建荣《周原遗址姚家墓地结构分析》图一）来看，周人墓聚集区和殷遗民墓聚集区分据南北，呈南北对立之势。

2002 年齐家制玦作坊和2012 年姚家墓地发现的墓葬均可分为周人墓聚集区和殷遗民墓聚集区两大区， 或东西分据， 或南北对立， 但实际上周原遗址周人墓和殷遗民墓分布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雷兴山对黄堆墓地的墓葬族属进行分析， 他将黄堆墓地涝池北墓葬分为东西紧密相连的A、B、C 三区， 其中A、C 两区均为周系墓葬，B 区均为殷遗民墓，B 区被A、C 两区夹在中间[13]。

西周时期周原遗址内殷遗民墓多有自己的聚集区， 齐家制玦作坊发现的殷遗民墓和周人墓分据东西； 姚家墓地的周人墓和殷遗民墓呈南北对立； 黄堆墓地涝池北墓葬分区更复杂， 殷遗民墓被东西两侧的周人墓夹在中间。 以上仅是公布材料较为完整的三处墓葬分区的情况， 实际上周原遗址殷遗民墓和周人墓的分布形态可能更复杂。

3.丰镐地区

图2 2002 年齐家制玦作坊墓葬分区图

张礼艳对丰镐地区的1000 余座西周墓葬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沣西A 区393 座墓葬以周人墓葬为主，沣西C 区394 座墓葬则以殷遗民墓葬为主， 而沣西B 区主要为21 座羌人墓葬[14]264。 值得注意的是，沣西A 区中仍有44 座腰坑墓， 且出有陶簋32 件， 可见沣西A区中仍有部分殷遗民墓葬分布。 张礼艳和林森都指出张家坡北区墓地所葬人群不仅包括大量姬姓周人， 还包括26 座东西向墓代表的殷遗民和21 座洞室墓代表的羌人[15]。从林森所制张家坡北区墓地（1983—1986 年）平面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殷遗民墓并没有集中分布在某一区域，而是夹杂在数量众多的周人墓中。

据张礼艳统计，在沣西C 区随葬陶器的组合中，单鬲是主要形式之一，单鬲和鬲＋簋＋罐组合在数量上接近。 笔者依据前述三个标准对属于沣西C 区的几处墓葬的族属进行了分析，发现其并非单纯的殷遗民墓地，可见沣西C 区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周人墓分布。

1955—1957 年， 张家坡和客省庄发现西周墓葬182 座[16]，若以前述三个标准来判断墓葬的族属， 客省庄51 座墓中有18 座可归为殷遗民墓； 张家坡第一地点53 座墓中有24座可归为殷遗民墓；张家坡第四地点47 座墓中有17 座可归为殷遗民墓；张家坡第五地点15 座墓中有8 座可归为殷遗民墓； 张家坡第二、 三地点16 座墓中有12 座可归为殷遗民墓，另4 座或被盗扰，或无典型陶器，故第二、三地点可能为单纯的殷遗民墓区。

1967 年在张家坡村清理西周墓124 座[17]，若以前述三个标准来判断墓葬的族属， 其中60 座墓葬可归为殷遗民墓。 其中M1、M2、M4、M14、M21、M22、M23、M24、M25、M27、M33、M36 和M38 等13 座殷遗民墓与1955—1957年张家坡第二、三地点紧邻，这一区域可能为殷遗民的专属墓区。

1996 年秋， 在张家坡村南抢救性发掘8座西周墓[18]，其中7 座可归为殷遗民墓，余1座被盗扰；1997 年， 马王乳品厂北部清理17座西周墓[18]，其中13 座可归为殷遗民墓，余4座墓或被盗扰，或未出陶器。

从宏观上看， 丰镐地区殷遗民墓和周人墓各有其聚集区，但是从小的层面来看，有少量殷遗民墓混杂于周人墓聚集区，在殷遗民墓聚集区也有一定数量的周人墓。丰镐地区的殷遗民墓与周人墓多应是交错式分布，沣西A 区的墓葬以周人墓为主， 夹杂少量殷遗民墓；在沣西C 区范围内，有几处小范围的区域可能为单纯的殷遗民墓区，如1955—1957 年张家坡第二、三地点附近的西周墓，1997 年马王乳品厂北部西周墓和1996 年张家坡村南西周墓， 但沣西C 区更多的是殷遗民墓和周人墓交错杂处。

4.贾里村遗址

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西周遗址共清理出西周墓葬30 座， 其中包括部分殷遗民墓[19]。贾里村西周墓中， 既设腰坑又随葬陶簋的墓葬 包 括M1、M3、M4、M13、M17 共5 座；M24设腰坑但未见随葬陶器； 随葬陶簋但无腰坑的 墓 有M8、M18、M19、M21、M22、M25、M27、M30、M34 共9 座。 前述15 座墓葬可判断为殷遗民墓。 另外，M6 和M31 虽只随葬单鬲，但均为商式分档鬲， 其墓主很可能也属殷遗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贾里村遗址仅见有4 座西周墓随葬束颈扉棱鬲， 发掘报告中将其分为Ae 型鬲（图3）。 其中M27 器物组合为鬲、簋、罐，属殷遗民墓，M9、M20、M26 亦出Ae 型鬲，M9、M20 随葬陶器为鬲、罐、豆和鬲、罐、盂， 不属于典型周系墓葬，M26 虽仅出单鬲，但其所出鬲与M27 所出鬲较为接近，故笔者推测贾里村遗址随葬Ae 型鬲的四座墓可能均属殷遗民墓。此外，M32 无随葬品但距殷遗民墓聚集区较近，暂归为殷遗民墓，综上共有21 座殷遗民墓。 其余9 座西周墓可归为周人墓，随葬陶器多为单鬲或单鬲单罐，且不设腰坑。 从贾里村西周遗址平面图（图4）来看，9座周人墓均位于殷遗民墓聚集区的外围，在西北部有3 座，东北部有3 座，南部有3 座。从整体来看， 贾里村西周墓主体为殷遗民墓且居中，周人墓则散布于外围。

本文根据殷遗民墓和周人墓的杂处情况，将这些墓地分为三类。

图3 贾里村西周遗址所出Ae 型鬲

图4 贾里村西周遗址平面图

第一类是殷遗民墓和周人墓交错分布，未见明显分区， 如以周人墓为主的张家坡北区墓地散乱地夹杂部分殷遗民墓， 以殷遗民墓为主的沣西C 区中有一定数量的周人墓分布， 殷墟遗址小司空村南的殷遗民墓和周人墓也是交错分布。 张礼艳认为沣西地区的“邦墓” 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应该是超血缘的地域组织[14]266，该类殷遗民墓和周人墓交错分布的墓地对应的可能是超血缘的地域组织。

第二类是殷遗民墓与周人墓有各自的专属墓区， 如齐家制玦作坊的殷遗民墓和周人墓分据东西， 姚家墓地的周人墓和殷遗民墓呈南北二分之势， 黄堆墓地涝池北的殷遗民墓聚集区被东西两侧的周人墓区夹在中间。姚家墓地中殷遗民墓与周人墓处于同一墓地，但有各自的墓区。 种建荣认为姚家墓地对应的社会组织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地域组织，黄堆墓地和齐家制玦作坊对应的社会组织可能和姚家墓地近同。

第三类是殷遗民墓集中分布且占主体地位，如1997 年在马王乳品厂北部发掘的西周墓和2003 年在孝民屯遗址发掘的西周墓的族属为殷遗民， 贾里村西周遗址的殷遗民墓占主体地位且居中，周人墓散布于遗址外围。殷遗民墓占主体的西周墓地（或墓群）目前发现较少，它对应的可能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

笔者将殷遗民墓和周人墓杂处的墓地分为三类， 推测三类墓地所对应的组织可能是超血缘的地域组织、 基于血缘关系的地域组织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 本文仅对殷墟、 周原和丰镐遗址发现的几个墓地进行了分析，琉璃河遗址、鲁故城遗址、前掌大遗址和洛邑等其他遗址中殷遗民墓的材料未涉及，故所得认识可能有一定局限性，供大家深入研究时参考。